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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 2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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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
2、牙买加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主要西方国家货币开始自由浮动。1973年，第一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经济陷入混乱，浮动汇率却在衰退和混乱中表现良好。1975年西方六国在首次首脑会议[③]上表示接受现实，放弃重建固定汇率的尝试，要求IMF修改章程，承认浮动汇率。1976年1月，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讨论修订《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条款。各国经过多次协商，最终达成《牙买加协定》，承认了既成事实，正式开始了牙买加体系时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1）牙买加体系形成的背景。当时，虽然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但美国仍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工业生产等领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同时美国仍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政治大国、最先进的军事大国，综合实力居世界首位。以雄厚实力为基础的美元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体、国际信贷和计价结算标准、国际清算支付手段，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的地位。
（2）牙买加体系的运行机制。第一，本位机制。牙买加体系的本位机制是国际美元制，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不再是平价基础；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货币，同时国际货币多样化；各国不再就黄金问题对IMF履行义务。第二，汇率安排机制。各国根据情况自由做出汇率安排，汇率体系容纳单独浮动、联合浮动、钉住某一货币等混合安排。第三，国际储备机制。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日元、德国马克（后为欧元）、黄金、IMF特别提款权作为补充，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参加国可以通过IMF贷款、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政策协调、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方式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3）牙买加体系的局限性。牙买加体系的局限性在于：第一，本位机制受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影响，基础不稳定、牢固。美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力相对削弱，国际收支出现大量逆差，美元币值发生变动，导致了各国特别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现实利益矛盾，不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第二，汇率体系不稳定，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国际贸易发展受到影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多样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健全的一面，比如汇率调节机制受出口商品弹性限制，利率机制存在副作用，商业银行的逐利性竞争导致贷款约束放松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积累甚至爆发债务危机，等等。
（4）国际货币体系现状。牙买加体系确立后，浮动汇率制成为世界主流。名义上该体系下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事实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但没有因此削弱，反因摆脱“黄金十字架”的束缚，成为至今为止最重要的国际计价、清算和储备货币。“欧元之父”蒙代尔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比作一个“太阳系”，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其他国家货币都是围绕美元运转的“行星”。再具体细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可分为一个三层的环状结构，位于核心的当然是美元，充当主导货币。位于中间的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国家的货币，这些国家对本国汇率较少干预，货币在一定范围内围绕美元自由浮动，如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位于外围一环的是所谓的“钉住美元制”汇率制度下的货币，这些国家或地区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本币汇率跟随美元波动，如中国、韩国、港台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三大环状分布中，三者的联系也不尽相同。美元与浮动汇率货币主要通过资本账户发生联系，而与钉住汇率货币主要通过经常账户发生联系。国际经济关系中，这就表现为美国和欧洲主要成为金融伙伴，而和亚洲主要是贸易伙伴关系。
二、当前美元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凸显
2008年，全球爆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以欧美金融衍生品畸形繁荣的崩盘为肇因，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在此次危机中暴露无遗，被认为是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且随着后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改革需求显得愈加迫切。
（一）“特里芬难题”重新成为关注焦点
“特里芬难题”是指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作为主权货币，美元的发行没有外部约束机制。因此，美元的国内政策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冲突威胁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走向虚拟化，国际收支长期大量逆差，“特里芬难题”引发的“美元悖论”开始显现，但有赖于美国“新经济”带来的长期利好，这一问题显得并不迫切。此次危机中，美联储为实现国内政策目标，刺激经济和提高就业，大开印钞机，在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先后启动两轮量化宽松，将总计2.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推入市场，这使美元加速贬值，信用大降。大量热钱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加剧了世界通胀和资产泡沫。这种将自家损失让全球买单的做法直接伤害到美国主要债权国和美元资产持有国的利益，降低美元履行价值储藏职能的能力，引起各国深深不满，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高涨。
（二）现行体系下危机传导的“棘轮效应”明显
现行体系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积聚和扩散。美国的金融风险和危机大多源于自身原因，但危机一旦爆发，很容易就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信心传染扩散到世界各地。危机发生时，这一体系无法阻止资本大规模流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极不稳定。危机前，迅速增长的全球信贷导致流动性过剩，支撑了资产泡沫的非理性扩张；危机中，市场的避险情绪造成流动性突然中止甚至反转，加剧了危机的传染性；危机后，重新泛滥的流动性又威胁着一国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能力。相比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自由，汇率波动异常，受投机力量驱动，汇率经常偏离一国经济基本面，为内外失衡调整带来额外困难，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且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见效迅速，美国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将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其他国家对危机的救助和应对。
