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中国威胁论”：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

妮娅Nia · 发表于 2006-1-19 16:38:43

作者：［英/美］威廉稟 .卡拉汉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 【内容提要】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正在试图从历史根源上来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决定了中国的认同。探究“界限”这一概念是为了证明中国的边界不仅包括领土，还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内*，而大多数人仅从政治层面来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通过分析中文有关“中国威胁”的文章得出以下观点，它们除了对国外的批评进行批驳外，还在探讨政治认同，同时也正在建构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线，并通过划界的方式来构建中国的认同。文章的结论是，由于现实主义已经在“中国崛起”的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有必要用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全面探讨中国的民族认同。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认同政治；批判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威廉稟 .卡拉汉(William A . Callahan)，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 一绪论 在对当代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还是在诸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样有名刊物上的学术文章中以及在大众出版物中（如《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民族主义的讨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西方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其改革进程中的自然产物，除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外，还有一种改革和变化，那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由社会主义者的国际民族主义转变为爱国者的民族主义，一些人将其称为威权的民族主义或统一的民族主义。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一样，可以典型地用善与恶来进行判别。 本文将探讨以上有关中国民族主义观点的界限。中国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一种“常识”：即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填补了意识形态的真空、民族主义被精英们利用等等。这里使用“界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并具讽刺意味。首先，我想探究一下许多学术观点中所谓的“常识”的本质；其次，通过对局限、边界的刻画，来强调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探讨民族主义的界限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中国不重要。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继续为台湾回归所做的斗争都表明，领土边界的界定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建构民族认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许多人已经对中国的民族界限提出了疑问，他们从人员、资本和文化的流动等现象来追寻这些界线是如何被跨越的。[1]本文将换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本文不是去探究边界是如何交错与如何被淡化，而是通过对边界的考察来界定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界限。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简单——好像只是去核对一些关于中国移民、海关、外国投资和国际版权的法律，但实际上这是民族主义和主权之间复杂理论关系的一部分。主权问题像民族主义一样是一个已经有“共识”的问题，但主权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有关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标准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争议的。　 当然，民族国家都有主张领土完整和统一的特征。主权就是保护国内政治并抵抗外来侵略。中国也不例外，它通过对台湾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来主张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主张本体论上的国家统一，而且主张主权层面上的统一。莎士比亚曾说：“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她永远都是香的”。格特鲁德匪固梗℅ertrude Stein）也认为，“玫瑰是一朵玫瑰，永远是一朵玫瑰。”国家就是国家，永远就是国家。 巴特尔森（Bartelson）认为，主权的内*要视政治和历史而定，而非一个基本的原则。[2]主权因此而界定了一个分析的框架，一条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界线。沃克（R.B.J.Walker）也探究了民族主义统一的先验的表达，他还验证了构架内*与外延这两个常识性区域的边界，而不仅仅是通过探求国内政治内*或者国际关系的外延来寻求答案。通过对“政治取决于对历史的巧妙刻画”的阐述，沃克不仅探究了领土是如何保持连贯的问题，而且也探究了我们用来理解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如何趋向统一的问题。[3] 政治空间因此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二分法得到了界定：内因与外因、文明与野蛮、利己与利他、国内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等等，这些二分法并不相互排斥。民族主义也一样，内外因可以互相转化，善恶也可以相互转化。 我们从中并不能得出结论，无政府社会里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确切地讲，我们需要从衡量客观的界限比如民族主义，需要从内外关系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要想理解内因，我们必须得理解外因，反之亦然。沃克（Walker）建议我们不要把民族主义想当然地看做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应该考察民族主义、主权等问题的历史建构特点,并考察这些概念是基于怎样的历史关头和矛盾产生的。[4] 中国对主权和民族的认同有她自己的历史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本土学者和从国外来的东方学者提醒我们，“主权”和“民族主义”都是欧洲历史的产物，用它们来理解中国时，使用上要有所界限。他们认为，中国有她自己独特的历史，不仅产生了她自成体系的政治概念，而且还拥有她自己的“精神”内*。因此白鲁恂（Lucien Pye）宣称：中国仅仅是“自称是国家的一种文明”。奇怪的是，那些质疑“中国中心”说的激进的西方学者却似乎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中国的独特的文明，因为她与西方不同。 与其把“主权”和“民族主义”不恰当地当做外来的分析类别抛弃掉，不如来分析“主权”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怎样通过其自身内因和外因、文明与野蛮、国家和国际之间多层面的谈判形成的。怀廷（Whiting）就是这样做的，在《中国看日本》一书中，他对外国理解如何建立以及其与国内关系如何协调进行了分析。后来在他写的相关著作中，他又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多方面的描写——肯定的、自信的、进取的——做了进一步论述。狄默尔和金（Dittmer and Kim）的《中国寻求民族国家认同的历程》对我们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而郑永年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把中国民族主义置于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中进行了研究。赵穗生的《建构》则检验了公共政策如何来形成中国的认同。彼得泛Ｋ狗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的《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则考虑了社会心理学的作用。韩少功提出中国需要超越民族主义到世界理想主义。王义桅寻求使用爱国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他没有真正找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林治波称中国不需要超越民族主义，而且还告诫说要反对将民族主义进行妖魔化。刘江永主张用爱国主义教育来DIZHI那些说民族主义导致对日抗议情绪的观点。吕嘉强调中国人需要了解民族主义概念在中西方之间的差异。[5] 虽然这些西方的和中国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和结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反对理论上的界限：即把认同仅仅限定在民族和国家上。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但是这样的研究有些冒险性，可能会进一步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淡化民族、安全和认同之间的联系。 本文没有将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想当然地看做是连贯的逻辑，而是采用了批判的方法来检验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的界限。我们从把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等待我们认识、衡量、判断的尝试性的问题转向用国际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主义、民族的大移居、民主及传统等等一套关系来界定的问题。中华民族产生于内因和外因不断发展的关系之中。中国对内与对外有别的认识成为中国民族的共识和外交政策的关键。在中华帝国时代，内与外的交锋使“中国文明”的界定时而同“蛮夷”民族合而为一,时而彼此割裂。 因此，除了通过研究中国来寻求民族主义的答案外，我们还需要探究一下中国人如何理解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沃克（Walker）曾提出要把包容和排斥的关系看得轻一点，如果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放松对那种主权高于民族主义的界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在不同的空间并更加全面地来探究认同。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来判定是否中国有“善的爱国主义”或“恶的民族主义”，而是要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本文将通过大家熟悉的“中国威胁论”，分析民族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空间建构的界限，来研究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许多西方作者认为“中国威胁论”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们的意见就是同意或不同意。由于中国人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应比美国人最初对中国的批评要强烈许多，所以本文将就这些中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而是为了在中国建构一种认同——展开论证。本文还将论证，中国将把针对它的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批评集中到一起，用“中国威胁论”为这些观点统一贴上“外国”的标签。因此，很奇特地，在中文文章中持续出现的中国的负面形象，反而在逻辑上将国内与国外截然分开,帮助中国构建起民族认同感。 虽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讨论在中国调动整个国内民族情感上来说是成功的，但是这些争论实际上会把中国再现成一个对外国有“威胁”的国家。驳斥“中国威胁论”的结果就会再次产生一系列新的“外来威胁”，这将会使中国将世界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国家也由此变得名正言顺。

