就卜宪群先生被控“抄袭”一事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的一封信

影音王

历史所学术委员会
尊敬的各位委员：

本人自1991年7月至1999年9月在历史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工作，与该室卜宪群、谢桂华先生均为同事。

今年六月中旬以来，许多网站相继贴出署名为“史言”的文章，批评卜宪群先生《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一书存在抄袭问题，其中也涉及我的《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收入《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一文（见附件1）。

“史言”究竟是何人？发贴的目的何在？我一概不清楚。然而，经过核对原文，我惊异地发现：卜先生书中的一些内容，确实与我的论文极为相似。

比如我推测：“本为百石小吏”的州刺史从事史得以“超迁”县长吏，是“汉末（尹湾简系西汉成帝时物，此处“汉末”显然是“西汉末”之讹，脱一字）州刺史地位上升的结果”。卜先生也说“从事史能由百石小吏，迁至县令级官职，是西汉后期刺史地位迅速提高的结果。”

我根据《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渔阳□□左骑千人”条，证明“左骑千人官为西汉所设，且不限于西北地区，北部边郡亦有之。”卜先生也说：“据此则至西汉北部边郡已设有左骑千人，非东汉新制。”

我说“郎中骑一职，未见于文献记载”，引《百官公卿表》：“郎中有车、户、骑三将。”又引如淳：“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汉旧仪》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车将主左右车郎，左右户将主左右户郎也。”我据此推测：“其时似应另设骑将主骑郎”。卜先生也说“郎中骑未见文献记载”，并据《百官表》“郎中有车、户、骑三将”条推测：“似应设骑将主管骑郎”。

我怀疑“郎中骑大约就是骑郎的异称”，卜先生也说“郎中骑或即骑郎”。

更令人费解的是：我曾就“左骑千人官”究竟是西汉旧制还是东汉新制的问题，提出与陈梦家先生的观点商榷，卜先生也引述陈先生同一观点并与之商榷。

进一步对照我与卜先生的论著，其内容的雷同，似乎还不限于“史言”帖中列举的事例。

我在《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一文中，列出《东海郡所属县邑侯国长吏籍贯表》、《东海郡所属县邑侯国长吏除补表》两种，卜先生《秦汉官僚制度》第八章“西汉东海郡的个案研究”，则附有《东海郡长吏升迁表》一种（此表不见于卜先生1999年初发表的《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

我的表**设“现职”、“原职”、“除补原由”、“籍贯”四项，卜先生的表中则有“现官”、“故官”、“迁除原因”、“籍贯”四项。

至于我们两人表的内容，除我在“籍贯”一项注明郡（国）、县，卜先生仅标郡（国），以及排列顺序不同之外，其他文字几乎一模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南城丞”的籍贯，原简“巨”下脱一字，我推测为“鹿”字，已补入表中，而卜先生的表中，同样也注明为“巨鹿”；“襄贲丞”的籍贯，整理小组释作“丹杨”，本人制表时误抄为“丹阳”，卜先生也写成了“丹阳”。

总之，我与卜先生在尹湾汉简研究的许多问题上，从考证的过程、结论到许多推测都惊人的相似，我觉得非常可疑。

卜先生似乎与我存在共识，至少他从未公开比较过我们文章或书中的内容。网上辩论的焦点，也集中在时间问题上。人们好像更为关注：我与卜先生的有关论著，究竟谁的发表在前？

6月18日，有署名“右拾遗”的跟帖指出：《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上，已有卜先生《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刊出，提示卜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前，我的文章发表在后。（见附件2）而我6月21日以真实姓名回帖，仅就本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间，作了极为简略的说明（见附件3）。

我当时回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自保而非主动出击。我与另一当事人、北京大学的阎步克先生坚持自保的立场，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利益，也是为了排除本人抄袭的嫌疑。阎步克先生在其《一个声明》中，对此已有明确申说（见附件4），反映了我们共同的想法。（注：笔者日前已就引述《一个声明》一事，征求过阎先生的意见，并获得了他本人的同意。）

