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第二航天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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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第二航天时代的到来


作者：滕建群 　
    瞩目的“神舟”系列载人航天计划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的航天成就和实力。但国外媒体对中国飞船计划给予种种猜测。有人认为，这样下来，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不再有效；中美将有一场外空军备竞赛。“神舟”七号飞行有航天员出舱，首次释放小卫星。外国媒体又猜，伴飞小卫星具备太空进攻能力，一旦开战，可在太空变轨，攻击和捕捉其他国家的卫星。应承认，“神舟”飞船目前没多少军事使命，因为国际安全环境已把人类推入外空新时代。目前所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大环境使中国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外空技术集中用在军事领域。

    当美苏长达30多年的外空竞赛结束后，人类进入第二个航天时代，除个别大国外，军事地位在航天领域明显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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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外空是人类亘古梦想,但人类真正进入外空领域活动是上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让人看得眼花瞭乱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激烈竞赛，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苏联搞了载人航天，美国则提出了登月计划。1961年, 苏联成功将航天员加加林送入地球轨道, 实现人类首次载人航天。1962年，美国提出“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年，美国发射成功载人登月的阿波罗11号飞船，美国人登上了月球，再创了历史。这一切除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形象竞争外，更是军事领域里互不相让。最后，这场竞赛以苏联解体而结束。
    新航天时代带有新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外空探索。美俄仍占据着航天大国的地位,中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也急追而上。在这一集团中，中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二是除树立大国形象外，这些国家更看重外空这块“新边疆”所具有的经济和技术潜力。三是由于外空探索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国均在竞争中谋求相互合作，解决包括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不足。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航天，我们不难看出国外媒体对“神舟”种种猜测是何等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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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年利用核能技术的做法比,中国航天事业从其面对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出发，一开始就走上一条以航天拉动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为主的道路

    中国航天事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真正起飞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始。除世人瞩目的“神舟”系列外，中国还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可喜成就：（1）形成从研究、设计、生产到实验相对完整的体系。（2）建立起能发射种类卫星和航天飞船的发射中心和国内地面站、远程跟踪测量组成的测控网。（3）建立多种卫星应用手段。（4）建立起具有一定水平的空间科研系统。  （5）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航天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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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技术围绕五大领域展开：（1）地球卫星。1974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目前，中国的卫星系列基本分为五类：返回式遥感卫星、通信广播卫星、气象卫星、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以及地球资源卫星。（2）运载火箭。中国运载火箭以“长征”系列为主，主要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地球静止轨道和太阳同步卫星。（3）航天发射场。酒泉、西昌和太原三个航天发射场多次完成运载火箭试验和种类人造卫星和飞船的发射。（4）建立起完整的航天测控网，包括陆地测控网和海上测控船网，圆满完成近地轨道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飞船的航天测控任务。（5）载人航天。中国于1992年开始实施载人航天飞船航天工程，包括“神舟”七号在内的系列飞行，中国已经把6名航天员送入了外空。（6）探月计划。中国的“嫦娥”目前仍在围绕着月亮飞行，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又一重大成果。
    空间应用包括：（1）卫星遥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在气象、地矿、测绘、农林、水利、海洋、地震和城市建设方面广泛地应用遥感技术，建立起国家遥感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和中国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等机构。（2）卫星通信。中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卫星通信技术。全国已建立起数十座大中型卫星通信地面站，联结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通信卫星话路达2.7万条，国内通信话路近10万条。（3）卫星导航定位。80年代开始利用国外导航卫星，开展卫星导航定位应用技术的开发工作，并在大地测量、船舶导航、飞机导航、地震监测、地质防灾监测、森林防火灭火和城市交通管理等许多行业得以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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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科学方面，80年代，中国开始利用返回式遥感卫星进行了多种空间科学实验，在晶体、蛋白质生长、细胞培养、作物育种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中国航天事业确立新的发展目标。主要包括：（1）建立长期稳定运行的卫星对地观测体系。（2）建立自主经营的卫星广播通信系统。（3）建立自主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4）全面提高中国运载火箭的整体水平和能力，提高现有“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性能和可靠性；开发新一代无毒、无污染、高性能和低成本的运载火箭。（5）继续载人航天飞行，初步建立起配套的载人航天工程研制试验体系。（6）建立协调配套的全国卫星遥感应用系统。统一规划和建设各种卫星遥感地面应用系统。

