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的自我构建及其问题 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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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的自我构建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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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以“英国学派”这一概念被提出到广泛接受为主线，围绕学派的自我构建过程，强调指出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构建主要始于新一代学者80年代初期开始的学术活动，其中经历了一个由争议到共识的历史阶段。接着分析了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发展英国学派的努力，重点放在学派自我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内/外的界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学派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的分歧。最后，笔者简要分析了当前英国学派所面临的种种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
<br />【关键词】：英国学派，建构，自我认同,内/外
<br />Keyword： English School, construction， self-identity, Inside/outside
<br />【作者简介】鲁鹏，英国埃克赛特大学（Exeter）政治学系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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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Abstract: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conscious disciplinary image of the English School,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ES is mainly construc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fter 1980s through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rocess. Then, it focuses on the efforts by the new generations of ES scholars who are endeavoring to reconstruct the ES: on who is “in” and who is “out” of the tradi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definitions. Based on analysis befor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which the ES is facing nowadays. As a conclusion, a brief suggestion is afford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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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作者：    鲁鹏
<br />作者单位：英国埃克赛特大学（Exeter）政治学系博士在读
<br />联系方式：重庆市渝中区中三四路34号16－8－1
<br />          4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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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Email：  pl221@ex.ac.uk
<br />          Lupeng_TSH@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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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学派的自我构建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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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学派”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为英国以外学者所逐渐了解与研究，很快成为“游离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之外”“一个得到世界公认的名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给予英国学派极大的重视，甚至将其存在与发展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得以构建的一个证据与可借鉴的经验 。现阶段中国学者对于英国学派的研究上无疑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对于核心人物思想的研究以及对于学派学术传承的关注，对于英国学派主要特征的归纳与总结，使得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界对于这样一个非美国的学术传统有了越发深刻的认识，也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 。然而，现在国内对于英国学派的研究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几个问题：第一，目前的研究缺乏对英国学派足够近距离的细致观察，缺乏从学科内部叙述来寻找证据进而比较不同学者关于英国学派发展的不同故事的自觉性 ，而倾向于围绕着一个或数个特定定义下的核心人物而进行叙述。这样的做法，能够凸现出学派发展的主线，但是也有虚构传统的危险倾向，其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抹煞了学派发展的复杂性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争论与矛盾：一种对于不断进步中的学术传统的塑造，却不去关心真实的历史进程；第二，国内对于英国学派的分析存在着很明显的断层，或者聚焦于第一代学者的分析研究，或者定位在对当代个别学者的详细论述，新老学者之间产生了近10年的空白带；第三，国内学者对于英国学派的借鉴乃至应用，在视角乃至材料上都追随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的论述。尤其是在涉及到学派发展历史时，中国学者几乎毫无保留的遵循着邓恩（Tim Dunne）关于英国学派发展的思路与视角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全盘接受了学派内学者对于学派史的结论，而忽略了中国学者自己作为学派外观察者的角色。极大的限制了中国学者对英国学派进行独立的分析与研究。第四，将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相提并论的做法，隐含着将英国学派与英国学术界大致等同起来的倾向。将学派的发展过程完全与英国学术界的发展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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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社会集团的身份认同（如英国学派）通过内在叙述构建而成，本文通过对英国学派、尤其是学派自我认同这一历史过程更为详细的考察，将学派的发展纳入社会建构过程中，同时提出作者对英国学派现状与未来的看法。作者强调区分学派建立与学派自我认同建立两个不同阶段的必要性，并以后者为主线特别提出几个从根本上说与学派自我认同过程有关，也影响英国学派今后发展方向的问题。本文将这几个问题隐含在对于学派身份建构的历史回顾中，最后简要的指出学派发展的几个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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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一、 “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历史建构
