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执着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访谈）2

zhangjosef · 发表于 2013-8-8 09:39:48

陆:有人将您称之为国际问题预测专家,您认为自己所做的预测中最得意的是哪几次? 阎:1997年克林顿政府不同意恢复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 1998年巴基斯坦必然进行核试验来回应印度, 1999年我预测了李登辉要把暗独政策变成公开独立政策, 2000年国民党下台和陈水扁当选, 2004年陈水扁连任, 2004年中日关系将长期恶化。到清华大学以后,我建立了一个小组搞定量预测,预测的准确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现在我们在《环球》杂志每月发表中国与大国关系走向的预测。我觉得预测是一个让人特别享受的过程,非常刺激。预测者必须时刻盯着形势变化,时刻担心错了怎么办,要分析为什么错了,这使人总是处在兴奋之中。有点像玩股票,但更像做天气预报,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我们以科学方法进行预测,可以不断地提高预测的准确率。我们现在所做的定量预测分析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对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方法。陆:谈到这些您就格外兴奋,是基于您个人比较喜欢挑战,还是其他原因? 阎:这可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所在。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预测结果是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搞公开预测就要冒险,冒险就刺激,这有点像大人的游戏,真实、好玩。特别是我们用科学方法预测,根据结果还能总结方法上的经验,对预测方法进行改进。发明研究方法也特别有意思,和发明一种武器同样有趣。陆:但同时,反驳和不赞同的声音也非常多。阎:因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大争论时期,即科学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传统主义目前还是主流,搞科学主义的人在中国还是支流,能做定量分析的人还很少,搞定量预测的人更少。不过我相信,中国学界的发展结果将和美国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将不可避免,科学主义终将成为主流。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预测力差就说明这个学科的科学性还不强。我们搞预测不是靠拍脑袋想出来的。目前我们听到一些批评,但大多不是内行的批评。比如说,有人说概率即使是99%,仍然不能排除1%的其他可能,这仍然是两种可能性,这和两种可能的预测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率达不到100%,达到100%的是规律。预测准确率由65%升到75%,这就是我们人类知识的进步,预测能力的提高。使用科学方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使人们知道国际关系是一门什么样的专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方法,不是任何人都能搞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关系是复杂的,很难做到结论非常地精确。使用科学方法也难达到非常精确,但可以比不使用能更有效地增加我们的知识。例如,我们把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量占其贸易总量的10% ~30%称为形成贸易依赖。10% ~30%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但它帮助我们知道了依赖的上下限,即30%以上依赖肯定形成, 10%以下肯定不构成依赖。这与没有数量标准的依赖概念比就是一个进步。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必然能发现事物变化的临界点,但可以总结出临界区,这就强于连临界区也不知道的情况。陆:您非常推崇科学方法,但是,鉴于中国深厚的人文传统,您有没有试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找一个接合点?阎:想过,但是很难。要想把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一定要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我这个年龄的学者古文好的很少,连阅读古文的能力都退化了,想把中国古代思想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我的知识结构支撑不了这个设想。我曾经试着把八卦和科学预测结合起来,但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八卦的原理是什么。陆:您如何评价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阎:如果以20年为界,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我们进步的速度较慢,基本还是重复美国50年前的发展速度。美国从传统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用了20年,我们就不应该再用20年。抽象地讲是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好,具体地讲是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判。这是个体制上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难免与政治问题相关,观点与现行政治不一致就难发表;还有官本位的影响,权威人士多为各单位的领导,批评领导总是有些政治危险的。另外,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批判,一定是建立在批评者充分理解对方观点和逻辑的基础上的。批判他人学术观点的前提应是批判者知道这个被批判的观点是如何得出来的,否则是不会对学术研究有任何促进作用的。　　　　　　　　　　　　　　　　陆:您一直持非常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您认为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 阎:现实主义的逻辑明确,表达严谨,容易理解。从性格上来讲,这种简洁的科学美对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不太喜欢那种说得非常复杂,但是谁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文风。辩证法是有前提的。那种任何解释都正确的辩证法是没有意义的。比方说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说环境与人的行为是互动的,这种互动的解释使我们还是不知道在什么条件下人改变了环境,在什么条件下环境改变了人。陆:是否可以说您更在意现实生活对理论解释的检验? 阎:不可检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因为我无法知道其结论是否可靠。举个例子,我预测的时候喜欢规定时间,我不喜欢那种长期、中期、短期的说法,太模糊。我认为这种预测有巫术性质。在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间,巫术性质的内容很多。有人判断某一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时,会说出三五种可能,并且说这些可能都不能排除,这其实与没说一样。最近美国有一本畅销书《论屁话》,作者法兰克福说,说屁话都赶不上说假话,因为说假话的人还知道事实是存在的,而说屁话的人则是漠视事实的存在,根本不承认事实的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少些屁话将有助于这个学科得到社会的尊重。否则人们不认为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是学问。