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基于流派的考察

白鹤

作者：王　军<br /><br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br /><br />[摘要]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被认为是近年来挑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之一,文章主要探讨这一知识谱系下学界的流派努力,进而揭示这一学派努力所蕴涵的学理基础、学术策略,以及学理多样性、张力和问题。<br /><br />[关键词]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流派;现时崇拜;现时中心主义<br /><br />学说林立、流派纷呈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但流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学派的生成途径亦各有特点。大略言之,至少可以看到两种模式。其一为先内容后形式,有些流派是在“十年磨剑”并亮出成果后被人贴上标签,哥本哈根学派、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等在此行列。其二为先“形式”后“内容”,即在具备一定基础后树立学派的大旗,然后不断填塞内容,英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正在建设中的所谓中国学派遵循的也许是同一种路径。就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而言,这一知识谱系下的部分成果业已被人冠之以学派或学说的头衔,也有人倡导建立新的学派,但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本身尚未得到广为认同的流派标签。本文先论述学界以历史社会学为基础创建新流派的努力,然后简要介绍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这一知识谱系的学理特点和张力,以及流派身份对学术研究的作用。<br /><br />一、创建流派的最新努力<br /><br />史密斯(Steve Smith) 和布斯( Ken Boot h) 指出,近来的国际理论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主流理论挑战者:历史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1〕这四种知识谱系为主流理论所边缘化,但它们的学术成就日益得到学界认同。史密斯和布斯所谈及的历史社会学的努力与挑战,主要是指80 年代以来的学术思潮,它与50 、60 年代的相关学术思潮之间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但并非全由前者生发出来。而且,50 、60 年代一些学者采用历史社会学分析国际问题时,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流派之间还缺乏紧密的对应关系,〔2〕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雷蒙·阿隆就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8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着手思考历史社会学能够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什么,应如何吸纳对方的新成果,如何突破两者间人为的边界。其中,1999 年于英国威尔士大学召开的相关研讨会是集中体现,会议之后形成的论文集更被称为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宣言”。在这一论文集中,存在着弱流派意识的学术思考,也存在强流派意识的学术规划和倡导。<br /><br />(一) 新流派意识的前提: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科威(Paul A. Kowert) 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种宣言,需要有一个好的坏人”。〔3〕所谓“好的坏人”是指有名的批判对象。霍布森( Hobson) 和霍布登( Hobden) 等选择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作为对象,特别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霍布森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两大缺陷,即“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 和“非社会学主义”(asocialogism) 。〔4〕非历史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现时中心主义”( tempocentism) 和“现时崇拜”(chronofetishism) ,它们都是工具主义的历史观。在霍布森看来,这将导致三种幻想。<br /><br />(1) 物化幻想( reification illusion) ,它是指现在被有效地与过去隔离开来,致使现在成为静止的、自我构成、自主和物化的实体,因而模糊了现在的历史和社会时间语境。(2) 自然化幻想(nat uralisation illusion) ,它是指,现在是自发地出现的,因此现在被有效地自然化了,从而模糊了构成现在的各组成部分的社会权力、认同/ 社会拒斥和规范的历史进程。(3) 永恒化幻想(immutability illusion) ,它是指现在被永恒化,因为现在是被认为是自然的,它DIZHI结构的变化,因而模糊了进程重构现在情景的作用。现时中心主义则会导致同构幻想(isomorp hic illusion) ,即“自然化”和“物化”的现在可在时间上回塑,从而将现在的国际体系与过去的国际体系视为同构的或同质的,这导致我们不能认识到现在的国际体系具有独特性。这是他对“好的坏人”的缺陷的诊断,霍布森还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观点:无政府状态下单位相似的概念、国际领域明显的自我构成概念、单位之间的、主权的空间关系、无政府状态作为未分殊的结构、体系间和社会间关系。〔5〕<br /><br />霍布森批判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时,结构现实主义已丧失“霸权”地位。仍要批判它的理由是:其一,在《国际安全》这样的引领型国际关系杂志上,很难见到不是现实主义的文章,而且在各种关键争论中,新现实主义总是位列其中;其次,霍布森认为自己并不是要特意批评新现实主义,而是视其为现时中心主义和现时崇拜的代表,而霍布森自己所倡导的历史社会学的考察可以超越以上两个缺陷;其三,霍布森急于批评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因为,沃尔兹式的说法更加明确地勾划了国际关系的边界,以至于在真正的国际关系学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上,明显地排斥历史社会学或将其边缘化。