    如今的中国航天计划不以军事目的为主，而以拉动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为目标，有其深层原因

    通过以上回顾与展望，我们可至少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航天首先解决的是民用项目研究与开发。今天，随着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及中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空间技术广泛民用，会牵引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在中国追求航天事业的过程中，中国要实现追求千年的“飞天梦”，以向世人昭显大国地位和鼓舞民族精神。
    第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不再像50-70年代那样面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核威胁和核诡诈。不存在把外空技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的外部压力，从未把其他国家当作在外空方面的“假想敌”。80年代后，中国和世界主要航天大国，包括美国和苏联（后来俄罗斯）在航天领域有过包括卫星发射在内的许多合作，这是冷战缓和冷战结束的必然结果。而随着中国航天业的进步，包括美国在内的航天大国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中国，寻求更进一步的合作。在激烈的航天竞争中，只有立足自己，才能吸引更多的伙伴。这种竞争中的合作与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外空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20年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外部军事入侵和干涉等潜在威胁的减弱，中国在80年代中期把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从根本上放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准临战状态。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裁军，1985年到2005年20年间中国军队员额裁减170万人，军队地位也由准临战状态时置于全国一切工作首位，下降到“服务并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上”，开始“军队要忍耐”的建设期。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全面开放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有大幅度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这种国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当年第一代领导人勒紧腰带发展核武器那样，发展航天事业。相反，外空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源动力之一。从“神舟七号”我们就可看出，大到“飞天”航天服，小到“中华”铅笔，在8万多部件中，有许多都是国内企业创新的结果，且其影响力还远非于此。
    第三，转型期的中国决策者清醒意识到，坚持数十年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标准正出现裂变。无论是国家经济，还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都与以往有着不同。要把国人团结在一起，需要鼓舞士气和民心的活动，从国家控制的各主要媒体对“神舟”系列飞船的大张旗鼓但又有控制的宣传报道中足以见得：飞船发展远远超出其本身含义。飞船不只是技术的载体，也不仅仅是实力的表现，而是一种民族精神。成功举办奥运会都被中国人看作是国家能力的象征。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环境下，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航天事业置于彻底的军事用途之上。相反，它会加快科研步伐，以此作为增加综合国力的龙头，保证中国在世界航天领域有一席之地，支撑起大国地位。
   
