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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1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插入广告JS代码--></td></tr></tbody></table><font color="#000000"><span style="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22px">摘 要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不仅面临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挑战,而且面临着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挑战。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世界知识权力结构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建构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以期回答西方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世界知识权力结构的生产者,而中国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消费者。文章的结论是:知识转化以及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价值选择,西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150年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政治选择。<br /><br />关键词 社会科学 知识谱系 知识权力结构 知识世界 中国<br /><br /> 在时下的中国学术界,谈到中国与世界或国际体系的关系,大多强调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这些所谓的“硬权力”组成要素,虽然近些年也有学者涉及诸如文明、文化等所谓的“软权力”要素在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对诸如“文明”、“文化”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造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知识结构的严重滞后,进而造成我们在大学课程革新中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盲目性”。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对知识权力结构中所谓的“软权力”进行全面的讨论,而只是从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角度,对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社会科学对国际体系中知识权力结构的影响、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面临的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br /><br />一、西方文明与“社会科学”的形成及其制度化<br /><br />1.“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br /><br />西方文明的首要支柱是西方哲学。FaGuo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提出“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1]的命题,尽管对西方文明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在西方哲学是西方文明的首要支柱这一点上,学者们并无多大疑义。在制度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社会”的知识被通称为哲学。<br /><br />尽管著名的原子论者伊比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及其追随者柳克丽(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试图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研究,而且后来的马基雅维里(Ｎｉｃｃｏｌｏ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和博丹(ＪｅａｎＢｏｄｉｎ)也力图寻求人类制度的自然方面,但将自然(ｎａｔｕｒｅ)和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进行研究在西方文明传统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br /><br /> 与把自然和社会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来看待相对应,关于对它们的认识也被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即关于社会的知识被当作是一种可能性知识,其主要理由是,组成社会的人是有情绪、意愿、爱好的,所以,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的认识都是一种或然性知识;而关于自然的知识被当作是一种必然性知识,因为自然本身是客观的,所以,关于自然的知识是一种必然性知识。在17世纪牛顿力学出现以前,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在西方通称为“哲学”,其中,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称为“自然哲学”,关于社会的知识被通称为“道德哲学”,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17世纪以前西方的知识的特征是“哲学思辨”。<br /><br />2.“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br /><br />西方文明的第二个支柱便是西方近代科学。西方近代科学不仅使得西方世界在物质财富上得到了飞速的增长,而且促使关于社会的知识由“哲学思辨”走向“科学化”。<br /><br />17世纪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物体运行的三大规律,解决了开普勒没有解决的天体如何由不动到动,以及伽利略没有解决的物体如何落向地球这样的问题。他的发现被认为是科学研究历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从此,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关于自然的研究已经走上科学之途,关于自然的认识是一种“科学”的知识,“科学”的认识自然再无需上帝来帮助。“科学开始被界定为关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2],这为自然科学的产生奠定了最为基本的条件。传统的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哲学”,在十七世纪由于经典科学观的产生而变成“自然科学”。<br /><br />认识自然的成功促使一些研究人类、社会以及精神的思想家们也开始构建在这些领域的“科学”知识,以赋予这些知识像自然领域里的知识那样一种合法性。在这种动机驱使下,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四种所谓“科学地”研究社会人文的传统或方法:[3]一种是心理的传统或方法,是由霍布斯开创的。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宣称发现了一种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是将几何学方法运用于政治研究之中,目的是想论证人类如何运用知识产生一个稳定的国家。在霍布斯看来,所有的知识,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哲学知识,都源于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源于经验的知识是非常不稳定的。那么如何获得一种稳定的知识呢?他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达到稳定的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一种是政治经济学传统或方法,是由配第开创的。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ｔｔｙ)宣称发现了“政治算术法”。他用数学和解剖学的知识来分析经济政策,这些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他反对霍布斯将人的本性和国家联系起来,认为只有理解了人的本性才能真正获得关于国家政策的知识。在配第看来,在人的生活经验中有大量的规则,即使我们不知道其所导致的每个单个事件,但我们还是可以算出其数量的。一种是社会学的传统或方法,是由哈林顿(Ｊａｍｅｓ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开创的。哈林顿的主要著作是他于1656年出版的《大洋国》。他主张,在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时,我们一定要在尽可能宽泛的背景中来不断地寻找可以比较的历史事例。对于这种比较历史方法,哈林顿本人将其称作为政治解剖法。一种是财政学的传统或方法[4],是由塞肯多夫尔(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Ｓｅｋｅｎｄｏｒｆ)和比彻(ＪｏｈａｎｎＢｅｃｈｅｒ)等人倡导的。财政学的传统主要将精力集中于商业活动上。他们认为,重视商业应主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将国王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提高私人和公司利益;一是将社会的福利与制造品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结合起来。<br /><br />尽管在研究社会方面进行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努力,但在19世纪以前,社会科学仍没有明显地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在17世纪之前,关于自然的知识一直被称之为“自然哲学”,而关于社会的知识则被称之为“道德哲学”。