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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政治学原理问题解答 [打印本页]

作者: z625476 时间: 2012-7-25 22:50
标题: 政治学原理问题解答
1、怎样学好政治学原理这门课程？
　　《政治学原理》是对于政治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的理论论述，是人们对于政治的理性认识和最高层次的思辩，是人们认识、把握和分析政治现象的思想基础，是掌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各方面知识的理论基础。《政治学原理》包括政治操作原理与政治分析原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课程的重点在于政治分析原理方面，目的在于使学习该课程的同学明晰如何认识和分析政治生活。
　　作为行政管理专业唯一的一门原理性的基础理论课，政治学原理的理论性与抽象性都比较强。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同学反映这门课程虽然很有意义，但是比较难学。这里，我就如何学好《政治学原理》谈一下我的看法。
　　（1）要学会综合利用多种教学媒体
　　教学大纲是进行教学和考核的指导性文件，本课程的教学大纲对整个课程及每个部分的教学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对教学内容的层次作了具体划分，可以作为掌握课程内容，完成期末复习任务的基本依据。
　　《政治学原理》文字教材介绍了本课程的基本教学内容，因而它是本课程最为重要的教学媒体，也是教学大纲得以落实的具体凭借。
　　网络是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载体。《政治学原理》在电大在线（www.open.edu.cn）的网上教学辅导中提供了章节重点、章节练习题与疑难问题解答，并设有课程BBS论坛，同学们在学习与复习过程中，有问题可以在论坛中提出，主持教师会及时给予解答。在每一学期，我们还进行两到三次的网上教学活动，本学期的网上教学活动主要是进行单向视频，主持教师将分三次对每一章的重点内容进行讲授，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参加网上教学活动，与我们形成教与学互动。
　　《政治学原理》期末复习指导介绍了本课程的章节重点。《政治学原理习题与解答》提供了大量的习题及其详细的解析。期末复习指导与习题与解答中所提供的综合练习题基本涵盖考试的内容。因而它们是学习好本课程以及进行复习考试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平时的学习和期末复习过程中，除全面、深入地把握基本教学内容，还要积极参加网上教学活动并学会充分利用网上教学辅导、期末复习指导以及习题与解答所提供的教学与考试信息。
　　（2）要结合实际理解所学知识
　　“政治学原理”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较强的课程，学习政治学知识是为了使学生知道如何认识和分析政治生活，进而掌握政治操作的一般原理，确立基本的政治思维，具备基本的政治分析能力。作为中国的公民或多或少地都与政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实际，发现问题，要能够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分析实际政治问题，以便真正理解、消化所学知识，并为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3）要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从原则上说，期末复习、考试是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应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所学知识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理解和消化，对课程内容应当做到融会贯通。同时，期末复习的时间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容本身也确有重点和一般之别。因此，为使期末复习收到更好的效果，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也应突出重点，在重要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期末复习指导介绍了各章重点考核的知识点。同学们可以依据这些重点进行复习，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与复习效果。
　　2、学习政治学有什么意义？
　　政治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之所以变得“敏感”，是由于人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我们经常在以下问题上展开争论甚至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谁应该得到什么？权力和其他资源应当如何分配？社会究竟应当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所有此类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应该由什么人说了算？由一个人说了算吗？那这个人该是谁？他该怎么说？由一部分人说了算吗？这部分人应该由谁组成？他们凭什么说了算？由所有的人说了算吗？那么“所有的人”怎么说？或者说，集体的决定应该如何做出？
　　人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期望组织一个良好的社会。所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一直在为这些问题绞尽脑汁。人们总在讨论宪法和法律，统治和统治者，权力和权威，权利和义务等等问题。但是，直到今天，好像也没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完美社会。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这项工作吗？
　　为什么要研究和分析政治？简单地说，一句话：人们见过了太多的“不公正”或“不正义”的现象，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动荡，尝到了太多的流血冲突的痛苦，感受了太多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灾难。
　　我们见过法西斯的肆虐，凭借日耳曼的种族优越，对弱小民族肆意屠杀；我们见过军国主义的侵略，凭着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理由，重新瓜分世界，对周边国家进行公开掠夺；我们见过长时间的内战，同根同种的人们反目成仇，同室操戈；我们见过大规模的游*罢工，因为种种不满，人们走上街头示*抗议，直至演化为流血械斗；我们见过军人政变，依仗手中的枪杆子，将文人政府掀翻在地；我们见过种种政治丑行和腐败，因为长期得不到根治，或者有人能够依然逍遥法外，使整个国民精神走向腐败；我们见过种种冤假错案，由于弱者得不到保护，让受冤者无处申冤，死不瞑目。如此这般，等等。
　　这些现象和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有没有可能组建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能不能避免战争和屠杀？怎样在解决冲突中减少流血减少动荡？如何使决策更加合理有效以减少重大失误？如何防范腐败？使它及时得到惩治？如何减少冤屈？使它尽快得到补救？
　　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的最为充分的理由。如果非要给出条理化的解释和说明，那就让我们从下面的角度入手：
