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活动情况概述 作者：李莉

嘎嘣脆

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活动情况概述

发布时间：2010-04-21  作者：李莉  来源：《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


　　印度政府东北地区共设立了七个邦，即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特里普拉邦及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总面积25.5万平方公里，约占印度领土总面积的7.7%；人口近3900万，约占印度总人口的3.5%。该地区聚居众多部落民族，汇集多种文化、语言和宗教，仅被列入印度宪法的部族即“表列部族”就有160个，其中那加人（Naga）、米佐人（Mizo）、梅泰人（Meeteis）、库基人（Kukis）、博多人（Bodo）为五大部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该地区一些大部族离心倾向严重。早在1952年，那加兰就发生过分离主义武装叛乱。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各种武装叛乱更是呈蔓延之势，每一个邦都受到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的侵扰，其中阿萨姆、曼尼普尔、那加兰和特里普拉邦的冲突更是达到低烈度战争[1] 的规模。尽管印度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并多次发起和平行动，但始终未能肃清这些邦内的分离势力。目前，该地区较为活跃的*政府武装组织约有30多个，它们的政治诉求包括独立建国和民族自治，其分离主义运动已演变为印度境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叛乱，成为印度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分离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印度东北地区分离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尤其与英国殖民者当年在该地区以及整个南亚次大陆所实施的“分而治之”政策密切相关。

　　（一）殖民隔离政策阻碍民族融合。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东北地区是个独立区域，虽然在地理、文化上与印度次大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统一过印度次大陆的王朝都不曾将东北地区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1826年，英国殖民者侵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后，东北地区逐渐成为英印殖民地的一部分。1873年，英国殖民者颁布《内线管理条例》（Inner Line Regulation），在该地区的山区和平原间人为地划定一条分界线，将主要生活在山区的部落人群与外界隔开，允许其在领地内自我管理，同时禁止区内与区外人员的自由流动，部落山区以外的人士只有获得特别通行证才能跨越所谓“内线”。英国殖民者宣称此举意在保护部落人群及各部族特性，但实际上是想通过“分而治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同时阻止印度的独立运动热潮蔓延到该地区。[2] 然而，这一政策却加深了该地区与印度其他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隔阂。

　　（二）印巴分治制造地理隔阂。英印时期，大阿萨姆是孟加拉的东北前沿，两者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然而1947年印巴分治后，东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国的一部分，称为东巴基斯坦，1971年又独立为孟加拉国。东孟加拉的分离使印度东北地区失去与外界联结的陆路和水上通道，只有狭长的西里古里走廊将其与印度其他地方连接起来。西里古里走廊长约22公里，东翼宽约33公里，西翼宽仅21公里，因其形状狭长，且战略地位重要，又被称为“鸡脖子”。事实上，东北地区边界仅有1%与西里古里走廊相连，其余99%都是国际边界，北邻中国，东接缅甸，西南与孟加拉国相连，西北与不丹接壤。这种地理上的隔绝，强化了该地区素有的“孤立感”，助长了其分离倾向。

　　（三）移民问题催化民族对立。历史上，布拉马普特拉谷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周边地区居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东北地区后，殖民当局开始从印度其他地区引进大批行政人员、种植园工人和农民。特别是从19世纪末起，印度东北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潮，尼泊尔人、孟加拉人和缅甸人从东西两侧大举涌入，该地区的文化和人口构成趋于复杂。当时，尼泊尔移民主要为英国政府充当雇佣兵，或从事森林砍伐、铺路架桥、开山采矿、农业耕种等体力劳动；孟加拉移民则活跃于阿萨姆的各行各业，包括政府雇员、学校教师、医生、茶园工、人力车夫等；缅甸移民主要进入曼尼普尔地区。外来移民的激增对原住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构成挑战。例如，在大阿萨姆，孟加拉人“实际上成为仅次于英国人的‘二主人’”。[3] 因此，早在英印时期，东北地区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的对立就已相当尖锐。



