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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09年中国国关界的十点感悟 ----一个媒体人的视角
（不供发表，仅供参考；欠妥之处，权当一笑）
王 文（环球时报）
（一）再写十大的缘起
“要不要再写”、“写什么？”是我在《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十大事件》一文后，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就像平时写社论，80%时间都会用在找选题、确定主题、构思框架上，我的一个小经验是，要确定一个题目，如果料到大多数人都能想到的话，那么，那个角度可能就不一定新，也不一定值得去写。对于“09十大”，如果还像“08十大”那样窥秘式的、八卦式的、自我中心式的罗列十件事，那就有点乏善可陈了。
况且“09十大”本来就有点牵强。我和圈内几位好友说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09年，有十大吗？”，或者是“09年，太闷了”。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没什么好写的，或者说，不值得写。直到2009年12月19日清华美研中心和对外友协主办的“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研讨会，我像一个中学生，乖乖地坐在台下做了一天笔记之后，突然想到了一件比列十件圈内事更需要说的话。
这年头，任何一个单位如果不搞个会，感觉好像你没做什么事儿似的。学术界也不能免俗，比如，3月在香港开的“21世纪中国外交机遇与挑战”会、6月在复旦搞的“国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会、在云大搞的第四届博士生论坛会、7月份在内蒙古搞的“全国高校国政研究年会”，等等。不过，这些会大多是圈内聚会，有些甚至可以用香港Beyond乐队20年前唱的那首《俾面派对》来形容，或者像一位高级官员对我说的，“09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把钱花掉”。当然，不乏也有实质内容、确实将研究问题往前推一步的会，比如，6月份北大搞的“学术性与政策性”的研讨会。会要办得好玩，就要换一种"玩法"。7月份环球时报（GT）国际论坛版面十周年的会，玩法是每人5分钟，无论你多大腕，就只有5分钟，而且每位大腕们都只回答同样的两个问题。
清华这次会的玩法，就是尽量把中美关系相关的、各大单位的“大脑袋”都叫上，就有了能催生研讨会“规模效应”该具备的一切元素：五星级酒店，一流的会议服务可以提升会议质量；有国家级高官，包括现任外交部、台办、友协、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的高官；有高档次的学者，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中美关系研究2009中国年会”的强大阵容；有媒体，基本汇集了在京主流媒体中关于国际报道的大多资深媒体人；有内容，上台发言的所有官员、学者和知名媒体人的发言都很坦诚；有闭门探讨和吹风，会后有高官和少数一些学者交流热点问题。
在“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中，是最能嗅到某些风向的。我们这些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人，常常拿“站在中国崛起的信息最前沿”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来相互激励，权且把这句话来壮胆，让我有勇气透过这个研讨会所折射的一些迹象，来挑挑2009年显现出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十大感悟吧。
（二）十大迹象
1、后清华崛起时代的到来
所有去12月19日会场的学者都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羡慕、惊讶、或者可能还有一些醋意。据我个人的观察，这应该算是清华国研所办的综合档次和规模最高的一次会。换成1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清华国关能够办成这个事。所以，这几天，在报社里策划关于00年代的一些评论，我和同事开玩笑说，去采老阎和孙哲他们。00年老阎才去清华不久，孙哲才刚回国，可以让他们讲讲个人，一个国际研究学者在中国社会的“崛起”故事，就可以看出过去10年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变化。越弱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在社会里就越没地位；反之，则相反。中国崛起给国关学界带来的无限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清华无疑是中国国关学界抓住崛起机会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如果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要评中国国关学界十大事件的话，清华的崛起应该算一件。办刊物，还出英文版；搞数百人的学术共同体大会；把方法论、传统思想研究做扎实；做国际预测，尤其是最近三四年，何茂春、孙哲等中国60后“大牛”的接连加盟，无疑使老阎如虎添翼。用“结构”这个国关学界的热门词来讲，过去10年清华国研所的持续崛起，改变了从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结构。以前提国关研究，一直是北大、人大、复旦“老三校”的说法，以后要变变了。
到底会有什么变化？说具体点。如果王军、但兴悟再写下一个版本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或者五十年，再用寥寥两三百字介绍清华，却用数倍的篇幅介绍其他高校，就有失客观了。不过，相比于这本书的第101页，讲到国关研究的“其他系统”中的“新闻出版系统”，《环球时报》一个字都没提，清华的待遇还是好多了。