    在新安全环境里，大国必须联合起来，限制外空武器化趋势，延缓外空武器化时代的到来
    和核技术、信息技术以及其他新兴技术一样，当它们走向成熟之后，用途也就被开发了出来：一方面给民生带来无限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巨大的军事突破性进展。核能发现，不但给人类带来了新能源，但也使人们研制出了可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原子武器。这是由于新兴技术的两用性所决定的。否认这一点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即只想承认其民用的一面，而对敏感的军用一面则给予否定
    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得稍微远一些，看一下人类所走过战场空间的历史演变进程。从陆地到海洋，再到空中，直至今天的空间，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加以制约或限制，人类把战争引向太空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正是在生产力推动下，武器装备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巨大。演进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力发展到的地方，人类活动到了哪里，战场空间也会随之紧随其后接踵而来。
    空间与武器装备是相互依存而且相辅相承的关系。战场空间的扩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形成无形的牵引力，武器装备的发展又进一步扩大战场的空间。武器装备历来是战士行动的长臂，借助武器装备，战士可以最大限度地把物理杀伤力发挥出来。战船的广泛使用把战场空间推向在海洋，飞机的出现则又把战场空间推向了天空；人类征服太空的努力则又把战场空间带入了太空，军用卫星和航天飞机等武器装备的广泛使用使太空不再成为人类平静的一隅。
    反过来，战场空间的扩展也带来新式武器装备的诞生，而新生代武器装备一经出现便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或是占据新的战场空间，或是替代旧有的武器装备，战场空间与武器装备形成了螺旋上升的运动定式。战场空间与武器装备的关系还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每种武器装备的出现都是当时战场需要的结果，然而当一种新武器装备出现后，旧武器装备所占有战场空间则自然而然地让位于新的武器装备。每种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有其存在的战场空间。
    发达国家都在把争夺的制高点放在信息和航天技术上。尽管人们当前还不能够准确地描绘出信息技术与航天技术融合所带来的新型武器装备，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融合的端倪。那就是：战场空间正向新领域（外空和计算机空间）渗透。
    2000年，美航天司令部司令埃伯哈特指出，当太空变得对于军队的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更加必不可少时，美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空间控制上。2001年1月11日，美国航天委员会指出，要防止针对美国的“太空珍珠港事件”，认为像陆、海、空一样，太空这个“介子”将毫不例外地成为军事争夺的场所，美国应早有准备。其实，美国对太空技术的追求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包括肯尼迪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已开始关注外空领域里的军事竞争，指出，谁控制外空，谁就会控制地球。道理很简单：居高临下总是军事家夺取战场主动权的首选目标。
    这是人类战场空间数千年以来演变的过程，当今天社会生产力把触角伸向空间时，关注外空武器化就必然会成为人们普遍公认的事实。随着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全球化程度和人类对和平的企盼越来越高，控制外空武器化必然要成为国际社会努力实践的一项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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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停止外空武器化或把这种趋势限定在可控制范围内，张开双臂拥抱和平利用外空新时代

    第一，我们要汲取历史上军控经验。禁止技术泛用于军事而造成人类毁灭性灾难的追求早已有之，漫长国际关系史中形成的战争法则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晶。在这方面，人类还是有许多成功范例的。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确立和生效，把上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定性为全面禁止的行列中，从根本上规范了战争行为。当然，这些努力都是在造成无数战士和平民伤亡的前提性才最终确定的。从另一方面看，当新型技术开始用于军事目的且仅为少数国家掌握的时候，如果不加以限制而任其发展，直到开始泛滥之际才开始禁止，其努力则要比在萌芽状态时禁止要费力得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提出是在核武器爆炸后近30年后才生效的，其效能正在受到削弱。如果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开始规范核武器扩散行为，今天的防扩散形势会就完全不同。面对航天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人类应有足够勇气和智慧，把其武器化倾向扼杀在萌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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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理智对待新兴技术。当今，国际环境不同与任何历史时期。在政治上，国家与国家不得不吸收和包容不同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允许各种不同制度的共存。在经济上，全球一体化使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国家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不可不能牵动另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军事上，由于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战争形态正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化，不但战争的杀伤方式，战争的毁灭程度也发生变异。在此背景下，任何国家对外空武器化的追求不可能不引来其他国家关注和反应。外空武器化是把双刃剑，部分大国可以一时夺取外空的优势，但却不能垄断这种优势，所有航天国家都必须理智地对待航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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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急切需要制订“外空交通规则”。今天，国际社会的探索外空活动仍处于初级阶段，就像是一条快速路刚铺就和汽车工业刚刚兴起之际，也许只有富人和拥有汽车制造技术的人可在这样一条快速路上飞奔，不需红绿灯，也不需要斑马线，一切均在随意中。但随着汽车工业普及，越来越多人可驾驶汽车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没有明确的“交通规则”，撞车事故肯定会频繁发生。今天，航天大国仍把外空是夺取绝对安全的重要领域，却忽视这种绝对安全是在危害别国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的，其他国家也会把外空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当前关键问题就是国际社会坐下来谈判制订外空“交通法规”，确保不发生碰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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