<br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英国学派集体认同的构建而不是英国学者自我认同，因此，虽然在第二次争论中，以布尔（Hedley Bull）为代表的英国学者已经显示出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 ，而且这种对于英国研究独特性的认同，也确实对其后的学派建设有着铺垫作用，但这并不在本文重点考察的范围之内。本文的起点放在80年代初“英国学派”一词被首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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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就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建构而言，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一是对学派是否存在达成共识；其二是对学派的定义以及学派内/学派外的大概分界达成共识。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学派建立的最基本要求，而第二个方面在学派的发展中已日益凸现其重要性。接下来对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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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一）、由漠视到“共识”－“客观存在”的“英国学派”
<br />“英国学派”一词首先由琼斯（Roy Jones）提出。琼斯认为：由曼宁(Charles Manning)、怀特（Martin Wight）、诺西奇(F.S. Northedge)、布尔、多尼兰（Michael Donelan）以及普耐尔（Robert Purnell）组成了一个特点鲜明的学术团体－英国学派。这些学者都立足于伦敦经济学院（LSE）, 因此“具有共同的学术背景”；他们都认为国际关系是有别与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一个“自主(autonomous)”学科，因此具有共同的学术出发点；他们都对 “国际社会”这一“毫无意义（meaningless）”的概念颇有兴趣，因而形成了他们不断重复的学术思想。琼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概念不清、哲学基础模糊，“罕有数据，不用图表，极少涉及数学；也找不到对于诸如贫困、商品价格、货币体系改革等所谓世界问题的关注。虽然经常牵涉到哲学，可无论从视角还是完整性来看，他们自己的哲学地位都平淡无奇”。琼斯进一步非常尖刻的指出英国学派学者自欺欺人的自诩为“古典传统”的继承人，实际上只是不加思考的敌视美国社会科学。琼斯最后得出结论：英国学派代表着学术的贫乏，导致狭隘的“经院主义（scholarticism）”，因此应该将其“终结（closure）” 。几乎与此同时，与文森特（John Vincent）同在基尔大学（Keele）的苏加纳米（Suganami）也发表了一篇批评英国学派的文章。苏加纳米采用了“英国国际关系主流”以及“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来形容基于伦敦经济学院的英国学者，他对学派的核心人物以及学术机构界定上的思路与标准都与琼斯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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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随着琼斯文章的发表，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面对琼斯毫不留情的抨击，在整个80年代，琼斯定义下的学派内学者对此进行的公开反驳迟迟不见踪影，关于英国学派的正面讨论也是寥寥无几。直到1988年才由怀特与曼宁以前的学生，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格蕾德（Sheila Grader）在《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一篇针对性回复。然而，格蕾德压根没有为英国学派辩护的打算，她极力论证琼斯所谓的英国学派并不存在。格蕾德明确指出：琼斯“对于所谓错误的批评纯属无中生有”，“将这些英国学者（曼宁、怀特、布尔、诺西奇和多尼兰）视作一个‘学派’是试图以他们自己并不接受的角度来看待他们” 。随后威尔逊（Wilson）在1989年对格拉德否认英国学派存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声称“国际关系学者正在逐渐认可由一些学者所形成的特有思想”，“这些学者有着很相似的思想，因此能够被视作有别于其他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个整体 。除此之外，整个八十年代英国学界都对琼斯的观点以及对英国学派是否存在的问题保持着罕见的漠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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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另一方面，随着琼斯毫不留情的批判而来的却是事与愿违的结果：英国学派并没有最终消亡，反而以琼斯的文章为起点,逐渐引发了英国学术圈内部关于英国学派的一系列讨论，最终导致英国学派的存在缓慢的成为一种英国主流学者的共识。在文森特的提议下，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BISA）1980年年会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成就”为题召开了专门研讨会，就琼斯以及苏加纳米的相关观点展开讨论 , 这也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构建英国学派学术自觉性的起点。进入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学者，如安德鲁?赫雷尔（Andrew Hurrell）, 邓恩与一些欧洲学者如布赞以及奥利?维夫开始频繁的使用“英国学派”一词，并以此作为与美国学者的区别。一系列学术文章、研讨会以及专著的问世，更将英国学派的身份建构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及至《国际研究评论》(RIS)在2001年关于英国学派的专刊问世以后，英国学派是否存在的问题已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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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耐人寻味却又被经常忽略的问题是琼斯对于词语的选择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对英国学派的歧视色彩。琼斯当年撰写此文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消除英国学派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不良影响，因此他的矛头直指英国学派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考虑，也使得他使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来形容这一学派。他既没有根据布尔所推崇的古典（classical）方法来界定这种有别于美国科学主义的取向，也没有使用表示更广泛地理含义的英国（British）一词，相反，他使用了与英格兰相关的英国（English）。其原因在于琼斯认为所谓英国学派的学者压根配不上“传统”或者广义的“英国”（British）这样的称谓 。显而易见，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一词从诞生开始，就明显具有贬义色彩。相比之下，苏加纳米使用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来形容基于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就显得略微客观一些。