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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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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7 18:08: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稷下学宫的性质和办学特点(一)
稷下学宫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士养士发展而来的,但却有别于用士养士,是有教师有学生 ,有教有学的教育机构。它不仅是中国封建教育史上,也是世界中世纪教育史上最早的官立 高等学府。
  但稷下学宫是一所特殊形态的学校。从隶属关系和经费、设备、教师地位、待遇等情况看,它是典型的官立大学,齐国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参与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直接拨给教育经费,创办校舍,提供授徒讲学的一切便利,教师的聘任、包括给予教师以上卿、卿、上大夫、大夫等的头衔、俸禄等都充分地体现着官学的特点,是对西周奴隶制官学教育中的许多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但从稷下学宫的构成要素来看,其基本组织成份是各家私学。它是由儒、道 、法、阴阳、名等各家私学所组成的,各家来去自由。所以,赵一民先生说稷下学宫是“官 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官私合营的自由联合体”是比较恰当的。
  从办学性质来看,稷下学宫是官私合营的,其在办学特点上也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官学和私学 的许多特长,兼具官、私学的优长于一身,形成了如下特点:
  一是尊师重道,给教师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
  在春秋战国这一政权纷争迭起,各诸侯国之间的势力此消彼长的特殊年代里,许多诸侯都意 识到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道理,因此纷相用士养士,在用士养士之风大兴之时,齐国 的田氏政权养士最多,据说田成子任齐相国之时,不仅继续推行田氏争取民众的方法,用大斗借贷 ,小斗收进,而且节衣缩食,养了一大批士,韩非说他“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 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这是田氏政权能够取代姜齐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稷下学宫产生、 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操办稷下学宫的历代齐王继承其先祖的光荣传统,尊师重道,给稷下先 生 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一般来讲稷下先生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多少将随其学 术水平、个人的名望资历,以及带徒弟的多少等多种因素而定。
  淳于髡是来到稷下学宫的第一批教师之一,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功不可没,被称为“稷下之冠 ” ,他被立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事”。淳于髡进进出出稷下学宫也 是“后车数百乘,从者数千人。”
  孟轲和荀子被列为卿,孟子进进出出稷下学宫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荀子在稷下学宫中曾三为祭酒,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袖。
  还有许多知名学者被列为上大夫和大夫的,比如仅齐宣王时就有“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此外,还有“数百千人”被列为大 夫 和学士的。凡被列为大夫者,政府皆为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据说田骈 被 列为上大夫,齐国为其“资养千钟,徒百人”。按照当时薪俸标准核算,千钟已经超过了一 般封建官僚的标准。
  不仅教师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且徒随师贵,学生的待遇也依教师的身份而定。
  由于采取了尊师重教,给教师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这样的管理举措,使齐国在与其它诸侯国争夺士地的挑战中明显地占据优势。这在齐国的兴盛时期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本国人才的外流,而且还络绎不绝地吸收天下名士来稷下讲学,使稷下学宫成为人才荟萃的场所 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二是兼容并包,来去由己。
  稷下学宫的基本成份是由各家私学组成的,它自然而然地继承和发扬了私学的优良传统,即兼容并包,来去自由。
  所谓兼容并包就是不分国籍、学派,广招天下贤士来稷下讲学,这就打破了各家私学的门户之见,有利于各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和进行广泛的争鸣。据史料记载,在诸子百家中 ,未游学稷下的只有墨家、农家和纵横家。墨家学者讲苦行济天下,稷下学宫中教师很高的 政治 地位与优厚的生活条件与墨家私学的教义相悖,所以墨家学者在此不驻足。农家的许行主张 自耕自食,不学治世之道,所以亦远离稷下。纵横家的苏秦、苏代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功名利禄,也不以稷下为念,而其他各派学者,几乎都云集在稷下学宫,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着自己的学派。比如游学稷下的有儒家思孟学派的孟轲 、荀子学派的荀况,还有著名的儒者徐劫和鲁仲连。有道家的宋餜、尹文、环渊、接予、季真、彭蒙、慎到、田骈。有阴阳学派的邹衍、邹忌。还有“学无所主”,即不属于任何一派 的淳于髡等。
  所谓来去自由是指凡是游学于稷下的学士,不管是集团还是个人,都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止 ,而且还欢迎去而复归的。主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不给稷下师生任何限制,让他们自由 地出入于稷下学宫,自由地穿梭往来于诸侯之间,将有利于学宫内外的学术交流与繁荣。
  稷下学宫所奉行的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办学方针,还表现在在稷下学宫求学的学生们的自由选课上。在稷下学宫求学的弟子不囿于听自己老师的课,而是可以自由择师听课,这就打破了学派之间的森严壁垒,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拓宽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扩大了知识领域,对活跃和解放学生的思想,培养兼容型的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稷下学宫定期举行“期会”,即学术讨论会,这种“期会”不仅教师可以自由出席辩论,学生也可以自愿参与质疑辩难,其结果是使稷下的高材生始终居于学术发展的最前沿,极大地提 高了教育质量。
三是百家争鸣,自由辩论。
  稷下学宫在奉行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办学方针的同时,对学术上的分歧采取着百家争鸣 ,鼓励自由辩论的方式来求同存异。
  稷下学宫创办前期,正值齐国封建制度刚刚建立之时,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成熟的理 论 观点还尚未形成。齐国统治者急切地寻找着适合其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成熟的理论观点问世 ,以满足其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并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理想。尤其是在齐威王、齐宣王 和 齐餉王的前期,尚有强烈的“王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积极鼓励稷下师生进行各种各样的 学 术探讨,不给稷下师生以任何政治压力和限制,开明的齐王深知,各家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不 同,研究问题的方法各异,但“皆有所长,皆有所用”,齐王可以在争鸣中择善而用。
  同时,游学于稷下的许多学者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政论家和雄辩家。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学说的独立体系,力图说服齐王奉行其道;另一方面,在辩论中又善于发现其他学说的缺点和不足,以理服人。
  在稷下学宫的争鸣与论辩中,曾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有特殊才能的雄辩家和政论家,如被称为 “谈天衍”的邹衍、被称为“雕龙忌”的邹忌、“天口骈”的 田骈以及“一日服千人”的田巴等。
  稷下学宫中各家各派辩论的范围之广,论辩次数之频繁,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于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不仅不同学派之间在辩,相同学派内部也在辩;不仅先生与先生辩,学生与学生辩,先生与学生之间也在辩;不仅学宫内部在辩,而且学宫内部的师生与齐国的统治者之间也在辩。通过激烈而广泛的辩鸣,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引 起了人们对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等问题的广泛的思考。比如 孟子与告子之间关于人性论问题的辩论,就揭开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性论问题研究、论争的序 幕。
  据称,在稷下学宫中最典型的辩论是鲁仲连与田巴之辩。
  田巴是名家学者,能言善辩,他“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
  鲁仲连是儒者徐劫的学生,年方十二,人称“千里驹”,他认为田巴夸夸其谈,不务实际, 面对 齐国所处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却提不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因此直接登台与田巴交锋。 鲁仲连难田巴:
  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失,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 万,聊 城不去,国危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 勿复言。
  鲁仲连的一席话把人们从抽象的理论思维拉回到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上去了,从而 折服了田巴。此次论辩结束后,“田巴终身不谈”,以后投笔从戎,做了齐将。田巴是先生 ,是 名家学者,鲁仲连是学生,是儒家后学,田巴与鲁仲连之辩,既是名家与儒家之辩,也是先 生与 学生之辩。孟子还多次与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宣王进行辩论,经常使宣王“王顾左右而言他 ”。
  稷下学宫的师生们视学术辩鸣为天经地义,是学术繁荣发展之必然。当有人说孟子好辩时,孟子曾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子更说:“君子必辩。”孟、荀道出了百家争鸣的机关之所在:辩则兴,不辩则亡。学术的问题越辩越明,可谓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战国末期,随着各个诸侯国封建化过程的相继完成,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形势的明朗,人们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出现了趋同的情况,达成了某些共识,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所进行的百家争鸣则有别于其前期,各派学者在学术辩论中开始更多地吸收、借鉴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以使自己学派的学术观点更丰富、更成熟,因此出现了吸收各派学术思想之精华的集大成之作,如《吕氏春秋》、《管子》和《荀子》,尤其是《荀子》一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之作。
综上,稷下学宫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高等学府,而且其创办之早,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在战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丰碑。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培养出了许多名垂青史的伟大历史名人,如荀况、淳于髡、邹衍、田骈、鲁仲连等,而且还表现在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新的学派,如儒家的荀子学派,道家的黄老学派和阴阳学派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战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稷下学 宫做为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杰出典范,其教育教学上的优良传统却始终保留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之中,两汉之际的太学、宋明清时期的书院在办学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在近现代,蔡元培先生改造北京大学,亦吸收了稷下学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由辩论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稷下学宫兴衰始末(一)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设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的城门--稷门之下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不仅在战国时期闻名于世,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先秦时期思想史和教育史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而 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成为后世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养料和根块。
  稷下学宫创设于齐桓公田午当政之时,它之所以能够在齐国这片神州热土上产生,是与齐国 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在文化教育上所采取的宽松政策密切相关的。
从齐国的经济状况来看,齐国自步入春秋之后,就成为当时的大国强国,齐桓公(?-前643 年姓 姜,名小白)时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居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到了公元前481年,田 成子 杀死齐简公取代姜齐之后,齐国的国势更为强大;其疆域辽阔,成为国土面积为方圆二千里 的“四塞之国”,曾与西方的秦国并称为东西二强。据历史记载,当时齐国的农业之富,“粟 如 丘山”;鱼盐之利“通输海内”,实业之厚,“冠带衣履天下”。齐国都城临淄农工商并重 ,经 济繁荣,人丁兴旺,已是拥有“7万户”的大都市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稷下学宫的产生奠 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齐国统治者雄心勃勃,素有“以一服八”的壮志,为了实现以齐国王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急需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通过办学的方式为统一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和人才准备,这就是稷下学宫产生的政治背景。
  稷下学宫创始于齐桓公田午执政之时,先后经过齐成王、齐宣王、齐餉王、齐襄王、齐王建 六代,历时一百 四五十年,其创办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对后世影响之大,在当时的世界教育史上是无与伦 比的。
  齐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即位初年,齐国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他听取了淳于髡和邹忌的建议,褒奖好官即墨大夫,把坏官阿邑大夫及其吹捧者油炸而死,使齐国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大约在齐威王元年,即公元前356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积极推行政治改革。一是严肃法律,整治奸臣;二是提拔贤才,重用贤能;任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齐国在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开明的广开言路的政策,创办了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创设不久,齐威王就曾下诏全国,也包括稷下师生在内:
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之过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 受下赏。(继续)
齐威王这种豁达大度,虚心求治的精神为稷下学宫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也为稷下学 宫内外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营造了宽松的人文环境与活跃的学术气氛。
齐威王不仅虚心求治,而且以人材为宝,知人善用。据说,在公元前333年,齐威王与魏惠 王一 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曾向齐威王夸耀说:他有直径为一寸,能光照几十丈的夜明珠十枚, 并问 齐威王“有否”。齐威王回答:“无有”。齐威王告诉魏惠王,我所珍视的宝物与你不同。 他 说:我有檀子大夫守南城,楚人不敢向东来犯,泗上十二诸侯(如邾、营、宋、鲁等)皆来朝 拜 。我有田忌大夫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渡黄河来掠夺。我有官吏黔夫守徐州,迁来顺民千余家 ;我有种首大夫防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手下的这些勇将能臣文能治国,武能安邦, 是任何 明珠所无法比拟的。同时齐威王郑重宣布,他不以明珠为宝,而以人材为贵,这一席话使魏 惠王 无地自容。事隔3年之后,齐国大败魏国于桂陵,成为最强盛的国家,“自称为王,以令天 下”。
  齐国虽在政治经济上运用法家路线,主张富国强兵,但在教育上却采取开放政策,采取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政策大办稷下之学,使各国名士络绎不绝地来到稷下学宫,使其成为战国时期文化教育的中心和百家争鸣的场所。
  据说,齐威王初创稷下学宫时,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士荟萃于此,“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参政)而议论”,这是稷下学宫的初盛之时。
齐宣王在位(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02年)期间,是齐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之时,齐宣王曾 大 败魏国于马陵,威震诸侯,以至于三晋朝齐。齐宣王喜好文学之士,此时稷下学宫得以迅猛 发展,来此游学者达“且数百千人”。据《盐铁论•论儒》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在此,我们不知道《盐铁论》所说的“稷下先生”是否也包括学生在内,如果不包括学生的话 ,那么,此时稷下学宫中的师生总数应该是数千人。因为仅淳于髡就有“弟子三千”人,孟轲亦有“弟子数百人”。齐宣王当政之时是稷下学宫发展的极盛时期。
齐餉王当政时期(公元前301年-公元前284年),齐国由盛转衰,稷下学宫的发展态势也急剧 逆转。

 齐餉王当政后专横跋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国力日衰,民怨沸腾,他不断发动战争,又专门以邻国为敌,南破了楚,灭了宋,北败了燕,西攻韩、魏,八面树敌,终于走上了“亢龙有悔”的绝径。需要指出的是,在齐餉王前期,是稷下学宫发展的最高峰,“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 ”。但好景不长,齐餉王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肯接受稷下师生的劝谏,由于“智囊团” 的作 用不能充分发挥,所以许多稷下先生纷纷离开稷下学宫,另谋他就,使得稷下学宫出现了人 才 外流的倾向。《盐铁论•论儒》说:“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接)予亡去,田骈如 薛,而 孙(荀)卿适楚”。稷下学宫由盛转衰,这是齐国败亡的征兆和前奏,公元前284年,齐餉王 被燕 国、赵国、魏国、韩国、楚国和秦国的六国联军所败,燕将乐毅攻陷了齐国都城临淄,稷下 学 宫亦受到战争的重创,大概停办了五、六年的时间。自此,齐文化开始向燕文化转移、渗透 ,形成了齐文化的支流。
  齐襄王复国当政期间(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3年),在这20年里,齐国的失地虽然得以全部收复,但齐国的国力已经大伤,元气大损,更失去了昔日强国的地位。齐襄王虽然重建了稷下学宫,“尚修列大夫之缺”,荀子等著名学者又携其弟子来到稷下,使稷下学宫遂成为百家争鸣的场所。齐襄王虽广揽贤才,但却叶公好龙,稷下先生仍处于“智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的境地,许多人不得不满怀失意地离开这块昔日辉煌鼎盛,曾令所有关心时务,致力社会改革和学术研究的学者魂牵梦绕的理想殿堂。
  在齐王建当政(公元前264-公元前221年)的40余年里,王建庸碌无能,不修耕战,而且放弃与其它五国合纵抗秦的机会,中秦反间计,坐视秦国一个一个地灭掉其它五国,最后以国待亡 。此时的稷下学宫虽然能勉强支撑,但却大势已去,就连“好奇伟之画策”的鲁仲连都束手无策 ,无起死回生之计,不得不“逃隐于海上”。公元前221年,齐国终于被暴秦所灭,稷下学宫亦惨遭战火,走完了自己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征程。
  从稷下学宫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历史征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校教育的发展,不仅与 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也与统治者个人的才能好恶紧密相联。当我们怀着沉痛 的心情,用因激动、婉惜而擅抖的双手拭去覆盖在稷下学宫上的厚厚的灰烬和层层历史尘埃 的时候,不禁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两汉太学的初兴
——太学的创设与演进
太学的创设与演进
  汉代太学创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太学的建立,使地主阶级有了培养统治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它标志着中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确立。
  1.太学产生的动因
  汉代太学是在汉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之上,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国家无力创办官学。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生产 恢复、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家统一,具备了创办太学的条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行“推恩法”,规定各诸侯王分土不治民,国家大 小官吏皆由朝廷直接任命,建立统一的官僚机构。汉武帝深知,封建国家的巩固,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朝廷对官僚机构的调控力度;取决于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方针政策及时地贯彻 到辖区,实现上情下达;取决于各级官僚机构能否真实地反映民众的疾苦与呼声,实现下情 上达。这样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强烈国家观念,能够忠实履行职责的官吏,以充实各级官僚 机构,进而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当时却人才极端匮乏,以致于举贤良文学 之士,郡国之众,竟然“对亡应书者”,也就是各郡国没有应举之人,因此急需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也就是说,要建设有效的吏治,必须培养合格的人才,这是创办太学的强大动因。
  2.太学创办的过程
  汉代太学的创办,汉武帝得力于两位治《春秋》的儒家学者:一位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 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位是通达干练的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后。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从 理论高度阐发了求贤必先养士的道理,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也 ”。建议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实施。元朔五年,公孙弘拟订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1)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即在原有博士官的基础上创立太学。博士本为官名,他是掌管典章文化以备政府咨询问对的议政官员,由于博士“掌通古今”,博闻强记,也常私人授徒设教。公孙弘建议把博士私人收徒定为国家正式招生,建立官学,这就是所谓的博士弟子员制度。(2)规定博士弟子的限额、身分及选送办法。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即招收博士弟子50人,他们皆享受免除赋税和徭役的待遇。博士弟子选送办法有两种:一是由太常直接补选,二是由地方长官选补。太常是主管文教的长官,他选送博士弟子时,自行掌握条件,大致是18岁以上,“仪状端正”的就可以。地方长官选送博士弟子则有统一标准,即“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的优秀者,并由县至郡逐级选拔。(3)提出太学管理及博士弟子出路的建议。公孙弘建议,太学生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成绩中、上等者可以任官,成绩下等者以及不勤学的黜令退学。公孙弘的提案体现了注重考试的思想,并把育士与选才紧密结合。公孙弘拟定的具体方案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并在当年贯彻实施,自此,汉代太学正式建立。
  3.两汉太学的发展
  西汉太学设在长安。东汉太学设于洛阳。
  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经学博士几人和博士弟子50人。在汉昭帝时人数增至100 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太学生增至1000人 。西汉末年,从汉成帝时起,外戚王氏专权,王氏集团为了窃取高位,极力拢络官僚集团。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到汉平帝时,王莽执政,采取有力举措扩建太学,诸如为太学修建校舍“万区”;增设博士名额;增加招生人数,扩大毕业任官名额等。虽然,王莽扩建太学怀有强烈的个人目 的,但客观上却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东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外戚、宦官和官僚三股势力之间的联合、妥协和斗争,并直接影响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东汉前期,光武帝与明帝执政,外戚和宦官还不敢公开***朝廷,皇权比较稳固。光武帝与明帝又注意整顿吏治,严惩不法官吏,减轻人民负担,社会比较安定,太学也得到了正常发展。刘秀在洛阳重建太学,形成太学“内外讲堂,诸生横巷”的盛况。东汉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至明帝时东汉社会出现了倍受史家称赞的“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的景象。汉明帝为了加强吏治,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他继光武帝刘秀之后建成了明堂、辟雍、灵台,即“三雍”,明帝亲临行礼,以示尊师重道之意。值得一提的是,明帝本人崇儒好学,他精通《春秋》和《尚书》。永平二年(59年)亲临太学讲经论道,以身示范,褒扬儒学。《后汉书• 儒 林列传》记载了他讲学时的盛况:“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永平十五年(72年),汉明帝再次“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北方匈奴族就是此时派遣子弟来京师太学留学的。过去史学家们谈及永平年间的教育,常常誉之为“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汉章帝以后,东汉政治陷入黑暗时代,太学教育跌入低谷。据说到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疏,牧儿荛 竖,至 于薪刈其下。”真可谓是空有太学之名。