〔6〕从这一阐释看,霍布森质疑沃尔兹的理论不仅在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缺陷,更在于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强大地位,以及它对其他不同方法或研究旨趣的生存或合法性的潜在威胁。批判他者不仅仅是学者间学理上的碰撞和交锋,它也是自身被承认和被接受的手段,学术立场和学术身份隐含在学术辩论之后。可见,从历史社会学角度质疑结构现实主义具有知识社会学的意蕴,这既表明新的宣言需要“好的坏人”,也表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强大地位及其傲慢姿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实现真正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br /><br />不少使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学者注意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并以历史社会学“医治”这一顽疾,同时提出自己的学派规划和宣言,但不少学者并没有明确的学派规划,而是通过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和其他理论思潮相结合超越或克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病。简言之,前者具有强烈的学派意识和规划,后者只具有微弱的流派意识。<br /><br />(二) 超越国际关系中的“现时中心主义”和“现时崇拜”:两种流派意识<br /><br />1. 弱流派意识。<br /><br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部分学者试图将7 种方法(学说) 与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结合起来。它们分别是霍布森倡导的新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巴内特(Michael Barnet t) 提出的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巴里·吉尔斯论述的世界体系的历史社会学;卡尔特(Claire Culter) 论证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社会学;林克奈特(Linklater) 倡议的批判的历史社会学;史密斯构建的后现代的历史社会学; 布赞和李特尔(Richard Lit tle) 联合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历史社会学。他们探讨新韦伯主义、建构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结构现实主义、世界体系论这些社会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业已存在的理论或方法与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结合。<br /><br />除霍布森和哈里德( Fred Haillday) 外,其他学者的流派意识要弱得多。事实上,这些学者各有自己的“合法”学术领地和身份,他们往往是某一学说中的核心或领头人,如马丁·肖(Martin Shaw) 自80 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战争社会学研究,成果颇多。林克奈特是批判理论中的核心成员,吉尔斯是世界体系论中新近崛起的骨干,史密斯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成员,瑞·斯密特是建构主义中的大将。布赞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成员,亦是英国学派新近的领军人物,他力图通过国际体系理论为国际关系学提供元理论。虽然他们在反对主流国际关系中的非历史主义和非社会学主义的倾向上存在着共性,但他们原来相对强势的学术身份和个人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没有必要团结在强烈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大旗之下。<br /><br />2. 强流派意识。<br /><br />(1) 国际社会学。哈里德指出了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即从古典社会学家的历史社会学的创建,到50 年代雷蒙·阿隆的洞见和倡导,60 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政治社会学的作品,70 —80 年代英美两国在历史社会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社会学的努力。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些作品可以抽出二个重要的要素,或者两种视角,历史和国际。在他看来,历史和国际视角的综合前途无量。因为从功能上看,社会关系的历史化意味着“去自然化”和解放,而历史化的国际视野也打破了社会学分析中的国家内生说(方法论的民族主义) ,从而提供了外生的国际影响论思路。<br /><br />哈里德认识到历史化的国际社会学理论建设会遇到阻碍。首先,将社会、历史和国际要素整合在一起会遇到巨大障碍。比如,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亚洲人、伊斯兰、西方和“他者”等概念均是非历史化和非社会学的概念,但它们已经成为了解释变量。在国际关系研究和历史社会学中,这样的概念很多,这些概念实质上均是历史地产生并具有不同的内涵。其次,综合了社会学、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的学者也往往将国家间关系视为决定性的,哈里德将其源头追溯到韦伯和怀特·米尔斯。其三,现存的一系列研究旨趣冲击着国际社会学研究,即社会学中的流行方式是“现时主义”,微观社会理论否认历史和结构语境的适应性,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亦拒绝宏观社会理论和理性分析,建构主义分析强调观念和价值。〔7〕这些研究偏好和信念将阻碍历史化的国际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哈里德倡导建立国际社会学, 但他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研究框架。<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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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8〕<br /><br />①建构世界社会学的原因。霍布森等不采用哈里德所使用的国际社会学概念,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学主要关注国家间关系,忽略或排斥了国内、跨国和全球社会关系。