我始终认为：尽管“右拾遗”的提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那是否就代表了卜先生本人的立场，还不清楚。只要卜先生本人并不坚持“右拾遗”的主张，不公开否定我研究中的原创性内容，不使我在公众面前丧失应有的著作权益，乃至背负抄袭之嫌，我就不会对此事作出更多的解释。因此，如大家所见，从6月中旬至今，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再作任何说明。甚至在阎步克先生《一个声明》贴出后，我也没有就自己的问题公开讲一句话。数月来，周围的朋友们对我颇有微词，我却依然不改初衷。因为我觉得自己与卜先生毕竟是多年的同事，实在不愿意由我来“证成卜罪”（借用“ronger”6月23日跟帖中的威胁性语言——见附件5）。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卜先生近来在一些公开场合回应网上的批评，竟然重申“右拾遗”的观点，强调他的文章发表在前，我的文章发表在后。这使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对卜先生的说法继续保持沉默，就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误会，甚至使我本人也受到抄袭的指控。卜先生的公开表态，迫使我改变以往的作法，不得不站出来澄清事实。

以下我就有关问题，向历史所学术委员会作一陈述：

1997年3月，我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的特别研讨会上（大庭脩教授主持），发表了题为《关于尹湾汉墓简牍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同年9月30日，日本《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所报》第六十五号刊出我的演讲稿，文中已论及“左骑千人”等问题，我断定此为西汉旧制，并提出与陈梦家先生商榷。

1997年11月，我在东京举行的日本“秦汉史研究会”年会上（尾形勇、杉本宪司教授主持），又作了题为《尹湾汉墓简牍研究》的学术演讲，演讲中提出了州刺史从事史超迁县长吏与州刺史地位上升有关、骑将掌管骑郎或郎中骑、左骑千人为西汉旧制且设于诸边地等观点，而这些正是“史言”帖中列举的我与卜先生近似的内容。我的中文演讲稿，当时已印发与会的各国学者。

同年12月，我在东京举行的日本“简牍研究会”年会上（鹤间和幸、工滕元男教授主持），还作了题为《尹湾汉墓简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再次提到“左骑千人”等问题。

1997年底，我接到当时的研究室主任谢桂华先生的通知，科学出版社准备将“尹湾汉墓简牍整理小组”（成员有裘锡圭、谢桂华、滕昭宗、李均明、刘军、李解民、刘乐贤先生及我本人）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要我提供相关论文。于是，我将《尹湾汉墓简牍研究》演讲稿中的部分内容抽出，写成《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一文，并附有《东海郡所属县邑侯国长吏籍贯表》及《东海郡所属县邑侯国长吏除补表》，在1998年2月回国时，将其打印稿交给了谢桂华先生。

谢桂华先生可以证明：我交稿后不久再次长期出国，到1999年2月《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一书出版之前，我对自己的论文未作任何改动。因此，《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一文的定稿，应该不晚于1998年2月。

另据谢桂华先生回忆，我们提交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一书的稿子，他平时就放在研究室的桌上，对本室的同事并不保密。所以，当时如有其他同事浏览过我的稿子，应该也可以证明我以上的陈述。谢桂华先生又说：由于我当时不在国内，出版社返回的校样，是由本室一位同事替我校对的。然而具体是哪位同事，他已经记不清了。我希望当年帮忙的那位同事，现在也能为我作证。

更重要的是，从1998年初到1999年初，即从我将《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的稿子交给谢桂华先生，到卜先生《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一文在《商丘师专学报》第1期刊出，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国外进行研究，也不曾与商丘师专方面有过接触，并没有机会拜读卜先生的大作。

况且，如前所述，1999年2月发表的《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一文，与我1998年2月交给研究室的打印稿，内容上没有任何变化。这表明1998年2月以后，我并未利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进行过任何修改。

以上说明是否属实，敬请学术委员会核查。我随时愿意配合，并提供相关的证人名单及证据。

在此，本人郑重提请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对以下问题给予裁定：

1．我与卜宪群先生，在以上列举的有关尹湾汉墓简牍研究的各个问题上，从考证的过程、结论到表述的方式（包括与陈梦家先生的商榷）都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些内容，在彼此不相参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各自独立完成？


2．本人《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一文，是否存在抄袭卜宪群先生论著的不正行为？

希望学术委员会将裁定的结果，直接告知我本人。

另外，据传此前历史所已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如学术委员会认同该项鉴定，则本人希望看到鉴定中与我相关的内容，及学术委员会认同的结论。

