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洲身份”构建的困境及其抉择

北风呼啸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的理论，试图勾勒出日本“亚洲身份”构建过程中围绕“脱亚”和“入亚”而不断整合和重构的轨迹，并从日本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读“亚洲身份”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日本“亚洲身份”游离给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得与失。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特征体现为既可以依循己利随时放弃，又可以因应时势寻求“回归”，“亚洲身份”之于日本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关键词：亚洲身份 脱亚 入亚 蝙蝠性格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脱亚入欧”为理念，在“亚洲身份”的界定上始终处于摇摆和游离状态，一直摆荡于“脱亚”与“入亚”之间。日本的亚洲身份缘何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整合和重构？导致日本亚洲身份界定不清的深层原因又何在？亚洲身份的游离到底给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得与失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无疑是饶有兴味的课题。实际上，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本来是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将亚洲视为野蛮、落后的对象而进行侵略的结果。“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于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某种要把它们锁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注:参见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这正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义无反顾地抛弃“亚洲身份”、倡导“脱亚入欧”的根源所在。时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不愿承认日本为亚洲国家，就是因为亚洲被赋予了落后的符号体系。

日本的亚洲身份既包括地理位置处于亚洲的物质性因素，也涵盖对亚洲区域概念认同的观念性因素，日本的亚洲身份是由行为体日本这一自我与以亚洲诸国为首的诸多他者在互动中建构而成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本文仅从日本界定亚洲身份过程中遭遇困境的角度进行论述。

一、日本“亚洲身份”构建的历史轨迹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构建亚洲身份的过程中，依据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往返于“脱亚”和“入亚”之间，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脱亚入欧阶段（1868—1933年）

面对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避免沦为类似中国局面的境遇，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成为摆在明治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亚洲身份的界定上，面临着向“东”还是向“西”的价值观抉择问题。1873年，岩仓使节团成员在回国后起草的《任务书》中指出：“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们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生产，无不绝超东洋。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注:大久保利岩使節団の研�C、宗高書、1976年、189頁。)这就是开国初由学习西方主张演化而来的“脱亚入欧”意识，它最先在政府决策层中明确产生。明治政府外相井上馨宣称：“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惟其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注: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9页。)这说明日本朝野上下已形成举国一致的欧化意识，成为推动日本走上“脱亚入欧”道路的原动力。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对朝野各界的欧亚观进行了理论提升和概括：“我*本国虽处亚细亚之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为此，“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东亚，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亦不因系邻邦而稍有顾虑，须依西洋人对待其之方法加以处分。”(注:慶応義塾纂福沢吉全集�C（第十）、岩波書店、1960年、239—240頁。)

“脱亚论”否定了依据地域划分东西洋的价值尺度，而以文明为衡量标准，在“文明开化”的名义下，极力推进日本与亚洲的差异化，借助西洋“文明—野蛮”的二元逻辑，使近世就已兴起并被明治政府继承的亚洲侵略思想正当化。(注:参见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1894年7月，日英在伦敦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约定五年后废除英国在日本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其后，日本又与美国、意大利、俄国、德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收回了领事裁判权，欧美列强也承认了日本的独立地位。日本迈出了“脱亚入欧”身份转变的重要一步。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同盟协约》，相互承认和尊重两国在中国和朝鲜拥有的“特殊”利益，并附有海军配合行动的秘密协定。通过这一同盟，日本的欧洲身份得到确认，也意味着日本“脱亚入欧”目标的基本实现。

日本通过“脱亚入欧”抛弃了亚洲身份，并追求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西方身份，这种身份的转化和定位是由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寻求各自利益的契合点上构建而成的。“这种结构关系同时又建构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即以扩张为本性，以侵略为利益。从此，日本的身份就由被侵略的对象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其主要国家利益也由保护本国的政治经济权益变成了侵略他国。”(注:胡学雷：《身份建构与利益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身份变化的建构主义分析》，《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2期。)日本之所以主张“脱亚”，是出于对非亚洲身份的追求以及对西方弱肉强食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日本与亚洲的对立和加入西方阵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终极目的无非是想与欧美列强为伍，共同染指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同时也蕴含着最终难免要与欧美走上对抗之路的悖论。

（二）排欧主亚阶段（1933—1945年）

一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西方列强联手制约日本的局面，否定了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获得的特殊地位，使日本丢失了许多趁火打劫获得的利益。面对西方的压制和排挤，日本认识到自身不为西方列强接受的尴尬处境，“脱亚入欧”战略遭受重创，“西方国家”的身份难获认同，但这也促使日本由“脱亚入欧”向“排欧主亚”方向转变，通过重新建构亚洲身份实现其“称霸亚太”的战略目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这是日本转向“排欧主亚”的一个重要信号。1932年底，日本又坚决拒绝了西方国家要其放弃“满洲国”的要求，并于次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由此开始走上了“排欧主亚”之路。1940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打出“帮助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旗号，宣称“拥护王道从日本扩展到整个东亚，进而到全世界，是扶卫皇运的具体体现。但从世界形势看，以欧洲为中心存在着阻碍大业的霸道势力，不排除霸道势力，就不能完成八纮一宇的大业”

(注:石原莞爾選集•6�C、たまいらぼ社、1986年、152頁。)，力主排除欧美旧势力，充当“东亚盟主”，主宰亚洲。

“主亚”的身份重新界定后，日本以亚洲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亚洲的解放者”自居，鼓吹亚洲国家要想重新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必须在日本的领导下共同把西方殖民者赶出亚洲。其实质是日本深感自身难以抗衡欧美，需要通过掠夺和整合东亚地区的资源、牺牲亚洲各国的利益来达到抗拒欧美、称霸亚洲的目的。由此，日本似乎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身份转变，将自身由一个侵略他国的殖民国家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伤害和奴役的亚洲一员，在“解放与复兴亚洲”的口号下使自己的侵略行为正当化，进而对亚洲诸国进行侵略。