还有那些如全国高校国政研究会、核心期刊系统等1978年后形成的新传统体制，都有可能会随着清华持续崛起而产生变化。最近，迟福林发表了一篇《第二次改革》的文章，其实核心的、却没点透的意思，就是要改革78年以来的新形成却已显“旧”的症结。学术界的机制改革一向滞后，而国关界后清华时代的到来可能会更晚一些。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清华国关研究的崛起，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崛起，能否实现国际结构的质变，就看未来10年。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清华崛起能够刺激其他高校的共同崛起，那就是真正的“后清华崛起时代”。届时，北师大、北外、上交、云大、南开等崛起，就像现在的“基础四国”或G20一样。但是，“他者”的崛起是有条件的。一是要有人，至少要有两三个“大牛”，他们是本领域的佼佼者；二是要有特色。再搞什么战略研究、美国研究、理论研究，那就像中国要拿金融与美国竞争一样，很难竞争得过“老三校”。其他高校要崛起，必须要有自己的“杀手锏”，比如，北外可以依托外语人才优势，做一些国际文化、软实力、人才、教育为主的研究；传媒大学可以依托媒体人才优势，做公众舆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等等。三是要有一些背景，无论是与官方哪个部门熟悉，至少有一些信息和人员沟通渠道，说俗点，就是要有人“罩”着。四是要有钱，怎么着也得有七位数的研究经费总量吧。五是要有媒体联系，这样才可以提升公众影响力。六是要有事。尤其是一些常规的事儿，比如，简报、研讨会、社会活动，等等。七是要有一些世界名校联系和交往。
这个七大特点，如能都具备，那就一定能崛起；如果只具备4项以下，那就只能算是有一些崛起迹象。目前来看，清华的崛起已成定局，但其他正在崛起高校不少还只是处于有崛起迹象的阶段，方向和道理还在摸索中。说句时髦话，“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格局正处于转型期”。
2、中国节奏的萌芽？
“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里面隐含着很重要的“中国节奏”议题。可惜在会上，只有徐匡迪、王缉思等少数几位有大视野的大家才提及，但遗憾的是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以前，我们大多数时候会说，克林顿时代的中美关系、小布什时代的中美关系，等等，在中美关系之前给予了美国总统的冠名权，潜台词是美国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导者。但是，金融危机以后的一年，主动权正在悄然东移。媒体里常说，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我对这个判断持保留态度，而至今为此也没有任何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就是到底谁更需要谁？
现在大致的情况是，美国需要中国的是气候、朝核、伊朗、国债、阿富汗等，大多属于重要利益(important interest)，而中国需要美国的是两岸、**、新疆、外贸，大多属于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拿剑指着美国胸膛，美国拿斧架在中国脖子上，到底谁更有胜算，一招毙命，最后只能用“半恐怖平衡”来形容。不过，一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即中国的主动权在增加。过去，美国人在设立议程，从2008年底开始，中国不断开始提要求。不足的是，中国人要求更多的是，你们美国不要怎样怎样，比如，不要售台武器；不要只用军事手段解决在阿富汗；不要见**。但是，美国人的回应却是，好吧，那请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不售武，我得对台湾做点什么吧；不采用军事手段，那怎么做；不见**，那我总得做点什么。这是我过去一年看到的事实。
“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会议研讨会的语径是，以中国的节奏来看待中美关系。比如，未来十年恰好是十二、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接近完毕之际，中国国内的发展节奏要怎样来掌控中美关系？2020年，中国汽车总量将超过美国，意味着还要增加三倍左右，那我们的能源安全怎么办？是否要加派护航航队？是否要建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允许？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大约会占世界的40%－50%左右，世界还能忍受中国的发展吗？2020年，如果美元贬值30%，那中国GDP就将世界第一，中国该怎么办？（关于2020年的问题，可以参见《环球时报》2010年1月1日14、15版）
这些问题在会上几乎都没有被提到。有一位年轻的官员还以自为幽默地说，这个演讲很容易，因为谁知道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当时真为他汗颜。你看看每年美国智库推出多少未来五年、十年甚至100年后的战略规划，然后一步步地在做。难道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更汗颜的是，这位官员的“幽默”还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掌声。如果把这种掌声视为某种学者“只看现在、不视未来”的迹象，那么，这真是应该值得警惕的。现在的国际形势发展速度完全超出中国人思想的更新频率。“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中国要做的一个实质问题，就是从“不要美国做什么”到“明确说美国要做什么”的转变。毕竟，中国未来十年的持续崛起，最需要美国的配合。我在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与美国做重大战略交换，比如，中国进阿富汗，美国退出台湾”，这是一个只能当作智力健身的问题。
崔立如院长的回答是“利害权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值不值得做，另一个是能不能做。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至少现在不会。”我再想，可能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目前还处于“能不能做”研究萌芽期，“值不值得”是想做的时候才会想到。用中国节奏来思考，是对中国国关界智力的大挑战。