  汉质帝时,梁太后临朝,为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以巩固其政权,她极力推崇儒学,广招太学生,使太学生多至3万人,此种盛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汉代太学生人数的增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影响下“劝以官禄”的鼓励和允许自费求学“ 广开学路”等等举措,皆促进了东汉太学的空前发展与繁荣。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太学生人数剧增,给教育管理和教学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它也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下降。
 太学博士(教师)的遴选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 对 ”,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博士要提供咨询意见,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 博 士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每一经设一名博士,西汉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至元帝时增加到15人,这十五经博士分别是:《鲁诗》、《齐诗》、《韩 诗》 、《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大戴礼》、《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梁邱易》、《京氏易》、《严氏公羊》、《颜氏公羊》、《谷梁春秋》。平帝时,王莽增五经为六经,每经设博士5人,共置30名博士。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或者说相当于大学校长。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 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正像古籍所说:“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既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汉书•成帝纪》对遴选博士的标准进行了高度概括:
  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 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
这段引文是汉成帝的诏书,它明确提出博士必须德才兼备,既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 体”的渊博学识,也要有“温故知新”的治学才能,还要有“尊道德”,为人师表,被学者所述 ,即成为学生榜样的人格魅力。如前所述,东汉选择博士,不仅要考试,而且还要基层单位写“保举状”。东汉的“保举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 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规定博士的年龄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比如东汉戴凭为奇葩早发之才,精通《京氏易》,年仅16岁就被征为太学博士。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例如孔安国、戴凭、夏侯胜、夏侯建、欧阳歙、韦贤、匡衡、董仲舒、公孙弘、贾谊、翟方进、卢植、许慎、韩婴、戴德、戴圣、梁丘、京房等,他们皆是当世博通 古今,通体达用,道德高尚的鸿师硕儒,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学术水平、教学质 量起到关键作用。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学行》篇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主张教 师应当是世人的模范,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成为汉代太学“严于择师” 传统形成的理论依据,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师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汉代博士选举也曾出现过“不实”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严于择师”始终是其主流。 
  汉代太学还形成了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博士地位很高,属于“高官厚禄”之爵。博士的俸禄开始时为四百石(120市斤为一石),宣帝时增至“比六百石” , 俸月为“五十斛”(十斗为一斛)。太学还建有“博士舍”供博士居住,朝廷还为他们特别制作衣冠。朝廷又经常赏给博士酒肉“劳赐”,表示尊师重道。加之汉代太学博士负有参政、议政、奉使、巡行等职责,使得汉代太学博士因政治地位高、生活待遇优厚而成为受人仰慕的职位。这些都是教师管理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太学生的考核擢升
  汉代太学的学生,西汉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较为复杂,可以由太常补送,可以由郡国荐举,也可以经过考试选拔,还可由“父任” 而升入太学,但主要来源有二个:一是由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挑选条件是“年十八以上 , 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二是由郡国道邑等地方举送,其条件是:“好文学,敬长上, 肃政 教,出入不悖”。汉代太学招生,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18岁入学 的 规定,但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 。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费用自理。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的太学生可以半工半读。
汉代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有的学成而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授徒讲学而为师,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在汉代,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子弟可以不靠太学的资格做官外,一般官员及平民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就是就读太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汉代统治者设立太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官吏素质加强中央集权。为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 选材相结合的管理措施。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官补官与晋级的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材相结 合,把太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与仕途挂钩,完善了太学生的考核擢升制度,太学中定期举行 考试,选拔优秀生补充官僚机构。
  按照公孙弘的建议,博士弟子的考试奉行择优淘汰原则。公孙弘建议:太学每年举行一次考 试,在考试中,通一艺成绩及格者,可以补为地方郡国的文学掌故职,成绩优异者可以留在皇宫为郎中(皇帝左右近侍之职),成绩不佳者(不能通一艺)以及懒惰废学者,要黜令退学。 汉代太学很注重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汉代太学的考试有二大作用:一是通过考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充实官吏队伍;二是督促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补救教师少,学生多带来的教育管理上的某些缺点和不足。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汉代太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也是选拔官吏的考试机关。
  汉武帝开创太学时,规定太学每年考试一次,称谓“岁试”。东汉改为每两年考试一次。汉 代太学考试方法有以下几种:
  射策
  “射策”是汉代太学常用的一种考试方法,始创于武帝之时。其具体作法是:由主考官根据 儒经内容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再根据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将其分成甲乙两等,书写在帛或纸 上密封起来,由 应试者任意抽出其中一、二种题来解答。这种考试方法类似于后世的抽签考试。考试内容侧 重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阐发。主考官根据学生答题的情况判定成绩,成绩合格者被授予相 应的官职。但每科规定的取官名额均很少。
  策试
  东汉司空徐防于永元十四年(102年)上书建议朝廷改进考试方法。徐防认为《论语》不宜“ 射策”,理由是《论语》是学习儒家经典的最基本教材,应试者全应熟练掌握,应把考试《 论 语》的方法改为“策试”。所谓“策试”就是教师事先按照师法家法章句分科出好50个题目 ,学生凡是回答得多且好者被评为“上第”,“五经各取上第六人”,张榜公布,作为政府 录用官员的依据。
  口试
  口试也叫“试诵说”,所谓“试诵说”就是通过口试考察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水平。
以上这些考试方法一直推行到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稍有改动,仍是每年考试一次,增加了 录 取名额,改甲乙科为甲乙丙三科。东汉初年又改为甲乙二科。随着太学的发展,太学规模的 扩 大,太学的考试制度也不断改进。汉代这 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是可取的,它对隋唐科举制的诞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太学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汉代太学以五经为教材,进行经学教育。国家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较为严格的审定。太学 只允许传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被拒之门外。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经书,以董仲舒为首的一批儒家学者利用“阴阳五行”学 说将儒学神学化,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命题,满足了汉王朝维护中央集权,巩固君权的需要,所以汉代规定今文经学是太学法定的教学内容。太学十几位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大 师,他们所传授的专经,就是太学设置的专业学科。古文经学是与今文经学相对立的学术派 别 。汉哀帝时,负责整理皇家图书档案的刘向、刘歆父子发现用小篆书写的《春秋左氏传》、《 毛诗》、《礼记》和《尚书》等,这些用先秦古文写成的经学著作,被称之谓古文经学。研 究 古文经学的儒者注重考证,他按字义讲经,很少穿凿附会和主观臆想,迷信成份较少。但因为它与“君权神授”的神学化的儒学相悖逆,所以被汉代统治者排斥在教学内容之外。
  汉代对教材实行统一管理。颁行统一教材,确定研究经学的标准。熹平石经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 , 是经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公诸于世的官定经书,是书法被视为是一门艺术的重要标志。熹平石 经刊刻之后影响极大,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大班上课。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据说洛阳太学的内外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太学博士多为社会名流,他们对儒经有专门的研究,他们说经,具有很强的讲学性质,这使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学从初创阶段,就具有很高的 学术水平,体现太学教学与教师学术研究的一致性。太学博士注重讲经的艺术性,不断提高讲经水平,涌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传经大师。比如有“《五经》纷纶井大春”、“殿中无双丁孝公 ”。井大春和丁孝公的教学造诣极受嘉许。
  二是高足弟子相传。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始初是几个博士教几十、几百个学生,后来太学发展,太学博士仅有十几人,最多时也只有30 人,学生却多至几千人,高峰时达3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大班上课亦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采取弟子相传,即高材生、老学生教低材生、新学生的教学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教学效率不高之不足。
  三是*会辩难。*会辩难是汉代太学经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方法,它有时在学校内部进行,有时由统治者提倡在某个名胜之地,或在朝廷中进行。
  汉代太学在重视博士讲学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学。太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太学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汉代太学造 就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研究能力强的高材生,诸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王充、“出入于今、古文经学之间”的郑玄等等。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鼓励自由探讨,褒奖学成通材的教学方法,对于改革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培养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有启发意义。
太学的视学制度
  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每到一定时候,皇帝总要亲临太学视察,尤其到东汉光武帝时,视察太学已成定制。据记载,建武五年(29年)十月,光武帝“初起太学,车驾 还宫幸太学”;建武十九年(43年),光武帝视察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论辩中桓荣因讲解 渊 博而有礼,受到嘉奖。讲学毕,光武帝与博士、博士弟子作乐歌诗,“尽日乃罢”,直到天黑才回朝。以后章帝、安帝、灵帝等都曾亲临太学视察,汉献帝在东汉末期政治动荡之时,还亲临太学观看行礼仪式。由此可见汉代对文化教育,尤其是对他的高等学府-太学的重视。
唐代太学的发展
汉代太学的创办,开辟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办大学的新纪元,并为魏晋至隋唐太学的发展提供 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年代,国家由统一转向***,政治动荡,战争连绵, 学校教育“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在这一主潮之下,太学的发展也是兴时短,废时长,很 不景气。但此时太学的发展又有新的端倪,比如,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224年)立太学于 洛阳,实行五经课试法。其具体内容是:初入太学称门人,满二年试通一经转为正式弟子, 不及格则罢遣;其后每隔五年考试一经,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通三经者补为太子舍人,通 四经者为郎中,通五经者则擢高第叙才录用;对每试不及格者可随下一级再试,亦可直接分 派工作。这种现象说明,太学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初入太学称门人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古代 大学已有预科制。又如,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初立国子学,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于 太 学 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此后各朝中央官学形成了国子学与太学并立的局面。诸如此类,皆为 唐代太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隋唐时期,随着封建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学校教育尤其是官学教育也有了很大 的 发展,作为官学代表的太学,其制度更为完备,在教育和教学管理上也渐趋科学。仅以唐代 的太学为例,它在隋代太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备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
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科学文化的繁荣,加之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官职 制度日益完备,封建官吏队伍不断扩大,因此,唐代几个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不仅注意招贤 纳士 ,而且十分重视兴学养才,把兴学视为经邦治国之本。唐代自高祖李渊 始,一反隋末压抑学校教育的政策,直至唐中叶近百年,封建官学,尤其是官学中的太学, 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代的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官学中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 、崇文馆、崇玄馆、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等。地方官学有:州 、县学、医学、玄学等。至唐中叶以前,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从中 央 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太学是中央官学中的一种 ,据文献记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这里所说的六学,就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 学、 书学、算学和律学。它们皆由国子监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全国最高教育 行政长官。此外,设丞一人、主簿一人,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籍 等事宜。在国子监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唐代 的太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制度:•教师定编和定期考核
 •教学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1)教师定编和定期考核
 唐代太学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几种,他们都是朝廷有品级的命官。博士分经或分专业授 课,直讲辅佐助教,助教辅佐直讲,依次督课授业。唐代规定,博士一经开课,一门课程没 讲完 不得调离或充任他职。唐代中央官学师生皆有定额,而且是载之于法(主要是《唐六典》和 《 唐律》),必须严格遵守的。比如国子学博士7人,助教、直讲各5人,学生300人,教师与学 生之 比是1:25。太学博士6人、助教6人,学生500人,师生之比为1:45。每年学校招生数额根 据当年毕业离校的学生数来确定,以保持定编不变,教学秩序比较稳定。
 为调动教官从事教学的积极性,保证包括太学在内的中央官学的质量,唐代中央官学制订了 极 为严格的教官考课、升迁及奖惩办法。这就是“设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 课 等级”,把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作为考核定等的重要标准,这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 上最早提出的较为合理、较为客观的教师管理办法。
 当然,教学工作量只是考核晋升的主要条件,太学等中央官学还注意从教官的业务水平、教 学 效果、工作态度等方面进行考核,并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助教在任职时间内成绩优良者, 可 以升任博士,博士在任职时间内治教有方,官职也可以上升,对此,韩愈在《施先生墓铭》 中的 记载,即是证明。施先生在太学任教19年,先后由四门助教升为太学助教,又由助教提升为 博 士。唐代中央官学教师的这种升迁,必须经礼部核对当年的教学工作量,对其教学态度、 业务水平和教学效果等进行综合考察,以决定其进退。
 唐代对太学等中央官学教官所进行的晋级考试,与对其它政府官员的考核一样,是经常化、 制 度化的。每年有小考,3-5年有大考。国家专设考试机关主持考试。唐代中央官学对教师管 理所采用的考绩制度,是有创建性的,是成功的,通过实施这种较为合理的管理方式,调动 了教师的积极性,保证了教育质量。
教学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唐初,太学的管理并不完善,尤其是在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上,还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教学 目 标不明确,无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的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考试与放假制度不健全等, 这些 弊端的存在,都为实施有效的管理设置了障碍。随着中央官学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健全,太 学的教学管理日臻完善,主要表现为:
  制订严格的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是教学管理的基本工作,它是教学工作合理组织、妥善安排的基础。
唐代太学修业年限为6年,6年内必须授完大经、中经和小经等必修和选修课程。大经修习3 年 ,课程包括《礼记》和《春秋左氏传》;中经修习2年,课程为《诗经》、《周礼》、《仪 礼》 ;小经修习1年半,课程包括《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太 学 规定,大经和中经是必修科目,小经是选修科目,《论语》和《孝经》是公共必修课。另外 ,太 学还规定习字是每天不可延误的功课,学生每日必书一纸,且要阅读《说文》、《字林》、 《尔雅》等字书。由此可见,唐代太学的教学计划是很严密的。
  编审和颁行统一的教材
  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教材建设,希望通过教材建设达到统一思想,巩固政权建设的目的。唐 太 宗曾委托宰相房玄龄召开教材审定会议,组织诸儒[讨论得失],并于贞观七年(633年)[ 颁 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从而使颜校《五经定本》以法定经典的形式,颁行全国, 成为太学等中央官学必须采用的标准教科书。
  《五经定本》虽然颁行,但太学等中央官学的教师仍受两汉和南北朝经学的影响,对其训解 不 一,造成异端峰起,于是唐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义 疏》 ]。由于工程浩繁,所以太宗诏令由国子祭酒孔颖达领衔,组织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 王 琰等当世名儒,并聘请国子司业、助教、太学博士、助教,以及四门博士、助教等29人参加 的 教材编审委员会,历时3年,成书180卷,命名《五经义赞》。唐太宗对此书甚为满意,诏表 孔颖 达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特赐孔颖达[物 三百 段],并亲自提议将原书名《五经义赞》改为《五经正义》,交付中央官学试用。此后又先 后 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和永徽二年(651年),对《五经正义》进行两次审订,最后于永徽四年 (6 53年)颁行于天下。《五经正义》不但成为太学等中央官学通用的标准教材,也成为广大知 识 分子和社会一般读书人理解儒家经典的指南针,国家举行科举明经考试,也以此为评卷标准 。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
  太学教官少,学生多,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以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同时,根据考试成 绩, 决定升级、留级、任官或退学。太学所组织的各种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检验,也是 对博士、助教等教学效果的评估。
  唐代太学的考试有三种:旬试、岁试和毕业试。旬考每10天举行一次,在旬假前进行,考10 天 内所学的课程,由博士主持,旬考分及格与不及格,及格有赏,不及格有罚。岁试 即岁 考,在每年年终前进行,考学生一年内所学的课程。由博士主持,考试经义10条,通晓8条 为上 第,通晓6条为中第,通晓5条为下第。下第为不及格,须当重习,即留级。如果留级后仍不 及格 ,罚其补习9年,9年仍无长进,则令其退学。毕业试在修业期满前举行。毕业考试由博士出 题 ,国子祭酒监考。凡通二经或[俊士]通三经者,方准参加毕业试。考试及格者可参加科举 省试,也可由太学补入国子学,还可以直接分派各种官职。
  唐代太学加强考试环节,使整个教学管理制度更为完善,通过组织严格的考试,督促学生勤 学 苦学,早日成才,同时,作为教学检查的手段,它也督促教师钻研教材,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从而 为国家输送高质量的合格吏员。这些都是它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应该看到,太学这种过于频 繁的 考试制度也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学生为了获得好成绩,为了升级和入仕,只能[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宽严有节的休假制
  太学生修业期间安排有假日。常规休假有三种:一是旬假,二是田假,三是授衣假。旬假为 每 10天放假1天;田假安排在每年[五月人倍忙]之际,是给学生放的农忙假,期限为1个月; 授衣 假安排在每年九月秋凉,严寒逼近之际,期限也是1个月。另外,太学等中央官学在这3个固 定 假期之外,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临时给假。学生3年内可以请一次探亲假。如遇家有 特 殊情况,诸如父母故去,或发生意外天灾人祸,学生皆可请假,校方不得刁难阻拦。学生在 家休 假期间,遇有特殊情况亦可以请求延长假期,学校给假时则可根据路途远近酌量期限,一般 以 距校200里为延长假期的基数,路途越远,时日越长。据《新唐书•选举志》载:[二百里 外给 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由此可见,太学 实行严格的销假制度。请假逾期,则作[不帅教]和[违程]处理,勒令退学。
  还须指出的是,唐代对太学等中央官学的管理,很多是通过教育立法的形式来完成的。比如 《 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严惩不贷;一般性的手足殴打,则杖40;若斗殴无品博士,刑 罚加凡 人二等,合杖60;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80;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把 授业教 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还规定,生徒在学3年,不回家探望父母,学校必须以道 德训喻,勉之归觐。
宋代太学的改革
——北宋三次兴学改革运动(一)
北宋三次兴学改革运动