　　（1）确立共同的政治理念，广泛地形成政治共识。“人是政治动物”。我们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内，过一种集体生活。能够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利益因素之外，还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认识和理念。“人是理性动物”。我们要为世界赋予意义和价值，要对周围的世界做出合理的解释，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恰当的理由。
　　世界如何构成？人是什么？人应该是平等的还是有贵贱之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理想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政治理念。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念，而不同的理念又可能导致不同的实践。极端的政治理念会导致极端的政治行为，如种族优越主义、法西斯主义、强权主义、极权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等。极端冲突的理念，也会造成“文明的冲突”和巨大的社会决裂，如教派之间的冲突导致的“圣战”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导致的争论、“冷战”、“清算”甚至武力讨伐等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确立最基本的政治理念，识别各种既有观念的本质，尽可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使社会成员在社会“正义”观念上达成最广泛的共识。
　　（2）探索合理的政治安排，合理地规划政治生活。人要组成社会生活，会有许多不同的组织方式和方法。如何组织才算“公正”？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如何组织才能发挥各个成员的最大效用？所以，“公平”和“效率”可以说是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时最为根本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会形成许多不同的方案。而不同的解决方案又反应了不同的“公平”观和“效率”观。政治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合理的政治安排，以便合理地规划政治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各派政治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都带着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有的方案可以实施几百年基本适用，而有的方案却又非常短命；有的方案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可以连续使用，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却难以应对，而有的方案却可以容纳变化，在自我调试中不断延续；有的方案从理论上说完美无缺，而一旦付诸实施则漏洞百出。凡此种种，都涉及制度的规划和安排。政治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寻找一种合理、持久、能够为条件变化而做出调整留有余地、能够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实现适度平衡的制度安排。
　　（3）寻求文明的政治规则，文明地解决政治冲突。人也是文明的动物。正由于如此，强权政治，暴力掠夺，黑社会和强盗逻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原则，不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应用，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实施，都受到普遍谴责。冲突是难免的，但野蛮的流血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政治是一场游戏，文明的规则被人们普遍认可接受的时候，进行的是一场文明的比赛：胜者心安理得，败者服服帖帖。只看结果不管过程的“不择手段”的原则盛行的时候，进行的一定是一场生死搏斗：对于胜者来说，“打天下坐天下，谁不服就拔刀相见”；对于败者来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个时候，胜者势必“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败者势必“卧薪尝胆”，报仇雪恨。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寻求不同团体和平和有效地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学不是斗争的学科，而是富于建设和实践的学科。
　　（4）了解他人，学会与别人打交道。从国际的角度讲，全球化的浪潮将各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国的政治理念、政治组织安排和政治游戏规则各不相同。要学会和别人打交道，就要研究别人的政治。
　　（5）政治研究的现实意义，要和美国打交道，就要研究美国政治。
　　在美国，议会经常要为某一个政策展开辩论，电视实况转播。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对伊拉克动武，电视整天转播议会辩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要员几乎天天都要面对议会议员的提问，做出解释和说明。而反对对伊动武的议员和民众，也会公开在大街上组织演讲，阐述自己的理由。这个政治决策的过程几乎是公开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不了解美国的制度安排，就不理解美国的政治现实。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不管喜欢也好，讨厌也罢，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了。要与美国打交道，就要研究美国制度。早先时候的“洋务派”曾经提出口号，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后来，中国人或许是感觉站起来了，认为“夷之长技”其实也无甚可“师”，所以进而连研究也就忘记了。
　　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不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简单套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扛起一面共产主义大旗，把自己网罗到“共产主义阵营”里面，从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出发，本着“誓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的精神，将美国当成“垂死的”头号敌人。结果，建国以后“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长期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立，放弃了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封闭了自己，失去了学习美国和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机会，也使“统一”大业成为问题，直到今天，似乎更成了外人拿捏中国的一道关键“穴位”。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知道那种定成份划阶级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要不得。所以，开始在现实主义的架构下重新定位自己和别人，也重新开始了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然而，由于认识所限，对于美国制度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层面，以为美国政治就是“两党”相互攻击和“三权”互相扯皮。结果，对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合理性的机制也少有研究。不搞“三权分立”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置疑的，美国之外的好多国家都不是以“三权分立”自我标榜的。但是美国制度中在解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等关系所体现的自由——民主——权威的关系原则，却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学习不借鉴别人，但自己又拿不出很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历史沿袭的制度似乎走入了困境，成为一个得过且过地被继承下来的越来越大的丢不起抱不动的“遗产”。