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也偶有学者对此学派的名称提出异议 ，但对于绝大部分将自己标识为英国学派的学者而言，这样一个名称中的贬义已经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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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以上对于“英国学派”的存在在英国学术界被逐渐接受的历史过程的回顾表明，当评论家与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英国学者）开始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英国学派”一词从而使得其存在成为一种常识时，其第一代核心学者或者已经去世，或者已接近学术生命的晚期 。“英国学派”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其界定与主要使用者都是所谓的新一代学派学者以及学派外评论者，他们的叙述性活动在认同建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过程看来，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生成绝非单纯对第一代学者进行总结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后学者社会建构活动的结果。而通过对于学派内涵的不断修正以及对于圈内/圈外的不断重新界定，英国学派认同的构建行为仍然将持续下去。接下来就对这一内容进行简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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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二）、变动中的英国学派：学派的定义与分界
<br />当学派的存在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以后，对于那些主动将自己的学术活动与学派相联系的学者而言，就需要面对四个问题：第一，学派的名称是否恰当；第二，哪些学者组成了英国学派；第三，英国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第四，英国学派的长处和弱点分别什么。新一代的英国学者对于这四个问题的关注度各有不同，也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答案，一方面为学派的发展预设了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为学派包括学者自身界定了不同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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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以上四个问题对于学派内学者而言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普遍认为第一个问题已经无需争论，因为这个名称已经得到使用而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第二个问题没必要争论太多，第三与第四个问题对于学派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应该是当前学者的努力方向 。然而，第二个问题才恰恰是认识英国学派的关键：英国学派具体由哪些学者组成，这直接决定了哪些文本能够成为学派的核心著作，哪些看上去也存在相关性的文本却只能作为相应的参考因素。而这些成为学派核心的文本，也直接决定整个学派的视角、重点以及理论体系，并且被作为新一代学者进行自我认同的参考体系。学派的分界问题并不是一个能够被随意忽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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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从80年代以来，英国学派的衡量标准大致有四个：伦敦经济学院；英国委员会；本体论，方法论。前面两个涉及到学派发展的组织机构，后两个侧重点在学者的学术思想与研究特色。大体来说，90年代以前的学者，大多采用伦敦经济学院为标准来进行衡量，这也部分说明曼宁以及诺西奇在学派内的突出地位。进入90年代以后，倾向于采用英国委员会作为标准的学者逐渐增多，这也成为将诺西奇排除在外，同时曼宁的地位被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 。采用英国委员会作为标准同时也导致如同詹姆斯（Alan James）这样一些曾经的学派内学者从学派名单中消失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提出了英国学派的相关特征。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于“国际社会”存在的认同：即可以对国际社会的功能、结构、历史作用及未来发展存在分歧，也可以对其与其他两个概念（国际体系、世界社会）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但对于国际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不容置疑。用邓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把“创造国际社会”作为学术研究的关注点。在方法论上，历史比较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关注，都被视作英国学派的传统特征，并且以此来界定学派的范围。赫雷尔提出坚持历史学、国际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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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核心学者的界定问题上，先后存在三个具有争议的人物：卡尔，曼宁以及诺西奇。纵观整个80年代，曼宁与诺西奇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琼斯1981年的文章中，曼宁与怀特并列为学派的“原生思想家（seminal thinker）”，诺西奇与布尔并列为“学派现有的核心人物”；苏加纳米1983年的文章中，曼宁被当作学派的发起人，诺西奇与布尔并列为其追随者；在1989年威尔逊对于英国学派学者的列举中，曼宁被置于首要位置，诺西奇作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其重要地位也有明确体现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整个80年代关于英国学派的研究，都是以一个建立在伦敦经济学院基础上的学术圈为对象进行的。进入90年代，诺西奇从涉及到英国学派的文章中完全消失，甚至不被视作一般意义的学派内学者。同时曼宁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被扩大的学派学者名单中，他只是普通成员，或者也如同诺西奇一样，干脆被排除在学派之外 。与此同时，学派名单上增加了两位历史学家，卡尔与巴特菲尔德。在布赞1993年的文章中，卡尔已经位居首位 ，在利特尔1995年的文章中，巴特菲尔德由于和英国委员会的关系而入选 。英国学派史专家邓恩明确的提出了他们入选的理由：卡尔虽然从来没有进入过英国委员会，可是他对于怀特、巴特菲尔德以及布尔有“重大影响”，增加巴特菲尔德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学术贡献，而在于他在“组织”英国委员会时的“关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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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对于卡尔的定位一直存在极大的争议。学派外学者如布朗、霍尔(Ian Hall)，学派内学者苏加纳米都对于将卡尔纳入学派表示反对。布朗明确的将卡尔与曼宁，诺西奇三位“至少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最主要的理论家” 排除在学派之外，霍尔更是指出邓恩的做法存在许多漏洞：所谓卡尔对学派内其他学者具有重大影响纯粹夸大其词：首先，卡尔与巴特菲尔德关系欠佳，相互之间也缺乏学术信任;由于卡尔的性格以及人品原因，导致包括怀特在内的学多学者都瞧不起卡尔；同时，根据对英国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的解读，卡尔的名字与研究成果极少在英国委员会上出现；第三，英国委员会成立时，卡尔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苏联史，其后也未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作出过值得重视的贡献，怀特甚至将卡尔《二十年危机》视为神学著作，认为足以与希特勒《我的奋斗》相提并论 。