（三）现行体系不能有效调整全球经济失衡
对此次危机的成因，美国把责任分为两份，一份认为是自身金融监管存在问题，一份则认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大量贸易盈余通过购买美债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宽松的流动性，刺激了美国的信贷泡沫和消费狂潮。尽管有些蛮横无理，但不可否认，现行体系下东亚各国很少面临强制调整的压力，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长期经常项目失衡易累积到不可持续的地步。此次危机的强度和不充分的国际响应可能会诱发国际储备的进一步积累，加剧全球失衡。以美元为外汇储备主体的国家也易陷入各种“美元陷阱”。一方面是发展模式陷阱，为获取美元储备，新兴市场国家多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造成本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一方面是外汇储备陷阱，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后，这些国家易陷入增持美元而汇率风险增加，减持美元导致美元贬值、资产缩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是投资渠道陷阱，大量美元储备主要渠道是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而美国以廉价借入资金后，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回到东道国获取高额利益。
（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呼唤改革
一国货币地位主要由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从这点来说，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由一国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当今多极化世界面前显得愈加不协调。此次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力量的“东升西降”，美欧等发达国家至今仍深陷债务泥潭，而新兴经济体则持续增长。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⑤]。201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拥有全球45%的贸易份额，2/3的外汇储备，其辖下的主权财富基金和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投资和跨国并购的重要力量[⑥]。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其经济规模和市场地位愈加不相称。当前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货币错配问题，无法规避汇率风险，且随着世界对其货币需求的不断增加，要求这些国家的货币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呼声逐渐升高。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方向
针对现行美元体系的诸多缺陷，特别是在危机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做出了一些积极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反映经济力量消长变化，吸纳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协商世界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大力改革IMF内部治理机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转移部分投票权；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督；加强金融监管，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严格银行资本金和流动资金标准[⑦]；允许各国适当使用资本管制，但不得取代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
可以看出，上述的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触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更多是对边角问题的缝缝补补。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现行体系的根本缺陷并未得到解决，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仍存，但改革的难点也在于此，究竟以何种货币架构替代美元，如何推进这一转变，一直是各国学界和政界争吵不休的焦点。
（一）超主权货币不太现实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以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这一提议使IMF创设的SDR备受青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09）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建议全新的国际储备体系应由极大扩展后的SDR组成，根据储备积累的规模定期或周期性调整发行量。除官方使用以外，SDR还可应用到国际贸易和融资领域，并将SDR存量扩大到至少与全球GDP相符的水平，逐步降低美元存量。这一体系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实施容易，可缓解贸易盈余和赤字国非对称性调整所导致的困难[⑧]。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 2007）也赞成用SDR替代美元，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提议。美元持有者将获得即时的多样化，美国将避免美元“自由落体”风险，全球体系也将消除大规模不稳定的一个潜在来源[⑨]。但不可否认，当前这一设想过于超前。在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全球经济中，跨国经济合作将更加困难。尽管大家对现行体系的不满在加深，但创立一个建立在多边协商水平上的全球货币决定，意味着大批国家要进行直接的协商并达成一致，并放弃自己的货币政策主权，这是很难做到的。
（二）金本位制难以复辟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2010）建议将黄金作为市场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及未来货币价值预期的国际参考基准。这一提议引起了人们对金本位时期的美好回忆。美国学者曾比较了金本位结束前后美国经济增长、美元币值、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频率的变化[⑩]，指出现行货币体系至少让美国经济增速年均降低1.1%、经济规模减少8万亿美元，是导致美国财政困难、国际收支失衡、美元大幅贬值和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这一提议与超主权货币的提议一样，需要各国放弃独立货币主权，势必会引起经济、政治上的强烈反对，并且也无法证明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带来的经济收益肯定会超过实现成本。
（三）多元货币体系需要闯关
随着全球经济力量的改变，由主要经济体货币构成的多元货币体系是看起来最有可能替代美元本位的选择，这比单一货币具有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主要经济体间的货币保持汇率稳定，发挥“锚”的作用，建立起更加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遏制其他国家贬值步伐。世界银行预计，未来15年内，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构成的多元货币体系将取代美元霸权成为主导。