　　19世纪，美国制度刚刚得到巩固的时候，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就前往美国，潜心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告诫欧洲人不要小看这个制度，不要顽固DIZHI，也不要狂热崇拜。当时的欧洲贵族们是多么不情愿看到平民阶层的“第三等级”来推动民主化进程。但这不妨碍他们冷静地看待这个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不妨碍他们积极寻求应变之策。君主立宪制可以说就是他们探索传统制度与民主方式“接轨”的结果。
　　要和美国打交道，需要认真踏实地研究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社会。研究美国的制度，才好利用这个制度，且不说从中学习什么。欧洲人今天还瞧不上美国，说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但他们在贯彻华盛顿的“限任制”精神、用美国制度的原则改造自己的皇家制度、建立议会制民主的实践却是认真的。我们要研究美国制度，也少不得这个认真精神。“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当然，不认真，也是可怕的。
　　用土改“划成分”的方式方法分析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结构，用意识形态的标准，划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其实，要说主义，美国什么主义没有？市场经济曾经被我们“不认真”地划到了“资本主义”的营垒，现在发现那是资源配置比较合理的方式。美国的“三权分立”也好，两党制也罢，那不过也是政治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政治管理的手段。它所解决的无非是权威——权利——效率的关系问题。你可以说那是“资产阶级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不采用美国的方式，但你不能不解决我们在权威——权利――效率三者关系上存在的问题。除了制造争端，这种“定性”分析确实没有意义。
　　“西化”、“亲美”的“帽子主义”也不是认真研究的态度。中国人在思维习惯上有自己的特点，对问题的抽象性认识比具体分析更擅长，对事物总体性的概括说明比过程分析描述更看重。反映在政治评价中，喜上纲上线，不愿就事论事。“亲美”和“西化”的帽子，让政治家们缩手缩脚，不敢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学习观念。其实，一个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英明之处也许还不在于他能动员民众掀起一场抵抗运动，而在于用一个明确的理念，引导一个民族的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激发一种不卑不亢开放学习的持久热情。
　　中国人，在不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结构的时候，容易根据自己的政治习惯和传统来与美国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总书记，实际上的政治头号人物，似乎可以拍板决定一切，而在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是头号人物，也应该是说话算数的人物。但实际上，美国总统所受到的牵制与中国的状况不可等比。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原以为把美国总统搞掂就可以搞掂一切，以为美国总统的含糊其辞不过是在“跟我们打哈哈”。事实上，美国总统也许真的不是在“打哈哈”。他的确是需要面对各种制度牵制，他所谈的问题的确还需要回去有一个交待才成。
　　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总统当然重要，但议会也很重要，决不是“橡皮图章”。尼克松不就是被议会赶下台的吗？克林顿不也被议会搞得异常尴尬，不得不向法院“认错”向民众“检讨”么？此外，两院的议员，议会外的“院外集团”或称为“压力集团”（利益集团），也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它们的作用。这就是说，你不能只跟总统打交道，只作总统的工作，还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其他机构和团体的工作，还要各别地针对各类VIP展开工作，包括企业界。当然，媒体也是一支重要的影响力量，它能改变政府和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如果能跟美国媒介建立良好关系，那也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对美政策。
　　

作者: z625476 时间: 2012-7-25 22:56
其实，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对事不对人”的社会。要说它歧视哪个民族或种族，那比我们的公共权力部门面对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的老百姓时的冰冷面孔要好看得多。它的移民社会和文化“熔炉”的特点，本身就让任何人也“贵族”不起来。冒险创业的精神也让它不敢小看任何做事认真严肃的人，那怕他现在一文不名。它的个人主义特点，也使美国人几乎很少有动辄聚集一处凑热闹瞎起哄的机会。在一个各自张罗自己的事情、人与人之间较少“拉帮结派”的社会，要挑动一批群众“斗”另一批群众，那实在也不太容易。要不是有选举，要不是有政府公共政策的主导，要不是有媒体的沟通，就很难看到有什么“共同意志”。
　　中国人喜欢“对人不对事”，习惯了“人情关系”，在由于不能满足这个社会的制度要求而遭到拒绝的时候，或者在由于不了解它的制度规则而吃了苦头的时候，往往会归结于“鬼佬”的歧视，甚至上升为“民族”仇视。因而，只有了解一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运行过程，才能更好地与其打交道，才能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
　　所有上述研究，都需要掌握认识和分析政治生活的手段，需要掌握研究政治现实的相应概念、理论、途径与方法。而这些正是政治学所要和所能提供的东西。
　　3、如何理解“政治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这种观点？
　　政治作为“艺术”，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集体政策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艺术。这种观念把政治看作是政府对社会实施权威性控制的技巧。这种定义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戴卫•伊斯顿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系统》中，将政治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根据这种定义，政治由许多不同的过程所组成，政府就是凭借这些过程，特别是通过分配利益、奖赏和惩罚，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做出回应。政府的“艺术”就在于它的“分配”政策能够保持权威性，从而被社会广泛接受。