  宋代太学的改革是在宋初社会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的,它是当时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以发动“陈桥兵变”的形式,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以来数十年的 战 乱,统一了海内。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的局面,他一方面用武力讨平内忧外患,一方面积极 进 行政治经济改革。这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形势,急需大批经世致用的治术人材。但长期 战乱学校教育破坏严重,朝廷又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为了解决人才供需的矛盾,只得大力提 倡 科举,以招揽社会上现有之人材。结果反而助长了人们的侥幸奔竞心理,读书人无心学问, 他 们一门心思准备科举,致使科举选拔出来的人也是既无水平,又无实学,最终造成人材匮乏 而又难于兴学育人的恶性循环。
  隋唐以降,学校教育培养人材,科举考试选拔人材,二者分途而行。在一定条件下,二者相 互促 进,科举制度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为科举择人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 是 ,唐代的某些统治者偏重科举的政策导致科举制度固有的弊端充分暴露,重科举轻学校的现 象 日益突出,学校育材的功能难以发挥,因此,早在唐代就有人主张正确处理科举与学校的关 系,呼吁兴学育材。
  北宋时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甚至成为调整社会矛盾,改变政治经 济 “积贫积弱”状态的焦点。有志之士在提出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纷纷提出兴学育材,发展 教育的主张,形成了北宋初年三次声势浩大的兴学改革运动。
  三次兴学运动都与政治经济上的变法革新紧密相联,其核心是兴办官学,调整科举制度与学 校 教育的关系,变培养人材与选拔人材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三次兴学改革运动的突破口均 为太学,太学的改革是整个官学改革的龙头和样板。(继续
北宋三次兴学改革运动(二) 
  宋初的第一次兴学改革运动是庆历兴学。庆历兴学是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由宰相范 仲淹发起的。范仲淹历来重视教育,热心办学。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积极 提 倡社会改革,努力推进兴学育才,并得到仁宗皇帝的赞赏和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此次 兴 学,于庆历四年正式开始,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州县立学,并改进太学和国子学,规定应 科举者 必先受相当时间的学校教育;二是改革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的程序是先策、次论、次诗 赋 ,罢帖经、墨义。庆历兴学对太学的改革相当有起色。特别是一批名师硕儒受聘至太学任教 ,对提高太学的质量和声誉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石介、孙复、 胡瑗都先后任教太学。 胡瑗在太学任教7年,他以苏湖教法改革太学,把太学分成经义斋和治事斋,分斋教学。经 义斋 的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道德修养,经义斋的培养目标是为 政 府各部门,如政、法、刑、教等输送文职官员。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 一 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就是说,治事斋的学生,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选学一个主 科 ,同时还要兼习一个或几个副科,治事斋的培养目标是各职能机构和部门的专业技术或管理 人材。
  胡瑗在太学改革中实行分斋教学和在治事斋中设主、副科的教学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创新, 他 把农、兵、水利、历算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太学课堂,使之与儒家经典平起平坐,改变了汉 唐 以来太学满门经风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它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 ,颜元在明末清初为漳南书院拟定的教育计划就直接借鉴了胡瑗分斋教学的思想和经验。分 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种制度是文、理分科和必修 、选修科目制度创立的先声。最早创立并实施分斋教学,经义、治事并重,实际上是突出了 治 事斋的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划 时 代意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范仲淹宰相之职的被废黜,庆历兴学旋即失败,胡瑗改革 太学的举措亦被中止。
  宋初第二次兴学改革运动是熙宁、元丰兴学。
  熙宁、元丰兴学是由宰相王安石发动和领导的,它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开始,至元丰 元年(1078年)继续推进,它是王安石变法革新的重要内容。
王安石被列宁颂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在做地方官时,即有改革之志,他在写给 仁 宗皇帝的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详论此意。在宋神宗熙宁、元丰期间(1068 -1078年)王安石两次为相,积极推行新政,不遗余力地进行教育改革,这就是熙宁、元丰 年间的兴学运动。
  熙宁、元丰兴学的主要内容是:一、整顿地方官学和实行太学“三舍法”;二、改革科举制 度 ,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取人;三、设立经义局,编审经学教材,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四 、整顿和发展专科学校,创办了武学,恢复了医学和律学。(继续)
 北宋三次兴学改革运动(三) 
  王安石在推行新政,策动兴学的过程中,对太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铨选学官,加 强 对教师的管理。规定教师二人共讲一经,也就是两个教师讲一门课程。对“教导有方”者予 以 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黜;王安石还规定学官,即教师成绩的考核,依据学生“ 行、 艺进退”数额加以评定。其次是颁行太学“三舍法”。依据该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 上舍三个不同程度的等级。外舍生定额为700人,成绩优良者可升入内舍;内舍生定额为200 人 ,成绩优良者可升入上舍;上舍生定额为100人,学行卓异者由主判直接推荐至中书省,得 免科 举,直接授官。三舍法实施的结果是使太学的升级考试与科举并于一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 科举与学校的矛盾。三是设立经义局编审经学教材。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的主持下 ,朝廷设立了经义局,着手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熙宁八年完 成 了上述三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称为《三经新义》。此举的目的是统一思想,杜绝异议,以 适应变法革新的政治需要。同时,颁行于各路学官,作为全国统一的经学教材。
  王安石兴学育才的基本思想是切中时弊的,他对太学的改革、整顿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尤其 是 他把竞争机制引入太学的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之中,调动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提高了太 学 的教学质量,扩大了太学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并使它在与国子学的竞争中,连连得胜,最后 兼并了国子学。
  熙宁、元丰兴学的过程中,始终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哲宗继 位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王安石等变法派人物先后被废除,全部新法陆续被否定, 第二次兴学改革运动宣告失败。
宋初第三次兴学是崇宁兴学。
  这次兴学运动是在宋徽宗绍圣年间由蔡京主持发动的。宋徽宗皇帝倾向于王安石的新政,他 执 政后定年号为“崇宁”,即取崇尚熙宁之意。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执政,再度兴学,全 力推行三舍法。
  蔡京所推行的第三次兴学,声势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前两次,实际效果也远胜于前,前两次兴 学 没能实现的目标此时得以落实。首先,地方学校空前发展,诸路州、县皆设学;其次太学得 到了改善和扩充。据说:“太学养士,最盛于崇(宁)、(大)观间”。
宋代太学改革经验概览(一)
  宋代的三次兴学改革运动,始终围绕着调整培养人材与选拔人材的关系,缓解学校与科举之 间 的矛盾进行的,改革的重点是兴办官学,其突破口是改革太学。经过三次兴学改革运动的洗 礼 ,太学在社会变革中,尤其是在教育改革中的龙头和榜样的作用更为突出,它在教育管理过 程 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后世官学,尤其是明清太学--国子监的影响也最大。归结起来,宋代 太学在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以下举措是可贵的,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变革
  在宋初所进行的三次兴学改革运动中,太学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阵地,不因循,不守旧,表现了日新又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放宽对招生对象的出身限制
  唐代太学限招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学,宋代太学则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中的俊秀者 ,较广泛地向中小官僚和一般平民子弟敞开了求学的大门,宋代太学的平民化特点相当突出 。 由于放宽了家庭出身的限制,学生是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获得在太学读书的资格,这样就保证了太学生员的高素质。
  聘任名师主教太学,不断提高太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
  宋代太学抓住中央政府整顿官学的天赐良机,聘请海内闻名遐迩的知名学者入主太学,执掌 教 鞭。比如范仲淹庆历兴学之时,石介、孙复、胡瑗等皆被受聘太学,朱熹曾满怀热忱地赞誉 此 举。被称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的胡瑗,在太学任教7年,给学生讲《五经正义》。据说 胡 瑗讲学“音韵高朗,旨意明白”,深受学生的敬佩和欢迎。胡瑗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向学生 传 授知识,而且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和人格。据说他的学生走在大街上,无论人们认识与否, 都 知道他们是“胡门弟子”。由于胡瑗执教太学,前来求学的人数剧增,致使原有的校舍容纳 不 下,不得不把太学旁边的官署改为太学校舍。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也曾主讲太 学。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称赞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时的盛况: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 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由此可见,聘请著名学者来太学任教,给太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保证了太学教育的高质量 ,使太学在与其它官学和私学及书院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继续)
 宋代太学改革经验概览(二)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太学把天下名儒聘至学校后,为了激励他们勤于教事,一改过去传统的 教 师管理模式,把竞争机制引入太学,引入课堂,使每一位教师都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太学所排每门课程都由两人讲授,并以此“比较 优劣善否”。这一举措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培养了高质量的学生。 建立了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
经过三次兴学改革运动,太学的管理制度日趋完备。主要表现为:①建立了严格的出缺勤 制 度。学生如果无故旷课、迟到,学校要严惩不贷,直至开除学籍。②建立了严格的升留级 制 和成绩考核制。太学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把生员分为外舍生、内舍生和上舍生三个不同 的等 级,经过严格的考试和考核,决定学生是升舍还是降舍。宋代太学对学生的考核相当严格, 它 把平时的学行考察与定期组织的文化课考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定,以作为升降级的依据 。 在太学里,教师每月月末和每季度末都要分别对学生进行小考和中考,称为“私试”,同时 要 记录学生每月和每个季度的品行和学习表现。这种平时考试与考核的成绩累计达到规定的标 准,学生就可以参加升舍,即升级考试。如果“私试”三次不合格,已升舍的还要受到降舍 ,即 降级的处分。学校每年年终为符合标准的外舍生举行一次大考,称为“公试”,根据大考成 绩 ,并参考平时道德行为和学习表现,择优递补为内舍生。学校每两年为符合标准的内舍生举 行 一次“上舍试”,根据考试成绩,并参考平时“行艺”表现,择优递补为上舍生。上舍生根 据 累积的考试成绩和平时的“行艺”表现分为三等。如果考至上舍上等,相当于科举及第,可 由 政府直接授以官职;考至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考为上 舍 下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省试,也可以留校担任学正、学录、学谕等一类的教学辅 助 职务和行政管理职务。每次升级考试之前,太学都把外舍、内舍、上舍的录取名额公布于众 ,让学生去竞争。因此,太学生求学积极性高,竞争意识强。③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如 前所 述,太学把学生平时的学行表现作为升舍的重要依据,以资鼓励。元丰二年(1079年)颁定新 的 太学管理规定,责成司业掌管课试斥黜教导之责,学正(由学生担任)掌管执行太学学规。如 果 太学生有戾规矩的,轻者关暇数月,不准随便出入;重者前廊关暇;再重者迁斋;再重则下 自讼斋,自宿自处;又重则动用餝楚(即体罚),充斥终身不齿。
  教育经费比较充足
  宋代太学创立于庆历四年(1044年),太学创设之初,仁宗政府就拨给田地和房缗(即房租)充 做办学经费;大学生的伙食费由官府提供,津贴由原来的300文增长到1300文。
明清太学——国子监
——国子监的兴衰历程及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官学的兴衰始终与朝代的兴替相伴而行。每一个封建政权的创建,封 建 统治者总是从其前代统治者那里继承并发展其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的学校教育。明、清统治 者在武力征服天下后,学习历代统治经验:武以定天下,文以治天下,积极调整统治策略, 发展学校教育。
  明代国子监作为明代最高学府,它创立于明初,原名为国子学。明代国子监有南北两监之分 ,南京国子监位于南京鸡鸣山,亦称“南雍”;京师国子监位于北京,亦称“北雍”。南京 国子 监创设于洪武十五年(1328年),规模宏大。据《南雍志》记载:东至小教场,西至英灵妨, 北至 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桥;左有龙舟山,右有鸡鸣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河,“延袤十里 ,灯火 相辉”。校内建筑相当完备,除有射圃、仓库、疗养所、储藏室外,教室、藏书楼、学生宿 舍 、食堂,就有二千余间。教学和管理设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和掌馔厅) 六堂(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学生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已增加到八千多名,到永乐二十年(1422年)已增加到九千九百多名,可谓盛极一时。所以黄 佐 在《南雍志》中说:当时南京国子监“规制之备,文教之盛,自有成均,未之尝闻也”。由 于洪 武、永乐年间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吸引了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 不 断派留学生到国子监学习。但是这种兴盛局面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正德(朱武宗的年号)以后 文教日衰,学生只剩千余人。至景泰、弘治之际,学生“奸惰”,教师“失职”,课业乃废 。特别是景泰以后,出现了用钱买国子监入学资格的“例监”现象,对此,礼部尚书姚夔说 :
  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 不胜其滥。且以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
  由此可见,此时的太学与明初太学相比,已是有名无实。
  清代的国子监,因明旧制。
  不过清代国子监中六堂士子肄业有内外班之分,内班住宿,外班走读。乾隆年间,国子监祭 酒 孙嘉淦仿照北宋胡瑗的苏湖教法,将国子监立为经义斋和治事斋,“严立课程”,进行分斋 教 学。此时国子监曾出现过“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新气象。但这样的局面也 不 持久,随着满清王朝政治的日趋腐败,太学生多纳粟入监,并为科名声利而学,太学教育日 趋没落和形式化。
明清太学——国子监
——“忠君”“致治”之材的培养基地
明清国子监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忠君”的官吏、“致治”的文臣。在明代,国子监是封 建 官僚的养成所。对此,《明史》的作者说得很明白:“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 。府 、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这里所说的国学就是国子监。加 之 明政府规定,参加科举者必须由学校出身,“科举必由学校”,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这种文 官考 试,则必须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一政策使得明代国子监在培养封建国家所需要的各级官 吏中起的作用更大。清代国子监依然以培养文职官吏为宗旨。顺治九年(1662年),清政府向 全国学校颁发卧碑,在序文中开宗明意:“朝廷建立学校,……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 。”政府要求学生“立志”“学为忠臣清官”,以便“事君”而“致治”。
  明清统治者创立国子监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经邦治国的文臣。在这一教育目的的指导下,要 求国 子监培养出“文武兼备”的“全材”。明太祖朱元璋坚决主张从经邦治国的实际需要出发, 来培养“实才”。洪武二年(1369年),他曾亲自督问太学生的学习情况:
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也。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 以经 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
  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修的全材,始终是明代国子监不懈追求的目标。明统治者认为“士之 学 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经过努力,明初国子监实现了培养合格官吏的目 的,正像《明史》所载:“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明清太学——国子监
——“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的教育内容
明代太学的教育内容的选择始终奉行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的主旨。洪武二年(1369年) ,明太祖颁文谕太学学官说:
  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艺者,遵古制也。 
  在以德为本,文化教育次之的原则下,明代太学的教育内容十分广泛,对此《明史》有较详 明的记载:
  入监者,课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
  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兼习之。
  此外,《御制大诰》、《大明律令》、《说苑》等都是明代国子监必须传授的内容。
《御制大诰》是明太祖撰定的,主要内容是列举死刑犯的罪状,告诫百姓应自觉缴纳田租、 出 夫役、替朝廷当差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以《大诰》颁赐监生学习,5年后,又特命礼 部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同时督促国子监诸生必须熟读讲解。
  《大明律令》是明代法律全书,它是国子监生必读的教科书。
  《四书》、《五经》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最有作为的儒家经典,为监生所必读。但朱元璋在 教育学生研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却是有选择的,他只选择有利于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容, 对 具有民本精神的内容则大加砍伐,比如当朱元璋读到《孟子》书中“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 视 君如寇仇”等语,悖然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 中孟 子配享的神位,对《孟子》一书中触犯君权独尊的地方,诸如《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 次 之,君为轻”,《万章篇》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85条全部删除,编 成《 孟子节文》,刊刻颁行全国学校,并明确规定删去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也就是校内考试不能从删除部分中出题,科举考试也绝对不许从这里出题。
  清代国子监,在以《四书》、《五经》为基本教材的同时,要求学生对实用学科要有所研习 。 比如乾隆年间,国子监事孙嘉淦就曾仿照胡瑗的苏湖教法,把太学分为经义、治事两科(与 今 之文、理分科类似),经义科以御纂的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兼教各家学术,治事科则 教授兵刑、赋役、天官、河渠、乐律等专业知识。
  清代国子学把方苞选辑的明清科举时文集《钦定四书文》列为太学生必读之教材。乾隆皇帝 诏令太学生以此书为“举业指南”,即参加科举考试必读的教学参考书。清代国子监把背诵 和写作八股文作为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学校规定学生每3个月背诵一篇八股范文,同时, 以“清真雅正为宗”练习摹写。
国子监的教学制度(一)
  坐监积分与实习吏事是明清国子监教学制度的精髓,它们皆创立于明代,并被清代所继承。 现仅以明代为例说明之:
  学年与学分巧妙结合的坐监积分制
  明代国子监在继承元代国子学积分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将学年制与学分制巧妙结合的坐监积 分制度,以激励学生迅速成长,早日入仕。具体表现为:明代国子监分为六堂三级进行教学 ,其 中,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为初级;修道、诚心二堂为中级;率性一堂为高级。国子监根据 学 生的知识水平将其编入各堂肄业,然后逐级递升。国子监规定,凡生员仅通四书而未通五经 者 ,在初级的正义、崇志、广业三堂肄业,学习期限为一年半,学习期满,经考核文理条畅者 ,则 可升入中级的修道、诚心二堂学习;修业一年半以上,文理俱优,经史皆通者,则可升入高 级率 性堂就读。据大量史料记载,明代国子监学生升留级有严格的考核方法,明代国子监制订考 核 办法主要有三种:“坐堂”、“考课”和“积分”。“坐堂”就是坐监读书,一般以坐满一 年 半以上,大约700天为限。“考课”就是定期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考核,一般以成绩高低作 为 监生升等标准。国子监规定,只有“坐堂”与“考课”均合格,方可升至率性堂。由此可见 , 明代国子监对处在初级、中级各堂肄业的监生采取的是较为严格的学年教学管理制度。监生 过关斩将升入高级的率性堂后,便采取积分法,即通过考试累计学分的方式决定学生能否毕 业 。国子监规定,学生在率性堂学习期限为一年,一年中考试12次,每个季度考试三次:每次 考试成绩分为三等:文理俱优者为上等,得1分;理优文劣者 为中等,得0.5分,文理纰缪者为下等,不得分。一年内累计获得8学分为及格,及格者由 政府发 给“资格证书”,监生凭此可以充任相当的官职;不到8学分者为不及格,不及格者仍留堂 肄业 ,即留级。这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分制。另外,明代国子监还特别规定:如果监生 天资聪颖,学业出类拔萃,“才学超异”,可以不拘年限,“奏请上裁”,被朝廷破格录用 。
国子监的教学制度(二)
  由此可见,明代国子监所实行的坐监积分制,确实是一种将学年制与学分制巧妙结合的教学 管 理体制。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它既把学年制的优点,诸如在培养人才上有统一的要求,有严 密 的课程规划、稳定的教学秩序、较高的教学质量等特长充分地发挥出来,又有利于把学分制 的优点,诸如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有利于因材施教,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程学习任务的同时 ,可 以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能力、志趣和需要选各种课程,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等特点得以较充分地体现。同时既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学年制“ 一刀切”、“齐步走”、灵活性差等不利于早出人才的弊端,也可以避免学分制中不易管理 ,教学秩序难以控制的缺点,实行一种灵活的弹性教学管理制度。由于这种教学管理制度的 贯 彻实施,使得明代国子监确实起到了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的。据《续文献通考》记载: “ 国学之政,莫备于明初”,“及至中叶,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宗、章懋、罗钦顺、蔡 清 、崔铣、吕*!分教南北,昼则会馔共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弟子,故成才之士多 出其门。”
  世纪以后明代国子监所实行的这种坐监积分制,类似于19世纪末美国高校所实行的学分制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学生看成是学习及自我发展的主体,鼓励学生积极进取,努力勤学, 迅 速成才,是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二者略有不同的是,明代 国 子监所实行的坐监积分制与学年制紧密联系,且在大学的高年级才实行,实际是国家计划指 导 下的学分制。它侧重于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按学生在1年内的12次考试中,每次考试 成 绩的上、中、下三等分别给以1分、0.5分、0分,累计8学分就算及格,不计周学时。而19世 纪 末美国大学所实行的学分制,则是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将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 大 类,规定每门课程的学分和取得某专业毕业应修满的总学分,把取得总学分作为学生毕业或 获 得学位的专业标准。学分的计算则是以学生在1学期内学习某门课程的周学时数为准。我国 近现代大学所实行的学分制,就是在明代国子监坐监积分制的基础上,以西方文化--美国 的学分制为参照系而建立发展起来的教学管理制度。
  但也必须指出,明代国子监所实行的这种坐监积分制,并不是至善至美,天衣无缝的,它还 存在 很多缺陷,比如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决定明代国子监是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 服 务的,其教育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即培养忠顺的封建官吏。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完 全 是由明政府统一规定的,除《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说苑》外,学 生 没有更多自主择课(选修)的机会,这样,所谓弹性教学管理作用的发挥,也只是局限在学业 年 限的长短上,而无法真正发挥因材施教、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实效。这是我们今天大学改 造学年制,实行学分制应该引以为戒的。