从目前状况来看，欧元和人民币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尚面临很多挑战。欧元自诞生之初就成为美元的主要对手，2005-2009年，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从67%降至62%，欧元却从24%升至27%。但欧洲缺乏统一的债券市场，欧元区核心国法德的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远逊美国债市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因而受限。且欧洲目前正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关于欧元区解体的悲观预测逐渐增多，认为欧元区很难解决核心国和外围国之间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解体或不可避免。但危机中也孕育着机遇，欧元区如能利用此次危机，最终整合成员国财税体制，加强整体层面的机制建设，那么度过债务危机后，欧元国际化将获得有力的支撑，迎来更大的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更加艰巨。尽管面临千载难逢的良机：美元霸权地位受质疑，欧元、日元压力增大，其他货币难以担当起中心货币的重任，但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仍需很长时间，且挑战重重。当前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 IMF也以此为借口拒绝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需要面临汇率制度改革、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深化、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甚至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等诸多难关，在推进过程中，也会面临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国内金融稳定受破坏、金融监管更加不易和货币汇率逆转的风险。
（四）美元霸权短期难动摇
即使经过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也并未发生改变。2009年底，美元在跨国银行负债中的比重仍占50%以上。2010年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流量仍是欧元的两倍多，约3.54万亿美元/天[11]。2011年8月美国国债被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降级后，其收益率反而一路走低，受到市场热烈追捧，这固然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惯性，但同时也反映出替代货币的弱势或缺失。美国政府也不愿放弃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20世纪80年代逼迫日元升值，自欧元诞生以来对其始终持唱空态度以及现在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无不显示美国对任何可能威胁美元地位的货币的警惕和打压。因此，尽管法国总统萨科齐强烈呼吁进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但他同时也提出，无意伤害美元地位，未来改革中，美元应继续保持强势并发挥显著作用。
但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滑，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成本也在增加，美国国内一些学者也认识到，由于美元垄断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汇率才有升值压力，导致美国经常收支逆差扩大，积累了大量对外负债，美国如想摆脱被债务支撑的消费需求的依赖，实现经济持续复苏，美元必须放弃储备货币身份，大幅贬值，以改善贸易收支状况[12]。（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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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外贸易领域，金本位能够在理论上实现自动调节。当某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别的国家可以持该国货币以固定比价向该国兑换黄金。由于该国黄金储备下降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从而使得生产成本和物价降低，有利于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最终导致该国国际收支改善，黄金储备相应增加。反之，当某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黄金储备增加，货币供应相应增加，导致物价和成本上升，有利于扩大进口，减少出口，其国际收支顺差下降，黄金储备相应减少。
[②] 布雷顿森林协定是建立在英美两国战后有关货币金融制度的方案基础之上的，即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的“怀特方案”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凯恩斯方案”。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深刻反思，并对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思考，怀特特别强调货币稳定问题，指出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战争爆发及全球经济衰颓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构建并保障稳健的货币制度成为怀特方案的核心议题。美国政府经过仔细研究，三易其稿，最终于1943年4月公布了国际稳定基金方案，即“怀特方案”。几乎与“怀特方案”形成的同时，凯恩斯亦完成了人们称之为“凯恩斯方案”的战后金融体制计划。“凯恩斯方案”以英国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兼采英国银行透支制度的原则，建议成立国际结算联盟，其作用是通过向成员国提供透支便利，避免各成员国因贸易逆差而影响国际经济发展。
[③] 这六国是美、英、法、西德、日、意，后加拿大加入，形成七国集团（G7）。
[④] Chatham House：Beyond the Dollar: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March 2010.
[⑤] 转引自陈凤英：《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领导萃文》2011年4月。
[⑥] The 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 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May 2011.
[⑦] 朱小丰、孟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状、困难与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www.drcnet.com.cn，2011年4月22日。
[⑧] UN：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March 2009.
[⑨] 弗雷德·伯格斯滕：《为什么我们要听中国的货币提议》，金融时报中文网，www.ftchinese.com，2009年4月13日。
[⑩] Charles Kadlec： The price of abandoning the gold standard， Forbes， September 12，2011。
[11] The World Bank：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 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May 2011.
[12] Fred Bergsten: The Dollar and the Deficits: How Washington Can Prevent the Next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8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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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 2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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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5 17: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