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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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巩村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摘要：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入再调整阶段，中国的崛起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步伐的加速使两国关系在多方面出现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波折性。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不宜对此抱过高的期望。但我们也不宜持悲观态度，中日经济关系现状表明两国关系仍存在着巨大改善的前景，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中日关系 中国崛起 政治大国战略 结构性矛盾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日关系则在此时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最低潮时期，虽然两国经贸关系仍然活跃，但政治关系则表现出持续僵冷的势头。究其原因，从主观上讲，近年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当权者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频频挑起中日争端；从客观上讲，冷战后，中国开始崛起，日本政治大国进程加速，两国战略同时转型必将把中日关系带入一个再调整阶段。考察冷战后的东亚形势，我们会发现，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使以中美日三边关系为主干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正在悄然地变化,在新旧格局的转换中，中国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使东亚的大国关系面临着全面调整。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困扰，这使中日两国关系的调整过程必将是曲折的。这次调整使中日之间一系列矛盾呈现结构性特征，形成结构性矛盾。所谓的结构性矛盾是指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发展所引起的长期积累且无法短期消除的不信任因素，它将长期地、频繁性地影响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激化是两国关系持续低落的主要原因，当前中日关系在多个领域均出现了结构性矛盾。

　　一、中日国家战略定位的碰撞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的崛起不同以往其他大国依靠扩张战争的崛起，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其发展所需的资源将在全球化过程中依靠贸易自由化和先进的科技来解决，因此中国崛起的内涵是和平崛起，即不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破坏和改变，而是积极参与和建设。为此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对日关系上，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则不同，它是日本在完成现代化和新保守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在日本右倾化过程中实施的，其主旨是通过对“战后政治总决算”改变国家战略中的小日本主义，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作用，具体作法是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向海外派兵、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战败体系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对战前大日本主义的直接继承与发挥。因此政治大国的实质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反抗和挑战，重新走向政治、军事大国。

　　这种战略的冲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中日政治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战前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曾经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使日本陷入了困境之中，这使中国人民更深地体会到和平对双方都是一种福祉。但是，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在战后没有得到根除，冷战后，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其政治大国战略中不时闪现军国主义的苗头，对华频频表现出不友好的意图，这使中国方面对日本政治大国的走向不能不持警惕的注视，因此中国在努力构建健康的中日关系的同时，也对日本右翼坚决说“不”。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在历史上对大国地位有一种不懈追求的理念，[1]对亚洲一直有着很强的主导意识，它以一种非上即下的纵式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和民族优越论”为依据，自认为亚洲天然主导者。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在中日交往的现代中上，中国从来没有强大过，这对于欲称霸亚洲的日本来说，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现有地位和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力挑战和制肘。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朗的政策，目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多地注入对抗的色彩，一改以往低调、谨慎的做法，但又不愿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因而形成了今天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局面。随着日本政治日益保守化和右倾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上升，鹰派代表人物小泉上台执政，中日关系出现磨擦已不可避免。

　　二、中日经济由竞争走向磨擦
　　中日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差异是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产业间差距缩小和国际间产业分工趋同是中日双方产生贸易磨擦的主要原因。200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将开始发生变化。[2]两国产业之间差距的缩小，中国产品竞争力提高必然导致两国的经济摩擦。但从长远来看，两国经济仍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日本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对日进口增加对日本经济复苏有着积极作用。而日本一直是中国引进外资和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因此在“政冷”的背景下，双方仍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日经济即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

　　中日并起使两国经济关系受到深刻的影响。2001年5月，日本内阁通过的《通商白皮书》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中国的崛起使东亚经济进入“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大大地削弱了日本的火车头作用。[3]今后的中日关系将进入过去日美间发生过的经济磨擦时代，但是中日间因为存在着日美间所没有的历史障碍，所以两国经济磨擦更容易升级为政治磨擦。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地位的威胁，以“不甘当亚洲老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把遏制中国发展置于当前经济利益之上，[4]因此，在中日关系上频频主动出招，挑起争端。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两国已形成恶性竞争，在“安大线”问题上，日本有意搅局；无端地挑起东海油气问题，而且愈加强硬。这从表象上看是经济竞争所致，其实质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经济作威作为遏制手段。中日经济竞争随着政治关系的低落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对立色彩，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上把中国崛起定位错误而造成的疑虑。中日两国如何在战略层次上定位与对方的关系至关重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因资源短缺而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历史表明，如果双方仍以传统的眼光审视对方，中日之间出现的磨擦将呈现出结构性矛盾特征。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将长期制约两国的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

