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中国：地区政治经验与地区主义思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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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东亚地区主义思想史：日本与中国

　　从古代礼治主义朝贡体制到近代殖民主义战争体制、现代霸权主义冷战体制，东亚政治史一方面呈现了帝国具有提供文明价值共识、经济网络资源、自治安全保障之综合国家能力的权力转移逻辑，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中国从“天朝”被边缘化、殖民地化、***化的国际关系地层。在东亚地区政治的意义上，中国的衰败化、革命化与西方的侵入、日本的大国化、东亚政治的亚太化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在帝国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为东亚秩序转型提供论证的地区主义思想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古代中国抱有基于“天下”想象的华夏中心主义“万国”观，而没有根据世界概念的地区主义思想。中国的相对化和地区化知识始于中西航海文化交流，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所呈“万国全图”，使“天朝”知道了“天下有五大洲”，中国在“凡百余国”之“亚细亚洲”仅“居其一”。

　　及至西方列强把自由贸易和殖民主义战争反复强加到头上，晚清“天朝”即使作为万国之一也无力抵御外侮、无奈丧权辱国，去中心化的世界观、中国观形成。面对国家种族危难之“大变局”，知识精英、政治志士偶有幻想联日拒欧者，如梁启超在“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之初曾以为：“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

　　但国际联合的前提毕竟在于重建国家，并且日本对中国吞藩属、割台湾，在东亚扩张之势险于西方列强；因此，研究西方民族主义政治原理、探索以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道路即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他还认识到：民族国家发达至极，其国民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乃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原理，20世纪初期的思想者多有理解精确的详论，如：“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剂者也。国家之目的，则合人民全体之力之志愿，以谋全体之利益也。”再如：“虽然民族之政治能力常有优劣焉，能由专制政体而进化于民族国家者，则能优胜；不能由专制政体而进化于民族国家者，则常劣败。”这种以民主主义为价值共识的民族国家重建思想最后导致了辛亥革命。

　　然而，革命虽能“驱除鞑虏”，幼稚的“+++国”无力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分割统治下“恢复中华”，于是国际联合的思想开始真正引起革命者的共鸣。日本是东亚学习欧美、标榜文明开化而以维新改革建立民族国家的先驱，因此国家主体性的确立导致其政治知识精英较早思考地区性问题，“亚洲主义”成为日本近代思想的主流。但日本的亚洲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利益表意符号体系，既有福泽谕吉力主“无暇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协同振兴亚细亚”、“从西洋人待彼之法而行之”等蔑视亚洲弱国、仿行殖民主义的“脱亚论”，也有从同文同种、唇齿兄弟的地缘文化意义倡导中日韩提携连带、缔盟合邦以图亚洲“兴起振作”、“不给碧眼人以可乘之机”的“兴亚论”；但无论如何，日本的亚洲主义有着明确的外交谋略性和军事侵略性，正如日本学者安井三吉指出的：“联合亚洲，根据人种的色彩向白人应战，高唱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能够与白人的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即使与梁启超和孙中山多有交往、与华侨的经济利益关系颇深的神户商业界领袖泷川仪作，在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时期尚有“东洋的和平只有在+++国和日本建立起一种完全对等的同盟关系时才能解决”、“东洋的和平关系着世界人类的和平”之开明认识；但到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攻下南京、汪精卫政权成立时，他就以“圣战已经开始四年，随着汪政权的树立，东亚新秩序建设也将实现”的说法为侵略政策粉饰了。总之，打着“大东亚共荣”地区主义旗帜而发动战争的日本，其“行动原理”是扩张的“大日本主义”。

　　无论日本的地区主义有着怎样五花八门的组织和论述，事实上它是（或者统一于抹杀亚洲邻国民族主义的）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发展为奴役亚洲邻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论”。因此，同时代的中国政治知识精英对日本的亚洲主义即使抱有谨慎期待，也进行了规劝性、批判性的警告。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曾希望日本扶助“建设方始”的中国并主张“亲日政策”，但经过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谋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之后，孙中山便称中国人“痛恨日本深入骨髓”，向媒体呼吁：“东邻志士”若果有“同文同种之谊”，则应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改变立国方针，停止侵略中国。