妮娅Nia · 发表于 2006-1-19 16:39:33

二 “中国威胁” 过去十多年间，欧洲、北美和日本一直都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威胁还是一种机遇？是一个可以接触的保守的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进行遏制的崛起的国家？虽然在报纸头条中不断地出现有关中国在世界中作用的文章，但问题是：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军事威胁？这些对中国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军事力量本身并不构成威胁。正如坎贝尔（Campbell）所说：“危险不是一种客观条件，对那些可能变成一种威胁的人来说，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危险是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6]除此之外，对威胁的阐释还取决于历史背景。因此，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一场对中国采取“接触”还是“遏制”战略的激烈争论展开了。这场争论在1997 年达到顶峰，标志是《外交》杂志上为此还开辟了一个“中国威胁”专栏，刊登了伯恩斯坦（Bernstein）和芒罗（Munro）的文章——《与美国的冲突》。这篇文章在他们1998 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从中美两国对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方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自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开始，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军事预算增长总是伴随在一起，因此一些评论家们担心中国正在将它的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中国实力与受关注程度日益上升，这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历史兴衰的一部分。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像中国这样新生力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国际体系中相关力量平衡。从这种观点出发，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或意图如何，中国都是一种威胁，因为它对现有的权力平衡是一种挑战。正是在日本力量衰退，而中国实力上升的背景下，《国际安全》杂志1993 年刊文推断东亚会发生“激烈的较量”。[7] 虽然如此，各位专家与学者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例如，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东亚有它自己的秩序模式，这种模式是有利于和平的。[8]几乎以同样的语调，《外交》杂志也刊登了类似的文章，对“中国威胁”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评论：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大国，应该同它接触，而不是一种威胁，要对它进行遏制；[9]但争论中，这种乐观派没有引起中国和西方太大的兴趣。 这种争论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和专家中，而且也存在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中。国会中的一些保守派成员和支持者以及他们的智囊团们（自称为蓝队）认为，比尔房肆侄僮芡吃