　　从广义上说，政治也可以说是一个以政府机构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因此，政治实践通常围绕内阁、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特别群体如政治家、公务员和说客而展开。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大多数机构和大多数的活动都处于政治的“outside”（外围）。商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社区团体、家庭等等，都属于“非政治性的”范畴。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参与国家机器的运转过程。
　　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建立在以往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它的不足在于，忽视了正在增长的国际性或全球化因素，如国家间的技术开发和多国合作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此外，人们也日益充分地认识到，管理一个复杂的社会不单单是政府所能承担的任务，它还需要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广泛介入。这正是今天“government”（政府）概念正在被“governance”（治理）所取代的原因。
　　然而，把政治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有助于解释与政治相联系的那些负面形象。一般而言，政治总是与政客的活动分不开。政客通常被视为“追求权力的伪君子”，他们善于在为民服务的口号和意识形态理念下隐藏个人野心。腐败和不诚实的政治案例，使人们认为政治是自私的、两面派的和无原则的活动，从而引发了“反政治”的现象。人们常用贬义词汇如“办公室政治”和“拉选票”来形容政治，从而把政治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划上了等号。
　　政治的负面形象印证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政治权力是腐化的，因为它鼓励掌权的人利用他们的职权为个人服务。正如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所说：“权力倾向于腐化，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化”。然而，正如早期的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政治尽管“倾向于腐化”，但却是必需的，它保证一个社会不会陷入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内战之中；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政客存在的事实，因为他们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机制。也许，正确的做法不是取消政客，不是让政治消亡，而是将政治限定在一个可以监督和约束的框架之内以保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
　　4、政治学可以“科学化”吗？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哪个因素对政治起作用，政治学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呢？这个问题部分在于对科学的界定。科学的最初含义来自法语，仅指知识而已。后来，它成了诸如物理、化学等依赖于精确测量和数学运算的自然科学的代名词。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就是由实验和资料证明的精确性和真实性。有些政治科学家（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就是想做得跟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收集量化了的资料，经过统计加工去确认他们的假设。他们的工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帮助，但他们通常只关注很小的细节问题，而不是有更大意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拘泥于可以量化的领域——公共舆论、选举报告和议员投票。（有时这些数据也会出现不同的解说。）
　　但大量政治领域是不能量化的。这把我们又推回到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上去：领导者为何和如何做出决定？即使在民主政治中，许多决策也都是秘密制定的。我们无法确知决策是怎样做出的，不管是在华盛顿的白宫、巴黎的爱丽舍宫还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当一个国会议员为某一个问题投票时，我们能确信他那样投吗？是为了选民的意愿，国家的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竞选资助？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基于种族原因解雇学校老师是违反宪法的，而以同样理由雇佣他们却不算违法时，法官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试着用一种可以量化的办法把它输入计算机吧。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处理为何和如何做决定时——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被量化。
　　这是否就意味着政治学永远也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呢？有些部分可以——在我们能够获得有效数字的领域里，但其余大部分却不行。然而，我们却可以积累非量化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试图维持其合法性的固定模式、候选人竞选的方式以及结盟和解体的形式。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阳光下没有新鲜的东西，政治活动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先例可循。渐渐地，你就学会了归纳。当归纳得到进一步证实时，我们就把它叫做理论。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变得如此有力，甚至我们会把它称作“法则”。按照这种方式，政治学研究就是积累知识，而“知识”就是科学的本意。有的大学设有“政治”系或“政府”系，就是想绕开这个恼人的问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留给你们了。
　　5、中国与西方在政治观念方面有什么不同？