3、知识生产滞后的红灯
研讨会发给嘉宾的袋子里有三本书，分别是孙哲教授的《美国学》、阎学通教授的《中外关系定量预测》和《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这提示我去想国关学者的著作问题。《美国学》是08年的著作，“预测”一书其实多半是过去文章的整合，不能算09年的；“王霸”写的主要是针对历史，尽管有现实启示。
那么，09年，国关学者对现实的著述呢？仅有《大战略分析》(周丕启)、《中国海权》（张文木）、《中美关系60年》（熊志勇）少数几本。是因为国际变局太快，以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整体的知识生产滞后吗？美国学者的产量可是不少，看一看大参考每一两个月一期的著作介绍就知道了。与中美外贸相反，美国人的高产，使中国国关界处于“知识逆差”的地位。09年依然是翻译盛行的一个。09年上海人民的那套东方编译译丛还在继续，北大出版社的那几本也在继续，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丛书也出了新译著，今年又出了中央编译系列的一共八本书，把布赞那些人许多年前的书又拿出来翻译一遍，幸好那十本浙江人民的翻译系列没有继续，错误实在太多了。
粗略估计，0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类书籍，翻译与原创估计是10：1的比例，翻译美国人关注现实的书与中国学者关注现实的书籍的比例可能更高。如果把这种现实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殖民化”，可能太偏激，但事实的确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知识生产严重落后于市场需求。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像《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这样的好书了。
于是，《中国不高兴》大卖。我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听说这本书的国内销量突破30万，超过了中国2009年所有国际关系学院派学者的原创著作销量的总和。另外今年大卖的，如《中国力》、《中国没有榜样》、《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崛起策》都不是圈内人写的。
有学者批判此类书是“宣泄民族主义的廉价叫喊”、“发散自以为是的‘中国来也'的情绪性燥热”，我不知道这种批判是否恰当。仅从我对几位作者的个人接触来看，他们绝非泛泛之辈。你可以批他们武功不对路，但决不能否定他们是武林高手。我更担忧的是，如果诸多国关界的高手们再不出手，来点睿智和尖锐的著作，填补一下中国人民的需求空白，江湖上恐怕就没有武林正派的国关武功了。
如果说1999年是章家敦版“中国崩溃论”棒杀声最猖獗的时候，那么十年后的2009年，就是《中国统治世界之时：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这样的捧杀声高潮的一年。10年来，对于那些或棒或捧之声，学者的回击力度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变得是媒体力量，或者正如下文所说的，媒体和学者的联姻，才放大了中国舆论的力量。
如果有人读过《华尔街日报》7月9日对乌鲁木齐事件的社论，有良知的中国非得跳起来，恨不得那个颠倒黑白、毫无人性、没有基本常识的WSJ社论起草人揪出来，狠狠地揍一顿。幸好丁刚先生在GT发了一篇《为什么我不再看华尔街日报》，像2008年的Anti-CN*一样，掀起一阵Anti-WSJ之声，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问我，为什么不是我们。我的回应是，如果你们再过分，下一个就是你们了。GT没炒《中国不高兴》，连报道都很少搀合，对那些西方媒体的恶毒攻击声，却是睚眦必报。不知道喜欢攻击GT是民族主义报纸的部分学者怎么想？GT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一定会找机会把我的看法写出来。
09年不是中国国关学者著作匮乏的唯一一年，却是有史以来中国最急迫需要学者发声的一年。并不是说只有偏激的著作才能大卖，10多年前刘靖华成名作《霸权的更替》听说就卖得不错；也不要怪媒体炒作《中国不高兴》，因为实在没得好炒了。在09年末，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也上市了，听说起印6万册。戴同样不是国际关系学圈中人。19日研讨会那天午餐，缉思老师说，2010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写书。我立刻回应说，您早该写了。我相信，他写得不会是畅销书，但一定是关于现实的好书。其实，学者也是有许多原创著作的。不少“大牛”的内部报告，要比公开文章好很多。这是另一个学术透明化的问题，涉及到教育、研究、高校、外交等诸多机制问题。呼唤国关界的好书，09年应该亮起红灯。这也算是09年的一个迹象吧？
4、国际关系学者的边缘化？
接着书的话题继续说吧。09年不是没有国际关系类好书，但依我拙见，最好的两本书都不是国关学者写的。一本是《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是冷战史学家沈志华的大手笔；另一本是《帝国的话语政治》，比较文学教授刘禾写的，是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深度的回应，水平要高于当年那本《文明与国际政治》。刘禾不愧为功力最深的华人女学者。
这两本书透露出的迹象是，国关学者可能在失去社会的话语权的同时，连自己本该研究的阵地，也正在面临着被其他学界的人所“侵占”的危险。这几年，国关界最大的突破是“天下研究”，也是哲学界人搞出来的。09年，借用某位青年学者精辟的担忧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被集体边缘化。因为最热门的两个主题，气候和金融，国际关系学者都不懂，都成打酱油的了。