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概况



　　印度独立后，政府大力推行国家认同，与当地固有的部族认同发生强烈碰撞，分离主义顺势而生并愈演愈烈。除梅加拉亚邦和“阿鲁纳恰尔邦”外，印度东北地区其他各邦都出现分离组织，其中一些影响持续至今。

　　（一）那加兰邦。印度独立前，大阿萨姆地区已出现那加分离主义运动。历史上，那加部落长期与外界隔离，仅在阿洪姆（Ahom）王国时期，与布拉马普特拉山谷（今阿萨姆邦的一部分）居民有过一些接触。英印时期，英国人在东北地区的隔离政策刺激了那加人的独立意识。早在1926年，那加人就要求英国撤离印度时恢复那加主权。1947年8月14日，那加民族委员会（Naga National Council，NNC）揭竿而起，反对印度政府接管那加兰地区，要求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那加兰国家，其范围覆盖今天的那加兰、曼尼普尔、阿萨姆、“阿鲁纳恰尔”和缅甸境内的所有那加人聚居区。1952年，那加民族委员会发动武装“独立斗争”。1956年，其领导人费佐（Phizo）组建那加联邦政府和那加联邦军。1963年12月1日，印度政府与那加的亲印派别签署“德里协定”，成立那加兰邦。那加民族委员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印政府是在***那加人。1972年，印度中央政府宣布取缔那加民族委员会以及那加联邦政府和那加联邦军。1975年11月11日，印度中央政府与那加民族委员会和那加联邦政府的部分派别签署“西隆协定”，后者表示接受印度宪法，并同意放下武器。至此，那加兰邦的武装叛乱一度平息。

　　然而，那加民族委员会的140多名强硬分子拒绝接受“西隆协定”，并于1980年成立了地下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NSCN）。此后，该委员会逐渐成为最激进、最强大的那加分离组织。但由于那加人内部存在多个部落和派别，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于1988年***为两个组织，即卡普朗（Khaplang）领导的卡派（NSCN-K）以及伊萨克(Isak Swu)和穆维阿（Muivah）领导的伊穆派（NSCN-IM）。

　　（二）阿萨姆邦。阿萨姆邦分离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来自孟加拉国（即前东巴基斯坦）的非法移民。1947年印巴分治后，大量孟加拉非法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阿萨姆邦，对当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威胁。阿萨姆人强烈要求政府查处这些非法移民，剥夺其选举权，并将其遣返孟加拉。1979年，印度政府与阿萨姆反非法移民运动组织者进行谈判，但双方在如何界定“外国人”的起止日期上发生严重分歧，前者要求以1971年划界，后者则要求以1951年划界，谈判因此破裂。随后，阿萨姆人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激化，*政府活动日益暴力化，并出现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ULFA）等分离主义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成立于1979年4月，宗旨是“通过武装斗争将阿萨姆从印度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阿萨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该组织的武装反叛活动趋于活跃，在当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破坏通讯，袭击各种经济目标，绑架重要的商界人士以索要赎金，杀害平民和政府官员等。1990年，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印度军队对其展开军事平叛行动。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实力遭到削弱，主要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并在缅甸、孟加拉和不丹境内相继建起训练营，继续对阿萨姆邦的政治、军事和民用目标发动袭击。