布尔也明确指出卡尔实际上不接受关于“国际社会”的观点 。苏加纳米更对此提出了尖刻批评：出于卡尔的名望，与其同时代的学者几乎都会或多或少提及其著作，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卡尔可以因此而被随意的纳入英国学派的名单中。由此看来，卡尔既没有加入过委员会，也没有对委员会内部产生切实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对于“国际社会”的研究也没有太多贡献，从邓恩所提供的任何一个标准看来，都应该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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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曼宁的定位问题。曼宁经历了由学派奠基人到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消失的过程。将曼宁排除在英国学派之外的最大依据同时也是最大的后果就是将英国委员会与英国学派等同起来，并且将重建学派等同于重建英国委员会 。然而，近年来，不少学者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实际上，无论在学术贡献上还是在对于学派的影响上，曼宁都不容忽视：曼宁是最早对“国际社会”进行专门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同时也对英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虽然从格劳秀斯开始一系列国际法专家对于“国际社会”这一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真正将这一概念置于国际关系视角中－有序的国家间无政府状态,并且将其作为英国大学国际关系教学的重点，曼宁功不可没。自1930年起，曼宁就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此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中，曼宁一直领导着学院的本科教学。在曼宁的邀请下，怀特与布尔先后来到伦敦经济学院执教 。曼宁在1962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的特性》(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更是关于“国际社会”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虽然邓恩在2003年仍然坚持认为曼宁不被当作学派内学者，但其他学者都逐渐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立场。布朗在《理解国际关系》一书再版时，修正了自己以往的观点，将曼宁与卡尔、诺西奇区别开来。虽然没有明确的将曼宁归入英国学派，但曼宁也明显不再属于学派外学者 。苏加纳米在其研究中也多次提到曼宁的贡献。以往与邓恩持相同观点的布赞也在其2004年新作中承认了曼宁的地位，同时将卡尔重新定义为现实主义者而排除在学派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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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除此之外，对于学派的分界问题也有其他的一些争论。比如霍尔就认为如果因为与英国委员会的关系而将巴特菲尔德纳入学派，那么巴特菲尔德的学生威廉姆斯（Desmond Williams）也应该入选。虽然他是外交史学家而非理论家，但由于他在英国委员会成立时就负责挑选成员，因此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按照邓恩的逻辑，同样应该入选的还有国际关系史学家霍华德（Michael Howard）,因为根据会议记录来看，他在委员会的学术活动中非常的积极 。以上的简要分析说明虽然大多数英国学者对于英国学派的存在已经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学派的特性以及分界，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随着界内/界外的不断变动，学派的内容也不断的发生着改变，这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不同视角。如同“英国学派”一词有其历史构建过程一样，英国学派的内在特征以及学派分界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产生种种矛盾和分歧，也是必然的。对于英国学派及其发展而言，存在这样的分歧，并不是一件坏事。学派自我认同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后代学者的学术活动进行的。不同的学者当然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叙述方式乃至不同的结论。然而一个学派，作为一种相对排他性比较强的集团，又需要一种比较固定的关于历史、传统的描述以及关于发展的初步共识。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将成为学派发展的关键。接下来在英国学派重建的危机中将简要分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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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二、重建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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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进入90年代，一方面第一代学者基本上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是80年代开始的对于学派的第一次争论所产生的空前的身份认同，在此情境下，如何坚持和发展英国学派就成为新一代学者的共同任务。新一代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建立了学派专门的网站，按照布赞的说法，这一切都是为了“重建”英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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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英国学派在重建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形成英国学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小规模的学术圈以及相互传承的学术传统，在学派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这个因素的过分坚持，却有导致英国学派自我封闭的危险；然而这种传统的逐渐缺失，也有可能导致学派的瓦解。重建工作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保持并强化学派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二，随着第一代学者的逝世以及后续学者在构建学派界限时的叙述活动，现在的英国学派正面临着与英国学术界的重合度越来越小的问题，这直接导致英国学派有可能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不为美国主流所认可，同时也不为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所支持。那么学派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重建的努力变成自我解构的过程，或者按照霍尔的说法，“有意识自杀”的过程。接下来将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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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较小规模的学术圈以及传承的学术传统，是第一代学者显著的一个标志。对于学派主要的研究成果以及经典著作的简要回顾就能很清楚的揭示这一点。1962年，曼宁完成其专著《国际社会的特性》，四年以后，巴特菲尔德与怀特合编的《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理论论文集》问世，其中包含了英国学派早期的许多经典文章，包括怀特的“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布尔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与无政府”和“格劳休斯的国际社会概念”，这也是英国学派的奠基作之一。