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借鉴与创新

中华昌盛

作者：唐永胜（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教授）<br /><br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7 期<br /><br />对于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人们努力从理论上加以描述、评价和分析，并形成了<br />不同的理论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表现出了各自的优<br />势，与此同时也显露出各自的缺陷，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多的探讨和争论。这是一种<br />自然的现象。然而国际关系理论毕竟要发展，也迫切需要发展。不同学派之间本不应有天然<br />的鸿沟，对于国际政治的重大发展，谁都难以视而不见，绕过去或简单的否定并不能解决问<br />题。<br /><br />梁启超先生曾将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期，三是蜕<br />分期，四是衰落期。①以此衡量当前西方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虽然不能断定其已经进<br />入蜕分期，但无疑具有蜕分期的许多特点。因为在这个时期，研究领域的“境界国土，为前<br />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br />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br />弄诡辩。且支派***，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②因此，对于林林总总的西方国际关系<br />理论，在积极引进借鉴过程中，应该取其精要，避免拘泥于细枝末节，更不要盲目追随，在<br />不自觉中因袭了原有的缺陷，甚至局限于某一理论孤岛之上。③<br /><br />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应该在认真梳理和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br />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背景的改变及由此带来的前提和约束条件的<br />变化，同时应该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和有所创造。理论对历史要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br />见性，尤其绕不开对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的关键则在于认识其发展演变的逻辑或内在<br />规定性。只有不脱离问题本身的创造性理论思考才可能具有鲜活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借鉴<br />和传承先前的发现和智慧。在借鉴和传承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对待传统的和经典的理论<br />如此，对待新近出现的理论，也应如此。在此既需要做“具体的和朴实的”分析，也需要用<br />宏观和概括的视角进行探索。①<br /><br />当前的国际关系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新旧现象、问题和矛盾复杂交织。生存发展和<br />失败衰落、安全稳定与威胁动荡、有序制度和无序失范、光明富裕和黑暗贫困、理想希望与<br />失落悲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指向等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不确定性空前突出，恐怕用过去习<br />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国家间相互联系的<br />增强及其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的作用，一系列过程积累起来已经构成了伟大的事变，其影响<br />具有基础性和渗透性，要认识其内在逻辑需要视接万里，观察其演变的全程，而避免受静态<br />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局限于某一理论范式或有限的视野，对于寻求复杂问题背后规律性<br />的东西将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br />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br />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②<br /><br />对于国际关系，这是一个仍然需要理论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代。对<br />理论的呼唤对中国学者既构成压力和挑战，也提供着动力和机会。新的大理论的出现也许不<br />需要等待20 年。<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