当然，国关学者也在担忧学界命运。一位顶尖大牛的学者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显学时代已经过去。他指的是，安全研究、冲突研究受关注度已经大大下降。用老胡的话讲，中外关系现在进入了“斗气”时代，过去是“斗力”，现在只是在吵嘴。年底环球网搞了中印网友大辩论，听说中国网友大败而归。人家印度人说得头头是道，中印就是对手，中国为什么是印度的挑战。中国网友无言以对，只能是不停的“不是，我说不是就不是”。
另一位可以称得上“禁衣卫”级别的美国研究大牛也说，他不知道中美关系研究的方向在哪？因为60多个中美对话机制，所有机构对中美关系的了解都比学者多。多数学者都被官方边缘化了，再套用万里另一句精辟的话，国际关系学是屠龙术，但是，大部分学者一辈子都没见过真龙。
我想，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学术产品，还没有找到最恰当的市场消费人员。正如我在6月底的北大战略中心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所的发言，“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为了政策、为了学术及为了社会三次功能革命。第三次功能革命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近年来蔓延至中国后，正在悄然改变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社会话语结构的生态状况。可惜，现在在中国的功能革命，是一场伪革命，基本呈现三大特点：去政治化、泛娱乐化和非学院化。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再一次提升，中国学者必须要在学界内部进行一场主体革命，还要进行一场研究观念上的功能革命。”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学科革命以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为重要标志。在此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批“为了社会”的国际关系研究经典著作及优秀研究者，比如，纪思道的《中国的觉醒》、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孟捷慕的《中国变幻曲》、扎卡里亚的《后美国时代》、哈斯《良机》、布热津斯基的《第二次机遇》，等等。
从目的上看，他们首先不是为了推动政策，也不是为了发展学术，而是为了影响社会，希望个人的思想被大众所接受；在研究方式上，他们基本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很少诉诸于不公开的内部政策分析报告，而是追求公开的刊物、媒体发表途径，用新颖的、吸引眼球的文字和话语表达方式，喜欢创造一些受媒体、大众追捧的字词、概念或阐述方式，传播他们的思想及其创造的概念；从身份上看，他们大多不是纯粹的学院派学者，也不是官僚机制内的纯粹官员，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动态关注意识的研究者。他们大多有过官场经历或者对官僚政治有相当的了解，熟悉媒体传播规律和方式或者本身就是资深媒体人。他们是国际关系产品的优质生产者，有着明确的消费层，既符合社会大众、政治官员的口味，也被学院派所关注甚至广为引用，但有时候会被学院派学者所非议，晚年的亨廷顿就是这样。去世后一周，我采访他的学生裴敏欣时，老裴有一句评价很有说服力：“（文明冲突）那个书不是为了学界而写的，更不是为了决策，而是为了大众。现在，人们用学术、决策的角度来评价，当然是错的。”
5、不靠谱的声音
在19日会上，有位老学者很有意思。我已经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他的手写演讲词了，不知道这份稿子“骗”了多少车马费。而且其中说到要与美国贸易脱钩之类的话，也让人感觉是有违常识，或者说有点不靠谱。同台的商务部官员主动申请二次发言，当面批判了他的观点。
还有一位知名学者说两岸关系问题，大致意思是，“只要中国政治改革民主化了，就可以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要求用武力打台湾，然后就可以两岸统一了”。坐我边上的一位媒体人朋友对我说，这个人是不是读西方的书读傻了。如果真要打，还需要民主投票吗？
09年，国关界还真出了一些不靠谱的、有违常识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年底社科院报告，评说“中国军力世界第二”风波。这是国关界事件有史以来唯一一次上GT头版。GT给了报告起草人之一李少军先生充分的解释空间，只是一向令人尊敬的少军先生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他劝疑问者要仔细看看研究内容，这“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排名有一定的战略参考价值，但不能太拿它跟现实对号”。
这样的回答有点雷人。现在的问题不是与现实对号不对号，而是与现实完全相悖。这实际上暴露了某些学者的现实关怀问题。如果研究出的结果明显有违于常识，那是否应该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研讨过程，然后再推倒重来呢？这起“军力第二”风波极大地损害了国关学者在中国社会的声誉。不过，从2003年的“张召忠解说门”之后，学者的社会权威度就开始下降了。此后，不停有一些学者冒出“砖家”之话，使民众越来越以去崇拜化的心态来看学者。这样的结果是学者的分化。一部分学者成了媒体学者，成了“特约评论员”，与一些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媒体人进行市场竞争，满足中国市场对国关知识的需求；另一部分学者则在“书斋里革命”。
从消极意义上看，这种分化使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积极意义则在于知识的民主化。在互联网时代，在各类信息传播的冲击下，“知识权力”的垄断已经基本被打破。有时候，甚至国家最高层领导看到的机密文件，老百姓早就知道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知识民主化”冲击了传统社会中的情报价值，使每一位善于从各类媒体中获取资料的普通人，都获得了“知识摄取的平等权”。这是信息时代下互联网对学术界的最大冲击。在传统上，学者们垄断了图书馆，民众只能听学者的。现在，互联网的信息储量可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图书馆的知识储量，再加上现实社会的功利性、实用性，快速更新的互联网信息，既大大提高了人们摄取知识的速度，又使图书馆里的知识显得过时、陈旧。渐渐地，不少学者们都能退守到了“方法主义”、“专业词主义”、“资料主义”的阵地。在国际关系领域，有时候，某些老百姓说什么话，比一般学者说得都精辟。学者要影响老百姓，就要尽可能地去精英化、去专业化，但这并不容易。