　　博多是阿萨姆邦的一个主要部落和最早的定居者之一。博多人长期不满其部落土地被孟加拉人和阿萨姆人“侵占”，要求自治以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领地。1988年成立的博多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NDFB）首次提出建立“独立的博多国”的主张，并发动游击战。该组织大约有900名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他们在邦内制造了枪杀、爆炸、纵火和袭击等一系列暴力事件。1996年成立的博多解放虎部队（Bodo Liberation Tiger Force，BLTF）则要求在印度联邦内单独成立博多邦。2000年3月，印度政府与博多解放虎部队达成停火协议，双方就扩大博多人自治权问题展开谈判。同年12月，博多全国民主阵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三）曼尼普尔邦。曼尼普尔90%是山区，10%是英帕尔山谷。山谷地区聚居着梅泰人，占该邦人口的一半以上；山区主要居民是那加人和库基人。梅泰人被划为非部落人群，因此不能享受国家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给予部落人群的各项优惠政策，也不能到部落山区置地或定居。对此，梅泰人心存不满。早在1964年，梅泰人就开始了*政府活动，由萨马仁德拉·辛格（Samarendra Singh）组建的联合民族解放阵线（United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UNLF）提出独立要求。1972年，曼尼普尔虽独立组邦，但分离主义势头并未消失。1978年，分离主义武装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PLA）成立，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寻求曼尼普尔的独立。同期，梅泰人还在曼尼普尔建立了其他一些地下组织。随着分离组织武装反叛行动的升级，1981年印度政府宣布人民解放军等几个反叛组织为非法组织，并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取得一定成效。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反叛组织卷土重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重组，于1989年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革命人民阵线（Revolutionary People’s Front，RPF），并在孟加拉境内建立了流亡政府。据说人民解放军在缅甸和孟加拉建立了多个营地，并与梅泰人其他一些极端组织组成了联合阵线，称为革命联合委员会（Revolutionary Joint Committee，RJC）。90年代，梅泰人分离组织又将矛头指向在曼尼普尔定居的外乡人，当地的穆斯林成为其袭击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库基人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反叛组织，如库基民族军（Kuki National Army，KNA）和库基民族阵线（Kuki National Front，KNF），要求在印度联邦内建立独立的库基邦。90年代，库基人先后与当地的那加人和派蒂人（Paite）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四）特里普拉邦。特里普拉邦的分离运动主要源于土著与移民间的矛盾。英印时期，特里普拉是英殖民统治下的一个王国，当地95%的人口是土著部落人群。但印巴分治前后出现的移民潮，使大量孟加拉人涌入该地区，导致部落人口比重急剧下降，到1951年降到37%，1981年进一步下滑到28%。由于移民的耕种技术明显领先于当地人，部落人群逐渐失去对其传统土地的控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日益边缘化。特里普拉的首次叛乱发生于1948－1951年，目的就是维护部落权益，收复失去的土地。20世纪70年代，先后出现特里普拉军（Tripura Army）和特里普拉民族志愿团（Tripura National Volunteers）两个武装反叛组织，其政治诉求就是要在特里普拉建立独立的部落邦。1988年，叛军与印度内政部、特里普拉邦政府签订三方和平协议，第一阶段叛乱结束。

　　20世纪90年代，新的分离武装又相继成立，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Tripura，NLFT）和全特里普拉猛虎军（All Tripura Tigers Force，ATTF）。其袭击政治目标的武装活动不断升级，同时其代表的部族势力与该邦主体居民孟加拉人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仅1992－2000年间就造成了2321人死亡。[4]

　　（五）米佐拉姆邦。米佐是“山民”的意思，他们是聚居在米佐山一带的部落民族，信仰基督教。印度独立时，他们还是阿萨姆邦的一部分，对阿萨姆人长期主导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心存不满。1959年，该地发生自然灾害，引发严重饥荒。当时的阿萨姆邦政府行动缓慢，救灾不力，因而刺激了米佐人的分离主义倾向。1966年，拉尔登加（Laldenga）领导的米佐国民阵线（Mizo National Front）开始武装叛乱，要求建立独立的“大米佐拉姆”。1986年，印度政府与米佐国民阵线达成协议，后者宣布放弃武力，停止分离运动，印度政府则同意米佐拉姆独立组邦，接受米佐国民阵线加入政治主流。1987年，米佐拉姆邦成立，拉尔登加出任该邦首位首席部长。在经历了20年的武装叛乱后，米佐拉姆恢复了和平。20世纪90年代，该邦少数民族——主要是哈马尔人（Hmar）和瑞昂人（Reang），与米佐人发生对立，但该邦总体上仍能保持稳定。