霍布森和霍布登将矛头指向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缺陷。在他们看来,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可以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和质疑国际关系学者关于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假设、非历史的理论化模式。同时,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也针对学术中的学科主义,即针对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的起点多为1945年,并自我设置相对封闭的学术园地。<br /><br />②世界社会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霍布森和霍布登认为,他们不是简单地将历史社会学方法移植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而是重构国际关系学的定义,但这不是以历史社会学取代国际关系学。世界社会学反对实证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惟一合法地位,它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放弃自己偏好的研究主题,但建议他们与世界社会学接触。在他们看来,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存在学科差异,但国际关系学具有多学科性,它立基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法律和经济学,只是在“行为主义革命”后才与历史社会学相抵触。换言之,国际关系学不是排他性的学科,历史社会学应该在国际关系学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具有合法身份。霍布森和霍布登并不倡导学术产权之间的战争,而是要求国际关系学重新发掘历史社会学的作用,借用林克奈特的话是形成“对话的学者共同体”。<br /><br />③世界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世界社会学核心概念是厚重(t hick) 的国际体系和厚重的国家社会复合体,其矛头指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薄弱的( t hin) 国际体系和国家理论。薄弱的国际体系的定义可以分解为五个部分:国际体系被认为是自主的或者自我构成性结构———该结构完全独立于国内领域的影响;由于在单位未分殊,国际体系被认为是单一的;由于空间上的一致,国际被看成单一的;国际体系的社会维度亦模糊不清;结构言过其实地超越了施动者。与此相对,厚重的国际体系的特点是,首先,它强调国内力量的构成性作用。其次,国际体系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即基于国际规范与制度、经济军事和规范性特点,阶级力量和国际制度,或社会道德和全球经济力量。第三,所有方法均设想国际体系不仅深嵌于国内环境,而且也深嵌于国际环境。第四,强调国际体系的社会维度。第五,在全球与国际层面上或国内层面上,国际体系部分地为施动者的权力和力量所塑造。<br /><br />薄弱的国家概念是指国家被剥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被认为是自主的社会,国家在时间上是同构的,即其特征和行为从不变化,它们过于关注国家的领土特性,从而模糊了具体的时空和国内、全球社会进程的作用,这一进程构成并持续地重新定义国际和全球领域中的国家和国家行为。由此可见,厚重的国家概念旨在探索国际和国家/ 社会复合体互构特征。总之,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有着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特点:本体论上复合因果模式,放弃简约论;方法论上采用“新整合主义”( neo2intergrationism) ,拒绝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和“方法论的国际主义”(met hodological internationalism) ;〔9〕采用结构化而不是结构主义和施动者中心主义;承诺某种形式的批判理论,拒绝问题解决理论。这四点是霍布森和霍布登倡导的建构国际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四个特征散见于诸多采用历史社会学视角的学者的厚重的国际体系和国家理论的分析之中。<br /><br />二、历史社会学流派的学理特点和问题<br /><br />对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汇聚,有学者表示欢迎,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是推动两个领域之间更多协作和讨论的努力, 这是受欢迎和有些迟来的努力”。〔10〕这一知识谱系下的学术和流派努力所涉及的理论思路,我们需进一步探讨。<br /><br />从特点角度看,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体现了多元视角和多时空观。马克思和韦伯是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源泉,但不同学者在吸收、借鉴和扬弃两者的思想和方法上各有不同。韦伯式历史社会学的核心特点是理解,通过理解的方法既可以用来论述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如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分析,又可以用来建立理论框架,如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分析,还可以描述微观事件。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分析国际问题时,侧重于运用社会学概念,在理解整体社会进程或微观事件的基础上,寻找更为一般模式,并甄别一般模式所不能涵盖的事实和意义(阿隆、曼和约翰·霍尔等莫不如此) ,进而也为行为体的行动和选择提供背景性知识和各种思考路径。与阿隆、曼和霍尔稍有不同的是,马丁·肖主要吸收韦伯对国家理论的阐释,他接受了经由曼所拓展的分层理论,即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由韦伯强调的阶级、身份和政党中分离出军事) ,〔11〕并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维度。霍布森同样吸收韦伯的思想和方法,他使用它来分析国家理论,只不过他同时吸收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由于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强调理解,因此吸收其思想和方法的学者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了其相对特殊的力量,一方面是对变化的把握,另一方面是对复杂性的把握。