陆:有文化大革命经历的这一代人,很多都像您一样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有的学者反思这一现象,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这代人的悲观成分太高,而悲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觉得只有实用主义是最合理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阎:在我看来,有文化大革命经历和有上山下乡经历是不同的。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不是悲观,而是克服困难的自信心较强。并且,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充分估计困难的基础上的。因此,多数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对生活的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人,较为容易对国际政治采取乐观态度。我想,从校门到研究所的生活经历与在劳改农场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中国教室里学建构主义的青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与进行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青年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在伯克利时,我曾私底下问一个巴勒斯坦来的旁听生为什么要搞恐怖主义活动,他反问我*本侵华时中国人为什么进行游击战。此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就是“不干活不知道腰痛”。在学术上我坚持科学方法,因此我认为理论要以现实为基础。脱离现实的理论在道义上可以是美好的,但却是不客观的,不能帮助我们深入地认识世界,有时还会误导我们的认识。如果对中国学者们以往做的国际形势判断做一次统计学分析,我们也许能观察到,以哪种理论为研究基础的判断准确率更高。学者们如果能不断地回顾总结自己以往错误判断国际形势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由于不必对错误的形势判断负任何责任,因此许多人对国际形势都采取乐观主义的判断。这种判断听起来高尚、进步、文明、道德,但并不符合实际。我认为,做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形势判断,事后也不进行检验,这不是科学的品格。　　　　　　　　　　　　　　　　陆:可以将您归做民族主义者吗?有些学者会讳谈这个。阎: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有些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个坏词。我不同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像我们说“利润”和“剩余价值”一样,同一事物的褒贬两种称谓而已。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一回事。陆:一个学者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必然会对他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吧? 阎:不错,影响很大。例如,霸权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美国学者主要研究如何保持霸权的稳定,许多中国学者也从这一角度研究霸权问题。我带着我的博士生们研究的是霸权如何衰落,霸权如何被取代。民族认同影响我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也会影响我研究问题的方面。我会选择与中国相关性强的国际问题研究,在这些相关的问题里又会选择与中国重大利益相关的问题研究。我不认为民族情感就促使我说假话。我的原则是,真话可以不讲,我可以做到不说话,但决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　　　　　　　　　　　　　　　　陆:您如何看待学者的性格、偏好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 阎: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感兴趣的问题就不一样,研究的倾向性就不一样,这有助于研究的多样性。比方说,我就喜欢权力、战争、和平、安全等硬问题,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文化、道德、合作、经济等软问题。我比较直率,因此文风也直率一些,不喜欢拐弯抹角。我比较喜欢逻辑严密的东西。有人说我只崇尚形式逻辑,不崇尚辩证逻辑。我对形式逻辑了解的多一点,对辩证逻辑了解的少一点,因此不太会使用辩证逻辑方法。使用形式逻辑时我知道如何进行客观检验,使用辩证逻辑我就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客观检验。陆:观点鲜明是您的一大特色,是性格使然吗? 阎:这是人格问题,我敢于承认学术上的错误。我们在《世界知识》上公开发表过承认预测错误的文章。我认为,学者没有倾向性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上对自己的知识本身就没有把握,不足以对某一具体事物做出判断;二是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我不怕错,这和我的科学主义思想有关。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犯错的过程。研究就是要找出错在哪里,分析为什么错。只要是坚持科学主义的人,他的立场和观点就一定是明确的;认为国际关系研究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人,其立场就不容易明确。陆:您喜欢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听音乐吗?阎:说实话,我不懂得欣赏音乐,一点都不懂。我喜欢那些让人轻松一笑的东西,比如轻喜剧一类的,不费什么脑筋,哈哈笑后什么都记不住。如果是看电视,我就喜欢小品、相声一类的。陆: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知识结构? 阎:我有两个严重的知识缺陷:一是没有受到正规的中学教育,因此我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太差。数学、物理、化学我都不懂,这严重制约了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二由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实行简化字和教育制度改革,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古文教育很差,古代经典文献读起来太吃力。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使我的学术基础范围狭窄,所以想取得重大学术成就也是不可能的。陆:重大历史事件会对一代人都产生难以磨灭的烙印。对于学者来说,又自然会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在我看来,您这代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普遍较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阎: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最重大和有影响的历史事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严重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社会危害是虚伪。文化大革命毁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诚信。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点诚信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文化大革命前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各个领域崇尚诚实。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行了,很多情况下使得人们不得不说假话。明明谁都不想在农村,却要求每一个知青表态愿意扎根边疆;明明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却要各单位忆苦思甜,说当时的生活如何幸福;明明教授比农民懂得多,却让教授表态自己无知愿意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政府强迫人们说假话,不说假话的就要受惩罚。