分离主义活动的现状与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东北地区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分离主义运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分离组织的武装和恐怖活动依然猖獗。近年来，由分离主义造成的伤亡人数居高不下，且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08年，该数字都在1000人以上，而2006年只有600人。在东北地区各邦中，曼尼普尔邦近年来安全形势最为严峻。曼尼普尔邦面积仅占东北地区的8.5%，人口仅占6%，但武装暴力活动造成的伤亡人数却约占整个地区的一半。目前，联合民族解放阵线、人民解放军、康雷帕克人民革命党（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of Kangleipak，PREPAK）和库基民族阵线等分离组织都非常活跃，其活动范围遍及该邦的九个区，影响正由偏远地区向首府英帕尔一带转移。同时，恐怖活动在其袭击方式中的比重也明显上升。2007年，它们在该邦制造了37起爆炸事件。200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0起，其中有35起发生在首府，共造成28人死亡，60人受伤。阿萨姆邦是第二重灾区，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则是目前东北地区最为活跃的分离主义武装。2008年，该邦共有387人在武装暴力事件中丧生。同年10月30日发生一起重大连环爆炸案，共造成87人死亡，逾200人受伤，这是1980年以来阿邦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恐怖袭击。近年来，那加兰邦的暴力冲突也明显呈上升趋势，死亡人数由2005年的40人上升到2008年的145人。相反，特里普拉邦的安全形势则明显改善，死亡人数由2001年的312人下降到2008年的27人。

　　其次，分离组织相互间的勾联与冲突并存。近年来，为维护自身生存和加强行动能力，印度东北地区各分离组织之间的联系增多。例如，曼尼普尔人民解放阵线（Manipur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MPLF）就是三个梅泰人分离武装组织的联合平台，这三个组织包括联合全国解放阵线、人民解放军和康雷帕克人民革命党。另据印度官方称，有证据显示，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联合博多全国民主阵线以及孟加拉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圣战运动”（HuJI），制造了2008年10月的阿萨姆连环爆炸案。[5] 又如，2008年10月特里普拉邦首府阿加塔拉发生连环爆炸案，其主要嫌犯全特里普拉猛虎军在爆炸技术方面得到了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帮助。[6] 另外，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穆派向曼尼普尔的康雷帕克人民革命党提供了人员培训。

　　在一些分离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的同时，另一些分离组织却因政治理念或势力范围之争不断发生冲突，有时甚至是大规模火并。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那加兰邦两大分离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的卡派和伊穆派。两者是1988年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产物，是目前那加兰邦主要的反叛力量，其中伊穆派处于上升状态。两派由于对立难于化解，多年来不断发生冲突，目前其火并已对那加兰邦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近年来那加兰邦因叛乱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有65%源于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两大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

　　第三，分离组织的跨境联系活跃。由于印度东北地区地理位置独特，99%是国际边界，分离组织从一开始就利用印度政府与邻国的矛盾，以及一些邻国政局不稳等因素，在孟加拉、缅甸和不丹等国逐渐建立起各种训练营和基地，逃避印度政府的打击，并从事跨界犯罪活动。近年来，印度政府虽与上述三国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加强，但因这些国家对国内局势的控制能力或行动能力较弱，印度东北地区部分分离组织向周边国家的渗透势头不减。据报道，缅甸和孟加拉一直是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穆派的主要避难所。该组织与缅甸*政府游击队卡钦独立部队（Kachin Independence Army）有密切联系，大量武器因此通过“阿鲁纳恰尔”运抵印度东北地区。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则接受卡钦独立部队的军事培训，并在孟加拉境内设有“安全之家”（避难所）。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博多全国民主阵线在不丹设有训练营地，数目在本世纪初达到30多个，后在印度强压下，不丹国王于2003年下令采取军事行动予以打击，这些分离组织在不丹的活动受到削弱。来自缅甸的毒品走私是印度东北地区部分分离组织如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穆派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Cox Bazar）则是其非法武器走私的一个重要港口。另外，印度近年来还多次指责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支持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以及东北地区的穆斯林极端分子。[7]



政府的反分离主义对策



　　从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政府主要依靠“打谈结合”的策略，试图解决东北地区的民族分离问题。尽管收到一些效果，使部分分离主义组织决定改弦易辙，融入政治主流，但仍有不少分离组织顽固不化，且新的分离“斗士”不断涌现。为此，印度政府近年来又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与邻国关系上下功夫，试图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最终消除该地区的分离主义。