 国子监的教学制度(三)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世界教育史上实行学分制最早的国家,在实行学分制的过程中,怎样将 学 分制与学年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使二者之间互相取长补短,相映增辉 ,是 我们的前人欲解决而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强化学校内部机制改革,提高办学 效 率,提高教学质量的今天,更显得特别重要,实现学年制与学分制的有机结合,仍然是现代 大学 转变运行机制,使自身的发展迅速跨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习历事制
  所谓“实习历事”,也叫“监外历练政事”,实际就是教学实习。明代国子监生员在率性堂 积 满学分后,仅获得为官从政的资格,只有实习历事合格,才有为官从政的权利。明代“实习 历 事”制度创立于洪武五年(1372年),首开中国教育史上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明代为了培养 经世致用的封建官吏,提高官吏队伍的文化素质和实际的治事能力,首次在国子监内创立了 教 学实习制度,即实习历事制度。此制的具体规程为:把在监外历事的实习生统称为“吏事生 ” ,按规定,吏事生“轮差于内外诸司,俾其习于政事,半年回学。昼则趋事于各司,夕则归 宿于 斋舍。……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历事各司,则俾其习政法”。也就是说,学生在国子 监内 学习到一定年限,都要被分派到政府各机关“先习历事”,即进行教学实习。在实习期间, 学 生轮流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接受实践锻炼,主要任务是学习处理各种政事。实习时间以半年 为限,在这半年里,学生白天在实习机关实习政事,晚上回国子监读书休息。回监读书是为 了 不中断文化课的学习,在各司实习则有益于对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实际上,据记载,当时 学 生实习的具体时间长短不一,三月、五月、一年不等,甚至还有更长的。实习的起始时间也 根 据具体情况时有变化,比如有时是在率性堂积满学分后再行历事,有时则将“坐监”读书与 实 习历事轮流进行。吏事生除被分配到政府各部门外,也有被分派到地方的州和县,或清理粮 田 、或督修水利等。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明代国子监确定了严格的实习考核办法,明代在建文 时 (1399-1402年)明确规定,监生在监外历事与监内读书一样,必须参加考核,且将考核成绩 与 任官直接结合。考核的具体办法是:“定考核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仍历一 年 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明政府十分重视 国子 监生员实习历事制度的贯彻实施,每次实习之前,都先将历事监生人数通知各机关。据《明 会 典》记载,各机关接收历事生人数是相对固定的:“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五十三名,礼部一 十 三名,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都察院六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 政司五 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接收历事生的各机关要教之政事,并且有责任考察 其 勤惰。历事生历事期满经考核达标,便可奏请吏部附选,“遇有缺官,按次取用”为正式官 吏。统治者选派监生历事的起因是为了弥补明官吏之不足,然而监生通过实习历事,可以广 泛 地接触实际,获得从政的实际经验,有利于学生才干的增长。明代国子监在教学过程中将学 习 理论与为官从政的实践紧密结合,注意监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 重 大意义,它比宋代太学那种闭门造车的培养人才方式的确要高出一筹,明代监生的实际能力 也 是宋代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唇腐舌敝”,“率至亡国而莫可救” 的 太学生所望尘莫及。历史的成功经验昭示后世,将理论学习与实际锻炼紧密结合是培养经世 致用人才的必由之路。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国子监生员逐渐增加,导致 历 事生人数激增,使得监生历事安排相当困难,历事考核亦形式化,有的历事生甚至在北京崇 文 门、宣武门、朝阳门、德胜门历事守门,造成人才浪费,从而使该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
a)试述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b)试述私塾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作用
春秋发轫,经久不衰(一)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是私学的初级教育阶段。它发轫于春秋时期,盛行于两汉、三国、两晋 南 北朝,中兴于唐、宋、元、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它在普及教育、传播文 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杂家、农家、小说家皆授徒讲学,为促进百家 争 鸣局面的到来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如果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是小规模的 、不分层次的,我们可以把那时的私学直接称之为私塾。而自汉代始,私学教育则开始按不 同 层次、不同类型进行教学了。根据现有史料,汉代私学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或低、 中 、高三个不同层次:这就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 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
  “书馆”是汉代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教师称“书师”,主要对学生进行识字和写字的训练 。 汉代“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自己的家室或借用公共场所坐馆设教,附近学童入 馆 就学,学生人数不等,少则几人,多至百人或数百人。比如东汉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 小童 百人以上”。一种是豪门富户聘请教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的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 ” 。在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专设官邸学教授贵胄子弟之前,连皇帝子女都是通过“家馆” 接受启蒙教育的。无论哪种书馆,教师对学生进行的都是读、写、算和伦理道德行为的基本 训练。这个阶段结束后,学童进入“乡塾”接受一般经书教育。
  一般经书教育由“乡塾”来承担。“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授《孝 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主要是巩固前一阶段识字、习字的成果, 为进一步学习做准备。汉代有许多人都是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而成为卓然独立、力压群芳的 学者的。比如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邓禹 “ 年十三,能诵诗”,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东汉官邸学建立之 前, 皇室子弟也有外出就塾师学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比如光武帝刘 秀少时就曾到长安就师学习《尚书》,“略通大意”。以上说明,在识字、习 字教育完成之后,诵读《论语》、《孝经》、《尚书》等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 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对经书“粗知文义”,不要求有精深的理解,教学方式主要是 “ 诵读”。它是从大量的集中识字到专经研习的过渡阶段。诵读一般经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教育阶段既巩固了集中识字的成果,又为进行专经研习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这 在 教育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我国古代教育大体上确定了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 经书,然后进入高层次的专经研习的基本体系。即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层 层递进的教育体系。
春秋发轫,经久不衰(二)
  专经研习阶段是私学教育的最高阶段。汉代私人讲学的大师都是精通一经或数经的大学者, 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长教授弟子,吸收了大批生徒于门下。比如西汉董仲舒精通《春秋公羊 》学,“下帷讲诵”,弟子众多,创立了“弟子相传”的教学制度;韦贤精通《礼》、《尚 书》 、《诗经》,“号称邹鲁大儒”……到了东汉,专经阶段的私人教学逐渐成了稳定的教学组 织 形式。实施机构一般名之为“精庐”或“精舍”。“精庐”或“精舍”或建在大师的家乡, 或选择山水名胜之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供应学者食宿。精舍 讲学具有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性质,往往是经师边说边讲边著述。
  在汉代私学的这三个层次或三种类型中,“书馆”是典型的基础教育,即蒙学:“乡塾”是 中 等教育,有时它直接与书馆相联系,是启蒙教育的自然延伸,有时又和“精舍”的专经研习 阶 段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预备或过渡。“精庐”或“精舍”是高等教育,汉代的私塾主要 指 “书馆”和与其直接相联系的“乡塾”,而不包括“精庐”或“精舍”。汉后各代沿袭此制 。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离乱”的年代。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国家不统一,社 会 不安定,连年战争,封建政权频繁更迭,统治者无暇顾及学校教育,官学的发展时兴时废, 而私 学,尤其是私塾的发展却很盛。事实证明,每当社会处于变革和动荡时期,学术思想往往得 到 自由发展,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往往成为包括私塾在内的私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三国、两 晋 、南北朝时期,私塾蓬勃发展,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传续文化、发展教育的历史重任,不仅涌 现出了颇负盛名的蒙学大师,而且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蒙学教材。
  唐代的私塾多建在乡村,一般称为村校。唐代农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乡民多有学习文化的 要 求,因此村校办得相当普遍。它不仅对普及一般的文化知识起到积极作用,也为培养专门人 才 打下了坚实基础。唐代村校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形式生动活泼,而且很多大文豪和地方 官吏在治学从政之余积极教诲后生,他们授徒讲学不辍,实开一代尊师重道新风。
  宋代私塾相当发达,而且蒙学化的特点最为明显。宋代私塾无论在教材建设,还是教育教 学 管理制度上都日臻完善,宋代私塾正规化、制度化,可谓盛极一时。宋代私塾种类名目繁多 ,有小学、乡校、冬学、家塾、蒙馆等。
  明中叶以后,重科举,轻学校,官学日衰。清代官学更是有名无实,书院也多学做官样文章 。因 此明清之际士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学校主要是私塾。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 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读书识字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风尚; 中 举做官被认为是最荣耀的事业,加之国家提倡社学、义学的影响,因而私塾遍布全国城乡, 乃 至“普及”的程度。明清私塾主要是蒙学,也有兼教儒经,属于“小学”、“大学”一贯制 的 。明清私塾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正规化、制度化,而且出现了总结历史经验、 专 讲私塾教育和管理的专著,标志着私塾教育发展到了新水平。明清之际的私塾,按照设立情 形 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用祠堂庙宇开设的“门馆”、“家塾”, 学 生交纳一定的学费入学读书;第二种是“私塾”、“族塾”或“义塾”、“义学”,由一族 或 一村延师设学,本族本村子弟免费入学,《红楼梦》中所讲述的贾家义学就是这种私塾的典 型 ;第三种是由富贵人家聘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和亲友子弟的“坐馆”、“教馆”。私塾按学 生程度划分,有的仅是蒙学水平,招收15岁以下儿童就学,多数私塾兼及更高程度,有的私 塾教授经书,帮助学生应举,学生年龄从七八岁到二十几岁不等
春秋发轫,经久不衰(三)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蒙学以私塾为主,另有社学和义学,它们与私塾的区别是:社学 和义 学多由官办或官办公助为主,以免费招收“孤寒子弟”为标榜。明初社学多为官办,其后民 办 社学渐多。清初沿袭此制,诏令官办社学,但已是社学尾声了。义学也分官办、民办两类, 民 办义学由民间捐田捐银维持,不仅《红楼梦》中贾家义学即为此类,清末武训行乞所办的三 所义学更是民办义学的典型。
  我国封建社会,国家只承办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多由民间自办,称为私塾。近代兴办普通教 育 之时,国家无力一切求新,对大量存在的私塾,采取改良政策,这就极大地加快了新型普通 学校的发展速度,也为私塾找到了转轨变型的最合适的道路。
  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诏令全国对私塾进行改良,强调改良过程中,对私塾“不应歧视 ” ,指出改良私塾可以增加就学人数,从发展教育角度讲,“国内多一就学之人,教育即有一 分起 色”。这种改良私塾的观点和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既有助于儿童就学,也有助于塾 师 就业。为敦促改革有序有效地进行,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颁布了《改良私塾章程》,提出 “ 改良私塾以私塾教授渐期合法,并补助地方教育为宗旨”。此《章程》颁行之后,全国各地 渐次对私塾进行了改良。改良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对私塾进行登记、调查,摸清改良的难易程度。
  其次,对塾师进行劝导,并且发给学部编定的简易课程表及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管理通则等 。 
  再次,各学区成立私塾改良研究会,向塾师传授新知识,尤其加强教育和教授管理法等教 师必备专业知识的传授与灌输,给教师洗脑。
  第四,对塾师开展“甄别”工作,评定其教学的优劣等级,经督学局局长核定后,对最优等 、优等、中等水平的塾师张榜表扬,并酌量颁发名誉金,以示鼓励。
  第五,把合格的私塾立案,并换上私立初等小学堂的牌子,规定其毕业生享有与官立小学堂 毕业生的同等待遇。
  经过这次改良,私塾的发展出现生机,很多私塾变为私立小学,塾师水平亦有一定提高。但 限 于人力、财力,改革是不彻底的,直到新中国成立,私塾在我国农村依然大量存在。比如, 在偏 僻落后的皖南地区,刚解放时,全区有私塾3768所,相当于正规小学总数的二倍以上,塾生 45327 万人,相当于小学生人数的1/3,塾师3768人,相当于小学教师总数的3/5。私塾的长期存在 ,与我国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停滞不前相适应,私塾简易省钱,一师一屋,便于深入到经济文化落后 、 交通不便的地区,满足当地儿童受教育的需要。由于私塾具有这样的特点,又不限定入学年 龄 、修业年限,所以很容易植根基层、润物无声,它在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全面普及初 等 教育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承担起了普及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从这种意义上说,私塾所进行 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是功德无量,永垂史册的。
入圣之基,晓育英才(一)
  私塾是旧时私人办理的初等学校,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 会,国家不负责初等教育。中央官学多为高等教育性质,地方官学如州县学多是在蒙养教育 基 础上读四书五经和学习诗文,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属于中等或高等教育性质,因此基础教育 的 任务多由私塾来承担。这样,私塾的教育质量就是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它不仅影响私学中 高 等教育的水平,也直接决定着官学的起点,因为它们是接收私塾的生源而发展的。正因为如 此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私塾教育,把它称为“蒙养教育”。所谓“蒙养”,即是取“蒙以养正 ”之 意,意思是用正确的教育启迪儿童的智慧和心灵,使儿童健康成长,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 。中国古代先哲非常重视蒙养教育的基础作用,《易经》上早就说:“蒙以养正,圣功也 ”。 南宋的朱熹根据古代教育经验和自己多年从事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把教育划分 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阶段是8-15岁,为打基础的阶段,他把 小学 阶段比喻成“打坯模”,他说小学阶段打做圣贤的坯模,至关重要,只有基础打好,以后孩 子上 了大学,在此基础上加工,增长些知识,就可以成为圣贤了,即所谓已有了“圣贤坯模”, 大学 “只就上面加光饰”。否则若坯模打坏了,就难以弥补了,他说“自小失了,要填补实是难 ” 。因此,他主张教育必须从小学抓起,注重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王 守仁也十分重视蒙养教育。他说:“蒙者,知之始”,“正之唯其始”,“养其习与童蒙” 。强 调从小给儿童正确合理的教育,否则教育不当,儿童恶习已成,要“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 髓伐 毛,必不可胜”。在他看来,儿童既有造就成“英才”的条件,也有成为“败家子”的可能 ,所 以无论是家庭还是私塾,都必须对其严格要求,认真训导。王守仁不仅重视蒙养教育在个人 成 长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在长期从事蒙养教育的实践中,探索教育规律,提出了一套符合儿童 身心特点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体系,对后世极有指导意义。
  由于古人重视私塾教育,把它作为“入圣之基”,因而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积极从事私塾的教育教学工作,提高了私塾教学水平的提高,使私塾人才辈出。
翻开中国历史,阅看名人传记,许多名人都接受过塾师的严格指导和训化。
  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誉为“书文奇伟”的鸿师硕儒王充8岁入 私 馆学习《论语》、《尚书》,“日讽千字”,“书日进,又无过失”,是私馆里的优等生。 由于 王充在私馆中成绩优异、品德高尚,“乡里称孝”,被保举到中央太学。在太学学习期间, 王 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众流百 家之言”。太学毕业后,王充重返故里,著《论衡》20余万字。
 入圣之基,晓育英才(二)
  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孔颖达8岁入私塾,诵记日千余言,颇为时人赏识。
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自幼就读私塾,13岁通《诗》、《书》、《礼》、《易》、《春秋》等 儒家经典,并立下远大理想和志向。少年胡瑗不同凡响的才华和抱负,博得邻里乡亲的赞誉 ,他们对胡瑗父亲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明清之际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4岁入家塾,7岁就读完了《十三经》,14岁考入湖南 衡 阳县学,20岁就读于岳麓书院,致力研习经史诸子百家之学,终于成为我国17世纪学问渊博 、著作丰硕的大学者,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及教育皆有卓越见解。
  清初启蒙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7岁就读私塾,成年后以[明道救世]的精神,抱定治 学处 事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宗旨,致力于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清初思 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清代中后期,被称之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6岁进私塾读书,就读14年。
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5岁就进私塾读书。他学习专心 努 力,识字必懂方止。11岁开始学作诗文,记诵绝人,进步很快,有神童之称。早期良好的正 规教育奠定了张之洞一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被毛**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 先生,6岁始入家塾,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所谓三部小书,续读四书五经。
  在中国现代史上,恽代英、陈嘉庚、黄炎培、吴玉章、徐特立、毛**、陈鹤琴等等皆自幼 就学私塾。虽然,我们不能说私塾的教育是他们成才的决定因素,但至少可以说,由于私塾 的 良好教育,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品德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们成为利济苍生的 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杰出的历史名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默默无闻,倍尝清贫(一)
  私塾的发展全赖教师之维持,学生的成长全赖教师之栽培。私塾教师被称为“书师”、“塾 师”、“孝经师”、“蒙师”等,一般由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担任。唐代之后多由 科举落第的童生、秀才担任。很多塾师治学严谨,学有专长,文化素质很高。但衣食不愁和 稍 有其他出路的人,一般不愿当塾师。正如民谚所言:“家有二斗粮,不做孩子王”。中国古 代 塾师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有的塾师自己设馆,或受聘于村塾、教馆等,收入微薄,不足以 养家糊口,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被嘲讽为“潦倒青衫”。那些长年在外乡任教,一 年中仅过 年过节可以放假回家的塾师,生活就更困难了。清光绪年间有位名叫李森庐的塾师,年关致 信其妻说:
  我命从来实可怜,
  一双赤手砚为田。
  今年恰似逢干旱,
  只半收成莫怨天。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塾师的生活水平与当时最贫困、靠天吃饭的农民接近。塾师收入微薄、 工作辛苦,他们一人一校,身兼数职。学生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上百个不等。教学形式 多 为复式教学,即在一个课堂里由同一个教师对二个或二个以上程度不同的教学班的学生同时 授 课。在这种情形下,塾师口传身授,耳不停听,目不停视,口焦舌燥,十分辛苦。私塾假期 很少 ,一年中除端午节、中秋节和年终休假外,平时没有休息日。尽管工作辛苦、收入微薄、地 位低下,但塾师在学生和家长面前还得保持尊严、维持“斯文”,最无奈时,只好自我解嘲 :“戴顶破帽子,便说这先生好去打卦;穿件破衣裳,尽云这穷酸俨似教 花。”
 默默无闻,倍尝清贫(二)
  关于私塾和私塾教师,年长者有亲身的体会,年轻的朋友通过文学作品如《高玉宝》,影视 作品如《三笑》也都有感性认识。 唐宋明清之际,许多执教于私塾的教师是科举落地的童生、秀才。他们自幼苦读,一心想得到 功名利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却屡试不中,最终落得个“穷酸”塾师,其内心的痛苦与不 平,是外人难以体味的。这部分塾师在私塾中任教多半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在中国历史 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甘心情愿地献身初等教育,他们是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精英。
  在旧中国充当塾师的绝大部分是出身低微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这些人长年累月扎根基层,遍 布中国的各个角落,默默无闻地做着培育人才的园丁。他们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春蚕精神 ,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品格,勇为人梯,无私奉献,为后世教师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而历 代先哲献身私塾教育工作的光辉业绩更是对后人的巨大激励、鞭策与挚诚感召。最为难能可 贵,也最值得当代中小学教师们骄傲与自豪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学者、政治家 、思想家、教育家,或在治学治身之时,或在理政治军之余,创办私塾,亲身执教私塾,献身基 础教育。比如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一生从教40余年,在倡办高等教育--书院的同时 ,致力于“小学”。他不仅为“小学”编写了大量的有影响的教科书,制订小学教育教学管理 的规章制度、指导教学方法,而且在小学中亲掌教鞭,认真执教,即使到了晚年,体弱多疾,仍 然讲学不辍。“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 ”。在朱熹的影响下,小学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南宋之后,有更多的思想家、教育家献身初等 教育。他们虽然声名显赫,扬名于时,却甘于寂寞,苦心孤诣,自办私塾,教授儿童,为传播文化 ,提高民众的文明道德水平做桥梁、做纽带。比如明代中叶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为挽 救“沉疴积痿”的“事势”,把教育工作作为“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一边从政治军,一边创 办书院和社学。明清之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中年之后亦创办私塾,设馆授徒,他所建 的“败叶庐”、“观生堂”、“湘西草堂”就是王氏私塾。
默默无闻,倍尝清贫(三)
  清中叶著名学者、被钱大昕称之为“天下奇才”的戴震,一生重视教育工作。他亲自设私塾 教授“蒙童”,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他在私塾教学5年,以学不厌、诲不倦的精神 教书育人,每遇学生提问,则“各如其量以答之”,使学生“未尝不有所得”,良久之疑问涣然 冰释。每遇学生有过,则启发其“从善改过”,自行纠正,培养学生的道德自觉性。戴震在馆5 年积极教诲后生,培养了大批有才干的学生,许多人成为有名的学者。比如王念孙、王引之、 段玉裁、纪昀、任大椿等,这些大学者或著书立说,或授徒讲学,生生不息地承担起 传递人类知识文化的职责。
  清代的很多学者都从事过私塾的教育工作,如启蒙思想家李贽、顾炎武,画家郑板桥,小说 家蒲松龄等都做过塾师。
  清初杰出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颜元,24岁设私塾。自此,他以“兼善天下” 的雄心,以“扶危定倾”为己任授徒讲学,培养实学实用的人才。
  名人执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轻贱塾师的陋习,提高了塾师的声誉和地位,但是,它也未 能根 本解决塾师的社会地位问题。尤其是明清之际,随着私塾数量的迅速增加,在整个教育体系 中 私塾的基础作用增强,而这与塾师地位低下,收入微薄极不相称。这一矛盾充分暴露后,很 多有 识之士大声疾呼提高塾师地位,改善塾师待遇,他们著书立说,一再强调人生学问基础“全 赖 蒙师”。唐彪针对社会上“仅知尊经师而不知尊蒙师”的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人 生 平学问全在十年内外”,无论读书、写字、作诗文,打基础“全赖蒙师”。而且蒙师工作辛 苦 过于经师,“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停听,目不停视,唇焦舌敝,其苦甚于经师 数倍” 。因此一定要尊重蒙师。崔学古尖锐指出:“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 蒙 师得则后来易为力甚矣,不可不慎也。”张履祥也说“蒙师之责至重。”明清之际文人、学 者们不仅著书属文强调提高蒙师地位,改善蒙师待遇,而且还把反映塾师题材的小说、戏剧 搬 上舞台,以倡整个社会尊师重教之风。但由于国家财力匮乏,封建政府不重视私塾,塾师地 位低下,生活贫困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
