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炒作”与学术打假

laruence

北京大学博导王铭铭剽窃被揭发后，由于多家媒体作为头号新闻加以报道，该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在此前暴露的学界腐败案中是不多见的，所以对学界震动很大。于是有些学人出来指责媒体进行“炒作”，误导舆论给王铭铭的单位施加压力，是“全民义和拳，全民都盖帽子，打棍子”，“与正常的学术批评格格不入”。王的四位博士生甚至给校领导写信说：“曾经公开攻击过王老师的学术警察们和这位‘晓声’一唱一和，一天内在不同的媒体上发表五篇大批判文章，口径惊人地一致，矛头竟然指到了以所长为代表的整个研究所头上，这令我们不得不质疑事件的背景。”在他们看来，这些媒体显然是“学术警察们”的帮凶，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之阴谋。——由此可见一斑。

“炒作”一词，近来常被应用到各种新闻报道上，只要宣传力度大一点，就被指斥为“炒作”。其他行业的事，笔者不敢乱发言，但就学界腐败看，还是多“炒作”一些好，多施加点压力好。时下其他行业的腐败都可以被“炒作”，学界为什么特殊？难道还是万般皆下品的年代？如果自认为清高，就不要做那些下贱的事——没人逼你干！关键是“炒”得对不对，而不在于“炒”不“炒”。你有了可“炒”之事，想不让媒体“炒”亦不可得，反而欲盖弥彰，被“炒”得更厉害。

不少学人反对媒体和舆论介入，说学者主要依靠道德自律。也许基于这一认识，两院前不久颁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然而，这恰恰说明，自律解决不了学术腐败问题，应当成为道德楷模的院士们都要用规定的“准则”来约束，还有什么自律可言。而且，学术腐败也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所有的腐败者，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还是要那么干。根据刑法，“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腐败者明知故犯，我们与其论道德是非，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使问题复杂化。经常是，腐败者分子并没有良心发现，反而指责批评者别有用心。他们教授照样当，桂冠照样戴；揭发批评者却常常受到诽谤甚至打击****。

对学术腐败，当然可以也进行行政处罚。但就笔者观察，学界规范性最差，透明度最低，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大动手术的社会死角。学界的腐败程度（当然不能以钱多少计）不但不比其他行业低，而且还更严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别的行业出了腐败分子，没有人敢公开为之叫屈；而学界的腐败分子，有同情者到处喊冤以混淆视听。

在单位和行业（严格说应当称为“行会”）仍掌握多数职工命运的情况下，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关系到单位或行业领导切身利益的腐败，在本单位和本行业根本解决不了。通常的情况是，有问题在内部解决，一个单位或行业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出于人情、利害、影响等多方面考虑，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是歪风邪气日益抬头，等到最后出了大案才来收拾。——这不但对单位，其实对当事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北京大学真的对学者要求很严格而不是放纵的话，王铭铭就是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就不会出现丑闻。——更为糟糕的是，有时单位和行业不但不是说理的地方，就连事实认定的地方都不是。据说，王铭铭东窗事发前，北京大学早就知道了，但还不是捂着盖着。当然这只是网上消息，有待证明。但四博士生上校领导的信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他们作为被“具体指导的学生”，对王老师抄袭一事，“也不是不清楚”，但那只不过是个小小“失误”。不少地方，单位和行业已经成为维护本单位和本行业（某些人）利益的小集团。这样的单位和行业能有公正性吗？能反腐败吗？请大家想一想，在媒体曝光和舆论监督之下，还有那么多人为王铭铭说情，如果没有，又会怎么样呢？不是不相信有关部门能够秉公办事，而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既然自己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个人不能自律，单位和行业又管不了或不愿管，只能找其他地方来管，这当然就是法院。比如，法院可以根据著作权法来审理剽窃问题。但是，如果受害人不上告，公众对之怎么办。而且，还有许多的学术腐败目前法院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法治有待健全。

面对种种无奈，我们只有另请高明，大力提倡媒体介入和舆论监督。在有关法律规章不健全，法院无能为力，单位行业本位主义盛行的今天，要想依靠学者自律，依靠单位和行业监督，很难收到实际效果，舆论几乎成为唯一的有效力量（即使在法治比较健全的情况下，舆论监督也不可或缺，后者其实就是前者的组成部分）。只要是有真凭实据的腐败，就可以而且应当曝光，甚至“炒作”。只有先将恶行昭彰于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对腐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炒”得全社会都知道了你的丑事，有关部门才会重视，想保护者才不敢徇私枉法，才能使案件得到较为公正的处理。这对当事人也许有点“不公平”，但不如此不足以遏止日益猖獗的学术造假邪风。谁要是不愿意承担这种后果，就不要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还是那句话：没人逼你干！——否则受到全社会的蔑视也就赖不得别人了。

有些学人反对媒体介入和舆论监督的理由是，学术问题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评是非，其他人不懂，也与他们没什么关系：“为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此说貌似有理，实为谬论。

首先，我们应当澄清的是，抄袭剽窃（学术造假）既不是学术观点的争议，又不是专业问题的深入探讨；而是对他人精神财富的非法无偿占有，是一种主观故意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这种腐败行为根本就不可能是“学术问题”。把抄袭剽窃说成是“学术问题”，进行“偷书不算偷”的诡辩，除了起到些混淆视听，压制批评的恶劣作用外，只能彻底暴露当代某些学人的无耻心态。

其次，公众具有打假能力。由于专业所限，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确都不懂其他行业的专业问题。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目前十分猖獗的学术腐败，大都是弄虚作假、剽窃欺诈、粗制滥造等假冒伪劣一类，只需常识甚至粗通文墨者就可以识别。另外，现在教育普及，大学毕业生到处都是，他们虽然没有从事某种专业研究，但多具有专业基础知识，对所学专业中的假货多半都能鉴别。即使不懂，不可以找专家鉴别吗？难道社会上对不法商家进行投诉的消费者就什么假货都能鉴别？他们不就是依靠消费者协会（或其聘请）的专家吗？

第三，公众也有打假的权利。许多学术假货都是大量“销售”于社会，受害者多是非专业人员的公众（专业人员因为是内行，反而可以识别），他们作为消费者当然有权要求打假。而更为重要的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人人有责！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社会把搞科研的任务交给学者，他们一些人不但不能尽职尽责，而且还制造假货欺世盗名，亵渎社会公正，公众能不追究吗？

为了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建议所有的学术报刊都开辟以打假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批评专栏。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上，彻底揭露造假者的丑恶嘴脸，并在新闻媒体上大“炒”特“炒”——“炒”得造假者胆战心惊，“炒”得受害者扬眉吐气，从而在全社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学术打假热潮，彻底煞住歪风，树立正气，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