此致

敬礼  

民族所 陈勇
2004年11月15日

附件1：史言“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第三部分（引自学术批评网）
卜著第八章“西汉东海郡的个案研究”中的第三节“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中的第一“县令长相的迁除途径”，论述大体与陈勇的论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连云港市博物馆与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以下简称“陈文”。）相同或相近，而完全没有提到陈文，更恶劣的是其中有不少段落就是抄自陈文。如：  
　　陈文第83页第1－5行分析“州属吏”时说：  
　　《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载以州刺史从事史迁县长吏者3 人，属豫、杨、青3州，1人迁下邳丞（秩400石），1人迁戚令（秩600石），1人迁襄贲令（秩600石）。严耕望论县长吏除补，尚未言及这一途径。《御览》卷263引应劭《汉官仪》：“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州刺史从事史本为百石小吏，其得以超迁400石至600石之县长吏，大概是汉末州刺史地位上升的结果。  
　　卜书第330第16行-331页第1行：  
　　戚令和襄贲令分别由扬（据简文应做“杨”－－引者）州刺史从事史和青州刺史从事史迁除。关于从事，《汉官仪》云：“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从事史能由百石小吏，迁至县令级官职，是西汉后期刺史地位迅速提高的结果。  
　　为了掩盖抄袭痕迹，卜书作了一番拙劣的增删。首先他删去了陈文《汉官仪》的出处，使这条材料没了来源。其次，在上文删节号处，他增加了《续汉书·百官志》和《汉书·赵广汉传》、《王尊传》等几条材料，卜书引《赵广汉传》：“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但《汉书·赵广汉传》并不支持他的论点。赵广汉并非直接由州刺史从事迁除县长，而是经过了“举茂才”，且“平准令”并非“县令”而是大司农的属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31页）。作者为掩盖抄袭的迹象画蛇添足，反而出现了材料上的硬伤。  
　　陈文第84页第10－13行分析“左骑千人”称：  
　　《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记有以“渔阳□□左骑千人”迁海西令者，《续汉书·郡国志》有“左骑千人”或“千人”官，但仅见于河西四郡。另据《汉旧仪》：“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陈梦家先生说左骑千人官为东汉新制，而此牍证明左骑千人官为西汉所设，且不限于西北地区，北部边郡亦有之。  
　　卜书第331页第2－6行亦讨论“由左骑千人迁除”称：  
　　海西令的故职为渔阳□□左骑千人，左骑千人见于《续汉书·郡国五》，限于河西地区。陈梦家认为，“属国都尉有都尉、侯、千人，另有丞为都尉之副职，此西汉制；东汉制则更有左骑千人官”，据此则至西汉北部边郡已设有左骑千人，非东汉新制。  
　　除了字句略有差异外，卜书的此段论述唯一不同是查了一下陈文漏书的陈梦家观点的出处，并将陈文间接引用改为直接引文，而观点则完全抄袭自陈文。  
　　陈文第81页第22－29行讨论“郎中骑”：  
　　郎中骑一职，未见于文献记载，《百官公卿表》曰：“郎中有车、户、骑三将。”注引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汉旧仪》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车将主左右车郎，左右户将主左右户郎也。”按据此例，其时似应另设骑将主骑郎，而郎中骑大约就是骑郎的异称。此表所见郎中骑2 人，一为东安相，秩300石；一为合乡长，其秩次虽因木牍文字漫漶而不明，但《百官公卿表》及《汉旧仪》均谓县长秩次在300石以上（两书文字有异，因与本题无关，姑置不论），《东海郡吏员簿》（《释文选》题为《郡属县乡吏员定簿》）所记各侯国相秩次，亦皆在300石以上，故合乡长之秩至少应为300石，而郎中骑秩次也应等同甚至高于郎中。  
　　卜书第331页第19－22行“由郎官迁除”则说：  
　　郎中骑未见文献记载，据《百官表》，郎中有“车、户、骑三将”，似应设骑将主管骑郎，郎中骑或即骑郎。郎官根据其秩次的差别出补长相。郎中骑秩次不明，《名籍》中一出补东安相秩三百石；一出补合乡长，秩次不明。  
　　卜书抄自陈文一目了然。而且，卜书为了掩饰抄袭的痕迹而略去了陈文对郎中骑秩次的推断，结果后出的卜书在此处反而不如陈文了。