私塾课本,色彩纷呈
  私塾是蒙养教育的一种,是蒙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所用的课本,就是传统的蒙养教 材。中国古代的蒙养教材,编写历史悠久,种类齐全,百花齐放,色彩纷呈,极富特色。
  由于私塾的蒙养教育性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相当受重视,为保证蒙养教育的高质量,很多 先 哲在教学实践中汇萃前人智慧,总结个人经验,体察儿童特点,探求教育规律,编写了大量 脍炙 人口的启蒙教材。为使大家再睹蒙养教材的旧日风采,我们将对蒙养教材的历 史沿革、种类和编写特点等在第四个问题里做专门介绍,在此则不再重复。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私塾的教学工作存在偏见,认为私塾教学就是重注入,不重启发;重背诵 ,不 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教学管理严格,师生之间除课业外,不交谈言笑,还盛行体罚 :罚立 、罚跪、“打手心”、“笞臀”等,完全是一种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认为它毫无借鉴 可 取之处。我们说,凡此种种,确实切中了传统私塾的某些弊端,但如果说这就是私塾的全部 ,那 不是出于对私塾历史的无知,就是对中华传统教学遗产的不负责任。正像我们不能因为现代 某些中小学中存在体罚的现象,就说现代的小学教育就是棍棒教育一样,我们对传统私塾也 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私塾是传统蒙学的主体,中国传统蒙学的精华集中体现在训蒙原则与方法上。私塾的教学组 织形式以个别教学为主,也有唱诗、演礼等集体活动。其教学并无统一的规定和要求,但约 定 成俗,相沿成习,形成了大体相同的格局和方式。虽然,从教育学的角度,教育方法是受教 育目 的和教育内容所制约的,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私塾,其教学原则与方法确 有 很大局限性,但这种局限和制约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定式,它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我国 语言 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在新的条件下仍然适用。所以,当历史的发展宣告了传统 蒙 学的教育目的和某些教育内容已陈腐过时之后,它所奉行的原则和方法却仍然反射着科学合 理的智慧之光。
  (1)私塾的教学原则
  私塾在长期教学工作中,继承中国传统教育遗产,借鉴前人成功的教学经验,提出并奉行以下教学原则:
  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心志
  私塾教学,强调必须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心志。对此,明代哲 学家、教育家王守仁论述得最为精彩。王守仁说: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 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遵循这一原则,王守仁论述选择了“歌诗”、“习礼”和“读书”的教育内容。 王守仁强调通过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的安排,使儿童天性得以尽情地表现,教学 必 须充分注意儿童身心的特点,有规律地进行。基于这种观点王守仁对私塾中某些教师对儿童 “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对儿童 “鞭 挞绳缚,若待拘囚”的庸劣教育方式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这种扼杀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是 造 成儿童“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的根本原因,是导致师生关系紧 张、学生与学校对立的罪魁祸首,其结果是为求其善,反驱于恶。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二)
  宽严有节,爱教结合
  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性情,决定了私塾教育既不能严厉苛责,也不能一味放纵,而必须宽 严 有节,爱教结合。宽严有节,爱教结合是私塾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的教学原则。私塾教育 主 张“收放心”,也就是使儿童“乐嬉游”、爱玩耍的天性受到一定约束,因为儿童“心易放 而 难收”,所以私塾对儿童的日常行为和学习活动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儿童必须严格遵守, 据此养成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比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规定:
  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 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儿童时期是人生知识品格的奠基塑型时期,正确严格的教育对儿童一生的成长将起积极的影 响。因此,清代秀才李毓秀在为乡里塾师时严格督导童蒙弟子,写作《弟子规》,对儿童思 想 品德、言行举止、学问能力诸方面提出严格要求。私塾在教育教学中制订了很多学规学则, 指导儿童日常学习和生活,大到修身读书,小到洗涮,事无巨细,要求严格且具体、详明, 极便 于执行。崔学古认为,如果一味地约束苛责“以威示警,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以致耻 心丧 尽顽钝不悛矣”。因此,他主张私塾在对儿童严格要求的同时又注意曲为引导,好言劝谕。 崔 学古把这种方法概括为“爱养”。严中有宽,宽严适度。私塾教育教学中所提倡的“宽”, 除 包含给儿童提供嬉戏游乐的机会这层意思外,还可以理解为对学生进行多方鼓舞与表彰。有 一 份成绩,就给一番激励,使孩子意识到日有所进,月有所长,从而保护自尊心,增强自信心 。王筠说得好:
  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 此鼓舞 之,蔑不欢欣,而唯命是从矣。若日以餑楚(指体罚学生的教鞭或尺)为事,则其弟固苦, 其师庸乐乎?
  奖掖激励的意义就在于能使儿童在日长月化中体会到自得之乐,即使愚钝,也不至于自暴自 弃、沮丧无为,而能从师长的激发鼓励中,增长克服困难、不断进取的勇气和信心。
  精讲多练,及时巩固
  私塾教学长期奉行精讲多练、及时巩固的原则。私塾教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注意引 导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熟读牢记。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不能忘。 ” 朱熹也说:“读多自然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与后来的呆读死记是有本质区别 的。 古人之所以强调背书,并不完全是因为书文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把背诵当成是重要的教学 方 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精熟不忘。因此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精讲多练、及时巩固一直是 私塾教学的重要原则。私塾教学强调:
  不必性急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 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即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按学生的接受能力施教,能授200字,只授100字,能念10行,只 与之七八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三)
  智德并进,养智益德
  私塾教学始终坚持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把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文化知识的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比如朱熹的《小学》,陈淳的《小学诗礼》,都是在知识教学中灌输伦理道德规范,在道 德 灌输中加强识字、写字等知识教学的练习,巩固知识教学的成果。正确处理知识教学与道德 培养的辩证关系,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双重功效。
  以上这些教学原则,是一代又一代塾师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它凝结着前人的心血与 智慧,这些教学原则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符合教学规律,作为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指导 思 想和基本要求,它贯穿在私塾教学的全过程中,渗透在识字、写字、读书、作文、教学的各 个 层面。遵循以上原则,私塾摸索出一整套识字、写字、读书、作文的教学方法,极具借鉴性 。
  (2)私塾教学方法
  识字教学
  识字是读书、写字、作文的基础。私塾十分重视识字教学。前人一般主张先集中识字后进入 阅读。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 千 字乃可读书。”识字教学所用课本就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每本生字都不超过1 000字,加在一起正好2 000字左右,且有一定的重复率。这三 本书三 个字或四个字押韵成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塾师不必多讲,只要求熟读背诵,儿童亦兴趣盎 然。
  识字教学的方法大体有以下几种:①指物识字。②卡片识字。③书上识字。④对比识字。
  写字教学旧时私塾十分重视写字教学,但把它作为专门功课,却是唐宋以后的事。写字教学之初是把 写 字与识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认读什么就学写什么,比如认识了“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 近,习相远”这12个字,就要学习这12个字的写法,写字与识字结合,固然可以收到相互巩 固之 效,但二者学习的难易和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学写字,必须从基本笔画、基本字形和基本结 构 练习,识字却不能以笔画多少难易来安排。所以二者很难合而为一,同步进行,因此前人试 探 着把写字和识字分开进行,平行组织教学,识字仍然学它的“三、百、千”,写字则用别的教材,
  读书教学
  读书、背书、温书,是私塾的主要功课。私塾特别重视读书,原因有二:一是从读书与作文 之 关系看,读书是作文的基础。古代素有“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意思是说,只 有 花功夫多读书,作文时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二是从儿童的年龄特点看,儿童“多记性 ,少 悟性”,即记忆力强,理解力差,私塾强调多读书、多背诵,正是发挥儿童记忆力强的优点 ,使之多积累。
  教法改革,探索革新(四)
  私塾在指导学生读书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①注重良好读书习惯的养成。
  ②重视朗读指导。
  ③先理解后记忆。
  作文教学
  ①属对训练
  ②先放后收
  私塾作为旧时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基本形式,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二千余年。它以其设备简单,收费低廉,学制灵活,适应性强等优长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 深入 到官学的触角触摸不到的街巷里弄、穷乡僻壤。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它面向所有的儿童, 也 包括成人。有的私塾不仅招收儿童入学,在冬季或农闲时节,也招收市民或农民入学读书, 向 他们及其子弟进行读、写、算等基本文化知识的培养和训练,做着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 总之,私塾在传播大众文化,栽培人才幼苗,启发民众智慧等方面功勋卓著。但在漫长的中 国 封建社会,私塾始终不为国家所重视,教学设备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没有统一的学制标准 ,没 有固定的入学条件和修业年限,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教师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在教学过程中 存 在重背诵不重理解等弊端,所以教学效率低,教学质量差也就在所难免。比如被毛**主席 誉 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9岁入南轩私塾读书,据说塾师每教一个月就要回家呆 一个 月、半个月的,对所教《三字经》、《四书》等又从不解说,所以陈嘉庚主要是靠长期刻苦 自 学提高了文化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由于陈嘉庚看到、切身体验到旧教育的缺陷,看 到 国弱民贫,教育颓废,乡村中十几岁的儿童因失学而成群结队裸体游戏,他认为这种情况, 近 则败坏风俗,远则殆误民族前途,“每念及此,乃默许自己如力之能及,当以竭力兴学,以 尽国 民天职”,萌发强烈的兴学念头。辛亥革命后,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发展实业,并以所得盈 利 积极兴办教育。1913年在家乡兴办集美小学,后创办集美学校,1919年把在南洋的所有不动 产 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业。但仅仅靠个别政治家、实业家的热情去改造私塾,毕竟能力有限 ,私塾的彻底改造,普及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还有赖于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的全面改善。
a)简述蒙养教材的发展的四个阶段;
b)试述蒙养教材的种类和编写特点。
蒙养教材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蒙学读本的编写历史悠久,自周秦至清末绵延数千年,根据现有材料和按蒙学读本自身的发展状况,大体可将其分为相互联系的几个阶段:
  (1)周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第一阶段
此时的蒙学教材多为字书。最早的字书是《史籀篇》,据说它就是为“周时史官教学童”而编写的。到了秦代,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作《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文 字多取史籀篇”。到了汉代,“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 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共3300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全 篇没有一个重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以及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也都取法于《苍颉篇》。由此可见,早期的蒙学读本基本脱胎于《史籀篇》和《苍颉篇》,是在两者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
 随着蒙养教育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读本问世。但最著名,流传久远而广泛的蒙学读本,当数南朝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
  (2)隋唐五代时期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蒙学读本在内容上突破了前一 阶段以识字为主的单一格局,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和历史知识成为这一时期蒙学读本的主潮,而识字教学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形式上,除了采用韵语体裁之外,还发现了对偶句式,这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唐中叶之后,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蒙学读本是《太公家教》。但出自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蒙学读本,还是时人李瀚的《蒙求》。
  (3)宋元明清四代是蒙学读本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这个时期蒙学读本的发展呈现千川尽发,百 舸争流的繁荣景象。并具如下特点:
第一,隋唐以前的蒙学教材多属综合性的字书,宋元明清的蒙学教材则分类编写,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词歌赋等渐有专书。虽然综合性的教材依然使用,但内容范围已有很大扩充。
  第二,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明显增加,尤其是随着理学思想的发展,传播性理学说的内容比重明显增加。比如,朱熹的《小学》、王柏《伊洛精义》、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佚名的《增广贤文》等都是向儿童灌输性理知识和进行伦理道德训练的蒙学教材。
第三,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农、工、商、医等子弟入学者不断增加的需要,传授天文、地 理 、名物、医学、农学、算术等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知识与技能的蒙学读本不断问世。
  (4)在明代后期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启蒙教材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采用旧形式,介绍西学新内容的新局面。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蒙学读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传统的蒙学读本也走完了自己的历史征程,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让位于新式教科书。

蒙养教材种类(一)
蒙养教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唐宋之后尤为明显。比如,不仅有以识字为主的字书,而且在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歌词赋等方面亦皆有专书。
  (1)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字书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性蒙学读本,当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典型代表。《三字经》相传为宋末文字学家王应麟所作。
  《百家姓》是宋至明清时期流传久远的又一部综合性字书。相传为宋初所作。
  周兴嗣所作的《千字文》,自魏晋南北朝产生以来,一直在蒙学中广泛应用,它与《三字经》、《百家姓》共同构成识字教材的三部力作,人们通常将它们合称“三、百、千”。
  《幼学琼林》是清代流传最广的综合性字书。
  (2)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养教材
  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一直是传统启蒙教材的核心内容,这种内容除了包含在综合性的教材之中而外,还有大量专门性的读物。
  专以宣传程朱理学为主的启蒙教材,有朱熹的学生程端蒙所作的《性理字训》。除《性理字训》外,旨意宣传程朱理学的蒙养教材还有陈淳的《初学经训》、程端蒙的《毓蒙明训》、饶鲁的《训蒙理诗》、朱熹的《训蒙绝句》,但因这类读物侈谈性理、高远玄妙,又不能曲意谐韵,所以始终不能在蒙学中广泛流传。
  专门进行道德行为规范训诫的伦理类蒙学读本,以《弟子规》为典型代表。
  用近于白话的歌谣形式编写而成的伦理类蒙学读本,以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二人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最为典型。
(3)以进行历史知识教育为主的蒙养教材
  以进行历史知识教育为主蒙养教材,卷帙浩繁,其数量不亚于伦理类,而且从宋代起各代皆有代表作 。
  宋代历史类蒙学读本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字文》、朱熹的《小学》、 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
  元代历史类蒙学读本有许衡的《编年歌括》、陈栎、王芮各一本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陈栎的《历代通略》、陆以道的《宋鉴提纲》、倪尧的《史学提纲》、吴简的《史学提纲》、夏希尧的《全史提要编》,以及郑镇孙的《历代史谱》等。
在元代众多的历史蒙学读本中,陈栎的《历代蒙求》被认为是最好、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历代蒙求》是部通史性的历史蒙学读本,但由于作者生于元代前期和中期,因此《历代蒙求》只写到元代为止 。
  明代最优秀的历史类蒙养教材当属《五言鉴》。
  与前代相比,清代历史类的启蒙读物显得很沉寂,尤其是清代前期。
  (4)诗歌类蒙学读本
  宋代朱熹最先倡导以诗歌训课童蒙,并亲自写作了《训蒙诗百首》,但由于这部教材理学色 彩 过于浓厚而未能流传开来。诗歌类蒙学读本的勃兴则有赖于明朝王守仁、清代陈宏谋的大力 提倡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类蒙学读本的最大特点是既能培养儿童的文学才能,又有利于培 养学生高尚的志节,尤其有利于儿童感受美、体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发展。因而,可以说 诗歌类蒙学读本是对儿童进行全面发展的、一举而数得的利器。
宋元明清之际,最流行的诗歌类蒙学读本是《神童诗》、《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
  (5)名物类蒙学读本
  名物类蒙学读本以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最为流行。
蒙养教材的编写特点
  中国古代蒙学读本的编写历延数千年,产生了无数璀璨夺目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作品在促 进 中华民族文明道德水平提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但也勿庸置疑的是,由于 蒙学读本编写在封建社会,其内容不能不深深渗透着某些封建的、落后的思想意识,这些都 需 要我们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披沙沥金。但从编写教材的角度看,蒙学读本在编写的过程中 不断总结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值得学习和借鉴。
  (1)重视汉字的特点
  汉字与英、法文等不同,汉字是单音节字,一个字一个音,必须一个一个地认读,这就给儿童识字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也正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字,所以特别容易排列组合成整齐、押韵的词组和短句,古人就是充分利用汉字的这个特点,在编写教材的时候采取韵语或对偶式,使之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方便诵读和记忆,又能提高儿童的兴趣,起到少时读过,终生不忘之效。
  (2)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蒙学读本的内容是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是其成败的关键。《急就篇》之所以流传汉唐之际数百年,就在于其内容“泛施日用”。《百家姓》和《名物蒙求》等成为蒙学的“恒用之 书”,也在于“方便日用”。作为反证,宋代的朱熹曾编写过《小学》以“授之童蒙”,书中采撷“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但在蒙学的实际教育教学中,却未能广泛流传,究其原因,恰如明代陆世仪所言:《小学》之“废”在于“多穷理之事”,“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 ,“ 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也就是说《小学》一书不能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是它说理玄奥,内容陈旧,文字艰难,不合日用。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恰似朱熹的《小学》,也未能流传久远。而《百家姓》、《千字文》编成后一直使用到清末,甚至使用到建国前夕,但那些《千家 姓 》、《三千字文》、《万字文》却不被世闻,究其原因,也在于后者选字太偏、太多、太难 ,大大超出了日用的范围,因而也就难以在蒙学中立足。
  (3)考虑儿童的兴趣和特点
  爱大声朗读、爱听故事、爱看图画,这是儿童的最大兴趣和特点。古代蒙学读本中朗朗上口的诗歌读本、简短、浅显、图文并茂的故事书,正是适应了儿童的兴趣和特点,而且很多故 事颇具教育意义。
  (4)著名学者直接编写或参与编写、修订蒙学教材,对保证教材的高质量,增强教 材的权威性意义非凡。
  比如,周兴嗣、王应麟、朱熹、程端礼、程端蒙、吕得胜、吕坤、方逢辰等大 学者都亲自编订和修改教材,并以教材建设为突破口,保证初等教育的高质量。
  (5)寓道德教育和其他教育于识字教学之中,使儿童在识字的同时受到教育,得到启发。这不仅扩大了儿童的知识面,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儿童的识字率。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蒙学读本 在识字教学中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是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a)简述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状况;
远古训教 长老亲传
长老训教是原始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家训得以产生的直接源泉。所谓长老训教, 就是原始社会中氏族集团的首领、或富有经验的长者对晚辈所进行的有关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教育训导。由于原始社会尚未出现文字,所以当时长老训教的详细情况尚无确考,但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许多神话故事和传说却生动地再现了长老训教的丰富内容和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襟怀;夸父追日,敢与日竞走的大无畏气概;精卫衔微木以填沧海的顽强毅志;刑天“无头仍有猛志”的斗争勇气;以及神农氏教民稼穑五谷、伏羲氏教民钻木取火等的神话传说,都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的原始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的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虽然这类故事在原始氏族时代和奴隶社会初期 所起的教育作用已无从考证,但是它对中华民族后代的影响却是事实。马克思曾经热情赞扬 古希腊神话是生动的教科书,我国的原始神话同样是鼓舞民族精神的最优秀的家训读本。
  长老训教这种家训形式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表现出明显的“家学”的特点。由于氏族部落首领 比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管理生产、主持宗教仪式、指挥作战、协调氏族公社内部关系等多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随着部落首领世袭制的产生,这些知识和技能也以世袭的方式被他们垄断 起 来并传给自己的后代,借以巩固自己在部落中的显贵地位。比如舜的先祖幕通晓候风知识,有预报气象的本领,他把这种知识和本领传授给舜的父亲瞽瞍,瞽瞍又传之舜,最终使候风知识成为舜的世传家学,这是他们能成为“虞君”的重要因素之一。禹的父亲鲧以治水闻名,他将有关治水的知识和本领授给儿子禹,水利知识便 成为禹的家学,禹也因此成为著名的部落首领。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最早的教育是在氏族家 庭内部进行的家庭教育,最早的家训是原始社会的长老训教。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长老训教是停留在口耳相传和儿童对成人行为的简单模仿上,没有详明的文字记载,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家训。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的《姬旦家训》。
  姬旦,史称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 叔父和老师。他帮助武王伐纣灭商,开国有功,是西周开国重臣。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在摄政期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意志,使西周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受到世人的赞誉。周公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谆谆教诲侄 子 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周公教诫子侄有《戒子伯 禽》和《戒侄成王》二部家训传世,这两部家训合称为《姬旦家训》。