结果，现在大致的状态变成了，学者们喜欢跟学者自己人玩，老百姓喜欢和老百姓在网络上玩，官员则和官员自己在红墙里玩。如果反复穿梭在这三个圈子内，会发生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三方相互看不起。
我不至一次听到，在一些官员与学者同台的研讨会，下来以后官员就开始对学者的言论颇有微词；而那些游走于决策圈之外的学者，在许多时候也会讥笑官员的短视或错误；而民众则在消费着两个圈子的故事。如果学者和官员说了什么雷人的话，网络上就一片叫骂声。09年，被消费的官员的话很多，比如“吃屎也要告诉你吗？”、“你代表谁说话”，等等，而学者的话常常也会被消费，无论你是说“中美要脱钩”，还是说“军力第二”，老百姓就当是消费娱乐明星一样，随便骂几句、笑几句，当作谈资，随后就抛之脑后，但是，无论老百姓怎么说，这些话还是会继续在学术圈内玩上一阵，赚点车马费、课题费什么的。
相对于经济界，有违常识和不靠谱的判断，国关界还算少的。如果要摆脱被民众和历史涮的命运，只能有两种方法，关注现实及重审方法论的严谨。这是09年诸多事件给国关界传递的信号。
6、传统媒体与国关界联姻
在民众、官员和学者之间，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都还算是站在学者这一边的，新媒体（如网络、推特）则基本被民众或草根的立场所左右。没有媒体愿意站在官员一边，于是，在许多时候，官员成了舆论场上的弱势群体。
这是导致官员不敢说话的重要原因，一说话很容易就被民众左右的新媒体唾弃，或者被与学者联姻的传统媒体所讥笑。只有那种官场高手，才能在舆论场上左右逢源，比如，上任外长李肇星、现在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19日会议也折射了这样的中国舆论格局。其中一节专门请了几位资深传统媒体人来讲中美关系，正好证明了国关界与传统媒体人相互认同的事实。在过去，学者与传统媒体之间，好象有一堵墙，国关圈的人都开闭门会，也不敢对媒体说话，好像一说就泄密似的。现在，就像丁刚先生在会议上大方地代GT向在场学者约稿一样，传统媒体对国关界大门敞开，而国关界也不得不承认媒体人的学识水平。
如果用倪峰多年前说的，“这是一个见识高于知识的时代”，那么，同领域比较，许多媒体人的见识超过了学者。以丁刚先生为例，10多年瑞典、欧盟、美国的驻站经历是绝大多数学者难以企及的，而他说阐述的“脱美国化”理论也一度左右着学界和舆论界。我还必须暴料的是，过去四年，如果没有丁刚的幕后主导，GT的国际评论绝对没有现在的高度，中国当前国际研究水平也会直接受到影响。
无论学术界对GT如何有争议，但不得不承认，过去一年，GT将中国学者的声音放大了无数倍。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几次权威学者大调查。一次是今年春季朝鲜第二次核爆后，中国20位知名中美关系学者，接受了GT的民调，第一时间回答了“中国是否应支持国际社会更严厉地制裁朝鲜”、“六方会谈是否失败”、“朝鲜手中是否还有牌可打”等三个问题，结果10票支持制裁，10票反对；14票认为六方会谈未失败，6票认为失败；7票认为朝鲜的票已打完，13票认为没打完。
第二天，几乎全球所有大媒体都转载了这个结果，重头突出了中国学者的多元化声音。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媒体与国关界联姻收获的奇效。此后，又接连搞了23名学者就“中国要不要减持美元国债”的调查、47名学者评价“过去十年中国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60名学者评价“中国60年”。
这些调查最大的作用是集聚了学者的力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舆论气场。这个舆论气场有别于官方，却给予了官方充足的决策空间。官方再不敢像过去那样轻视学者的意见，尤其是学者群的集体意见。这个舆论气场也完全有别于被一些精英称之“乌合之众”的网络，事实上是抬高了中国学者的权威性。两者联姻同样有益于媒体。现在，官方也坐不住，觉得过去动辄这不行那不能报的方式，明显不行了，于是，也想要拉拢媒体，甚至想到媒体圈里亲自试试水，自己写稿发文章。这怎么行呢？媒体基本会挡回去，或把官方视为一个平常的采编对象来看待。你有好稿子才行，给点我独家材料才行，最后官方、媒体和学者慢慢磨合。
09年，对于中国传统媒体来说，存在一个十面突围的历史机遇。面对突围，媒体存在着三条道路，一是反抗，结果胡舒立失败了，导致中国财经报道的大倒退，《财经》的一个时代宣告终结；二是谄媚，结果向熹败了，导致《南方周末》的易帅；三是联姻，是与民意、学术圈和官方的合作。这条路是走钢丝，但是，不少媒体都在成功突围。
其实，媒体、学者和官方的联姻，并不是新鲜事。美国就是这么做的。一年前，我曾经当面请教1973年“扒糞”出“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老牌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你报道敏感事件时，会不会接到白宫什么电话之类的？”“没有！”老鲍勃很斩钉截铁地回答，接着很狡黠地笑道：“不过，他们会给我老板电话。”然后他又说了一个故事，80年代的某天，《华盛顿邮报》要发一篇文章，都定版了，老板已回家休息，开始洗澡了，突然接到时任总统里根的电话，可怜的一代大报老板，还没擦干身上的肥皂泡呢，就是这么站着，聆听白宫的指示。
7、学者偏视的警醒
19日会上学者的发言，还有一点让我有话要说。那就是不少学者都不讲具体问题，只讲战略。事实上，大概三年前，王缉思、倪峰都曾做过类似于"中美战略结构的研究已终结"的判断，但是，现在还是基本上在战略结构的范畴里打转。
事实上，中美关系早已不仅是两者互动的关系，而是要警惕有可能被第三方绑架的问题，比如，中美关系会不会被基地组织绑架？会不会被岛内绿营绑架？会不会被热比娅、气候变化、伊朗、朝鲜、金融有毒债券绑架呢？这可能就是我理解的吴心伯教授所说"中美关系重视国际化"所涉及的意思吧。