六年之后，学派的另外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由怀特与曼宁的学生波特（Brian Porter）编辑的《阿伯里斯特威斯文集》（Aberystwyth Paper）。其中收入了布尔的“国际政治理论 1919－1969”，曼宁的“变动世界中的法律结构”。一年后，詹姆斯为纪念曼宁而编辑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出版，其中包括曼宁以前的学生与同事例如诺西奇，怀特，布尔以及詹姆斯本人的许多文章。1974年，布尔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时的博士生文森特完成了《不干涉与国际秩序》一书。1975年，曼宁的《国际社会特性》一书再版，第二年，他的学生诺西奇完成了其代表作《国际政治体系》。及至1977年，布尔的经典之作，《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问世，同年，怀特在英国委员会中所作的研究被布尔编辑成书，命名为：《国家体系》。一年以后，布尔连同怀特生前的博士生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编辑发表了怀特的另一个经典著作：《权力政治》 。在布尔即将去世前，他与沃特森合著的《国际社会的扩张》一书于1984年出版，这也是英国委员会解体前关于国际社会的最后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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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随着布尔（1985）与文森特（1989）的相继去世，第一代英国学派的核心人物到80年代末期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开始逐渐崭露头角。这其中包括布尔在牛津最后一批学生中的赫雷尔，赫雷尔在牛津的学生邓恩，邓恩的合作者惠勒（Nicholas wheeler），以及从所谓哥本哈根学派转而关注英国学派的布赞及其长期合作者，利特尔。首先是布赞在1993年发表于美国期刊上的文章，两年后，利特尔在欧洲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相关主题的论文。佛恩（Rick Fawn）以及拉金斯（Jeremy Larkins）编辑的《千年》（Millennium）在1992年冬季专刊中关于“国际社会”概念在冷战后的应用被汇编成书，于1996年出版：《冷战后的国际社会：无政府与秩序重建》。1998年问世的邓恩的著作被视作关于英国学派史最权威最详细的文本，也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与接受 。自此以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英国学派。相关的专著也陆续发表，其中以布赞与利特尔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重建国际关系研究》、布赞的《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化的社会结构》以及苏加纳米与林克莱特（Linklater）的《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为代表。《国际研究评论》（RIS）在2001年的专刊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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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最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传承的学术圈。一大批英国学者无论在研究方向、研究角度上都异常相似，甚至他们的著述在标题也都非常的类似。这些学者之间都有着极为密切的私人关系：或者是老师与学生、或者是长期的同僚，相互之间极容易沟通。再加上英国学术界自从布尔与美国行为主义学者论战以后长期处于相互敌意的状态，使得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圈很少受到圈外学术界的影响。同时，曼宁、布尔、怀特等核心学者在英国学术界的成就与声望，也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结合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英国学派”作为一个自觉的集体形象并不存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缓慢构建，以往的传承与统一性却被逐渐打破。布尔、怀特或者曼宁的部分学生或者逐渐与学派保持了距离（如德里安）或者根本否定学派的存在（如格蕾德），另一方面，许多与怀特、布尔或者曼宁没有直接关系的学者，如布赞、利特尔等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学派联系起来，并且期待通过重建英国学派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当布赞、邓恩等新一代学者企图向美国国际关系主流寻求英国学派进一步发展空间时，或者如同布赞所说要“重新讲述国际社会扩张的故事以修正很有问题的经典著作” 时，“英国学派”已经变成一个学术发展的平台与切入点，而不再如布尔对待怀特或者文森特对待布尔那样是学术取向与私人感情共同维系的团体 。第一代学者大多受到的是人文教育（历史、法律、神学等），这也影响了他们研究国际问题时立场以及方法，新一代学者大多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待问题，尤其受到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影响，两者看到的世界是有区别的。把学派与LSE或者英国委员会相联，尽管有种种问题，但也表明学派在初始阶段有一定的制度机制在维系。相比之下，新一代的学者的学术背景更加单一；学者所在院校更加分散；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作为全英国际关系学者共同组成的学术机构，不可能如英国委员会那样受到几个学者的左右。种种迹象都表明英国学派学者中对于学派的认同在逐渐扩散的同时也在逐渐弱化。这固然可以看做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也同时可出学派逐渐瓦解的潜在因素。布赞所列举的当代学派学者，每一个都可以看做与英国学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又都存在不小的距离。因此，新一代的学者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局面，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并且保持学派的自我认同，将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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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学派发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学派与英国国际关系界的重合度越来越小，从而也使得英国学派对于英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前面的历史回顾已经表明，学派的许多第一代学者在自我认同上都与新一代的学者不尽相同。第一代的许多学者都是立足于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尤其当布尔在60年代与美国学者争论时，是以英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捍卫者自居，其目的是维护英国学术传统，而不是英国学派学术传统。以布赞和邓恩为代表的许多第二代学者更多是将自己看作学派学者，进而探讨如何发展英国学派，如何向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输出”英国学派。另一方面，与第一代学者所在时期相比，现在的学派内与学派外界限更加明显，相互之间的支持与交流也更加困难。举例来说，诺西奇在对布尔的支持程度和力度上甚至超过了英国委员会内的许多学者。在第二次争论中，除了布尔以外，英国委员会内学派。一部分学者对于美国学术界的变化也持坚决的否定态度，部分学者对此保持冷漠，同时，以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学者，对于美国的变化既有期待又有失望，因此希望有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与此相对照，诺西奇以及一些学派外英国学者对布尔的立场却是极力支持。