到17世纪,随着物理学的成功,“自然哲学”被称之为自然科学,而直到18世纪末,“道德哲学”为了标榜自己为“科学”,才将那些研究人文关系的知识称之为“道德科学”(ｍ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5]但在19世纪以前,尽管自然科学获得了普遍性,但研究人文社会的所谓“道德科学”并没有获得普遍性。<br /><br />“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开始于18世纪中叶,直到1945年才得以在全世界完成。社会科学的这种制度化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途径完成的:一是成立国家学者机构;二是在大学中设立系和教授席位;三是图书馆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6]<br /><br />在这些基本前提的假设下,社会科学开始了其漫长的制度化过程。率先制度化的学科是历史学(当然,到目前为此,关于历史学是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论)。历史学之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始了其制度化的过程,这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学术历史上,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古希腊的思辨时代(哲学包罗一切),中世纪的神学时代(神学代替了一切),17、18世纪的实证时代(牛顿式的思维统治了一切),19世纪的理性时代(黑格尔哲学使其达到顶峰)。和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在19世纪,一批研究历史的学者开始主张放弃传统的“帝王传记式的历史”,“它严格地强调应该去探明实际发生的事情。这种主张究竟针对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那种讲述想象的或夸张的故事的做法,因为这些故事迎合读者的趣味,或服务于统治者和其他权势集团的当下目标。”[7]这样,历史学就力图和自然科学一样,反对哲学的思辨,强调对客观的和可知的现实世界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具体的主张是,“历史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不应该在先前的文字著述(图书馆,读书的地方)或他们自己的思想过程(书房,思考的地方)中寻找材料,而是应该在一个能够收集,存储,控制和支配外在的客观数据的地方(实验室/档案馆,从事研究的地方)寻找材料。”[8]从此,历史学就被纳入与中世纪的知识形态(以哲学思辨为特征)相对立的近代知识形态(以认识客观的现实世界为特征)之中。<br /><br />在历史学制度化的过程中,经济学也开始了其制度化的过程。在西方,首先是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在其中他提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将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之出现,经济学被看作是主要从事对“市场”的研究。“由于在十九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9]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成为一门面向现实、侧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br /><br />亚当·斯密之后,FaGuo的社会科学家孔德在1864年出版了他的名作《实证哲学教程》,在其中,他将科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即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经过前两个阶段之后,才能进入“科学”阶段。在这里,他所说的“科学”即经验、实证,可见他受牛顿学说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认为,今日关于社会的研究已进入科学阶段。<br /><br />FaGuo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国家、权力、君主等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于是学者门将这些因素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这方面主要有FaGuo的本扎曼、孔斯坦、德列别克,英国的边沁。1880年,美国政治学家伯吉斯倡导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研究院,开始将政治现象纳入“科学的”研究进程。<br /><br />这样,“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他们共同发源地的那五个国家(英国、FaGuo、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10]<br /><br />从以上社会科学制度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科学制度化有如下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社会科学的制度化主要集中于五个地区:英国,FaGuo,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11]第二,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12]第三,在社会科学制度化过程中,恰值欧洲正在最后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13]<br /><br />3.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br /><br />西方文明的第三个支柱是西方历史是“世界”历史。真正促使社会科学向全世界的扩展并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明确的知识权力结构始于20世纪。在其中,有两件事非常值得一提:一是美国霸权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虽然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对国际体系的主导遭到一些国家的DIZHI(诸如苏联、中国),但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局面;二是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展。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向世界的扩展,特别是美国主流学者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将自由资本主义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经济取得成功。这一方面促使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主流学者认为,世界历史其实就是基于科学以及民主的西方历史的扩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另外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而独立发展(诸如依附论)。<br /><br />所以,对于国际关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而言,重要的不是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形成及其制度化,而是社会科学在20世纪向全球的推广,并最终形成国际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主要有如下两个特征:(1)核心与边缘。与20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相对应,20世纪的国际体系在知识上也相应出现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主要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核心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是立足核心区的社会现实经验进行概念和范畴的原创;二是对边缘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或进行概念、范畴的原创,或进行案例实证,并借助英语这种“国际化”语言进行推广。边缘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消费性表现在:一是在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框架下对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二者的差异性和关联性;二是直接消费和借用核心区学术界关于本地区的知识。(2)一元与多元。与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和边缘关联的一个问题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元和多元的冲突。核心区通过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力图寻求一种“价值无涉”以及“普世性”的知识,并在资本主义以及霸权国家的推动下不断向全球推广这种知识。而边缘区却进入沃勒斯坦所说的“二难境地”之中:接受核心区的知识,但担心失去自己悠久的文明;不接受核心区的知识,又担心自己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这样,“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化”便成为边缘区国家经常矛盾的“文明战略”。<br /></span></f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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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11 19: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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