　　政治研究的源头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考察源头可见，中西方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西方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政府形式和体制问题），而中国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统治的策略选择（治理国家的个人条件和政治统治术）；西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学科，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与伦理高度结合，形成的是伦理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西方政治学经历了古典时代——神学时代——理性时代——科学时代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经历的是传统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换过程，在实现转换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建立——取消——恢复的曲折历程。概括而言，中西方政治研究的不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政治观念的不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集体至上主义与个人至上主义的不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与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不同。
　　6、中国传统政治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中国的政治学，照现在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比较杂乱，说不大清楚。以前都在法学之下。现在政治学独立出来了，本该在政治学下的行政学、国际关系或外交等，都独立了。有的研究行政学的、研究思想政治的、研究科社共运党史的、甚至法学的……都愿意向政治学靠拢。但是有的却不愿意，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倾向于比较窄的范围：凡研究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等方向或专业的，都可以属于政治学范畴。不包括行政学、思想政治、科社、共运、党史。国际政治因为本身都有独立的单位，所以也可以不包括在内。这些是根据中国目前的高等院校的情况说的。可以看出，学科设置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些学科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学科越来越规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一个不同学科的，为期并不长。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德国，据说现代研究型大学是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比中国鸦片战争早一些。大学要设置院系，人为划分疆界，然后有了这样那样的学科，各人专搞一门，越来越窄。其实，历史上的大学者多是懂得很多的，有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的学科体系，各种学科的发展，是基于西方的传统的。从历史上看，西方早就有政治学了。或者说他们有比较专门的研究，比如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在中国，按中国的治学方式和传统，是不会出现那样的政治学的，能出现的是四书五经，政书政典，圣训圣谕……而四书五经就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政治学教材。这样说来，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政治学著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会遇到，都有人要想要说，把那些思想写出来，就是政治学的著作。
　　把中西古代的政治学著作对比一下，共性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秩序。但是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不同的地方很多。先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不同好像比较突出。西方的思想家比较注意对事物的理性分析，有点像物理、化学分析一样，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等等，比如他们早就对政体有过分类研究，中国就没有。中国人不那么周密地考虑问题。从另一方面说，不那么机械。中国人要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就是把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综合起来研究。也可以说一个宏观些，一个微观些。中国人的宏观，不是简单的宏观，而是真正具有宏大的气魄。中国人这种气质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时候往往显得有些可笑。其实也没有什么，正是两种文明冲突交融过程中正常的现象。各自不适应对方的地方，被对方看作荒谬，然后在互相嘲讽中逐渐修正各自的认识，这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总的趋势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弱者向强者学习是必然的。等到弱者变为强者，也许会感到，原来所学的东西不过如此，自己原先的东西也有不错的地方。
　　《皇朝政治学答问》，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其实是一部清朝历史地理和政事典故的小资料。这还是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以后出现的东西。它先讲清朝的起源，从一个神化故事说起，然后是帝王谱系、皇宫制度、朝廷衙门、从紫禁城到北京城再到全国的地理、最后是附庸属国。俨然还是天朝大国的梦想。当然这一部政治学的小册子只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之下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宣扬罢了，算不上什么政治学。
　　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是在西方的学术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言了。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政治理论，用来指导统治阶级的行为，用来规范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这些东西中国传统中有，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适应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人类社会必然会有政治行为，就必然会有关于这种行为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政治家，一个是来源于思想家。
　　所谓政治家的政治学，也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学。
　　统治者的政治学，第一要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同志的总结非常精彩。历朝历代都是靠打仗得了天下，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统治权力是自己打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强有力。谁想要分享或染指，你也来打仗嘛！
