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羊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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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人”，我又知道些什么呢？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困顿、失望、痛苦以后，反而越来越迷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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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如何面对“存在”？活着不过是活着，这是我最大的认可和恐惧。满足和快乐都变得极其容易，却与意义无关，世界日渐苍白和萎缩。人从生下来就已沦为本真的荒诞，个体总处于孤独、脆弱和苦恼之中，这种存在的匮乏总让人渴望得到精神意义上的抚摸。生活在这样一个躲避崇高、怀疑爱情、蔑视生命、否定一切的转轨时代，虽然苦苦追索，但是却走不出生活的迷茫困惑和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告诉我们，只能一直走下去，直到无路可走，也要走下去。“在路上”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尴尬境况，就象那个后上帝时代的等待者戈多一样，处于一种本体论意上的流浪之中，不停地寻找；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多余人”毕巧林扣问自己：“我活着为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是一定有的，我一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灵魂里充满无限力量。可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知道自己“不知道”，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知道”，从而走得更远；不停地寻找，却永远也找不到，但他没有放弃寻找；虽然处在迷惘之中，却满怀坚定，为让空虚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努力不已；这，就是毕巧林的宿命。这种主动找寻意义的姿态确实可贵，对于信奉基督的西方人来说，上帝的缺席让人无法忍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话：“看看周围上帝赐予我们的美景吧：碧天如洗，空气清新，芳草萎萎，小鸟歌唱，大自然是美好的、无罪的，而我们，只有我们心中没有上帝，愚不可及，不懂得活着就是天堂，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明白这个道理，天堂就会来到人间充分展现她的丰姿，我们就会相互拥抱，留下欢乐的眼泪……”然而，随着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人们对此发出了质疑。当我们听从了加缪的召唤，却每天发觉自己置身在荒诞而又真实的“西西弗斯”状态中，一次又一次地不停地推石上山，以及《局外人》里写到的那种英雄主义肉搏空虚的力量，这在陀思妥耶夫斯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少年》里让主人公阿尔卡秀?多戈尔鲁基放置到一个物欲横流的巨大漩涡中不断挣扎，奇怪的是，这个少年在一位老人马卡尔的帮助下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从而没有在社会危机中变成象兰别特和斯捷别利科夫等人那样丑陋、贪婪、无耻。这无疑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即改变社会的不是斗争，不是革命，而是爱，是逆来顺受，是“人内心的自由”。放弃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沉入内心世界寻求“自由”，这在东方文化语境里，特别是在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简直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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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生命中的疼痛，是与生俱来的。哈姆莱特的声音，仿佛就在耳旁。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还是拔剑而起、拼死抗争？一死了之，长眠不起，撒手尘寰，以此逃避心灵的创伤和肉体的苦痛？做一个倔强抗争的“过客”还是做一个麻木快乐的活物？我反复问自己，是生存还是毁灭。让我们来看看《围城》里的方鸿渐吧，从最初回国时的意气风发的春季，到和唐晓芙真心相爱的热烈的夏委，到三闾大学任教则是他：命运开始走下坡路的暗淡的秋季，最终他和孙柔嘉吵翻，一个人孤独地在寒风凛冽的街上徘徊。这时已经是他命运的尾声，故事到这里，好像已经没什么可写。还有余华《活着》里的福贵，刘震云《一地鸡毛》里的小林，阎真《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他们的悲剧在于，总是被动地接受一切。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是否给毫无意义的生活赋予一种意义，他们已经在一种实用理性主导的“乐感文化”的熏陶下习已为常，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种荒诞的存在。这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深具洞察力的鲁迅看来，是根本无法接受的。