09年夏天，乌鲁木齐事件发生，热比娅串访澳大利亚等国。8月10日，万里在《环球时报》上刊登一篇《中国学者要放眼看世界》的文章，也提出这个尖锐问题。文中说，“在一长串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清单面前，中国学者几乎都很少有人研究”，比如，遇到涉及澳大利亚、土耳其等中小国家的研究时，“学者们立即就遇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
我在江肃京的文章中，是这样回应的：“中国崛起，中国学者却没有同步崛起。当前中国学术界追求短期效应早已为人所诟病。余文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跟不上中国崛起步伐，也是事实。但笔者要推究的是，是谁造成中国学者追逐热门、回避冷门的偏视？该怎样扭转中国学者‘闭眼看世界’的窘境？”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审视当前令人堪忧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大环境。首先，当前关于中小国的冷门研究已很难进入中国一流高校。以余文提到的澳大利亚研究为例，除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下设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澳洲文化、文学等）外，排名前30名的中国一流大学都没有专门的澳洲研究机构，也很少有研究类似中小国家的专门学术机构。
北大的一位教授曾向笔者感叹，过去他们学院还有不少专门从事中小国家研究的学者，现在随着那些学者的退休，这些研究领域也随之“断了”。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复旦、人大、外交学院等著名高校中。正如有学者调侃，现在搞国际关系的，90%是搞美国研究或者大国战略研究的。为什么非大国研究被挤出重点高校，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中小国家的研究也没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以教育部重点扶持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例，全国各大高校的研究基地里，有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却找不到拉美、非洲、大洋洲、中亚研究的基地。重点研究基地的确立，意味着大量的研究经费和充足的学术资源。目前，西北边疆问题正在成为亟需研究的重点问题，但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却捉襟见肘。从事多年中亚研究的兰大杨恕教授说，西北有许多优秀的中亚研究人才，却缺乏相应的学术支持力度。
再次，对于包括中小国家研究在内的冷门问题，中国还缺乏更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为例，拟获奖的649项成果中，仅有的几项国际问题研究成果，都是大国或热门理论研究。2008年诸多重点研究基地的200多个重大项目中，也没有中小国家外交或政治问题的研究项目。诚如余文中提及，当前中国外交急需解决“二等战略支轴国家”（如土耳其、澳大利亚等）的问题，但是，学术界的关注和激励的机制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外交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
更糟糕的是，紧盯现实变迁，可能得不到学术体制的鼓励。一位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年轻学者曾对笔者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媒体上发文章。因为在任何报纸发表的评论文章与学术无关，既无助于职称评定，也无助于提升学术地位。相反，那些经常在媒体上刊发文章的学者，反而可能被视为“不务正业”，并被冠之为“媒体学者”，更有可能遭到圈内排挤。
最后是中国整体国际关系研究界的力量不足。中国学术界把外交战略的重点都放到了美国研究，有位知名教授曾统计，中国真正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大约有两三百名，但是，美国却差不多有3000名以上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而“中国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中，还大体属于偏冷的研究内容。美国全球外交的需求，使绝大多数外部国家和事物的研究，都能受到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大量资助和关注。同样，崛起中国面对着全球外交的大趋势，同样需要全方位地支持中国学术界的全球视野。
当然，当前中国学术界整体上狭隘的研究视角、落后于中国崛起速度的研究能力，学者本身也难辞其咎。但目前显然不是推托责任的时候。国家发展急迫需要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企业界和政界正视现实，推动整个学术研究体制的大改革。毕竟，摆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窘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如果过去一年的教训能真正扭转偏视问题，那将是后09年时代之幸了。
8、反反向格义的元年
对扭转偏视的前景，我并不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们的研究创新力，现在似乎进入了漫长的瓶颈期。19日的研讨会上，又有学者提到美国人新提的strategic reassurance。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这个提法并不新吗？不是说不要跟着美国人的提法走吗？