在布尔与卡普兰争论后的第10年，诺西奇在其专著的结论部分着重抨击了行为主义并且肯定了传统与经典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诺西奇在其1972年的著作中也明确了表示了类似的立场。诺西奇在谈到现有的关于国际关系两种不同研究方式（正统外交史以及国际关系的普遍理论）的缺陷时，批评后者是“将当前主要国际事件披上社会科学研究的伪装, 同时用一些狭隘的术语来作为压舱物（a heavy ballast）”，这种方法“看上去太过简略，对于研究主题的历史纬度的研究太过统一，因此而无法对现实中的国家行为有足够的解释力。” 即使将卡尔诺西奇或曼宁排除在学派内，第一代英国学派的学者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代表英国学术界的主流。无论布尔还是怀特，其学术主张都能得到英国学术界的极大认同与支持，尤其是布尔与美国学术界争论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这也是苏加纳米将其称为英国国际关系主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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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然而，现在的英国学派却很难再被称作英国国际关系主流。一方面出现如史密斯、怀特（Colin Wight）等关注超理论（meta-theoretic）问题的英国学者，倾向于后现代的立场，强调知识－权力的相互关系，并且逐渐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分歧作为与美国学术界相区别的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传统 （布朗在2005年BISA讨论会上甚至认为英国学者都倾向于关注超理论问题），同时如林克莱特这样立足于批判理论的英国学者也同样强调与美国主流的差别；另一方面，学派的新生力量力图与美国主流沟通，对话，缩小分歧并以此寻求学派进一步发展。随着自我认同的加强以及成员构成的多样化，英国学派对于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代表性与号召力反而下降了，这构成了英国学派在发展中遇到的第二个困境。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新一代学派学者对于圈内交流与圈外批评意见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这使得英国学派与英国国际关系学界不仅重合降低，甚至有对立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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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新一代学者在分界问题上的随意性与不严谨性加剧了这两个困境带来的可能后果。如果说以上在标准上的前后不一致是邓恩在确定学派传统以及学派学者时的失误，那么布赞的做法就进一步显示出当前重建英国学派的选择性，也即是学者对于传统构建的主动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学者对于承继的学术环境的能动性。布赞解释自己将诺西奇及其他几位学者排除在学派外的理由是“对于他们的著作不够熟悉而无法判断” 。很明显，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和英国学派重建工作的倡导者，要了解诺西奇这位曾经在学院执教数十年之久的学者，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布赞对于诺西奇都不够熟悉而无法判断，那么布赞对于自己网站上罗列出来的其他数十位学者的著作恐怕更加不可能足够熟悉而加以判断，对于所谓与英国学派相关的近百位美国学者的了解难度应该会更大。将诺西奇排除在外，当然部分缓和了学派与美国主流之间在认识论上的矛盾，但是因此是否会削弱学派的特性却明显不在布赞考虑的范围之内。一大批优秀的英国学者，尤其是理论者，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了局外人，而这批学者，与美国主流的距离甚至大于第二代的英国学派学者。作为边缘的地位在逐渐丧失，承继英国学术传统的，反而是那些学派外学者了。英国学派如果与英国学术界过渡脱离，势必影响到学派今后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活动场所、氛围以及学术资源，这对于学派的发展而言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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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win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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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由以上分析可知：第一，英国学派自我认同主要是由所谓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以及学派外学者自80年代初开始通过叙述活动而共同完成；第二，在过去20年自我认同构建中，对于英国学派的界定标准与角度都发生了不小变化，一种新共识逐渐取代了旧共识，伴随着而来的是关于圈内/圈外的不同定义与争论，与第一代学者的开放态度有所不同，新一代学者更加强调学派的完整性与系统性特征；第三，英国学派在英国学术界的重要性随着学派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第一代学派学者几乎涵盖了英国在国际关系以及政治学界所有最杰出的思想家与理论家，与英国学术界的重合度也是最大的，此时的学派自觉性也是最弱；到了第二代学者那里，情况发生很大的改变。同时蕴含着潜在的危机。第四，由于教育背景的不同，加上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扩展，同时也由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第二代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摒弃第一代学者分析问题的角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学派的传统在现实的英国学术界也已经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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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就笔者看来，英国学派的未来发展，必须要合理解决学派的定位问题。如何界定学派的边界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其次才是如何扩大学派边界。扩大学派的学术边界确实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方向。许多学派内学者对此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但学派扩大的重点，应该放在与英国学术界的重合度，而非与美国主流的重合。学派发展的源泉当然可以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了英国理论界的已有成果，那很可能就是舍本求末的做法。英国学派的自我定位问题是学派发展的关键，年轻一代学者期待从学派的重建中得到什么样的自我设定，将成为整个学派未来的决定性因素。而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理论而言，英国学派的构建过程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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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win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3), 2001, p.471
<br />  比较直接的提出借鉴的是任晓：“向英国学派学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间接的以英国学派的存在来论证中国学派的可能性；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br />  比如对于学派变迁以及特征乃至现阶段代表人物的分析都有惊人的共性。基本上都采取了与邓恩或者奥利?维夫（Ole Waver）相同的标准，即以1958年英国委员会为学派起点，以“国际社会”为主线，以怀特－布尔为核心人物，例如唐小松：“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7期，pp.21-22。
