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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嘉<br /><br />文章来远:《国际展望》2006年2月<br /><br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对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至今意见不一,我以为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我们有益:<br /><br />一、学会猜想与反驳<br /><br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所以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与其不断出现的理论创新有关。这种创新的外在表现是具有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对原有学科理论的不断猜想与反驳,内在本质是从柏拉图时代流传下来的西方学术界的批判性思维习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不存在任何权威理论,也不存在永恒理论,即“真理”理论。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的每一种“时代”理论(theory of that time),都是以被批判的同时被学习的方式主导那个时代理论界的。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种违反初衷的怪圈。理论的影响力与它的批判对手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理论的批判对手愈多,其影响力愈大,被学习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越小。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这种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两种精神,第一种精神是怀疑权威的批判精神。第一种精神是学术研究的宽容性。这种宽容既包括被批评者的宽容,也包括批评者的宽容。<br /><br />二、认识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br /><br />至今为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先后出现过五种研究范式,即现实主义范式、自由主义范式、革命主义范式、国际社会理论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下,它们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五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为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认识、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思路。而正是由于每一种范式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学习它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我们打开视野,更深刻地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帮助。此外,对不同范式的了解使外交家和战略决策者在处理不同问题时找到了更多的选择,也帮助他们加深对西方战略的认识。<br /><br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多样化的基础是概念。所谓概念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国际关系研究当中所涉及到的具体研究对象,第二种含义则是理论所显现出来的问题。概念的第二种含义实际上是指那些能够把理论所要解释的事物联系起来,并加以说明时所用的关键变量。具有关键变量的概念是核心概念,是理论的生命,也是理论研究的起点。什么是理论的硬核,核心概念就是理论的硬核。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不同,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具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不同,它们所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不同,自然所选用的核心概念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论框架则不会相同。提出科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摩根索现实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和利益;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体系和结构;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依存和机制;英国学派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共享利益和规则;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等。在其他学科和领域内出现的许多著名理论也大都是从核心概念出发建立起其理论框架的,如马克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从商品概念开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从性概念开始、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物种概念开始等等。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希望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从找到核心概念做起,如何在纷纭复杂的各种现象中找到能解释所有问题的核心变量,是我们实现“理论大志”的前提。<br /><br />三、推动理论与决策的互动和互补<br /><br />美国国际关系界存在着两套人马,一套人马是与决策有关的机构和人士,可称为决策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关和一些现实政策研究机构。另一套人马可称为理论界,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这两套人马不具有天然和巩固的联系,至今有关这两股力量之间关系的讨论仍在进行。然而,与中国相比,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与政策界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决策界的影响要大得多。学术独立并不是说研究学者本身的意识形态中立,而是说他们在判断事物过程中的独立人格。摩根索等人都具有西方意识形态,但他们的思考是独立的。理论研究在学术上不是对原有思想的诠释和阐发,而是新思想的创造过程。根据美国学者克里斯多弗·黑尔(Christerpher Hill)等人的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分类可以按照6:3:1的比例划分。6成的人在进行现实问题研究;1成的人在进行纯理论的研究;3成的人既研究现实,也研究理论。美国占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他们或是属于思想库或是属于职能部门。极少数的纯理论研究学者主要在大学里工作,如汉斯·摩根索、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基欧汉等人,他们不参与决策活动却冷眼旁观着决策的结果,享受着独立思考和内心宁静的研究乐趣。然而,正是这一成人对美国战略决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在理论上提供了很大智力支持。 <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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