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 [打印本页] 作者: uir-arthur 时间: 2005-7-21 19:00 标题: 《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 C 中国内部政治演变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The Impact of China's Internal Political Evolution on American China Policy
<br>
<br>5月26日，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与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他在证词中说道，中国法制改革是中国政体演化的重要标志。总体而言，中国通过建立现代法律制度来有效保护产权和人权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通过了400多部法律，为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商业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推动了贸易、保障了投资安全。另外，对行政法的改革亦颇见成效。法制改革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民事法庭日益增长的公民投诉表明，人们对法律系统的信心增强，并且愈来愈有意识来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产权和利益。中国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法律专业人士，律师地位得到提高。尽管跟美国拥有百万律师比起来（每一位律师服务于300美国人），中国现有的10万律师仍见不足（相当于一位律师服务于10万以上的中国人）。\r<br>
<br>然而，中国的法律体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现代依法治国制度，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自九十年代以来未能得到实施。中国法律系统的主要弱点在于：(1) 缺乏司法独立——党和地方政府控制着法庭系统。法官由党和地方政府委派，缺乏裁案权力和工作稳定性，法庭通过地方政府获得经费，其裁决过程受到党和政府的日常干涉。(2) 司法权威衰弱——因为法庭是国家官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通常没有强制实施决议的政治权威。(3) 司法贪污——对法庭系统的政治控制导致内部腐败横行。(4) 缺乏对法律的尊重——这往往因为纸上谈兵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未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实施。于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尽管中国的许多法律包含了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条文，但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忽略这些内容，滥用职权，条文就成了一纸空文。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以上这些问题，但是要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任重而道远。\r<br>
<br>改革中的中国：发挥中国律师的政治功能 Reforms in China: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Role of Chinese Lawyers
<br>
<br>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宫晓冰6月2日在卡内基基金会与亚洲基金会合办的研讨会上提出，设计一套能够充分发挥律师政治功能的制度，是在中国实现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政治选择。他认为中国律师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律师事务所规模偏小；业务单一；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涉外业务能力有限；缺乏规范化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执业责任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律师向北京、上海及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西部地区的律师越来越缺乏，律师行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业务素质和学历“倒挂”。概括地讲，中国律师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相当数量的律师职业道德低下，严重影响了中国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律师的政治地位不高，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制度不完善，执业环境恶化，执业风险上升。律师常面临刑事辩护中的“四难”, 即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会见被告人难、辩护意见被法官采纳难。\r<br>
<br>宫晓冰指出造成以上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于中国律师的功能和性质定位上的错位: 一是在律师制度的设计上，视律师为只能挣钱的“经济人”或“商人”，官方的潜意识里认为律师既然“下了海”，就不能“上岸”；既然挣了钱，就不能为官；不能“两头都占着”。二是在相当数量、相当层次的领导人的意识中, 视律师为与主流政治实体不相干的“边缘化”群体，甚至有的领导人视律师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这恰恰与律师作为这一社会精英群体所具备的素质、知识、才能以及他们对自身政治作为的预期是相悖的。 三是在国家的政治运作程序中，律师没有制度渠道进入政界或转换身份进入“公权力”领域。以至于律师群体认为“既然不能影响政治与社会的未来发展，我又何必关心并对社会与政治稳定负责。”\r<br>
<br>美国使用律师政治人才资源的实践应给中国律师业带来不少启示。在美国历史上，由律师出身的“议员、州长、部长、总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于国家而言，律师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智力资源。解决中国律师业的问题的着力点，应当从增强中国律师行业的自律动力、从而改变律师的整体形象入手，变以往以“外力”推动律师行风的好转为激发律师自律的“内在”要求。为此，应当跳出原有的陈旧思路，端正中国律师业的定位。\r<br>
<br>“依法”打击中国盗版 Fighting China's Pirates, Legally
<br>
<br>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波特曼(Robert Portman)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中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批评颇为尖锐，认为“中国对美国电影、音乐和软件的盗版是一种窃取行为，需要对中国的贸易问题采取自上而下的重审。”他提议应该马上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阻止中国的盗版行为。对此，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熊美英(Veron Hung)在《外交政策》网络版上撰文写道，波特曼或许应该考虑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帮助中国推行法制改革。从长远来看，跟贸易制裁或法律诉讼相比，协助中国建立强健而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保障知识产权、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的更有效的方法。\r<br>
<br>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关键任务是停止由党和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法院的财务和人事。这种控制使地方官员系统性地影响法官的决策，而地方官员往往希望保护本地商业利益，从而必然削弱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意愿。同等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建立起法制实施和治理的审查制度。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监察的话，政府官员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借助不严格的国家立法来规避国际义务、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义务。最为根本的挑战是让中国的法官意识到，他们不单纯是政府职能机关的一部分。可是在如今的中国，法官们往往因为害怕犯错误而遇事就申报上层领导指示，这种非专业性的自上而下的影响自然削弱了司法的独立性和基层法官的职能。\r<br>
<br>人民币无罪 China's Currency: Not the Problem
<br>
<br>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最近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币升值无法显著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最新的《政策简讯》支持了格林斯潘的这一观点，并挑战了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种种普遍误解，提出从任何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来看，人民币并没有被故意贬值。华盛顿的政客们以人民币问题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为让人民币升值就能够奇迹般地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而事实上要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应该从提升美国工人的生产回报率着手。人民币汇率不是罪魁祸首。中国虽然同美国存在贸易顺差，但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贸易赤字，而且中国的美元存储积累不是出于贸易顺差，而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施加的货币升值压力引起国际投机者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而造成的。盖保德警告，美国向中国施压会加重人们对人民币的投机行为，从而使世界经济秩序变得不稳定。他还指出，世界经济的最根本风险是欧洲和日本的需求过低。\r<br>
<br>中国社会动荡的经济根源 The Economic Basis for Social Unrest in China
<br>
<br>最近美国将很多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反日热潮之上，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并非由于爱国主义、而是由于经济矛盾和经济损失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最新的可获得的警察局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爆发了5万8千起群众抗议游*事件，共涉及到3百多万游*者，这些社会动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经济改革和市场现代化转型中所引发的群众不满(包括工资过低或拖欠工资、缺乏工作福利、禁止民间组织的工会来保护职工的劳动权益、环境恶化、公共设施乱收费和强制动迁等) 。即便是源于非经济因素的抗议游*，却也多少反映了参与者对贫苦经济条件的抱怨。有的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允许反日游*的进行是因为这样多少可以“放掉”一点政府不良经济政策所引发的民间怨气。今年6月，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发表演讲，为理解中国社会动荡的经济根源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他说，政府和企业的大规模腐败和渎职极度扩大了人们在转型期的不满，使群众本可以忍受的经济困苦变得无法抑制，以至于公开爆发暴力冲突。在资源有限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运作更为有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减轻人们不现实的预期，缓和转型期中不可避免的冲击，并且降低由于官僚腐败和公司违法而引起的公众不满。中国需要创造工作机会、提高教育和职业培训、增强地区间流动、多元化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就业的机遇、通过建立地方上独立的监督机构来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
<br>
<br>
<br>
<br>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