鲁迅先生笔下“眼光阴沉，困顿倔强”的过客，无法和现实达成妥协，早已选定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只有用行走反抗虚无。为了找寻意义，为了继续走下去，他拒绝了任何施舍，同情、爱和休息，他走过黑夜、荒野和乱坟，奋然向西走去。对过客来说，他的目标异常明确，他以毅然的勇气背弃了一切令他憎恶的过去和现在，他以自己的行走表明了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生命之真实存在的追求。鲁迅所提倡的是：在面对“生存真相被撕裂”的觉醒之后，依然选择“走”，没有说“算了”。这是一种残酷的个体尊严。很悲的文字，却有力量。内在的坚强其实不容易被看出来。这是一种冷漠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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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话说过来，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现实，象西西弗斯一次次地推石上山，象过客那种没有尽头的苦行，毕竟以那样高度来要求一般庸众，确实苛刻了。特别置身于当下中西方文化都已进入一种困境的状况下，又从哪儿寻找精神的支撑呢？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霍尔顿只希望成为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下一个要堕入悬崖的少年。“麦田”是圣地，是希望，更是理想，虽然现实的情形让其不堪忍受，可是他却不希望连这最后的理想也破灭了。“麦田”就是霍尔顿所要全部寻找的意义所在，他就那样在悬崖边守望。在近乎荒诞的《铁皮鼓》中，主人公奥斯卡三岁生日那天，母亲送给了他一个“铁皮鼓”作礼物，他高兴的整天挂着它。他在桌子底下玩，发现了布朗斯基舅舅和妈妈的私情，他觉得成人的世界里充满着邪恶和虚伪，他决定不再长大。他从楼上跳了下来，结果他真的就不再长高，停留在三岁的高度。一次，爸爸抢他的鼓，他大声的尖叫，结果发现，他的尖叫可以震碎玻璃，从此没有敢再抢他的鼓。主人公因不愿长大而故意摔下地窖，将身体永远凝固成三岁的样子，走到哪里都背着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但是，不愿长大根本无法保护他不受到来自虚伪肮脏的成人世界的伤害，他的儿子竟成了他的“兄弟”。于是，他在一次“事故”中又一次摔下墓穴，然后，他的身体开始长大……奥斯卡用拒绝成长逃避黑暗的世界，用手中的铁皮鼓宣泄自己对世俗的愤怒，用能震碎玻璃尖叫声来表达自己的反抗。奥斯卡不仅拒斥对意义的追求，而是对虚伪肮脏人群的拒绝。如果说奥斯卡是偶然发现人的罪性的，电影《晚娘》里的小男孩Jan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种人的罪性，从小时候很稚嫩的年纪就被虐待，他的继父被仇恨扭曲，而他要使仇恨代代延续，于是教育女儿也仇恨Jan……一切人伦都在仇恨之火中化为消散。Jan对尘世彻底失望了，他开始在一种畸形而扭曲的命运里恶性循环，影片结尾，Jan从成人变成了青年、少年、童年、婴儿，生命又开始了轮回……这是一种对存在、对人生、对青春以至对自身的整体荒谬感，一种已渗透于主人公灵魂底中的无聊感、厌倦感、荒谬感。余华在《我胆小如鼠》里呈现了一个少年的恐惧和不安，当胆小如鼠的“我”感到为了自己的尊严要像父亲那样不畏死亡和凌辱自己的人报复的时刻，“我”却最终因为自己的善良受到了更猛烈的攻击和侮辱。是的，生存的荒缪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限度，而退回内心寻索个体的根基，回归一种生命体验和生命原态，消解曾有的痛苦，是否就能保持内心的平静？一种现代人才能的孤独，无奈，惆怅，悲凉，隐约漫延过来。 活着，就是为了承受？ 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无聊 、平庸 、 琐碎 和苦难。每一个个体在觉醒后，都只能袒露出孤零零的灵魂，仰对深邃的夜空，面对凌乱的尘世，他沦落在内心的体验中，独自直面摆脱异化后的孤独。 一颗颗苦难的灵魂，如何在荒芜的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呢？我此刻想起了里尔克《秋日》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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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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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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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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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林荫道上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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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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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威利

<p>顶！！！</p><p>总算有哲学了</p>

zue

哲学是人生智慧的集大成者，光研读修习哲人的还不够，最重要的在于自己在实践中去感悟、去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