2005年底，傅梦孜曾在GT上发表文章《一个词怎能看透中美关系》，用非常流畅的文笔写道："从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和对华政策的表述便五花八门了。先是兰德公司提出'接触＋遏制'，小布什上台前曾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哈斯后来提出‘融合’战略。最近的新词更是纷至沓来，如‘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管理’、‘带保险的接触’、‘利益相关者、利害共承者’等。概括的词语越来越多，意义也越来越玄乎。而这些新词一旦出笼，不少人总要一拥而上，在研讨会中争论的有之，撰文解词释义的同样不少。之后，陆续有一些学者也提到要有中国自己的对美定位、创造一些新词、抢占中美话语权的看法。一晃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创新力上似乎进步不大。刘靖华有一段非常经典概括，那就是中国思想界有一个不好苗头，似乎陷入了“殖民者--布道士--愚众”的旋涡中。他的意思可能是，美国人创造新词，一些中国学者像布道士一样，向假想的愚蠢民众的传播思想。
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有人曾评价，这几年，国关界学者的总结能力每况愈下，好像更多地是在叙述史实和整理材料，而缺少观点，缺乏主张。建国60周年，中国与世界交往60周年，全国开了不少会，但是，好象听不到很精辟的观点，也很难找到一篇经典的文章。社科院编了一本《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1949－2009》，但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在陈述事实，很难找到观点。如果这样，那么，国际关系学界与历史学有什么区别呢？
大概5月7日，有幸到现代院交流，讲讲GT的问题意识，到底是怎样在每天的社论中发现一些问题和观点的。我讲什么有些记不清了，只说是“被逼”的。如果非得让你一天之间写篇尖锐的、有观点的文章，否则不给饭吃，那绝大多数人都能写出来。现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总是感觉好像缺乏强大的动力，鼓励和激励学者们去做一些智力挑战的事。我翻了翻今年前10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60%文章都是谈理论和中美问题，只有三篇金融问题、一篇气候研究、一篇伊朗研究、一篇朝核，其它今年热点如新疆、缅甸所凸显的前沿问题则一篇都没有。在《国际论坛》期刊上，也找不到任何一篇气候、***主义的研究文章。
套用媒体的话，好像国关界陷入了一定程度的"选题荒"，没有好题目可做了。除了缺少动力以外，"选题荒"的最大原因就是不了解情况。绝大多数长期被屏蔽在国际和外交事件的黑盒子之外，最后渐渐地对研究现实失去兴趣。尤其是对青年学者、博士生，基本上已经退到了国际关系的文献研究中去了，尤其是过去10年，从温特成名到现在，“反向格义”甚嚣其上。
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反向推导回去，公开的研究文献本来就是失真的，存在一个二次解说的问题。尤其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上，文献有时候只能用来做参考，更多地还要用访谈、调查、档案的形式来补充。但对于这些，不少青年学者都不愿做，或做不到，因为成本太高。可喜的是，尽管6月云大的博士生论坛上，15篇入围文章依然多半是与三大理论有关，但是，“反向格义”的势头在09年算是得到了一些遏制。《三大主义可以休矣》一文的发表，算是今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小亮点。听说年底的一次会上，有学者也承认，当年“三大主义说”是中国人自己"泡制"出来的。
如果这种“反反向格义”的势头能够继续下去，那算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之福了。
9、日本研究的衰退？
在19日研讨会上，最惊讶的一个小现象是，一整天下来，好像没有听到有人提日本。并不是中美关系可以忽视日本的存在，而是日本已经被中美边缘化了。
今年在日本外务省里曾呆过两天，无论第一副外相福山哲郎这样被视为未来首相热门的政治家，还是其他诸多官僚，字里行间都在向我表达一个中国人似乎已经忽视的道理，即无论外界怎样说日本已在世界中心舞台上边缘化，无论中美呈现怎样重大的全球合作，但是，没有日本的参与，中美的全球合作同样也不可能成功。
2009年，似乎可以算是日本研究受沉重打击的一年。年初金熙德出事，对日本研究界来说是一大损失。不过，也有人调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就靠老金了。他可以不再拘泥于繁琐的行政、应酬、会议，潜心做研究了。说不定15年以后，出现一位中国学术巨人。调侃终归调侃，日本研究的重要性下降，主要还是日本本身重要性的下降所至。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日本研究“大牛”都不再重点研究日本了。这种趋势显然非常不好。如果这样，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搞美国研究的，会不会越来越没饭吃了？
日本研究要重新崛起，实际上是一个国关研究本质问题的革命。过去，我们总是想着和日本怎样在竞争中获胜，现在可能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合作中相对获益的问题。未来四年，民主党治下日本的思想是，想办法和你合作。在这一点上，中国、美国都不可能比日本更有国际合作的强烈意愿和良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形象上先拔头筹，就可以带来无穷的日本优势。
就像一次交流中某位外交决策高官所说，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是，怎样追求利益最大化，所谓“没有永远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利益”。但是，现实表明，以后的大国不可能完全占有利益。“一次合作中，哪怕只赢了51%，就是外交的重大胜利”。这可能将是一场国际关系本体论革命的发端。
10、DADAO阎王，解放小鬼？
这句话是“太有才了”的何茂春提的。“阎”指阎学通；“王”指王缉思，“小鬼”当然是指其他国关界所有的后生晚辈了。该词第一次提，是在7月18日GT国际论坛十周年纪念会上。“鬼才何”还有一个新词是“Chipan”，发音为“期盼”，译为“中日国”。这个词始于9月1日，早稻田教授樋口清秀在清华的讲座。9月中下旬，有韩国媒体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也用了该词，来形容鸠山上台后的中日关系。