辨别国际关系中的变与不变,是学者所思考的核心问题,由于韦伯反对决定论,其理解的方法为了解人类社会的变迁(包括国际关系的变化) 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样的史观和认识论预示行为体面临复杂的社会事实,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领域存在差异和一定的自主性、诸领域之间有非决定论的复杂关联。不管是国际关系中长时间的社会进程,还是中短期的社会历史局势和事件,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呈现给读者的是多时间、多空间和多因果的论述,模式湮没于诸多偶然与不确定性之中,从而只具备“理想类型”的特点。霍布森和霍布登的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的流派努力亦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毋庸置疑,这样的规划与设计展示了与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理论观和历史观。<br /><br />就马克思传统而言,其后继者也强调社会变化,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规律和模式很有信心。在领域分析中,他们多强调经济领域的决定作用。虽然他们是在考察国际问题,但他们将其纳入人类的社会进程中,并侧重于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社会学与主流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方法相比,不是问题解决理论,而是具有“解放特征”的批判理论。<br /><br />在研究议题和思路上,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社会学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譬如,在20 世纪70 年代前后的国家理论讨论中,马克思传统展现了在研究议题方面的不同侧重点和研究思路的争论。在体系理论中,沃勒斯坦的理论框架和观点也遇到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商榷。罗森伯格利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方法批判现实主义的诸多假定,认为那些假定是经不起社会历史检验的。在马克思传统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对其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即诸多学者主要针对其经济决定论,认为它具有目的论且经不起推敲,而对于其政治经济学分析、阶级分析法和辩证法分析的非议要小很多。因此,考克斯刻意回避经济决定论,他设计的社会力量—国家类型—世界秩序的分析框架取消了决定论,转而接受了影响论。<br /><br />从问题的角度看,霍布森等人的流派努力及其思路存在着缺失。霍布森和霍布登的论述存在着“稻草人策略”。霍布森和霍布登认为史密斯的分析存在“稻草人策略”,〔12〕实质上,霍布森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基欧汉学术努力为例,霍布森认为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及其国际制度理论中存在现时中心主义。〔13〕事实上,基欧汉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如此简单。基欧汉和奈自认为学习了斯坦利·霍夫曼所称的历史社会学方法,“我们对世界政治作有别于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描述,目的在于鼓励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分清世界政治中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区别———而不是用一种过于简单的方法来代替另一种过于简单的方法。”〔14〕这说明,基欧汉和奈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的特征。基欧汉的《霸权之后》推动了国际制度研究,该书被苏长和博士批评为忽略了“改制”在世界政治中的迫切性。〔15〕但由此得出“现时中心主义”有些偏颇,因为基欧汉考察的是美国霸权衰落之后的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这显示了时间特性。而且,基欧汉强调融合论,他倡导融合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两种方法来研究国际制度。〔16〕<br /><br />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社会学诸作品存在着不少含混之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社会学在因果分析上尚可以找寻到更多的相似性,则韦伯传统的历史社会学显示了更为复杂的认识论,加上福柯式历史社会学方法、英国学派中的历史社会学特点,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呈现出多元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如何理顺和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是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流派来认识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和困难。譬如,瑞·斯密特、林克奈特、布赞、李特尔、霍布登、霍布森、肖、吉尔斯、史密斯等人之间的学术旨趣各有不同,即算是通过历史社会学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思想和理论张力也让人怀疑其知识共同体的“成色”。<br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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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诸作品也显示了理论与历史的张力。在沃尔兹的规划中,“理论与现实虽然不与实验下和观察下的世界脱离,但它与世界只有间接联系”。〔17〕莫里岑也认为, “沃尔兹似乎是专注于建造巨大的防御性堡垒,而不是按照波普的思路那样将其理论暴露在持久的危险之中。”〔18〕这意味着,在沃尔兹的理论观中,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与之相反,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则将理论嵌入现实之中,他们着力探索和甄别社会历史中某一理论与事实之间的适应性与分离,并从因果关系上重新认识那些被分离的事实。换言之其理论观努力避免简约理论,他们着力分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和张力。