　　三、台湾在中日关系中敏感地位凸显
　　台湾处于地缘政治所说的“陆权”与“海权”的交汇地带，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日本一直将它视为经济生命线和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在历史上，日本曾两次入侵台湾。战后日本一直与台湾保持着暧昧关系，暗中支持台独活动，台湾问题长久没有解决，日本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冷战后，日本加速了政治大国的步伐，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台湾在日本对华战略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涵义、更广的功能。首先，它是日本遏制中国和谋求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手段。台湾处于美日两国为遏制中国而组织起来的由太平洋直贯印度洋的新月形战略带的中间位置，控制台湾就占据了围堵中国的一个最佳位置，如果台湾独立，那么这个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将十分牢固，反之则自然崩溃。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曾说：谁掌握了台湾，谁就掌握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5]其次，从现实利益角度上看，日本经济自身的脆弱性使它和台湾海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日本通往欧洲的主要航道，如果台湾海峡出现异常，日本经济将不攻自乱，维持台湾与大陆分离状态是保证日本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故不希望中国统一，甚至希望中国***；石原慎太郎曾说：“中国最好***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成这一过程”；司马辽太郎说“最好的状况是台湾独立，最糟的是两岸统一”。[6]为此日本不惜损害中日两国关系而不断提升日台的关系，伺机干涉中国内政，1999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案》，小泽一郎说“中国台湾当包括在‘周边地区’是当然的事”；[7]2005年4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公然宣称“台湾本来就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8]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将会更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其目的具有多重性，诸如保护和稳定自身经济的作用、阻碍中国统一，遏制中国崛起、强化日美同盟等。日本主观地把中国的统一和发展被视为日本的巨大威胁，并把日本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必须要牺牲中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日本这种想法和做法必然使两国陷入结构性困境中，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将在中日利益磨擦中呈现结构性矛盾特征。

　　四、历史纠葛中的结构性矛盾
　　所谓的“历史认识问题”，其核心是日本政府对“大东亚战争”史观的纠正与反省。这一问题引发了多种形式的两国关系冲突点，如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否认基本史实等。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之后，这类事件上升到两国关系的政治层面，中日关系每次恶化都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的冰点状态，原因之一就是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存在错误认识有诸多原因，首先，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使军国主义在战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次，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右翼言论泛滥；再次，日本现在的人口中，70%是战后出生的,[9] “战后一代”由于思想断层，对战争责任模糊。目前占日本政界主体的新生代政治家具有浓厚的“超越战后”意识，他们的右倾行为很容易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中日两国对这段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使两国不同的矛盾都能够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出来，在冷战后尤为明显，它引发的不仅是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华夷思想和大日本主义的对立）和国家战略上的矛盾。而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气氛中，日本当权者也往往利用强硬的对华政策来转移国内视线，弥补由于国内政治造成的支持率下降。小泉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它也同钓鱼岛、台湾等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中日磨擦的多发点和外在表现形式。在中国崛起和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并起的背景下，日本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不断地歪曲史实，美化侵略历史来抛弃历史和思想包袱，同时又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来转移视线，隐藏自己的动机。对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既是对中国人民受伤心灵的一种抚慰，也是防止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中国和平崛起本身也包含着反对军国主义的含义，历史问题往往成为对立的焦点。考察近三十余年的中日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呈现出结构性矛盾，这将长期存在并可能由于其它矛盾上升而激化。

　　五、多边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如果把中日双边关系置于中美日为主体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地缘因素，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时候，日本的地位最为有利和微妙，他可以有效地利用中美矛盾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反过来，磨擦中的中日关系有利于强化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避免中美的密切接触，并提高其在亚洲的影响力。日本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强化同盟的基础，而中国则对日美同盟怀着警惕的注视。在中美日三边关系结构中，中日两国已经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基于此，日本当权者近年来在中日关系中屡挑事端。这种结构性矛盾在近期内很难找到有效的战略性和解途径。

　　结构性矛盾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对立，其产生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中国和日本处于东西方阵营的东亚边缘地带，是东亚冷战的交汇处，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敏感性。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变化造成了中日关系的不稳定性，而两国的近代史经历决定了这次调整带有很强的曲折性,中国的崛起使这种局面更加复杂。有史以来，凡是出现一个新的强国总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因为它不仅向政治和战略的现状发出挑战，而且可能造成紧张的经济冲突。[10]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以往东亚“日强中弱”的不对称格局，使东亚第一次出现出两个支配性国家并立的格局，呈现两强并起的态势。中国崛起在苏联解体的对比下，显得异常瞩目，这深深地刺激日本长期抱着“一等日本，二等中国”、“原料中国，成品日本”的心态。冷战后，日本已经表现出了对中国战略意图焦虑的现实主义关注,[11]担心历史上的“华夷秩序”将在东亚恢复，这是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根源。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是双方对对方未来战略走向猜疑加深，不信任感增强，这是近年中日关系持续低落的内在原因，未来两国关系以及两国对外关系都会继续受到这些矛盾的制约。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将在“零和博弈”的困境中波动。但“经热”则表现出两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两国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利益互补。这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前景仍存在着较大的整合空间，中日关系的长期对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理性对待，我们应该从两国关系中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中日关系的改善着眼于未来和长远利益，这需要双方做出长期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宋成有等. 战后日本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17.
　　[2]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轨迹[N].参考消息,2005-11-2（16）.
　　[3]查道炯. 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J].日本学刊,2005(5).
　　[4]小泉重用鹰派为中日关系再造阴影[N].参考消息，2005-11-2（1）.
　　[5]孙立祥.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运动[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4) .[6]不能容忍的狂言[N].人民日报，2004-4-17（6）.
　　[7]王振锁.战后日本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15.
　　[8]刘江永.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J] .外交评论，2005(6) .
　　[9]步平. 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思考[J] .新华文摘，2005(24).
　　[10]〔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M] .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04.
　　[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20.
　　★★★

lizhuangfei

既然结构已成。那我们是打破这个结构，构建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结构？还是该尽力改变旧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谋求两国和解呢？感觉我国外交上还是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有点配合日本出招的架势，主动出击的大动作（无论和解还是对抗）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