妮娅Nia · 发表于 2006-1-19 16:40:08

最后一点，一些批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不再满足于只批评对方的无知和不良企图，而是得出结论说这些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文章肯定是疯狂的。这在中国学术圈里有一种默契，几乎没有站住脚的逻辑能够解释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行动，只能用“疯狂”一词来表达。据说印度人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威胁论综合症”的危害。[20]这使我们回想起福柯（Foucault）的“理性”逻辑，即排除“疯狂”的活动来建构理性。要想理性地理解中国的崛起就必须先把它同疯狂区分开，而带来疯狂的就是那些质疑它的人。 约瑟夫纺危↗oseph Nye）曾警告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批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反而会使本来否认的威胁再生，这与其说是为讨论添加了一些素材，不如说是它们最终局限了中外学者的合理论述。 五结论 本文的观点不是说中国是一种“威胁”，或者要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什么问题，而是为了检验这样一种建设性的结合，即把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概念与中国对东亚经济和军事稳定是一种威胁的文章紧密地结合起来。像中西方的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中国威胁论”只是美国错误思想的产品，加入到这种指责的合唱团中应该是很容易的，但这又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根据环境的不同，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解释为一种威胁。然而，美国人从来没有一致地认为有“中国威胁”，这种看法在美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中早已存在。与其把这种悲观的假设（在西方和中国）扩大成不可驳斥的事实，倒不如仔细考虑一下这些争论如何在中国形成认同，相比这似乎更有意义。 本文剖析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文章中是怎样超出华盛顿的预料而被热情地再现和传播，也分析了中国的精英们是怎样致力于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中国威胁”，从而形成其民族认同。在查阅了大量的中文出版物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中国威胁”是怎样作为一种理论在其国内产生的，并剖析了中国与世界不确定的关系。本文与其说清楚地告诉了大家一系列的数字或政策，不如说文章向大家表明了“中国威胁论”是怎样把诸多意见不一的文章经过演绎后结合在一起，而没有考虑它们是否假设中国是一个“崛起的”中国，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国，或者是一个“崩溃的”中国的观点。对这些文章的驳斥不仅仅是对美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悲观主义者的一种反击，也是中国认同的一种积极表现。 建构民族认同的方式很多：称赞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和平文明是一种方式，通过“中国威胁论”来驳斥国外的批评是另一种方式。大量高质量的“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表明，驳斥国外的批评是一种让大家把中国看做是和平崛起力量的重要方式。“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读者来自于中国国内，其目的是为了形成中国政治认同，从而映射出中国的荣耀，把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实体从全球化的世界中区分出去。 总之，来自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有关“中国威胁”的警告以及中国在应对“中国威胁论”时的勇气，在中西方之间或者至少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太平洋两岸的现实主义者们都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不足为怪。上面所引用的许多文章都来自于军事和安全领域的研究，它们依赖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国际秩序，但是这些框架严重局限了我们对中国认同政治的理解。与其假定“中国、“美国”和“日本”是预先存在的民族认同，不如讨论“中国威胁论”在对建构中国民族认同感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换句话说，使用理论术语而不是使用这种地缘政治的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国应对“中国威胁论”的政治后果是负面的,因为这在中国内外建立了明确的界限。对于外部政治来说，中国作为一种“威胁”再次被确认。对于内部政治来说，这使认同界限在民族空间，而没有跨跃民族或者非民族的认同。 许多学者一直忙于解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中国将来真的成为一个大国，那么我们也需要重新解析它的外交政策。这样我们可以剖析安全和认同之间的关系，看看它们如何渗透到国家权力之中，从而能对中国和其民族主义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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