  在《戒子伯禽》里,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
  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为了求得贤才我朝 思暮 想,以至于到了洗头的时候都几次停下的地步,吃饭时如有士人来访要几次吐出口中的饭, 起 来接待他们,惟恐失去贤才。你到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了,就慢待了士人和民 众。要礼待贤才,勤政爱民,把鲁国治理好,做诸侯国的榜样。
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 之邦。在《戒侄成王》里,周公一再告诫成王要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重蹈殷商失德亡 国 的覆辙。周公早就意识到国之隐忧不在当前而在后嗣。因此,他要求召公与其共同辅佐成王,戮力实施师保之教。周公对成王的教育,既包括治国安邦才能的培养,也包括个人品格的塑 造。在周公的努力诱导下,成王终于成长为一代明君,西周居为奴隶制太平盛世。《姬旦家训》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曹操在其名篇《短歌行》里高度赞扬了“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的理政治国风范,并借此表达了自己欲图大业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姬旦家训》多见于《尚书》的《君》、《无逸》、《多士》等诸篇中,它是中国第一本成文家训,首开中国古代家训之先河。
 春秋家训 异彩纷呈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私学骤兴,以及用士养士之风的盛行,家庭教育引起广泛的注意。伴随着家庭教育地位的提高,家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家庭故事。比如首创私学、以诗礼传家的孔子的《庭训》;清廉正直、世称贤相孙叔敖的《临终戒子》遗文;世称贤母敬姜的家训;素有母仪风范的孟母仉氏“三迁其居”、“断机教子”的母训,以及《韩非子》中所记述的《曾子杀彘》的家教故事,都充分地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发展及成就。
  孔子教子的《庭训》散见于《论语》中,据《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 ”,孔子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 ,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 他:“不 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在家庭教育中要求儿子孔鲤努力学习中国古 代 的传统文化,学习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之在学业和道德上能够有所建树, 将来成就一番伟业。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强调的就是 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治学与修身的统一,这是自孔子开始形成的中国家训的突出特色。在中国古代史上,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可谓功勋 卓著。孔子在家庭教育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古人称父教子为庭训也 来源于孔子在庭院中对孔鲤的这番教导。
  世称贤母敬姜的《论劳逸》是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敬姜是鲁国大夫公文伯的母亲,有一天,公文伯朝见鲁君后回家,看到母亲正在绩麻,就对母亲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您还要绩麻,季孙看了会生气的,以为我不能侍奉您老人家哪!敬姜听罢儿子的报怨,训诫道:“ 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她认为,上自天子、诸侯、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劳动,或劳心、或劳力,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这是治国安邦 的基础和前提。在此敬姜阐发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勤勉不怠国则兴;逸乐怠慢国则败。敬姜的诫子家训是载于《国语》上的有名的家训,敬姜因这篇出色的《论劳逸》之文成为有名的贤母。
  孟轲之母仉氏的《母训》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列女传》中记载了“孟母三迁”和“断 织教子”的家教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孟子的母亲仉氏以教子有方而被推崇为贤母的典范 。“孟母三迁”记述的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3岁丧父,贤德通达的孟母一方面承担着家 庭 生活的重担,帮人浆洗纺织,同时严格教子,她要求孟轲用功读书,将来成为有学问、有作 为的栋梁之材。为了教子成材,孟母慎审选择居住环境,前后三迁其居。孟轲家原住在墓地附近,幼年的孟轲经常看见送葬扫墓的情景,就与小朋友摹仿起“墓间之事”,整天做挖坑、下葬、哭丧的游戏,孟母深感此地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立即搬了家。新家靠近市场,邻居是一个屠户,孟轲耳濡目染的是杀猪卖肉、讨价还价的事情。于是,整天迷恋于摹仿杀猪卖肉的游戏,孟母感到此地也不宜久居,再次搬迁,这次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自此,孟轲每天接触的是读书人,听到的是读书声,在浓厚的读书风气影响下,开始诵诗习礼,看到这种情景,孟母喜不待言,并在此久住下来。“断机教子”讲述的也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小时读书不用功,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学习进展如何,他回答还是老样子,并流露出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神情,孟母深感忧虑,遂将孟轲叫到跟前,断然操刀割断织机上纺了一半的布匹,母亲 的举 动使孟轲迷惑不解,他“惧而问其故”,母亲回答:“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 立 名,问则广知。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不以离于祸患也”。母亲的一席话使孟轲深受触 动 ,自此,他“旦夕勤学不息,祖师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成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 政治家和教育家,与孔子齐名,历史上素有“孔孟之道”的说法。如果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及其思想的创始人,那么孟子则是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体系的举足轻重的大师。他极力推行“仁政” 的主张,多次游学稷下学宫,成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名噪一时的私学大师,极受齐王的尊崇。孟轲一生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一位非凡的母亲培养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
  《曾子杀彘》的故事载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事充分强调儿童教育的严肃性,要求为人父母者必须随时随地把身教与言教紧密配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儿童的表率。故事说的是曾参的妻子欲到集市上赶集,儿子又哭又闹非要跟着去,曾参妻子对孩子说:你回去吧 ,妈妈从集市上回来给你杀猪吃。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参马上就要给孩子杀猪。妻子制止说:我只不过是哄孩子玩罢了,何必当真哪!曾参反驳道:“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 说完,果真把猪杀死煮肉给孩子吃。曾参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他以品德高尚、诚实坦白而著称 , 他在家庭教育中特别注重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特别强调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和气氛,使儿 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与熏陶,这是相当可贵的。
  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尚未独立成文,一般都是夹杂在古籍文献中的片言只语,不是家训执行者自己撰写成文,多为后人追忆而成,往往以家教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却为后世家训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格调,为后世家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秦汉家训 沉寂再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存15年。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为汉及汉以后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秦朝实施“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政策,私学曾一度中断,家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家训的发展呈 沉寂状态。秦代较有影响的家训只有孔鲋的家训。
  孔鲋,名甲,字子鱼,是孔子的第八代孙,他肩负承续祖传儒学之重任,沐浴暴秦“焚书坑 儒” 血雨腥风之洗礼,参加过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兵败,孔鲋慷慨赴死。现存家训就是孔鲋临 终 戒子(也包括他的学生)遗言。孔鲋家训里有句蕴含深刻的警世名言:“处浊世而清其身,学 儒 术而知权变。”这是经历了人生的大波大浪之后的彻底顿悟。“处浊世而清其身”需要一种 “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永远追求伟岸人生的高风亮节,需要个人道德人格的高度 完 善。“学儒术而知权变”,则需要人们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和胆略,既能在“焚书坑儒” 的 惨祸暴政中学习、发展儒家文化,做一个博达疏通的名师硕儒,又要掌握“鱼和熊掌”二者 得 兼的取义不舍生之自我保护之道,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积蓄再生的力量。这是儒家在逆境中 所追求的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高境界。孔鲋家训中所流露的明哲保身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 家训的另一个共性:中国古代的家训多是先哲们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有感而发,很多家训都 是他们一生经验的最后总结与升华。
  汉继秦兴,两汉兴盛时间延绵达400余年,有大量家训问世。仅列名家名作就有:刘邦《手敕太子》、孔臧的《诫子书》、司马谈的《遗训》、刘向的《诫子歆》、《胎教》、张奂的 戒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蔡邕的《女训》等等。这些名家名作博涉人生世事的 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内容。
  论治学,以刘邦《手敕太子》、司马谈的《遗训》最为著名。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封建帝王,《手敕太子》是他临终前对儿子刘盈说的最贴心的 体己话。据《史记》记载,刘邦生逢乱世,早年不好读书,不学无术,尤其不喜欢儒学,卑 劣顽 皮,曾经拿博通经史的儒者之冠撒尿。秦始皇“焚书坑儒”、大禁私学倒正中其下怀,他沾 沾 “自喜,谓读书无益”,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和胜利后巩固政权的重任迫使他不得不改变 轻 儒贱学的陋习,尤其是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忠告,更使他意识到修学设教的 重 要,他不仅请人讲书论道,而且认真阅读陆贾所进的《新语》。在《手敕太子》中,刘邦认 真 反思自己浅薄无知的过去,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儿子刘盈一定要勤奋学习,担当起治国安 邦 的重任。正是由于开国皇帝刘邦的良好家教,才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景之治的出 现 打下了基础,才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找到依据,以致于出现了 “ 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蔚为壮观的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局面。可以说,刘邦的 《 手敕太子》是用一种最坦诚、最亲切的方式实现了教子读书的热望。最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代开国之君在儿子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毫不粉饰自己的浅陋和无知,反映出刘邦所具有的超人的胆识与博大的襟怀。
  司马谈是西汉史学家、思想家,他的临终《遗训》在教子治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他在临终之时,洒泪嘱子,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续写《 史记》的历史重任。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详尽地叙述了自己蒙冤受屈惨遭酷刑 的经过,同时也衷心倾吐忍辱苟活、著述《史记》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父亲家训的无情鞭策和巨大激励,正是父辈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的感召,才使司马迁 虽 蒙受世间最大的耻辱与不幸,却能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出色地完成了续写《史记》的 宏图伟业,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论处世之道,以疏广的《告兄子言》和樊宏的《戒子言》为代表。
  论为人之道,以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和张奂的《戒兄子书》为代表。
  论胎教,则以刘向的《胎教》最为著名。刘向在《列女传•周室三母》里,以托古改制 的方式阐述了胎教的意义和方法,他说: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 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吟瞽诵诗。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
刘向提倡胎教,主张妇女怀孕时不仅要注意睡姿、坐姿、站姿,避免邪味、邪色、淫声的不 良 影响,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听音乐、朗诵歌诗,进行智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 出“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的孩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总体上看,秦汉之际的家训,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家训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其内容也较为丰富,但其形式依然率由旧章,没有大的突破。
乱世家训 启后承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年代、“继汉开唐”的年代。说它 “离乱”是因为在这360余年的动荡的岁月里,国家不统一,政治不安定,战争连绵,政权 频繁 更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说它“继汉开唐”是因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新事物不断萌生 ,新思 想、新观念不断涌现。仅就家训而言,名家名作如雨后春笋,如魏主曹操的《诸儿令》、《 戒子植》、《遗令》,蜀主刘备的临终《遗诏敕后主》、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等,作为不同 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也有相当深远的教育意义,它们在中国家训史上婉若群星灿烂,至今仍历久弥新。
  曹操在家训中,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情怀告诫儿子:一要恪守以法持军之宗旨,注 意牵 情制怒;二要以国事为重,在其身后节俭治丧,在其墓穴中“无藏金玉珍宝”,充分表现了他移风易俗,探索革新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
  蜀主刘备在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后,久病不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留遗嘱给后主刘禅,告诫 刘禅 努力读书、严谨修身,做一个有德有才的君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刘禅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他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不仅没能成材达德,反而把江山尽丧。
曹操和刘备的家训虽不失为有特色的经典之作,但若与诸葛孔明的《诫子书》和《诫外生书 》比较起来,却失色不少。现将诸葛孔明的两部家训和盘托出,以现其原始风韵和神彩: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 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餓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生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 ,去 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 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诸葛亮的家训流光溢彩,福泽后世逾千年,是我国古代家训的杰作
  嵇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玄学家、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是曹操的曾孙女婿。作为“竹 林七贤”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深谙世态炎凉,其《家诫》屡屡将君子与凡夫俗子相比相照,并以后者为戒,告诉子女以立身、行事、做人、治学的道理
  一告后辈要立志,志之必坚。他说:“人无志,非也”,“若志之所志,则口与心誓,守死 不二 ,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否则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功败垂成,将抱恨终生。为此, 他特别 注重良好意志品质的培养,告诫子女要“堪近患”,“忍小情”,不“牵于外物”,不“累 于内欲”
  二告后辈要“见义而作”,赈灾济贫。不要做那些微不足道的互赠礼品的交往,而要把钱财 赠与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们
  三告后辈要慎言。他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
  四告后辈要少欲,要宽容谦恭,要涵养“临朝让官,临义让生”的“忠臣烈士之节”
  五告后辈不要打探他人隐私。他说:“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
  六告后辈不要受人之馈。他说:“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因为“常人皆薄义而 重利”,别人主动向你破财献礼,则必有所求,必图回报,这是“君子之所大恶也”。
  嵇康的《家诫》絮语平实亲切,多有感而发,它是中国家训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继嵇康之后,徐勉的家训也很有特色。徐勉(466-535年),一生为官清廉,家无积蓄,他留 给儿 孙的只有两袖清风的为官志节和勤奋读书的乐学精神。徐勉说,自古以来,很多父母为了能 使 孩子生活安逸幸福都拼命聚敛财富,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由于过份依仗父 母 之家资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志气、胆量和能力,坐吃山空。这种父母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在 徐勉看来,“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他认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留给子孙的不应是物 质 财富,而应是乐善向学的人格风范。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将有所启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成熟期。这个时期的家训不仅数量超前 ,而且内容丰富。尤其是出现了独立成篇的家训专著--《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把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推向高峰,它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代表作。参见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
唐宋家训 别开生面
  唐宋二代家训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其特点是内容更丰富,形式更灵活多样,可读性强,教育意义大、涉及范围广。
  (1)唐代家训点评
  在唐代家训中,帝王家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吴王恪书》、《戒皇属》、《帝范》。从封建帝王撰写家训的目的看,显然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保一家一姓之王朝永久不衰。其内容也主要是告诫其后代,应当遵守封建社会的各项道德规范,加强自身 道 德修养,掌握其治国驭民之术。应当承认,这些家教著述包含了许多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 东 西,但是,它也融合了中国历代人民优良的思想传统,包含了中国人民固有的积极进取、奋 发向上、谦虚谨慎、团结友善等精神风貌。在《戒皇属》中,唐太宗告诫皇属们说: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 深宫。夫帝子亲 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 。朕 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久富贵,以保贞吉,先贤有 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从该文中可见,唐太宗李世民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皇属克制自己,每穿一件衣服、吃 一 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把敢于反对你的人当作老 师 ,把逢迎你的人视为贼子。这其中的思想,对当今中国年轻一代加强自身修养不乏借鉴意义。
  在《帝范》中,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了一整套任贤、纳谏、自谦、崇俭、戒奢等治国理家思想 。在纳谏方面,李世民教育儿子李治: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都很重视纳谏,给臣下以进谏 的机会。不管进谏者是谁,辩才、文章如何,只要言论有益即可。而昏君则不然,不准别人开口,总 想掩饰自己的过错,最后导致“身亡灭国”。在崇俭方面,李世民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他认为:耳目口鼻身的情欲收敛,则美德充盈;千种嗜欲内攻,则外有凶事。骄奢由人的意志决定,不节制必使志气消沉;情欲生于自身,不遏制就会丧身。桀纣放纵自己,终酿成大祸,尧舜 约束自己,而福泽绵延。在《帝范》中李世民以历史为借鉴,特别提出要崇尚俭约。
  在唐代,另一部有代表意义的家训是宋若莘仿《论语》而作的《女论语》。宋若莘,唐中叶女人。《女论语》共有20章,为四言韵文。该书语言简洁、文笔生动,全面阐发了女子立身处世的原则和应具备的能力。《女论语》在我国影响颇大,对我国古代女性温柔贤良品性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若莘在《女论语》中主张女子要善女工,会操持家务,熟知礼节,懂得孝敬双亲、辅佐丈 夫 、教育子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女论语》中字里行间也有许多加在女子身上的清规 戒律,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这是应剔除的封建糟粕。
  唐代家训中行文最美、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是唐末柳*%的《柳氏家训》。柳*%,唐朝官吏,其 祖 父、父亲皆以理家严谨闻名,有“言家法,世称柳氏”之誉。在《柳氏家训》中,作者告诫 子 孙不要依仗门第高而骄傲自大。劝贵族后裔“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否则,“以 己 无能而望他人用,以己无善而望他人爱”是不可能的。他指出了败家的五大过失:其一,只 求 自身的安乐舒适,不甘心恬淡寡欲。假如对自己有利,不考虑别人的指责。其二,不懂得儒 家 的学术思想,不欣赏古人的道德义理,对经书盲然无知却没有羞耻之心,谈论时政时十分幼 稚 使人大笑不已。本身懂的很少,又嫉妒别人的学识高深。其三,厌恶胜过自己的人,喜欢花 言 巧语讨好自己的人。听说别人的好事便心生嫉妒,听说别人的坏事便大肆宣扬。其四,崇尚 、 喜欢懒散漫游,过份贪杯嗜酒。以举杯饮酒为清高风雅,以勤恳做事为凡夫俗事。其五,急 于 做官,巴结权贵。柳*%认为这五种大错比痤疽更厉害,痤疽用砭石可以医好,而这种过失巫 术医师也没有办法。最终它损害了名声,祸害了自己,辱没祖先,败坏了家族。
  《柳氏家训》诚挚恳切,妙语连珠。其中败家五过是对普遍人性痼疾的诊断,是对潜伏于每一个人心理底层的阴暗意识的曝光。
  (2)宋代家训点评
  宋代是家训大发展时期,宋代几位君主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等皆有家训遗世。宋代 很多文人、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在继承前代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戒子 诗、家戒、家范等多种形式,从事着古老的为国育才的伟大事业,诞生了数不胜数、远远超 过 前朝的家训。其名作成百上千篇。如名相范仲淹的《告诸子及弟侄》书;北宋文坛盟主、唐 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家诫二则》;苏洵的《名二子说》、《安乐铭》;被列宁称为11 世 纪中国改革家的王安石的《赠外孙》;文学巨匠司马光的《训子孙文》、《温公家训》、《 训俭示康》;黄庭坚的《家戒》等等。宋代家训的特点是以活泼、新颖、具体生动,言辞恳 切 的方式教育后嗣,指导家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读书治学、修身养德、节俭惜物的种种方 式方法。
  首先,关于父母对子女教养态度、教养方式的论述,家颐在《教子语》中写道:“父子之间 不 可溺于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绳之以礼,则长无不肖之悔。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 其才, 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养子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植之,又积善以滋润之。……富家 之教子,须是重道,贫者之教子须是守节。”
针对父母容易溺爱幼子,使子女慢慢滋长坏习惯的弊端。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写道:
人之有子,多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号,不知禁止。……日 渐 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为父者须详察此: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 。
  袁采主张子女幼小时,一定要严格要求他们;子女长大了的时候,不要缺乏对 他们的慈 爱。这一精彩论断有助于指导我们正确处理爱教关系。袁采的《袁氏世范》被《四库全书提 要》誉为“《颜氏家训》之亚”。