　　（一）军事打击。几十年来，印度军队对该地区的分离武装发动了各种军事攻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地区分离主义武装的力量，确保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为保障武装部队的行动能力，印度议会还于1958年9月11日通过《武装部队（特殊权力）法》，赋予武装部队在东北七邦“维稳”时一些特殊权力。这些权力包括：即使会导致死亡，武装部队在必要时仍可以开火或使用其他形式的武力；可以不出示逮捕令并使用必要的武力，逮捕发动某种攻击或被怀疑发动某种攻击的任何人；可以进入并搜查任何场所，实施上述逮捕行动；武装部队官兵的上述行动拥有法律豁免权。同时，政府将某一地区确定为“骚*”地区的决定也不必经过司法审查。[8] 1990年，该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然而，由于权限过大同时又监管不力，官兵滥用职权现象屡见不鲜，严刑拷打被收监人员、调戏和强奸妇女、为邀功请赏而滥杀无辜的丑闻时有发生。这不仅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与批评。2006年底，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将对该法进行修订，使其更加“人性化”。

　　（二）政治谈判。政治谈判一直是印度政府缓解东北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印度政府宣布愿在宪法的框架内与所有反叛组织进行谈判。几十年来，印度政府与该地区各类分离组织达成数十个和平协议或停火协议。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1986年的“米佐协议”，政府以成立米佐拉姆邦换得米佐国民阵线“改邪归正”。然而，“米佐协议”也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对其他有自治倾向的部族产生刺激作用。同时，由于一些分离组织内部出现***，政府与其达成的和解效果也被大打折扣。对于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联合民族解放阵线等强烈要求独立的分离组织，政府与之对话的进程步履维艰，即使偶尔能达成一些停火协议，但因在实质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停火协议也常常被打破。另外，为鼓励武装分子“弃暗投明”，政府还针对他们制定了一套招安计划，包括培训、支持和官复原职。几十年来，有成千上万名武装分子向政府投降。

　　（三）经济扶持。以发展促和平是印度中央政府解决东北地区冲突的一个基本理念。东北七邦被政府划为“特殊地区”，国家发展委员会在资金划拨上给予政策倾斜，使该地区每年获得的中央援助款项占到全国的30%。而且，这些援助中有90%为赠款，只有10%属贷款，而在其他地区赠款仅占30%，其余70%均为贷款。1996年，高达总理宣布对东北地区价值610亿卢比的经济一揽子计划。其后，古吉拉尔总理和瓦杰帕伊总理也先后做出类似承诺，并增加了援助额。[9] 然而，由于援助款项在逐级下拨的过程中，资金“蒸发”现象严重，发展计划并未得到有效落实。特别是与印度经济最近十年的快速发展相比，东北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全国水平。2008年7月2日，曼莫汉·辛格总理宣布《东北地区2020年远景规划》，为全面发展东北地区制定了路线图。该计划的实施大约需要14万亿卢比（约合2500－3000亿美元），重点是加强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私人投资，促进工业发展，提高农业产值，使该地区尽快跟上国家的发展步伐，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10]

　　（四）对外合作。印度政府向来反对国际社会介入其东北地区冲突。不过，面对分离武装跨境活动日益猖獗，印度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没有邻国的合作，就无法彻底切断武装分子的退路，也就无法真正摧毁叛乱组织的力量。为此，印度政府近年来积极调整周边外交策略，努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在巩固与不丹传统关系的同时，印度在孟加拉大力扶植亲印政治派别，并与缅甸军政府密切了联系。2004年，缅甸领导人丹瑞将军访印时承诺，缅甸政府绝不允许反印势力在其领土上活动。最近几年，印缅两国**部队就合作打击跨境叛乱武装举行了多次对话。然而，印度在与邻国打交道时素有“老大哥”情结且政策左右摇摆，其合作效果仍十分有限。

　　印度长达50多年的反***斗争可谓功过参半，成败难以定论。“成”在于中央对东北地区基本保持了控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败”在于该地区分离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政治稳定和民族和谐依然脆弱。











--------------------------------------------------------------------------------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