　　第二要义就是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享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有公有制的意思在内。当然不是公有公享，而是公有王享。统治者收取赋税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给皇帝用的。不给就揍你，看你给不给！所以中国政治统治的根本道理就是强盗逻辑。“胜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皇帝就是占天下为王的最大强盗。老百姓之所以交纳赋税，不是因为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什么的原因，而是为了不挨打。交了赋税，你不打我，我可以平安地生活了，这就行了。交上去的赋税做什么了，这不是老百姓能问和敢问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说自觉交税，利国利民，老百姓不明白。农民兄弟钱也交了，粮也纳了，说的好好的这些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可是，要修路，让农民分摊，要建校舍，还要老百姓拿钱……老百姓知道，交的钱就是让官吏们造的！这和强盗还不是一样的？总之政府收的不过是保护费吧！保护老百姓不受另外的力量的摧残，但政府什么时候想整老百姓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政府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老百姓没有。
　　欧洲不同，统治者老早就有和民众商量的举措。古代有国民大会，中世纪有等级会议。国王要收税，得和老百姓商量着来。权力受到制约，成为传统。所以他们逐渐形成和发展民主制度，是比较自然的现象。中国很难。统治者不和老百姓商量，哪个老百姓想商量，那是欠揍！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的。所以说起阶级斗争，中国是最硬的，没有商量，没有妥协的。结果就是专制最甚。
　　那么中国的政治学说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一些聪明的哲学家创造的。政治家拿武器改造社会，其实是改朝换代。思想家拿思想来改造社会，他要靠思想来建立和保持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两种人互相利用。思想家没有强制力不行，政治家没有思想家的花言巧语也不灵，统治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光有武器不行啊。“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政治家不听思想家的也不行，不爱听也不行，汉高祖刘邦先是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到了最后还得听儒生的。不是儒生能制伏君主，是儒生能迎合君主的需要。所以中国就有了被统治者认可和付诸实践的政治学。
　　

作者: z625476 时间: 2012-7-25 22:56
为什么说思想家说的才是政治学，政治家的那些想法就不是呢？因为政治学作为一种学问，总得有学问的特征吧。它应该是一种理论，写在纸上，有条有理才行。不过写出来的是一回事，政治家执行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们常常感到，书上写的东西有点假，真正执行的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不同处。政治家主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说和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学理论相一致了，那是因为思想向政治本身靠拢了，而不是思想家管住了政治家。但是政治学理论总是起作用的，有影响的。因为政治学理论也有适应政治需要的一面，如果不适应，它也就完蛋了。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两千多年，怎能没有政治学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治学，主要的东西是儒家思想。特点似可概括为伦理政治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目”，大概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最好概括。中国政治学讲正确认识世界，讲精神文明建设，讲个人修身养性，讲家庭小单位的治理，讲地区发展，讲远大政治理想。其中也含有忠孝观念，从家庭到国家，道理是一样的。三纲五常，就是维持一个等级尊卑关系的稳定和睦的统治秩序。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是一个有关华夏文明建设的宏大理论。中国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家”的特征明显，儒家说统治者是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里的老太太也是“母仪天下”的，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国”的特征明显，国里头有各种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要互相制约，君主并不是家长，只是行政管理者。而且它还承认有各个不同的封建主，互相是平等的。总之中国是以治理家庭的方式统治国家的，中国的中央高度集权就这样形成了。西方相对而言较难形成。
　　儒家学说的发明者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世界级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中国和东方这么长时间，的确是了不起的。不过要知道，孔子本人的思想与后来流行的所谓儒家思想是有一些区别的。政治家利用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抛弃了。后来的儒家思想家，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修正，这样就有了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孔子原先的那些东西不是官方认可的，后来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才是官方正统思想。掌握这种正统思想的解释权的，表面上是一些思想家，其实真正的解释者是统治者。
　　中国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像西方历史上有王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有了权力之间的制约。老百姓的思想不受政治家的控制。他们交了政府的赋税后，到教堂去接受思想教育。这样才有可能有思想上的一些自由，才出现一些独立的思想家，比较自由地想问题，科学才会出现，政治学理论才会发展。政府除了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之外，对老百姓的控制是有限的。商人有经商赚钱的自由，人民有学术思想的自由，都对权力有制约。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发生和形成民主的传统。
　　中国不行，政教合一，政府管人民的一切，尤其是对思想的统治，这样就容易出现万能政府或全能政府，人民不能管政府一点点。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有人探讨说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结果。这些且不说它。只说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这样，起码在有些问题上不是这样。比如孔子的思想中知识分子还有独立人格，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但是后来没有人说这些了。孔子的思想中对君主还是要有一些制约的，孟子干脆说贵戚之卿可以撤换不称职的君主，这还有点贵族民主的意思，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传统，后来就没有人提了。孔子思想中是主张君主要做道德表率，大臣可以对君主提出批评，君主不听，大臣就要辞职，君臣关系有一定的平等和制约。后来就变了，君主就是“圣人”，不能批评了。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关系、阴阳五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斗法。思想家想规范政治家的行为，自己又没有多大权力，怎么办？抬出了一个“天”来管皇帝。皇帝的权力是“天”给的，皇帝要受“天”的监督，皇帝如果表现不好，“天”就会发出警告，这就是“灾异”。