  其次,宋代家训中劝学内容颇多。而且许多名言警句至今流传不衰。
  欧阳修在教诲其子要苦学以成人的训诫中指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 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
  苏洵在《安乐铭》中劝诫年轻人要珍惜时光,努力上进。他说:“趁着年轻才壮,不可虚度 光 阴。”“受得苦中之苦,方为人上之人。世上岂有难事,都缘人不专心。”“凡事莫推明日 , 明日最误人。一年几个明日?三百六十有零。”“曾见几年拙汉,平日懒惰因循。本是今日 之事,却推明日早晨。明日偶然阴雨,又说待到天晴。天晴复有别务,前事担搁无成。”
  再次,宋代学者在理学思想的影响熏陶下,特别注重儿童良好品德的培养,因此指导子女修 身 养德,为人处事的家训也特别多。比如,宋初理学家陈抟的《心相篇》就是以对比的方法, 告 诫儿孙要“慈老爱幼”,“公平正直”,“尊崇师傅”,要“功归人而过归己”,“济急拯危”、“解纷排难”;要知“善而守”,知“恶弗为”等等,很有教育意义。
明清家训 层出不穷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的又一高峰期,这个时期的家训在前代家训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多独具特色的佳作。
  (1)明代家训点评
  (2)清代家训点评
 (1)明代家训点评
  在明代诸多家训中,以下几部是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
  《寄从子希哲》
  这是明宣宗朱瞻基写给儿子希哲的家信。朱瞻基在位期间任贤纳谏、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 息,政治较为清明,所以在历史上有“明有宣宗,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之论。作为比较 开 明的封建帝王,朱瞻基严谨治家,对儿子处事、做人、交友严格指导,要求儿子行好事、做 好人、交好友。他在家信中写道:
  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夕忧汝。思,非为别离,惟欲汝做个好人;忧,亦非为汝劳苦 ,惟恐 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泾野门下,须服从其言,观法其行,乃真为弟子,否则虽见好人,不 行好 事,反不如凡夫也。待文王而兴,己非豪杰之士,文王所不能兴汝道,他比得凡夫否?益者 三友 ;损者三友。学,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胜言。若只泛交 _,与说闲话,为无益之事,其损亦不可胜言。谨、默二字,可铭诸心。
此封家信言词恳切,情长意深,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霍韬的家训是明代家训中最有特色的,它超出了一般家训只是口头训诫子弟读书、做人的范畴,而将劳动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霍韬认为孩子从小参加劳动,可以体验 到 农夫种田的辛苦,知道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就会养成节俭、敦厚的品性;否则,不劳而食, 久享 富贵,必至衰落贫穷。他要求家中子侄在农忙时,都要暂时去参加农业生产。一天之内,一年之内,要有相对固定的劳动时间。如果子弟有偷懒耍滑不事农作者,要给以必要的体罚:“ 初 犯责二十,再犯责三十,三犯斥出,不许入社学”,剥夺学习机会。霍韬家训冲破 了宋明理学家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樊篱,突出强调劳动教 育,这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十分可贵的。
  《勉谕儿辈》
  这是明嘉靖进士周怡写给儿子的家训,在这篇简短的家训中,周怡主要谈的是节俭持家的道理: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酒肉一餐,可办粗饭 几日; 纱绢一匹,可办粗衣几件;不馋不寒足矣,何必图好吃好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思 有时,则子子孙孙常享温饱矣。
  周怡在这篇家训中所阐发的勤俭持家思想,确是持家格言。
  《孝友堂家训》
  孙奇逢(1548-1675年)《孝友堂家训》被称为明代家训的榜样。在这部家训里,孙奇逢首 先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士大夫教诫子弟,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 节。
  其次阐发做官与做人的关系,强调做人重于做官。他说:“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 ” ,又说:“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 个守本分平民”,强调的就是做人重于做官的道理。
 (2)清代家训点评
  清代家训集大成之作颇多,语言接近白话,易读易知,每个家训都独立成篇,涉及面广,论 理深 刻,形式新颖,这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清代是一个名家名训迭相辉映的特殊 年 代,比如张履祥的《训子语》、《示儿》,王夫之的《示侄孙生蕃》、《示子侄》,康熙的 《 圣谕广训》、《庭训格言》,郑板桥的《谕麟儿》、《又谕麟儿》等,曾国藩的《曾文正公 家 训》,左宗棠的《致孝威孝宽》等等皆是中国古代家训的上乘之作,是家训中的精品。
  《圣谕广训》、《庭训格言》
  清代家训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康熙帝口录,雍正演绎、注释编辑而成的《圣谕广训》和《庭训 格言》。
  康熙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作为的一代君王,他9岁即位,14岁亲政,执政61年,曾平定 [三 蕃]之乱;统一台湾;两次出兵雅克萨,给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沙皇俄国殖民者以重创; 三次 亲征,挫败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发动的叛乱;鼓励农耕,发展生产。这样一位为维护祖国统一 和 领土主权完整、奠定康雍乾盛世基础的封建帝王,在理政治国的同时,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他 严定家规,对皇属严加管教,有著名的《圣谕十六条》遗世。其子胤*&(即雍正皇帝)继位后 ,继承圣祖康熙大帝的遗志,特将康熙大帝所制定的有关齐家治国的《圣谕十六条》加以演 绎 、注释、整理和归纳,并详尽阐发其要义,编辑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又把康熙帝在 皇 宫中对皇子皇属训诫加以追述、汇编成《庭训格言》,共1卷246则,今收入《钦定四库全书 》中。在雍正皇帝整理汇编的二本家训中,以《圣谕广训》的影响最为深远。
经雍正帝亲订的《圣谕广训》,[意取显明,语多直朴],曾颁行全国。雍正皇帝不仅自 己 恪守《圣谕广训》的精神,身体力行,而且要求皇族子弟带头执行,要求在全国政府官员、 士 庶黎民中广为宣传,使全国兵民[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实现[风俗醇厚,家室和平 ] 之移风易俗之目的。在雍正皇帝的督导下,清代各府州县的学官每年按例于每月的初一、十 五二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讲《圣谕广训》,因此《圣谕广训》不仅是典型的帝王家训、庭训 ,而且也是[面向全国]的名副其实的家教教科书。
(2)清代家训点评(续1)
  《朱子治家格言》
  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俗称《朱子家训》,它是清代流传很广的家训。由于它汇萃了中 国历史上几千年积累而成的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所以一问世,就成为官宦士绅、殷实富户 以 及书香门第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成为清代各个不同阶层的家庭端正门风、振烁 家声、垂询后代的家训范例。
  《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仅500余字,尽囊治家处事之哲理,比如:[一粥一饭 ,当思 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勤俭持家思想;[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 淑女 ,勿计厚奁]的进步婚嫁观念;[见富贵而生诌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以及[施惠无念,受恩莫忘]的待人接物态度等等,至今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曾文正公家训》
  《曾文正公家训》是曾国藩部分家书的汇编。曾国藩是清末杰出的“理学大师”、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号刽子手,外号“曾剃头”。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是 一 个有争议的人物。正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yan,审判定罪 )之 则为元凶”。誉其为圣相者,仰其为“泰山北斗”,盛赞他是“中兴将帅”,是一个“立德 、 立功、立言三俱不朽”的“完全之真君子”,谳其为元凶者,骂他是封建纲常的卫道者,是 双 手沾满太平军鲜血的屠夫。客观地讲,曾国藩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所谓“丰功伟绩”已被人 民革命的狂澜怒涛无情涤荡,但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声名显赫的学者、政治家,作为 身 居要职,“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的封建官僚,自壮年至垂暮,始终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严 谨治 家的精神却是令人钦佩的。可以说,曾国藩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至今仍有警醒意义的,是他 所建构的家庭教育理论,是《曾文正公家训》,是数千封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出身于素有良好家风的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成年后久历宦途 , 丰富的学识和广博的社会阅历使他深谙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尤其是在耳闻目睹了 “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而起,仕宦、商贾之家之衰,皆因家教不严、家 风 不正所致的现实,更坚定了他严谨治家的决心。在他看来,“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 得 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为了阻遏败家毁德亡身之道,保持曾氏家族永盛不衰,培 养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贤子弟”,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写了数千封家信,并订 “ 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家规,严格教育子弟,在曾国藩的严格督导下,长 子 曾纪泽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官,协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有功;次子曾纪鸿成为较有建 树的教学家。
a)简述书院产生的原因。
b)论述书院的教育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是唐代末年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根据史书上记载,唐代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中央政府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如丽正修书院、集 贤殿书院。还有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供人们读书治学的地方。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 私人讲学。书院制度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官学衰废,一些士大夫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研究学问,聚徒讲学,这便是书院的前身。
  书院虽然渊源于唐末五代十国期间,但是作为一种正式教育制度的形成,则是在宋代,是在北宋开国十余年后。探究书院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
  1.官学衰落,士子失学。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由盛转衰,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战争不断,严重地危害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成官学日趋衰落,士子失学的状况。为此,一些笃学之士便在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藏书授书,聚徒讲学。正如朱熹在《 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 ,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说明书院的产生确实与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官学衰微,士 子失学有直接关系。
  2.禅林影响
  自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极盛。到了唐代,佛教的重要派别禅宗广为流行。佛教徒往往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精舍,从事于坐禅和讲授佛经。佛教这种注重自然环境的选择、公开讲经、注重修养的讲学制度,对书院的影响很大。宋代的许多儒者虽然排斥佛教,捍卫儒学,但是在办学形式和讲学制度等方面,却吸收了禅林 的有益影响。这可以说是书院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
  3.私学传统
  我国有着渊远流长的私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只有秦朝暂禁私学,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对私学的 存续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秦后历代,私学一直蓬勃发展,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组织形式,它与官学相并行,不仅在教育教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教育管理上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代之后,私学遍布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官学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私学则作为官学的补充,发展更为迅速。可以说,中国渊远流长的私学传统 对书院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书院之始,就具有私人讲学的性质,后来逐渐嬗变为私办官助 、半官半私和完全官办的学校。
  4.雕版印刷术的发达
  唐末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泛地采用,印书、藏书之风流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书院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书院创设之初,纯属私人讲学的性质,宋王朝为了把书院掌握在政府手中,加强朝廷对书院的影响和控制,经常采用“赐匾”、“赐书”、“赐学田”等手段。可以说没有活版印刷术的发明,没有大量书籍的刊刻问世,五代,尤其是两宋书院的产生、发展是不可能的。由此不难看出,印刷术的发达,是书院发展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5.名师在书院讲学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宋的著名学者,如胡瑗、孙复 等多在官学任教;而南宋的著名学者却多在书院讲学,这就为书院在南宋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名师在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不仅使旧有的书院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而且诱发了新书院的萌生。
基于以上诸种原因,也就是在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书院这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教育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嬗变
宋代书院的发展嬗变,可以相对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北宋书院的兴起时期和南宋书院的勃兴时期。
  宋初书院一度兴盛,创建了一批著名的书院,但是短暂即废,就连著名的白鹿洞书院都遭废弛。
  北宋书院初兴之时,有六大著名书院,它们分别是: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
  到南宋时,书院教育进入极盛时期。南宋的一些著名书院,多数称“精舍”,由理学大师亲 自主持。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对天下书院影响很大,其后20年,各地书院大兴,书院的数 量空前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书院活动内容更加充实与丰富。一般来讲,书院的活动主要有 三项:藏书、供祀和讲学。到南宋时,书院的三项活动内容基本具备。书院进一步制度化, 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严格地说,南宋书院的复兴发端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尤其是朱熹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教条》,成为书院的标准学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以后各地书院纷相仿效,它们皆以《白鹿洞书院教条》为纲领,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书院制度。
  元至明清时期的书院,也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种。元初为鼓励增设学校和书院,首先在燕京设立太极书院,此后,各地纷纷设立书院。据统计,元朝修复、改建和新建书院200余所。不 过元代的书院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已初步具有官学性质。朝廷规定,各书院一律由礼部派 人充任山长。书院被官方所控制,逐渐失去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宽泛空间。
  明初书院不及宋、元两代发达。主要原因是明初统治者把兴建官学、提倡科举作为办教育的重点,对书院不予重视。所以明代在开国后的百余年里,书院教育一直处于沉寂状态。大约 是从成化年间,书院才开始发展。明代书院计千余所,最有影响的是无锡的东林书院。据说,当时人们不知各地有书院,只知天下有东林,所以把所有的书院都称为“东林”。东林书 院有著名学者顾宪成、高攀龙讲学其中。东林书院的办学特点是,师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反对明哲保身,致力于讽议朝政、议论得失,裁量人物,师生思想极为活跃,它提倡自由讲学之风,主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不仅是东林学派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制造舆论的政治活动的中心。明代天启五年,大太监魏忠贤禁毁书院,首及东林。
  清代对书院先是限制,后又奖诱、提倡。清代的绝大部分书院都已经变成了官办学校,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宋明理学家、心学家以及清代的实学家所创建的精舍和书院。这些精舍和书院的教育实践,与汉代以来太学所形成的教育 风格迥然不同,形成了另外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
  第一,培养目标不同。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它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强 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
  第二,自由讲学。每一个学派的大师所主持的书院、精舍,一般就成为这个学派进行学术研 究和教育活动的基地。书院教育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三,学生自由择师,不受家庭出身及籍贯等的限制。
  第四,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 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第五,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与交流。宋代书院倡导并推行“会讲”制度,所谓“会讲”就是一种学术研讨会,在书院所举行的定期会讲中,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议论学术上的得失。
书院在组织管理与教学上的特点
 一、 书院在组织管理上的特点
  书院在组织管理上,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机构简单,管理人员较少。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书院的负责人一般称为山长(也有称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书院的管理人员除山长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教育教学等事宜。另外,学生 也可以参与书院的管理。
  第二,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富有弹性,而且不同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差异。教学则以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对学生的考查,亦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学生有 日记册,书院里的季考或岁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
  第三,设置、颁布严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书院所订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
  第四,书院经费自主。书院的主持人往往自筹办学经费,其经费来源亦号称多途,既有名人 捐款,也有官方赐学田、赐房屋等。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教学、购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第五,注重形成独具的特色。宋明之际的书院,每个书院都是某一大师学术研究的基地,许多著名的学者在主持自己的书院的时候,都注意形成自己书院落拓不群的鲜明个性,形成独 具的教学、科研特色。
  二、书院在教育教学上的特点
  书院在教育教学上,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其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密切相联,共 生互动。
  第二,“百家争鸣”与“门户开放”。书院的教学继承了稷下学宫的优良传统,采取“百家 争鸣”、门户开放的政策。书院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辩鸣 。比如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派的学术领袖,曾进行过公开的论辩。但朱熹却 主动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讲学内容刊刻在石头上,以便于学生学 习与参考,这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了榜样,首开书院“讲会”之先河。此后,许 多书院的主讲在讲学中都欢迎别人质疑问难,进行辩论,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使 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气氛活跃,学术研究气氛浓厚。而且,书院讲会制度的盛行,不仅 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且打破了师生之间在受业上的地域限制,学生来去自由 ,师生之间自由交流,形成了高等学校开放的办学传统。
  第三,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注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书院的大师在教学过程中,大抵是提举纲领, 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体会。至于教学内容,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各有差异,决不强求一致,学生学习进度的快慢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对于学生学习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更是随其钻 研体会的程度,令其各有所思,不求一律。老师有时略加点化,启发自悟,有时明白讲解,以期彻悟。另外,书院教学注重知行结合,讲求“躬行践履”。书院的大师们认为只教学生 “读书穷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读书穷理与“躬行践履”相结合,引导学生把掌握的知识 义理付之于亲身实践。书院的教学寓教于乐,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 讲学期间,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每有闲暇即赴书院留居,与生徒游泉石山水林 木之间,寓讲说、启迪、点化于游乐之中。
  第四,师生之间关系融洽,以道相交,感情深厚。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尤其是在私学教育中,形成了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书院制度是由私 学演化发展而来的,它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私学这一光荣传统。书院实行着自由择师的制度, 学生往往是慕名而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学生跟随老师的时间较长等都加深 了师生之间的感情。比如,明代东林书院的师生共同关心时政,探讨学术,议论得失,结下 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讽议朝政惨遭****的情况下,生死相随,矢志不移。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是在官府或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发展为以学者讲学、士子求学为主的培养人才的机构。科学地讲,书院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它具有多种 功能。既是图书馆、高等学校,又是研究院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同时,书院从事著 书、编书、校书等事业,也开创了世界高等学校创办图书馆和出版社的先例。总之,书院是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近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物质依托,对中国古代人 才的培养与学术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1、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与教会教育的问题
  2、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建立
  3、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与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
  4、“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与壬戌学制的问题
a试述教会教育对中国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b壬子癸丑学制的内容和性质。
c试述壬戌学制的特点与影响。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与教会教育
