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

-Danva-

陈力丹\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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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内容提要 本文概述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认为该派是相对美国传播学经验主
<br>义主流学派而言的，其思想来源，主要在欧洲，但直接与传播学主流学派对立的学者群体\r<br>，主要在美国。欧洲的许多学者由于研究方法、切入视角和研究结论与美国主流学派的差\r<br>异，因而与其形成一种自然的划分。批判学派一般在中观和宏观的层次，主要从政治经济
<br>学、文化工业、主流意识形态等角度分析各种传播现象。现在这两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已\r<br>经相互渗透，学派划分的标准本身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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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传播学批判学派是相对于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主流学派而言的。这两个学派都没有特
<br>别的衡量标准，只是依据研究方法、内容、指导思想的差异，大致的划分。将这两种学派\r<br>对立起来的说法，一般被认为开始于1977年英国一位批判学派学者J.柯瑞(Curran)的著作\r<br>《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985年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
<br>播年会，以“典范对话”为主题，首次形成两大学派共同探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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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一、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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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
<br>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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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
<br>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r<br>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
<br>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r<br>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r<br>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r<br>学研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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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
<br>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r<br>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
<br>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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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
<br>、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和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
<br>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r<br>，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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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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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
<br>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r<br>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r<br>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r<br>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辩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
<br>思辩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
<br>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r<br>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r<br>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
<br>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r<br>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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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
<br>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
<br>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r<br>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r<br>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r<br>《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
<br>)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r<br>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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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
<br>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
<br>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
<br>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r<br>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J.凯里(Garey)、T.吉特林(Gitlin)、M
<br>.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erg)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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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r<br>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r<br>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r<br>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r<br>着手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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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r<br>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
<br>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
<br>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r<br>，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r<br>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
<br>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r<br>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r<br>应该存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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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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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br>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
<br>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 a Contr
<b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等。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r<br>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
<br>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r<br>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r<br>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br>、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 la Television)、R
<b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 Dijk,著\r<br>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 as Discourse)等等。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
<br>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
<br>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FaGuo的结构
<br>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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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
<br>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r<br>论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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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r<br>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
<br>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
<br>“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r<br>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r<br>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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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and false consciousness
<br> 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
<br>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r<br>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
<br>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r<br>”。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r<br>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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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
<br>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
<br>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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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
<br>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
<br>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r<br>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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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
<br>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
<br>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
<br>tural 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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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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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FaGuo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r<br>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
<br>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
<br>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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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代理论来源。1985
<br>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r<br>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
<br>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r<br>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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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FaGuo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r<br>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r<br>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r<br>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要被了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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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
<br>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
<br>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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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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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
<br>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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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 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s
<br>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
<br>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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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 D)、凯茨(Katz, 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
<br>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r<br>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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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
<br>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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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1992)，对
<br>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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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 Prime Time,1994),对\r<br>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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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 the
<br> Message: News, Truth and 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
<br>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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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 , 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 the 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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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 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 Export of Meaming,
<br>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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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 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 Driven Journal
<br>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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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 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
<br>Sense of Tele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r<br>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br>
<br>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 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 the Line at S
<br>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
<b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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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r<br>播学研究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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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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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
<br>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r<br>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r<br>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r<br>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r<br>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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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r<br>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r<br>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
<br>。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
<br>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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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r<br>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
<br>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r<br>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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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
<br>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
<br>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r<br>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r<br>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r<br>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r<br>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r<br>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r<br>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
<br>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
<br>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Danva-

好像长了一点&hellip;&hel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