与沃尔兹的科学理论类似的是,马克思传统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也强调理论的解释效力,但后者强调理论从现实中来,且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即理论、现实和行动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韦伯传统和马克思传统都强调现实的制约性作用和人的行动的意义,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因此人的选择对社会进程的影响要弱得多。福柯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具有后现代的特点,他所思考的是语言后面的权力场,是小人物和断裂的历史,这是韦伯传统和马克思传统所忽略的。福柯式历史社会学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尚未能拓展,这一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增长潜力。同样是历史社会学视角,韦伯传统、马克思传统和福柯思想对理论和历史(现实) 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认知。这一张力既是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特点,也让学习者感到难以把握,或不简明。<br /><br />基于以上分析,从流派上考察,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充其量是相对松散的流派,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张力。<br /><br />三、流派身份的知识社会学考察<br /><br />流派往往与一种分析范式相关,从内涵上看它是研究视角和问题性的独特结合。肯尼斯·汤普森指出, “在欧洲,根据有名的派别———法兰克福学派、海德堡学派、科隆学派、慕尼黑学派确认研究领域很平常”。〔19〕汤普森认为这种确认形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高等教育格格不入,但他仍然将美国国际关系分为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和耶鲁/ 普林斯顿学派,而且他认为每一学派关联着独特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和视角。就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而言,其思路和问题视角是多元的,它最近的流派努力将结构现实主义作为批判对象,但它的思想进程却要复杂得多。<br /><br />流派的知识根基使其在思想和社会实践等方面赢得不同程度的承认。流派意味着一批研究人员、一组研究计划、相关的学术期刊、学术交流与争鸣。换言之,学派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它凝聚着相应的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源,吸引着学术界、政策层或现实社会中相关领域的人们的“眼球”。学派的理论视角还可能被政策层面所接纳,即“在每一个政策动议的背后都有某个‘学术文人’的杰作”。〔20〕当然,也有一些“流派”由于理论缺陷或形势变化而被弃置一旁,风流不再或是销声匿迹。从这一角度看,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松散的学术队伍和相关的团队意识,但缺乏显赫的地位。<br /><br />流派的标签还会形成消极影响,存在着异化的可能性。梯利指出,在历史社会学中要警惕学术既得利益集团中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历史社会学的制度化,及学术团体、期刊、课程和职业市场份额这些部分自我标榜的专业化,会带来一种荒唐的结果:这是由于首先这个领域缺少学术上的统一性,而就其本性来说将永远缺乏;其次这种制度化恰好妨碍了历史思想向社会学其他部分的传播,而后者恰巧是迫切需要前者的”。〔21〕霍布森和霍布登也指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乏不同流派的理论家试图获得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或霸权。〔22〕这意味着,学术研究中的主导话语趋向于保护既得的学术利益。对非主流理论而言,它们可能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或说着“流放者的语言”,〔23〕主流理论往往不屑于与之辩论,漠视、孤立甚至“隔离”它们。从这一意义上看,非主流理论往往没有“平等”与“合法”的身份。如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取得平等、“合法”身份? 温特采用的学术策略是,从原有立场上后退,接受主流理论的某些假定。〔24〕对于温特的学术基础的转变,有人形容为“沃尔兹式的亚历山大”。〔25〕就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而言,部分学者接受其相对边缘的境况,部分学者努力与主流学派沟通,试图取得新的话语权,或为主流所认同与接受,还有一些学者恰恰想打破主流理论对非主流理论不理不睬的学术“霸权”。<br /><br />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就是在这一不同学术旨趣和策略的情况下生成的。不管是接受霍布森等人的学派努力,还是如本文一样将整个学术思潮归纳为“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它们取得“合法”的、被认同身份,它们是否固步自封、偏安一隅,玩起新的知识游戏。从知识的角度出发进行归类的目的是深化认识或简化认识,如果过多地将其赋予学术制度内涵、或形成封闭的知识共同体,其结果可能是将整体性的关联紧密的知识切割成为不同的自说自话的文字或学术游戏,从而不利于本学科内的研究与争鸣,也不利于跨学科跨领域的争论与交叉。<br /><br />[注释]<br /><br />〔1〕见Steve Smith ,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 , International Theory : Positivism and Beyo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扉页。<br /><br />〔2〕王逸舟给与50、60 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努力相当高的评价,将其概括为“历史社会学派”。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4页。本文所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包括50 年代的相关学术探索。<br /><br />〔3〕Paul A. Kowert ,“History and Theory in the New Soci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2003 , 5 , pp. 77-79.