一、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的创建与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密切相连。西学东渐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就已经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除了带来大量神学书籍外,也带来了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书籍,他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独自撰写了《万国舆图》,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学说;日耳曼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其编著的《远镜学》中,向中国介绍了近代光学,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来华除宣传基督教外,也把西方近代的某些自然科学引入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到清代康熙末年,满清政府曾经一度下令禁止传教活动,传教士来华数量锐减。鸦片战争之后,依据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取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从此,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并带有明显的殖民侵略的色彩。这些传教士在华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设立学校、医院,创办杂志,翻译出版图书。这些活动客观地传播了西学。随着西学的传播和传教士的积极活动,新式学堂和教会教育开始了。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适应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以及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一批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比如,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政府自行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此后,新式学堂纷纷问世,1863年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同文馆、1887年在新疆创办了新疆俄文馆、1888年在台湾创办了台湾西学馆、1889年在珲春创办俄文书院、1893年在湖北创立湖北自强学堂等。以上是学习外国语的新式学校。此外,学习军事的武备学堂有: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80年的广东实学馆、1880年的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88年的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1889年的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90的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6年的湖北武备学堂等。学习科技的学堂有:1876年的福州电气学堂、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1年的湖北算术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6年的南京铁路学堂、1896年的南京储才学堂、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等。
在国内新式学堂勤于问世的情况下,为了培养西学人才,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也于1872年开始了。最早提出留学教育的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容闳于1867年在《予之教育计划》里集中论述了关于留学教育的问题,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在此计划的基础上,1872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拟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120 名赴美留学,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经清政府批准,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赴美留学,洋务派官僚在派遣留美幼童之后,又奏请派遣留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留学生。自1896年始留日学生增多,1905年至191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43670人。
  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新式学堂仍属于开创时期,此时的新式学堂的特点是:学校尚无完备的教育计划,更谈不上有统一的学制;学校一般均为一级制,上无可以继续深造的教学或研究机构,下无作为基础的预备学校;重视西文、西艺的学习,而忽视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及科学技术,忽视民主与科学的教育;封建的旧教育根深蒂固,重视人文教育,忽视军事体育教育的倾向十分明显;师资、设备严重缺乏,难达成近代学校之目标;军事学校皆设于通商口岸,难受到军事训练之效果;教育对象,即学生多属于贡举生员,仍然没有脱离旧教育的束缚,治术气息浓重;派遣军事学校优等生出国学习深造,首开留学教育之先河。
 二、教会教育
  关于教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就在中国的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同时开始设立学校。比如,1807年第一个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马礼逊死后,1835年“马礼逊教育协会”在广州、香港设立学校,招收中国贫寒子弟入学。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称马礼逊学校。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办学的特权,教会教育迅速膨胀。继马礼逊学校之后,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由沿海伸向内地。据统计,自1860年至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约800所,学生约两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会开设的。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基本以小学堂为主,中学堂仅占7%,女校有所增加。自1875年至1900年,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学生增加到40 000人,其中,中学占10%,并出现了教会大学。此时较著名的教会学校有:1863年FaGuo天主教会在上海举办的圣芳济书院。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此学堂1876年改为文会会馆,是济南齐鲁大学的前身。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立文华书院,是华中大学的前身。1879年圣公会又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是华中大学的前身。1894年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7年在苏州设立中西书院,后来两校合并为东吴大学。1904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创立汇文书院,美国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后来两个学校合并,于1919年改为北京燕京大学。同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傅罗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形成金陵大学的前身。
  这一时期教会教育急剧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外国侵略者对华侵略的加深。随着侵略扩张的不断加深,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越来越多,需要大批既通晓外语、掌握西方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又在感情上亲慕西方,能为其侵略中国效力的人才。1890年,狄考文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明确地道出了教会教育的宗旨:
  “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 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控制社会的感情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其真正目的是替代封建士大夫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控制中国,“为他们带来和平侵略全世界的效果”。不过也应该看到,大批教会学校的出现,在客观上满足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渴求西学的愿望,为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洋务人才。
  需要指出的是,为扩展教会势力,教会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就是宗教。天主教办的学校设教义问答,基督教办的学校设《圣经》课,中国经书也是必修课,教会学校开设英语是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的事,自然科学知识虽然也是教会学校的课程,但却不是主要内容,传教士要求传授科学知识的教学必须纳入宗教神学的轨道。
  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宗教宣传,壮大宗教势力,西方传教士于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并建立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改为中华教育会。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年会的开幕词中说:必须在中国大力推广基督教教育,以“打破中国人的傲慢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1896年中华教育会召开第二届年会,明确提出要以“各种方法控制中国的改革运动”,使他能符合基督教的利益。由此,基督教在华办学的目的昭然若揭。
清末新教育制度-----壬寅癸卯学制的建立
 一、京师大学堂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光绪皇帝准设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同时节制各省的学堂,即管理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被迫停办。1902年重新恢复,且逐渐扩大了规模。初创时的京师大学堂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学校虽然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实际是过度重视中学而忽视西学,“中学”课程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至八品的封建官僚和举人,学生在学堂里被称为“老爷”,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下令恢复科举考试,每逢开科之时,学生纷纷参加科考,把京师大学堂作为预备科举之机关。但是尽管如此,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维新教育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进展,同时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开创期。
 二、壬寅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实施的学制。癸卯学制是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改造而完成的学制。
  1.壬寅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由于1902年为壬寅,所以该年所拟订的学制被成为“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
  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
  (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
  (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
  (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
  2.癸卯学制
  1903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癸卯学制于1904年1月13日公布实施。该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尊孔读经为宗旨,内容比壬寅学制详备。癸卯学制自1903年公布起,一直延用到1911年满清王朝覆灭为止,对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大。以后学校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在癸卯学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癸卯学制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从纵的方面看,可以分为三段六级,儿童从7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全部学习时间是25--26年。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9年,包括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内;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11--12年,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三级。从横的方面看,有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分为初级和优级;实业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此外,还设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及译学馆。
  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系统并付诸实施的学制。按照该学制的规定,儿童从7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修业长达25--26年,这是我国最长的一个学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政府法令形式公布实施的新学制。该学制的建立与实施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私学、书院三种教育形式并立的旧格局,为中国现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癸卯学制几乎完全是抄袭日本学制而来,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且女子教育毫无地位。在课程的设置上,按照中学为体,保存国粹的原则,规定各级学堂必须把读经科和中国文学科列为重点的必修课,其目的就是“保存圣教”、“巩固国本”,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很小。另外,癸卯学制规定的一套详备、整齐的学校系统,远非中国当时的国力所能及。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与壬子癸丑学制
一、教育改革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元月,在南京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临时政府,宣布+++国的成立。+++国建立之后,为发展和巩固革命成果,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法令,积极进行资产阶级改革。教育方面的改革是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坚持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国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首任教育总长,立即着手对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造。教育部一成立,就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了第一个改造封建旧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封建旧教育进行改造,改造办法共计14条,其要点是:1.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2. 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于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废止;3.一律废止小学读经科;4.废止旧时奖励出身;5.旧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6.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与此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中、小学课程内容及教学计划,对旧教育内容进行改造。以上两个法令的颁布巩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成果,促进了民国初年普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为了彻底改造封建旧教育,使教育适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清末教育宗旨 。因此南京临时教育部成立不久,便着手研究新的教育宗旨,制定教育政策与法规。1912年4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该意见成为制定教育政策的理论根据。在文章中,蔡元培对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提出了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关于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在此,蔡元培所说的道德教育,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识技能的教育,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智育;军国民教育就是军事体育教育,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保证;美感教育是指音乐、图画、手工等艺术教育。美感是陶冶情操、培养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手段。民国教育方针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行了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新教育宗旨反映了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旧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的进步主张,对辛亥革命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重大的影响。
二、壬子癸丑学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讨论了学制改革的问题,制定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并附有9条说明,于1912年9月公布,史称《壬子学制》。自新学制公布到1913年8月,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进行补充,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亦称1912---1913年学制。
  该学制规定整个教育期限为17--18年,纵的方面分为三段四级:初等教育包括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两级;中等教育4年一级;高等教育一级,分为预科3年、本科3--4年。此外,下设蒙养院,上有大学院,不计年限。横的方面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相当于中、高两级。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3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各类,相当于初、中两个阶段。此外,还设有补习科、专修科及小学教员讲习所等。
  这次学制与课程改革较清末的癸卯学制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精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首先,贯彻教育平等精神。新学制基本废除了在受教育权上对女性的歧视,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都可以设立女校,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的思想;取缔了清政府专门为贵族开设的贵胄学校,废除了封建教育特权,同时废止清末按等级奖给毕业生科举出身的规定,力求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在教育中禁止体罚,主张尊重学生人格;其次,根据新的教育宗旨对课程进行重大改革,小学废止了读经课,大学取消了经学科,加强中小学的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禁止使用清朝学部颁布的教科书,重新编写教材;再次,缩短了学制,新学制较《癸卯学制》缩短了7--8年。学制的缩短,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急需大批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但是,由于该学制成于匆忙,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诸如仍是抄袭日本的学制;中小学教育年限过长,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也与普通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不相符合,不利于教育的普及;另外,预科的存在也阻碍了学制的统一,不利于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衔接,有待于进一步地改革与完善。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与壬戌学制
 一、教育改革与壬戌学制
  中国近代学制形成之后,虽然经过民国初年的改造,但是却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小学教育阶段过长,初中教育阶段太短,学制体系单一,缺乏灵活性,从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衔接关系,到课程、教学方法等的选择与运用,基本是以升学为宗旨,而实际上,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又十分有限,学制虽然规定初等小学为义务教育,但却没有具体的保证措施,使普及义务教育难以实现,这确实是民国学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逐渐解决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较大程度地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壮大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急切地希望学校能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受过一定职业教育与训练的劳动者,以及能够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的各种管理人才与各种专业人才。但是壬子癸丑学制所暴露的缺点使得它已经不能满足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需求,必须进行改革。
  1916年前后,留美学生纷纷回国任职,1917年国内就有人提出学习美国的学制,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等先后来华讲学,加速了把美国进步的教育制度、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观点、以及一些新的心理学理论、心理测验方法、教学理论等介绍到中国的进程。以此为契机,中国教育由单纯模仿日本转向学习美国。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修改学制系统,1920年年会再次进行讨论,并将有关学制改革的各种意见汇编成册,印发各省区教育会研究讨论,要求各省区教育会组织教育界人士组成学制研究会,酝酿制定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开会,集各省方案之长,制定了一个新学制系统草案。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该草案稍加修改后,再送达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征求意见,然后于1922年11月1日公布实施,史称“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由于该学制是仿照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故又称“六三三”。新学制以下列七条标准为依据: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在学校系统总说明中提出:学制分期大致以儿童身心发达时期为依据,采取纵横活动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顾及学生个性及智能,高等、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学制采用美国学制的一种,即“六三三制”,规定初等教育6年(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中等教育6年( 初级和高级中学各3年,师范学校6年,其中后期师范学校3年);高等教育3---6年(大学4--6年,专门学校3年以上)。初级小学儿童入学年龄为6岁。学制《附则》中还规定:注重天才教育,得变通年限及教程,使优异之智能尽量发展;对于精神或身体上有缺陷者,应施以相当之特种教育。
 二、壬戌学制的特点及影响
  新学制具有如下特点:1。新学制注意到了制定学制必须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必须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及人民生活水平相联系。2。新学制根据中国国情采取了许多富有弹性的措施,比如关于普通教育阶段是否设立职业科,中学分段后各校该设哪些科目等,皆“斟酌地方情形”,“视地方需要而定”。;3。新学制将小学、中学分别按四二、三三分段,每段均可独立设置,有利于普及教育。4。 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新学制中增加了职业教育系统,小学初中阶段按需要增加了职业科目,高中阶段实行分科制,按学生个人情况合理分流。5。 新学制以心理学理论为依据,按照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将原学制中小学、大学年限缩短,中学年限延长。同时,中学还实行了学分制和选科制,以及优异学生可以越级升学等措施,照顾了学生在个性、能力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新学制在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22年学制改革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该学制一直沿用到全国解放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亦合理地吸收了该学制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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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6-27 18:15:05 | 只看该作者
朋友发给我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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