　　及至俄国革命成功、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更劝告日本政治家说：欧洲强权奴役亚洲，日本崛起于东亚，亚洲各民族无不视为“救主”；岂料，“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而只知步欧洲之“侵略手段”，“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若不为“亡羊补牢”之计，亚洲人心必全向“济弱扶倾、仗义执言”的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弱小国家“群起而抵抗强权”；将来之世界战争，论者多谓“黄白之战”或“欧亚之战”，但“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日本政府当毅然决然支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和平永保”。晚年致力于国民革命和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孙中山更警醒日本：欧洲文化是专用武力“霸道的文化”，亚洲文化是以德服人“王道的文化”。亚洲民族的独立思想正在发展、联络起来，讲大亚洲主义当以亚洲固有文化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再学欧洲的科学、工业以自卫，“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日本民族既得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他殷切劝导日本“牺牲目前的小权利”来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相信日本这样可“完全得到”中国的人心，将来一定能获得中日经济同盟、攻守同盟等“几百倍”、“几千倍”的“大权利”。但孙中山最终失望于日本的侵华政策而转向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他在遗嘱中要求同志们“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还亲致苏俄遗书称赞其为“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表示：国民党将与苏俄合作，从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中国。

　　而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思想更加敏锐，他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论规劝说：日本国民果有大亚细亚主义的理想觉悟，首当承认中国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助，维护世界的真正道义。若乃假此主义之“旗帜”以“掩饰其帝国主义”而争夺远东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嫁祸于全亚之同胞”。他还揭穿式地指出：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欲排除列强在中国的均势而“并吞”中国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表面上示“同文同种的亲热”，实则包藏“独吞独咽的意思”。他认为，既然有将来成美洲联邦、欧洲联邦的世界大势，那么作为世界联邦的基础，亚洲应该以民族解放、民族自决为基础结成联合。他呼吁以民主主义、自治主义的“新亚细亚主义”对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推进民族解放运动而不对欧美人民搞“排外主义”，反对“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而主张“创造世界联合”的亚细亚主义，吸取“以夷制夷”之“卑弱耻辱”的教训而相信民族、民主的力量，相信亚洲人对亚洲人的强权不除则他洲人对亚洲人的强权绝没有撤退的希望，中国、朝鲜和“觉悟的日本人”都应该负起一份责任。很显然，日本“亚洲主义”的欺骗性已经被中国革命领袖识破，他们拒绝文化排外的地区联合主义蛊惑而转向了反帝革命的世界联合主义。

　　从文化性地区主义转向革命性世界主义当然是苏俄革命成功以及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促成的，但历史的发展也正如孙中山所担心、李大钊所揭示的，日本果然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其亚洲主义理论自我解构。不过，孙中山、李大钊所期待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东邻志士”、“觉悟的日本人”也出现在了中国的抗日战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根据地都有日本人反战组织。尤其是经共产国际派遣1940年来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组建的日军俘虏教育训练机构和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其功绩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在中日“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自然产生了李大钊所倡导的“新亚细亚主义”即“人民东亚”的新地区主义思想，如朱德、叶剑英在出席日本人反战同盟会议时表示：日本士兵同志认识到侵华战争是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强盗掠夺战争，日本法西斯军部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反战同盟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日本是中国的东邻，现在成了“一家”，两国人民必须共同来“建设民主、和平的东亚”。毛**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为野坂参三回国送行时也谈到：“如果日本实现了民主化，中国与日本肯定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现在工业、技术很落后，但将来一定要工业化。那时，日本的工业和技术对于中国是绝对必要的，请日本一定给以援助，而中国也可以供给日本需要的种种原料。只有这样，日本军部所谓‘中日共存共荣’之说才真的能实现。”可见，地区主义认同产生于自发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自主政治行动。当然，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中国则发生了国共内战，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而与美日形成了亚洲的冷战对抗体制，中日两党领导人所设想的“民主、和平的东亚”并未实现。这样，二战后的地区秩序从美苏两个阵营分割的东亚到美国核心的“两国关系集合”式亚太，东亚的地区主义思考基本停止，居于主宰地位者先是美苏“两个阵营论”的世界***主义，后是美国对中国秘称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对日本阔论遏制“中国威胁”或“朝鲜威胁”的亚太战略主义；日本满足于美帝国主义工具的比较收益，而中国作为冷战政治的最大受害者则一直遭遇外交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