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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6-3-25 0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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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9日,◤◥△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说:“我认为中日双方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br /> 这是明智而且高瞻远瞩的见解。 <br /> 目前中国最需要什么?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是不能不加以辩明的大问题。二十四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面临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而且非常棘手。如缺乏法治、腐败日甚、金融坏账、贫富差距、农村困境、市场分割、环境恶化等等。更为根本而又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则是全国各界殷殷企盼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建设。 <br /> 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领导人焕发极大的智慧,付出极大的精力。 <br /> 因此,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韬光养晦,稳定发展,重点在于突破国内的瓶颈。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未来三五十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些年来实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将来中国更加强大,也面临着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课题,只能更加巧妙地把握国际平衡,决不能率性胡来。 <br /> 站得高一点来看,中日关系在未来历史上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第二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过渡,不是滑到第一条路,就是进到第三条路。究竟何者对中国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提出中日友好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可谓切中历史机枢。有鉴于此,高兴兴先生鼓动中日开战,绝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br /> 还要看到,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亦流布四方。亚洲不少国家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举动,并准备了不同的应对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亚洲事务的董事里希特在中国《财经》杂志2002年第21期撰文说:“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给东南亚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国家担心中国会像黑洞一样吸走外国投资;中国产品将会席卷东南亚,使各国产业出现“空心化”。《参考消息》2002年11月3日报道说,针对日本一些人欲修改宪法的动向,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某研究员指出:“东南亚不像中国那样抵触日本的军事力量,倒是对中国抱有怀疑。为了牵制中国,希望能对日本表示鼓励,从地区安全出发,日本修改宪法是必要的。”印度尼西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表示:“我认为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泰国政府人士则强调说:“欢迎日本自卫队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br />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力推动中日友好,不赞成朝鲜发展核武,搁置南海争议,积极促进10+3(中、日、韩与东盟10国)沟通交流,致力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启动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使东盟国家也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些举措缓解了亚洲国家的紧张情绪,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2002年11月初,朱镕基访问柬埔寨时全部豁免了柬埔寨欠中国3亿美元的债务,并准备部分或全部放弃对越南、缅甸等亚洲六国的债权,更受到东南亚国家好评。中国与东盟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启动之后,日本和印度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相继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朱镕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呼唤“亚洲新时代”,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和东南亚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然后再向前迈进。朱镕基的提议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堪称大手笔。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应有如此风度、襟怀与前瞻性眼光。 <br /> 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FaGuo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不但启用了欧元,而且正在制定欧盟国家统一宪法。这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FaGuo学者多甘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生动地描述了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一体化过渡的心态。他说: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②写过《大同书》的康有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br /> 毫无疑问,如果高兴兴一类的声音放大起来,其后果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 <br /><br /> 四 <br /> 高兴兴的文章不是个别现象。 <br /> 有些网站一年发表上万条评论,凡涉及日本均是痛骂“东洋鬼子”、“倭寇”、“小日本”,没有一条讲日本现在有什么好的地方。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未免情绪化,而且缺乏向前看的态度。其实,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 <br /> 2002年夏天,南北媒体围绕著名演员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一事大肆炒作,制造风波。一些媒体痛骂姜文是“***贼”、“汉奸”,摆出了与姜文“不共戴天”的架势。有的媒体还引用著名画家陈逸飞等人的话指斥姜文堕落,迫使一些名人出面澄清。《北京青年报》7月1日刊出整版文章,题为《情绪化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此进行报道。陈逸飞回忆了就此事与记者接触的经过之后说:“姜文参观靖国神社是艺术家深入生活,与参拜靖国神社是两回事。”导演贾樟柯说:“我当时说如果姜文去靖国神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会,就不应该了,如果是导演工作需要的个人行为,那无可非议,结果文章发表出来,我的意思完全走了样。”导演陆川说,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关于他的表态完全失实。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姜文去靖国神社,是出于创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参观和参拜,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结果报道出来就不是这样,“我感到这样置人于死地太过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个汉奸和***贼,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怀疑,这样人为制造新闻的方式让人感到悚然”。作家阿城说:“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要求我们了解更多国际通行的常识。去没去过靖国神社并不重要,因为它在日本是一个公共场所,关键要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有些政治人物出于某种目的去那里做出政治姿态,说一些话,那才是参拜,这是一个常识。如果有这种常识,就不会闹出‘姜文去过靖国神社’的笑话。” <br /> 还是2002年夏,深圳有一家酒吧在门口挂出“日本人不得入内”的招牌,拒绝日本人前来消费。该酒吧经理说,这是为了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等行为。 <br /> 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以德报怨”。国人过去受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欺凌,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我们今天强大了,就要用同样手段对付别人?再说,我们历来不提倡把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修改教科书是日本极少数人所为,怎能让普通日本消费者代为受过?类似现象,都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br />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声报》发表文章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的大学是一片欢呼声:炸得好!我觉得,这种人格非常不健全,价值判断失衡了,为最丑陋的东西叫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在同一期《湘声报》上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很多人把狭隘民族主义混同于爱国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长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怀狭窄,缺乏博大而悲悯的心灵。杂文家鄢烈山说,那些煽动情绪化的“爱国者”,其实是爱国贼,实为一语中的。 <br /> 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 <br /> 一是自大。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鼓舞国民士气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升虚火、发高烧。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犯这个毛病。近年来一位著名学者的话到处被引用:“到了今天,这个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强弩之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更有许多人干脆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话,有如《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预言美国将在2010年崩溃,而“世界一切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些说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后——未经充分论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这种无知妄说还被某些人打扮为“爱国主义”,足见思想的混乱。 <br />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专门写了“光荣孤立论”一节。该书作者认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无法利用其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建立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体系,自己与自己(不同地区)做贸易。该书甚至编造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从人种上灭绝中国人,为此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压之下,中国逃脱不了亡国灭种的命运。《碰撞》一书指责全球化是美国的恶毒阴谋,美国企图通过全球化达到奴役各国的目的。该书作者认为,中国国内某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作者还说,中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困境,并非由于体制和经营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引进外资造成的恶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国发动的“软战争”。“软战争”的结果足以摧毁中国,使中国陷入瘫痪状态,落入西方控制之中。 <br /> 这些小农思想家的片面不实之词,颇赢得了一些喝彩。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强盛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义和团却再度还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锁国闹剧,令人痛心。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回忆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时说,在谈判中,对中国代表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骂他们是汉奸、***贼的舆论。 <br /> 民族主义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介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要求,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菽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一些媒介在赵薇及姜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鲜明例证。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指出现代媒介的功能退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消费主义取代了批判意识”。教训启发我们,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努力维系民主与法治。 <br />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飙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赵薇、姜文等事件的发生,难道不是警示么? <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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