<br />  关于内部叙述的分析方法（internal discourses analysis）,参见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br />  比如国内有位数不少的学者将英国学派的发展追溯到1958年英国委员会的建立，这明显是邓恩的思路.参见Tim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 1998
<br />  布尔对英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带着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比较，明确的指出了英国学者的共性，隐含着一种以国家划分学术派别的倾向，参见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Knorr and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20-38
<br />  关于英国学派的定义，参见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1，Vol.7(1), pp.1-3; 关于英国学派的批评和终结，参见同引文p.12。琼斯在发表此文时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国际关系学者，并曾与1981－1984年担任过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协会（BISA）下属期刊《国际研究评论》的主编。
<br />  Suganami: “Th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ism: An Anatomy of British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3, vol.7, p.2363
<br />  Sheila Grader.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RIS, Vol. 14(1), 1988, p.42
<br /> 威尔逊延续了琼斯与苏加纳米对于英国学派的界定，威尔逊对格拉德的反驳参见 Wilson: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ply to Sheila Grader”, RIS, 1989, Vol. 15(1), pp.49-52
<br />  关于1980年BISA就英国学派相关讨论的背景与过程，包括布尔，诺西奇等人的回答，参见苏加纳米相关回忆，Hidemi Suganami, “British Institutionalists, or the English School, 2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3, Vol. 17(3), pp.254-255
<br />  琼斯认为英国学派学者一方面切断了自己与柏拉图以来的经典政治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很少真正投身于包括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共同创造的“英国（British）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因此，既配不上“经典”，也配不上“英国”（British）。而“English”一词，却可以恰当的表示出这个学派以英格兰的伦敦经济学院为根据地的特征来。考虑到琼斯本人来自与威尔士的卡迪夫（Cardiff），这样一个词语就更加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参见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1，7: pp.1-2，相关讨论还可参见Richard Little, “Neoreal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1995，p.32
<br />  布朗（Chris Brown）认为这样的名称“暗示绝大部分英格兰的国际关系学者（或者更确切的说，英国学者）都是学派的一份子，这明显是错误的”, 因此，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以‘国际社会’为研究焦点”的学者集体。参见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7，p.52
<br />  沃特森（Adam Watson）是一个例外。参见沃特森为2001年RIS专刊所作绪言，Adam Watson, “Forward”, RIS. Vol.27, 2001,pp.467-470。需要指出的是，沃特森并不能算第一代学者的核心人物。
<br />  邓恩给出了五个理由，参见邓恩与布赞的通信，<a href="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dunne1.htm" target="_blank">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dunne1.htm</a>
<br />  Dunne: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 A Reply to the Critics of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5(2), 2000; Andrew Hurrell: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 RIS, Vol. 27(3), 2001, 布赞明确提出：“谁‘是’或者‘不是’的问题远不如谁参与了对话以及他们的贡献如何这样的问题有意思。”Buzan and Little: “The ‘English patient’ strikes back: a response to Hall’s mis-digno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7(3), 2001, p.944
<br />  将曼宁排除在外首先源于邓恩在1998年关于学派史的叙述，参见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1998,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恩仍然坚持这一结论，参见Dunne: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3), 2003
<br />  参见Little：“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3), 2000
<br />  苏加纳米指出：英国学派“由曼宁发起，其追随者包括詹姆斯，诺西奇以及布尔”，Suganami: “Th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ism: An Anatomy of British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3, vol.7, p.363；威尔逊指出：“诺西奇是这个紧密的学术团体之重要一员……他的著作……与英国学派其他著作极为相似。”, Wilson: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ply to Sheila Grader”, RIS, 1989, Vol. 15(1), p.55
<br />  邓恩明确指出：“曼宁与诺西奇不属于学派”参见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1998，p.15,
<br />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7(3),1993, p.328
<br />  Little: “Neoreal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 Methodological, Ont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sess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1995, p.32
<br />  关于巴特菲尔德的评价，参见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 1998, p.73；关于卡尔的评价，参见 Dunne同引书，p.182
<br />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7，p.52
<br />  Ian Hall，“Still the English Patient? Closures and inventions in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4), pp.934-935 部分hall的观点来自于与笔者的通信
