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九十年代语境下的左右之争

Kafka

时间过的很快，八十年代末的社会运动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过去十年了，即使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的争论也已经过去五年了。中国的思想界一直是排浪式地掀起高潮。熊彼特曾指出，从19世纪的经济运行可以分离出3，4年的基钦短周期，10余年的朱格拉中周期以及60年以上的长周期。思想界也向来有这个传统，稍有不同的是尼采，海德格尔及斯特劳斯指出了千年以上的超长周期，这是经济学家所无法观测的。\r<br>　　随着泡沫的破碎，世事的变迁，该被忘记的终究被忘了。不要说魏XX，王X这些名字，即使包遵信，金观涛，刘再复这些名字也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了。据说，当年他们的书都被翻得支离破碎，一片一片的，现在去图书馆，很难再找到这些书了，恐怕不是束之高阁，就是投入了纸浆厂了吧。前几天看到一则消息，黑手之一的陈X明获释出狱，这令人颇感意外，即使像我那么差的政治嗅觉，看到这则消息也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来。\r<br>　　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的争论，主要是朱学勤与王彬彬，韩毓海等在1998年左右挑起来的，99年达到顶峰，虽然更早的线索可以追溯到王绍光，崔之元在9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这场争论由局部矛盾转为全面论战，从政治转向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许多无法靠学术在本专业立足的人投机加入论战，一举成名，典型的如杨帆，韩德强。两派的内部成分都很复杂，参差不齐，新左派尤为突出。例如朱学勤和张汝伦都是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在这个角度上，两人都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但现在，两人分别被划归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看起来颇为有趣。又如甘阳，他倡导的斯特劳斯政治哲学，他的政治成熟的号召，正是在隐晦地解构民族主义，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性和政治性，他也被强行归为了新左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从纸媒空间还是从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环境来看，新左派从来都处于优势的地位，因为他们有体制的保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晖等利用公共权力打压异己，并一再向海外媒体诉苦，表达自己的弱势地位。对新左派集团的形成必须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历史来看，这是八十年代末社会运动的必然反弹，上行既然不通则必然下行，借助体制的力量挖掘底层资源，转移敌人，以保证学术上的批判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最终沦为体制的附庸。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到了90年代末，由乡镇企业，外资等推动的帕累托改进的能量已经殆尽，改革进入更深层面，必然面临希克斯－卡尔多改进，这就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他们急需一些代言人来延缓体制改革的进程，这就是新左派。平等问题在90年代末经常被提起。其实，90年代初在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一场争论就直接触及了根本，发展优先与体制改革优先都能有效缓解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在开放市场经济国家，大家公认有一条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越过拐点之后就能迅速降低不平等程度。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推动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倒U曲线就可能成为倒L曲线。张－林之争是关于体制改革时机和博弈力量判断的争论，而新左派们除了重复常识外，并没有触及不平等问题的本质，不用说解决的方案了。体制改革从产业结构来看，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和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三本书的热销都佐证了这一点。由人口学知识可知，这种二元结构必然在50年以上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化。农村的技术进步空间很有限，内部制度创新与逐步降低城乡壁垒是唯一可选择的发展策略。而管理体制的矛盾最终也仍然指向最上层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比，城市中改革切入层面的矛盾很多，更复杂，诸如房价泡沫，国有企业转轨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金融体系的改革。这场改革在左右之争的视野之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却直接影响到未来10年的中国政治走向。从个人角度来看，社会矛盾在莫帝格里安尼的生命周期三阶段，即青年教育，老年医疗和壮年的工作积累（失业）以及代际转移支付问题。这三阶段问题也将因为人口结构的原因长期困扰国家的发展，但左右两派也都很少触及这些问题。社会矛盾是二元体制的必然产物，十五年前遇到的问题终究是无法绕过的。现在民众的诉求和十五年前相比没有太多的本质区别，只是舆论收得更紧了，毕竟经历过政府合法性压力的软着陆以后，大家都还心有余悸。互联网与其他公共媒体一样，都在不断触摸政府的底线，逐渐扩大公共领域，这使得人们在绝望之中还能看到一丝希望。放松意识形态教育，抓紧舆论控制，这是很高明的策略，使得政治压力得到有效疏导。收紧舆论，使得人们逐渐丧失政治意识，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更趋向南美而非欧洲。由此可知，中国的稳定决非台湾式的市民社会兴起，而是南美式的政治性的缺失，这使得中国能够在很高的基尼系数下仍然保证社会稳定。李昌平的名言，“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暗示出了农村的主要矛盾。\r<br>　　左右之争已经过去，很多自由主义者已经投入实践，而更多的左派在获取无形的名誉资本后被体制同化，对话的基础已经丧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书店里，王晓朝的《柏拉图全集》，涂纪亮的《维特根斯坦全集》都已经出版，李秋零的《康德全集》也快了。尼采的各种文集出了几十种，克尔凯郭尔有十多种，即使原先大家不甚关心的狄尔泰，都有三，四种面世了；杂志里，读书，天涯，书城，书屋，万象等的质量这两年急剧下降，作者们集体丧失了对当下中国核心问题的关心，同时也丧失了敏锐地批判的能力；大学里，大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也普遍丧失了对思想的追求。十多年前，大学里分为麻（将）派，托（福）派，商派，恋派。现在，除了麻派普遍转换成游派外，其他并没有很大区别。网络上，99年开始兴起的思想网站在外部压力和网站本身脆弱性的冲击下已经陆续凋零，笑蜀孤云再也不用推荐什么排行榜了。公共论坛已经丧失了对公共性的追求，少数新兴网站还在苦苦支撑，但思想深度和广度已远不能跟当年的“思想的境界”比。\r<br>　　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但人们总是不甘平庸的，特别是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年轻健康的一代。一轮新的高潮正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