　　说到这里，要说明中国的政治家是关心人民的，要求政治家重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重民思想。“民为邦本”，是说人民为国家提供财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说人民如果受到过重的压迫和剥削，会起来****的。所以要重民，包括“养民”、“教民”等等。教民，当然是教人民服从了。养民，却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含有辩证法在内，你想，本来是老百姓养活统治者的，他却要说是统治者在养活老百姓。所有那些中国传统的东西，在今天都还存在的。为人民服务，就是重民思想。你不想让他服务还不行，这其实是强制服务。西方不会这样说，老百姓不选你，你服务也没人要。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养活了十几亿人口，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也是强盗逻辑，强盗扰乱，不让你活，你就活不好。他不扰乱了，你活得好一点了，他就说，看看，是我养活了你们啊！
　　到了宋代的朱熹以及他以后的儒家思想家，管不往皇帝。思想家们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只对自己严格要求，正心诚意，内圣外王，知识分子苛责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儒家思想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时的儒家思想造就了许多伪君子，到专制统治者那里找一碗吃，没有多少责任心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政治学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哲学的意味就重多了。最早的儒家思想关心人民，关心社会，讲的是比较实在的道理。后来到心学理学，就是纯粹的哲学了，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和佛教差不多。这和政治学求实的品格大相径庭，说空话为主，现在的新儒家也是这个路子。这班人多是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却又融入不了人家的文明之中，便回到中国传统中找一点安慰，向西方人夸耀祖先的光辉业绩，吹得天花乱坠，还有一些西方人瞪大了眼睛听，认为了不起。但是西方能有几个人真正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有多好呢？想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学家有那么多，西方不比中国少，西方历史上的政治学和现在的西方政治学又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西方有人大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现在的西方人也不会爱听。毕竟是历史陈迹啊！西方人关注现在，中国人也是。新儒学注定是少数精神贵族的空洞的学问。
　　返回来，再说其他如法家、道家、墨家，他们与儒家不同，但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也就是华夏文明建设的理想是相一致的。天人合一、圣贤政治、等级秩序、家庭伦理、重民爱民等，大多是一样的。墨家尚同，也是圣贤政治，兼爱，也含有爱民思想。道家无为，其实儒家最高境界也是如此。法家重刑，儒家重德，目标却是一样的。不过法家狠一些，道家阴一些，墨家苦一些，都没有儒家高明，故而儒家成了正统思想，华夏文明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实际起作用的政治学是综合这几家的，从发展看是如此。秦初是用法家思想实现统一的，汉初要变秦朝的暴政，就用黄老思想，主要是老子的无为。后来，无为虽然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休养生息，从战争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社会秩序很坏，统治者就想起了儒家思想。汉代一开始就用过儒家，主要是制礼作乐，突出皇帝的威严，很让刘邦兴奋，感受到作皇帝的最大乐趣。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很合时宜。不过天下不安定的时候，儒家总难独尊。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各家思想都曾发挥过作用。儒家真正独尊，是宋代的事情，是朱熹他们的功劳。从那时到清朝，儒家思想都是正统思想。这个正统思想源于四书五经，但是又不全是，是经过统治者修订的思想。如果有人认真地总结一下，才能比较清楚。中国的政治学包含以下内容：
　　（1）君权神授说，解释权力来源与权力监督的最终力量；
　　（2）圣贤政治观，一种古代的精英政治理论。君主是圣人，大臣是贤才，民众是愚民；
　　（3）伦理政治与尊君思想，用家庭伦理观念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君主是大家长；
　　（4）重民养民教民思想，根本出发点是防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服从统治。道家明确提出要愚民的主张，儒家则聪明得多，他要教民，教民服从，热爱君主，热爱大家庭，热爱等级秩序，比道家高明得多。中国的传统，统治者都要教育老百姓，思想控制做得很棒；
　　（5）政教合一的特点，没有教会，没有自由的思想领域，利用政治权力统治人民的思想。所以没有自由思想者，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在政治思想上一直是宣传、解释与发挥；
　　（6）德刑兼重，儒家重德，法家重刑，统治者兼而用之。孔子说是宽猛相济；
　　（7）法、术、势统治术，这是法家的思想，是统治者的必修课；
　　（8）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思想家认为太富有的人容易为非作歹，商人易于致富，所以要抑制。证之西方历史，正是如此，商人发展成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相比之下，中国的思想家真是聪明。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老百姓中间产生不了强大的力量来同政府相抗衡，经济上没有强大的民间力量；
　　（9）天朝大国理想，国际政治观念，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华文明要扩张到全世界。“同化”的确是历史事实。过去认为是中华文明有魅力，似乎千古不易，现在看来是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吸引力所致。不过，中国政治学强调的是文化，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是华夏，否则是夷狄。这样才形成中华文明圈和中国大家庭。
　　（10）忠孝观念，三纲五常，大学八目，都是一个道理，让人从小接受服从的观念，尊卑的观念，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了。这样一个社会稳定了，也不怎么发展。农业国家，一团和气。有吃有喝就够了，发展什么？追求奇装异服是不允许的，追求个性化是不允许的，发明“奇技淫巧”是要受惩罚的。蜜蜂和蚂蚁的世界是最有规则的，中国社会已经差不多发展到那个地步了。本来是不需要发展的。如果没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中国再有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变化的；
　　（11）等级制度，就是人际关系上的尊卑观念。春秋大义，名分制度。每个人在制度结构中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能有非分之想；