我当时不表态愿意扎根边疆,营教导员就取消了我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遗留下来的这种说假话的政治风气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很坏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之所以有巫术现象,说假话现象那么严重,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讲诚信的大环境。现在说假话不但不受惩罚,甚至还被社会所推崇。　　　　　　　　　　　　　　　　陆:您对“学者”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阎:首先,学者不同于文人。文人用文章来表达他的思想,学者用科学方法论证一个逻辑和观念。文人敢于对所有的事情发表议论,而学者只敢对自己的专业谈看法。另外,学者也不同于专家。专家是指在某一知识领域有相当的独到见解的人,其专业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学者。我认为,学者是人格上的标准,如认真、严谨、不随意下结论;专家是知识水平标准。我觉得我就是个学者,只在极个别的问题上可称为专家。陆:由于国关这个学科自身的特殊性,这一领域的有些学者会被称之为智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阎:智囊发挥专职的政策建议功能。我不认为自己对中国决策者有什么直接的参谋作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只是对职能部门的一些人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已。可能间接地对决策有影响,但不是直接作用。学者的影响是通过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实现的。就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智囊制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智囊机构。比如在法国,国家给副部长以上的官员一笔钱,他们可以拿这笔钱雇人来做他们自己的政策顾问,这类似我们以前的师爷制度,这些顾问才称得上是智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不允许高级官员有个人的智囊人员或机构。学者可以说参加过一些会议,谈过一些观点,有一部分思想影响了别人的思考,但这称不上是智囊。智囊功能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和固定的制度渠道的。非专职的顾问不是真正意义的智囊。政策建言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我认为中国如果恢复当年的师爷制度即建立智囊制度是有利于决策科学化的。在我身上,学者和政策建言人二者身份兼而有之。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有社会责任感并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的人,拿了诺贝尔奖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另外,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且还要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政策建议的好坏标准应是可行、有效与成本低。陆:按您的界定,中国现在还没有智囊这样一个机制。如果有,您愿意做吗,即使是考虑到对个人学术的影响? 阎:如果有,我就想做。中国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囊,它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事,不是出主意。对我来说,从事智囊工作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会影响个人的学术研究,但它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学术研究不可能产生如此直接社会作用。陆:一方面,您很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只崇尚学问不在意政治;另一方面,您又非常看重自己的学问在政策层面产生的影响,并且希望做智囊。这中间是否有一些矛盾呢? 阎:有人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意思是说《尚书》通过宣扬的思想影响社会,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何只有当官才是参政呢?我认为这个回答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当官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当官并不等于不想改变政府的政策。作为学者,可以通过影响社会然后影响政策。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讲武力遏制“台独”的必要性,长期处于少数派的地位。2004年陈水扁连任后提出了2008年独立的“台独”时间表后,我的观点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主流派,也成为政府的对台政策。在2004年的“5·17声明”中,中央政府首次提出遏制“台独”为首要任务的政策。马寅初的计划生育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受到政府批判,他还因此受****。但“**”结束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国策。学者的责任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至于是否成为政府的政策则取决于历史。学者无力改变政治,但学者的政治立场不应随波逐流。陆:国际关系是一门政策取向性很强的学科,您怎么看待和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阎:涉及政策的学术研究有时关系到政治问题,我不会因为与政府的官方立场不符就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做论证政府决策英明伟大的伪研究。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坚持冷战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不认同冷战后是向多极化过渡、没有国际格局的判断。我一直认为,人类现有的国际政治知识还预测不了未来20年的变化。历史最后可能证明有些问题我是错的,但是我不接受任何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证据证明的论断。　　　　　　　　　　　　　　　　采访者后记:在阎学通身上,我见识到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惊人———几乎可以改变他的性格;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又是多么有限———尚无法动摇他儿时的情怀。建设兵团的残酷生活涤荡了他的弱不禁风和胆小怕事,却未能撼动他对知识的向往和骨子里的那份清高,并且让他对人性,对权力都有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体会。毫不奇怪,何谓学者,何谓知识分子,何谓智囊,在他的字典里都有清晰的阐释义项。在我看来,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是那么的色彩浓烈:坚守自己的定位,捍卫自己的信仰。然而,这份浓烈是源自于16岁之前的成长经历,曾经的兵团洗礼,还是留学伯克利的馈赠?似乎又很难说清。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他的特殊情感与心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份自信,那份坚强,那份少有的执著,又不能不说是他的天性使然。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坚定的科学主义道路? ?他总是要把自己的坚持发挥到极致。从不满足于模棱两可,他追求科学预测;从不屑于随波逐流,他执著于方法论的布道。因此,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他,堪称是一个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