在19日的会上，八个字一出，全场再次轰动。“鬼才何”的解释是，“阎王”意指以阎、王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小鬼”指的是后一代学者。事实还是一个代际的更替。沈大伟十多年前曾写过中国三代学者，但现在文章似乎已经过时。现在再分，或许大致可以划为这么几代：宦乡、李慎之、王绳组为第一代；到资中筠、陈乐民、倪世雄为第二代；再才是“阎王”一代。前三代大体有一个特点是，或多或少地都经历过国家之难，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家国情怀。这是后来的学者难以企及的，也正是我认为“阎王”无法被DADAO的重要原因。
在代际上，09年比较明显的迹象是，60后学者全面兴起，比如，张宇燕、孙哲、何茂春、金灿荣、袁鹏、查道炯、沈丁立、吴心伯、张胜军、庞中英、郭树勇等。相比于其他代际的学者，60后学者基本上有五大特点：一是当教授已多年，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了；二是独当一面，都是一个机构的前两把手；三是国际化，都有与一些外国院校的紧密联系。四是精力、智力和活动力都处于高峰期。五是与媒体都有较好的关系。这样，60后拥有70后学者很难取代的先天优势。60后学者是时代的幸运者，也是象牙塔升迁系统的幸运者，一路升迁，赶上了国际关系学行当的最大一次膨胀期。我常常会看到60后著述的介绍中，有一句“晋升为教授”的话，“晋升”给人感觉好像是升官发财，让人忍俊不禁啊。
还有的代际优势就是，**教育的断层效应正在60后身上显现出来。现在，中国国关界可以说50末后有点断层，或者光芒被50初后和40后所掩盖，60后迅速接40后50初后前一代的班；再有就是务实情结的观念优势，60后是几代学者中现世情结最浓的，做务虚主义的无用研究，是60后接受不了的。所以，大多数60后基本上不太关注国关理论。
70后学者要超越，如果想的话，只能另辟奚径，在规律总结、研究角度、选题特点上必须有重大的创新。孙学峰是70后的佼佼者。虽然对70后超越的客观环境持悲观看法，但对70后的超越效应，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可以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升级的希望可能就在70后的身上。60后学者不是没有能力，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他们太忙了。
那么80后呢？现在也有不少杰出代表，比如张峰、李巍、简军波、尹继武，等等，对大多数80后学者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可能是“五斗米”问题，都是被房地产商害的。今年秋季，我在江肃京文章中讲了房地产影响中国竞争力，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我希望他们中有超脱者，这样，说不定"中国的温特"就产生在80后了。
其实，“小鬼”指的还是80后。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都陷入对“阎王”的“隔代崇拜”中，几近难以自拔。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产生“温特”，也可能会像温特那样，为了“五斗米”问题远走俄亥俄。
（三）结论：忙盲茫？
09年对我来说，实在是飞驰而过的忙碌一年，甚至有点疲于奔命。我原来以为只有我是这样，没想到在百度将近500万条“09年总结”的搜寻结果中，“忙茫盲”三字被选为最能总结自己09年的字词。忙碌、盲目、茫然，多少与GT在年底调查中网友将“被”字选为00年代的代表词，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越发达，我们反而会产生更多的身不由己感，尽管许多时候，这种感觉是想象出来的。对于国际关系学界来说，无论是边缘化，还是滞后，任何状态都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09年整个学界的平静，恰恰有点像黎明前的黑暗似的，整个学界升华可能就在不经意的未来某个瞬间。在这点上，我是充满信心的。
这个判断还不在于对整个学界本身，而是整个国家的需要。六十大庆前，GT搞了“60位知名专家评新中国60年”，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解决的最重要的三大难题是“温饱问题”、“国家独立”和“融入世界”。我们不断地自夸60年的伟大成就，其实只不过取得了一个大国立足于世界的基本生活条件，就像一个变富的人，要挤进贵族圈，只是有车、有房、有几件漂亮首饰，而真正贵族的道德素质、文化修养、社会责任和生活方式，才是最难实现的。这正如在调查中，多数专家认同的未来难题，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因贫富悬殊和腐败等给国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边界争议，等等，远比过去已经解决的那些难题更难。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被过早地推到了世界舞台中心。由于世界资源的限制，目前强国难免会招来人心妒忌，以及世界强国顺序不断变化带来的危机感，都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之路上的陷阱。当世界强国的麻烦与不易，将渐渐在中国身上显现出来。危机的增强，其实恰好是将国关学者推到社会最前沿的重大机遇期。
即使那些不断宣称"韬光养晦"的学者，也必须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们还有多少充分理由，可以保证我们能够“韬”、“养”下去。我常常耳听JS老师的传授，最赞同他的一个远见就是，未来中国最需要做的是“如何当好世界第二”的问题。这是挑战，同样是机遇。是否做到，国关学者责无旁贷。我也同样需要刻苦学习。
00年代过去了，我依然非常怀念。
初成于2010年1月1日晚22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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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7 22: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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