（三）脱亚入美阶段（1945—1991年）

冷战格局形成后，日本将其身份定位为既为“西方一员”又系“亚洲一国”的双重国际政治立场。1951年10月15日，吉田茂首相表示:希望日本在“坚决投靠自由国家群”的同时，“能够站在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为世界和平和世界自由做贡献的立场上”。 (注: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87页。)这一立场传递的信息是，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日本投靠西方自由国家阵营，同时也难掩其维系战前地位继续充当亚洲盟主或代表者的野心。实际上，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西方价值观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主流，而日美同盟的确立，又使日本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入美”居于主导地位，“脱亚”意识依然植根于日本人的心灵深处。正如天儿慧指出的：“二战后由原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家的亚洲各国，不少持亲共、反美、中立的态度，与亲美、加入自由主义阵营的日本的立场截然相异。‘亚洲’的概念在二战后成为比二战前更加遥远的存在，日本是‘既从战略上也在心理上脱亚’了。”(注:天儿慧：《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战后日本人的“脱亚”意识也可从学界的论调中窥见一斑。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提出的“海洋国家论”认为：“目前给日本赋予国际政治上的定位还十分困难，原因在于日本既不属于东洋，也不属于西洋，不具备任何确立自我认同的构件。”“日美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纳入到美国的势力圈之内，同时随着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美国采取不予承认的政策，结果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断绝。……如此一来，留给日本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脱亚’，作为‘远西’之国尽全力谋发展。”(注:高坂正尭著作集•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C（第一）、都市出株式会社、1998年、131頁、143—144頁。)但当西方观察家审视日本时，许多人还是会从亚洲这个身份来界定日本，认为日本只是亚洲中较发达的国家，还不属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群体，而这也使日本常常面临定位上的尴尬。

战后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对美奉行追随路线，而对亚洲诸国则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后，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自主外交之间：面向美国有利益可得时，就对美一边倒；运用“亚洲身份”能有效与欧美周旋时，则倡导自主外交。日本构建亚洲身份，更多的并不仅仅是基于身处亚洲的地理因素的考量，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一身份的不断整合和重构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四）亲美入亚阶段（1991—至今）

日本亚洲身份的摇摆游离，并未因为战后依附美国而停止，只是在亚洲区域的勃兴和冷战后中国崛起的态势呈现之际，亚洲身份的界定问题才凸显出来。日本在区域认同上经常陷入双重认同的两难境地，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标榜自身是“西方一员”，在地理上则强调本国是“亚洲一员”。正如日本学者兴梠一郎所言：“尽管日本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日本国民似乎很少把他们自己看做亚洲人。不幸的是，他们对西方国家比亚洲国家更熟悉。亚洲看起来像被他们抛在脑后的一个美好而古老的记忆，因而一些东西不得不被‘重新发现’。现在日本似乎正在寻找它已经失去的亚洲身份。”(注:兴梠一郎：《日本人的亚洲观》，《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1期。)

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经济的增长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6.6%增加到80年代的8.5%。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的经济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在不断上升的亚洲和相对衰落的西方之间如何安身立命？日本不得不对自身的亚洲身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对于资源匮乏、市场狭小而经济又处于严重衰退的日本而言，亚洲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日本踏上“入亚”之路。

亚洲区域的蓬勃发展，使日本各阶层认识到单纯的“亲美路线”已经行不通了，新形势应该重新评估和界定自身的亚洲身份，最为稳妥的策略无非是采取“双头鹰”战略，即不失时机地既“亲美”又“入亚”。评论家若宫启文指出：“在美国压倒优势逐渐变小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亚洲在日本人心目中的比重加大了。可以认为，现已进入明治以来被歪曲了的‘亚洲意识’恢复本来面目的重要时刻。”(注:若宮啓文戦後日本政治の中のアジア意、中央公�C1995年2月号。)石原慎太郎也认为：“重新意识到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这一事实的人们，在今天大多切身感受到了自己所属亚洲的活力。”(注:マハティール•石原太郎NOといえるアジア�C、光文社、1994年、44頁。)

冷战结束后，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脱美入亚”和“亲美入亚”之争，但分歧仅体现在对美关系上，至于亚洲身份的界定则很明确，大多主张“入亚”，即便是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也宣称日本为亚洲国家。日本在冷战后转而积极寻求亚洲区域的身份认同其实不足为怪，原因在于此时之“亚洲”已远非往昔之“亚洲”，已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地区发展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增长飞快的地区。新加坡评论家卓南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日本国内‘美国乎？亚洲乎？’之类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重视（亲美）派’与‘亚洲重视（亲亚）派’之间看法的对立，但认真分析，却纯粹是以日本利益为依归的‘日本重视派’。” (注:卓南生：《日本告别战后——亚太新格局与日本舆论导向》，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第127页。)

从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亚洲身份的不断游离与重构，并有意使之含混不清，源自日本始终将作为他者的亚洲视为利益指向性的“标的”，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利己主义”国家性格。日本亚洲身份的界定和转换是以利益至上为准则，无休止地追求现实利益。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的民族根性，使其成为观察“国际体系重心”所处位置的“风向标”，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重心位置发生转移，日本亚洲身份开始摇摆，最终义无反顾地倒向强势的一方。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特征体现为既可以依循己利随时放弃，又可以因应时势寻求“回归”，亚洲身份之于日本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zhangaeo

是楼主写的吗，很好哎

杆杆加油

恩  不错不错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