　　（12）守旧传统，祖宗法制不可变。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变化发展。只是根本的东西不变，原则不变，而且在不断加强。主要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清朝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体现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统治、行政监察、民族政策等几个方面。
　　这样的统治方式的确能够把一个国家统治得上下安定团结，政治运转顺利。但是有自身的问题，短的几十年，长的几百年，问题就暴露了，我们说是腐败。那也没什么，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来。改朝换代也可以纳入传统政治学，叫做“汤武革命，应天顺人”。这样的革命，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学里边的内容。
　　中国人觉得这一套已经够了，所以后人没有什么发展。就是这一套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政治学真的很伟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农业文明的时代，这一套确实够了，蛮不错的了。但是工业文明出现了，中华传统文明不能适应，传统的政治学这一套不行了。中国的政治学在变化，有新的东西进来，但也有旧的东西在起作用。传统政治学的潜在影响仍很大。这些年争议的一些东西多和传统有关。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传统就是集权，现在想分权，很难，没有这样的传统。又比如党政关系，也和传统有关，由家天下变成党天下，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天下是私产，是皇帝一家的还是一个党的，根本是一个道理。这些都不能证明传统政治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还要变化，还要发展。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大。过去是天朝大国思想，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情结。有人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的世纪。可是怎么能证明人类历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世界是河东还是河西？事实上以前是各自为政。以后融合是一个趋势，但也不能完全融合，主要的还是各自为政。现在新的世纪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年的时间来检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是历史的东西，无论如何伟大，也是过去的东西了。就像紫禁城里皇帝的宝座，是一件宝贝，但却不能再搬到人大会堂去继续使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是世界级遗产，但它是百家之一，可以作为今天借鉴古代思想的许多源泉之一，而不是唯一，这就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世纪。这个道理都弄不明白，那就太可笑了。即使中国真的在这些年里头能够在这方面给世界提供什么思想，也决不会是过去传统的那些东西，而是要出新的思想家，要在继承全人类的精神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出新的思想，中国要想在政治学上给世界做出贡献，就要出大思想家。目前看来不可能，没有这个土壤，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就是能长出，也不会那样速成。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性的，我们认为这话是一派胡言。中国古代的缠足太民族了，怎么成不了世界性？另一方面，世界性的就是好的？未必！艾滋病是世界性的了，你想要么？不要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有民族特点，就自欺欺人地认为有多了不起，不要认为把中国的东西推向世界就证明中国的东西好。别想那么多，那都是空想，现在是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这就行了。至于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老祖宗的还是来自“夷狄”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人费尽心机从传统思想中找什么解决当前世界环境污染问题的理论观点，找解决人际关系的理论观点，那都是瞎掰。中国传统思想那么好，何以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能有适合的政治学理论，它可能与传统政治学有联系，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我们觉得批判还是主要的。但更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学。
　　7、西方政治文化有哪些特点？
　　基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总体特点是什么？与东方文化相比较，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基于性恶论之上的法治主义。西方近现代文化承继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依据这一宗教文化，人的天性过去就从来没有好过，将来也恐怕不能指望它会有什么好转。每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这势必造成社会的矛盾与混乱，避免这种矛盾与混乱、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协调公私关系的机制就在于立法。人性为恶，立法方使之为善。因此，道德说教和“善良意志”从来也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依据，只有法治才能使大家过上一种稳定和谐的共同生活。
　　（2）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怀疑主义。所谓的个人主义是指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和倾向，即把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和尺度。文艺复兴实际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近代以来，西方许多文化名人一再阐述“个人永远是目的，国家或政府始终是手段”的个人主义理念，这一理论必然导致对人性、对政府官员的权力以及对国家或政府的怀疑态度和戒备心理。在这种文化中，“清官明君”的思想较难形成气候。政治设计的立足点不是产生“好人政府”，而是从制度上防止“坏人”当政。
　　（3）基于相对主义之上的宽容精神。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被视为衡量和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与尺度，这也就是说，人们在价值判断方面，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自我的独立性和价值判断的个人性并不能成为强制别人服从的依据。因此，彼此不同的见解只有在相对宽容中寻求共同的认识。既然你有你的真理性，我有我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只有在相互宽容中平心静气地行事，寻找彼此的共同点。即所谓的“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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