<br />  布尔指出：“国际社会的观念－现代国家共有的利益与价值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规则与制度－在卡尔的《二十年危机》中几乎没有任何体现。”参见Hedley Bull: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Thirty Years On”,  In Alderson and Hurrell 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2000, p.137
<br />  英国委员会健在的成员沃特森在2001年RIS关于英国学派的论坛前言中，将布赞“重新整合英国学派”的主张理解为“重新发起英国委员会”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参见Adam Watson, “Forward”, RIS, Vol. 27(3), 2001, p.467
<br />  Suganami: ‘C. A. W. Manning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S, Vol. 27(1), pp.91-107
<br />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br />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0-31
<br />  Ian Hall, “Still the English Patient? Closures and inventions in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4), pp.934-935
<br />  参见C. A. W.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62;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Brian Porter eds., The Aberystwyth Pap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Alan James eds., The Bas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Essays in Honor of C.A.W. Manni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John Vincent,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Northedg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London: Faber & Faber, 1976; Bull,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eds., by Bull,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ght, Power Politics, eds., by Bull and Carsten Hlbraad, L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8
<br />  邓恩的观点影响了学多学者，例如厄普（Roger Epp）就明确表示“遵循邓恩的思路将曼宁排除在外”，参见Epp: “The English School on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S, Vol.24(special issue), 1998, p.48，
<br />  Buzan: “Not Hanging Separately: Responses to Dunne and Adl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4(1), p.184
<br />  琼斯当年批评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他认为曼宁、怀特等人虽然已去世多年，但是他们的学生仍然对其保留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崇拜，即使他们的著作中问题再多，他们的学生仍然将其奉做经典。在琼斯看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Jones：“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1，Vol.7(1)
<br />  巴特菲尔德一方面认为美国的发展令人失望参见， 另一方面却认为确定传统方法与美国实证社会科学之间的“正确关系”比完全否定科学注意要更可取, Hebert Butterfield: “Untitled paper on scientific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April 1968, Butterfield Papers 109/2，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英国学者应该了解美国同僚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不被其左右。参见Butterfield: Letter from Butterfield to Peter Savigear, February 16, 1970
<br />  F. S. Northedg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London: Faber & Faber, 1976, p.321
<br />  F. S. Northedge and M. J. Greive, A Hundred Ye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72, p.ix
<br />  Hollis, M. and Smith, Steve: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Smith Steve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Basil Blackwell, 1985
<br />  布赞在回应霍尔的批评时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琼斯的批评至少对‘英国学派’一词的形成有所帮助……霍尔过早的死亡证书仅仅让人怀疑他充当批评者的能力。”，Buzan and Little: “The ‘English patient’ strikes back: a response to Hall’s mis-digno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7(3), 2001, p.946, 而当邓恩含蓄的批评布赞试图“改变英国学派的理论基础”时，布赞却采取非常和缓的态度。邓恩的批评参见Tim Dunne: “System, State and Society: How Does It All Hang Togeth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4(1), p.159, 布赞的回复参见Buzan: “Not Hanging Separately: Responses to Dunne and Adl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4(1)
<br />  参见布赞关于英国学派相关学者的书目，<a href="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documents.htm" target="_blank">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documents.htm</a>
<br />  邓恩与布赞对此有一个很一致的立场。参见邓恩对于布赞著作的评价以及布赞的回复。Tim Dunne: “System, State and Society: How Does It All Hang Togeth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4(1); Buzan: “Not Hanging Separately: Responses to Dunne and Adl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4(1); 值得注意的是，与布赞对话的还有作为建构主义代表的阿德勒（Adler），在后者看来，布赞对于建构主义仍然借鉴学习得不够，参见Emanuel Adler: “Barry Buzan’s Use of Constructivism to Reconstruct the English School: ‘Not All the Way Dow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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