附件2：“右拾遗”的跟帖（引自往复网）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首先要实事求是。”南郭先生说得好。下面这条资料不知说明什么，请有正义感的君子看看。
秦汉史研究论著目录（1999年）田静
二．论文：
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考述/卜宪群//商丘师专学报1999-1
而《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系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附件3：陈勇的回帖（引自往复网）

本来无意在这个帖子里发言，现在为了避免被人误解为抄袭，不得已作一点说明：上面提到的1999年2月发表的《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地方官吏升迁》一文，是本人1997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秦汉史研究会年会上讲演时的稿子，我的署名“陈勇”的中文讲演稿当时已印发给与会的数十位学者，其中有中国秦汉史学会周天游先生等中国学者多人。

附件4：阎步克先生“一个声明”（引自学术批评网）
我们搞历史的，对这样一点都非常清楚：若干年后事情就会越来越模糊。陈勇先生声明其文章在1997年就已发布，事先我也赞成他这么做。因为若不如此，他就不能独有原创权了，辛辛苦苦的成果至少得分一半儿给人家，而这并不公平。眼下都没多少人了解有关情况，再考虑到卜著所附书评(它们当然会影响后人判断)和卜先生的学术地位(被秦汉史界推选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尤其如此。所以大家应当理解，陈先生被迫发言并非庸人自扰，纯属自保而非出击。还是那句话：时间一久，就算当时人心里很明白的事情，在后人那里也会模糊起来的。
……
　　其实几年前学生已告诉我，卜先生有《汉代的文吏与儒生》(《秦汉史论丛》第七辑)一文，跟我思路相似，但对我一字没提。当时我只付之一笑。此后若在我研究的问题上卜先生有论，我只要读到了照样引证，并未排斥。曾受社科院历史所委托评议《秦汉官僚制度》，尽量肯定其优点，同时只委婉其词：“对前人成果与自己成果的区别不够清晰，是为白璧微瑕。”以致事后历史所有先生传话过来，批评我轻描淡写，卜书的问题决不止白璧微瑕，用不着客气。权益受损时，人们大抵不肯吃亏让份儿；而我说这些，只为表明自己不太斤斤计较，尽量不跟人结怨。
可此事现已公开辩论，不说话也会生发各种误会。近日看了“老东西”的意见，不知道他是哪位先生，但难免有些想法。尤其是听说要通过鉴定而判定著作权了。我为人很刻板，觉得鉴定、书评等等是很正式的，与私下意见大不相同。我的儒生-文吏研究未必有多大价值，但因所见所闻，我忽然敝帚自珍了。生活告诉我们，不能过于自信，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
　　传说专家已在鉴定，对此我仍无所知，也没人跟我沟通、说明有关情况。然而大家会期望，专家们将恪守学术准则和国际通例，提供一份具有公信力的鉴定，对社会和学生们成为良好示范。至于我的期望，只是它不要贬低我一得之见的原创性，分割我的著作权。对卜先生如何定论，那是另外的事情。仅此而已。
……　
　　上述论点（引者按：指阎先生所归纳的他本人在儒生、文吏研究中的创见，此处省略）组成的连贯思路，以及排比组织史料的特定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一系列论文的原创性和实质性内容，理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保护。他人的专业论文，在使用或变化形式套用这些论点思路、并以相类方式罗列史料时，应该提到我的作品和名字。我不接受由我和他人分享上述原创权的裁定，包括含有那种暗示或可能推导出那种分享的裁定。
　　期望上述主张，能够得到鉴定人及同行的尊重和支持。

附件5：“ronger”的跟帖（引自往复网）
关于尹湾简牍。陈勇这个人我是认识的，不至于抄袭他人著述，对此“羯胡”完全没有必要澄清，除非你要证成卜“罪”。而童君所言的“卜是有机会在99年以前读到此文的”，这在历史学者眼中或许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推理，但要作为证据是不行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