<br /><br />〔4〕〔5〕〔6〕〔13〕详见John Hobson ,“Whatps at Stake in‘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on and John Hobson edited ,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outledge , 2002 , pp. 3-41 , pp. 15-20 , pp. 14-15 , pp. 11-12.<br /><br />〔7〕Fred Haillday ,“For a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ited ,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p. 248-249.<br /><br />〔8〕〔12〕〔22〕关于历史化的世界社会学的具体内容,见John.M. Hobson and Stephen Hobden ,“On the Road towards an Historicised World Sociology”,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edited ,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p. 265-285 , p. 273 , p. 285.<br /><br />〔9〕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一词来自马丁斯的分析,主要指侧重于国家内部进行分析的方法。Herminio Martins ,“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European J ournal ofSociology , 2002 , Vol. 43 , pp. 217-240。方法论的国际主义则与之相反,它指的是从国际层面进行分析的方法。霍布森和霍布登提出所谓的“新整合主义”则是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的方法。<br /><br />〔10〕Nexon Reviews“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ttp :/ / proquest . umi. com/ pqdweb.<br /><br />〔11〕[英]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M〕,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14 页。以及 Martin Shaw ,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0.<br /><br />〔14〕[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和相互依赖》〔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1 年版,序言第2 页,正文第33页。<br /><br />〔15〕苏长和: 《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载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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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3"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16〕Robert Keohan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Two Approaches”, in James Der Derian edited , International Theory : Critical Investigation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p. 279-307.<br /><br />〔17〕肯尼斯·沃尔兹: 《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M〕,王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2 年版,第10 页。<br /><br />〔18〕汉斯·莫里岑: 《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批判理性主义者》,载于肯尼斯·K·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M〕,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3 页。<br /><br />〔19〕〔20〕肯尼斯·K·汤普森: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M〕,梅仁、王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9 页,第6 页。<br /><br />〔21〕Charles Tilly ,“Future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 1988 , Vol. 17 , No. 5 , pp. 703-705.<br /><br />〔23〕R. K. Ashley and. R. B. J . Walker (eds. ) ,“Introduction :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 : Dissid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 y , 1990 , Vol. 34 , No. 3 , pp. 259-268.<br /><br />〔24〕温特1987 年提出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建构的基本论断,参见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2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1987。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更强调(观念) 结构的作用,而且接受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参见秦亚青:《译者前言》,载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br /><br />〔25〕Martin Shaw ,Waltz ing A lexander : Const 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 deology , http :/ /www. sussex. ac. uk/ Users/ hafa3/hsfuture. htm. <br /><br /></td></tr><tr><td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font><br /></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