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政治学研究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曾如是说。然而，由于历史和政治本身等的原因，这门“最重要的学术”在中国不仅历史短暂、命运多舛，而且似乎仍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
如果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需要“抓紧补课”算起到今年，恢复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正好刚处于而立之年。30年来，我们不仅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治学学科体系，而且也初步接续并发展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并开始立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特别是农民政治实践）“复制”西方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理论创新模式。客观地说，中国政治学在这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然而，正如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学如何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克服较为普遍的“西方化”倾向，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系统、分析框架乃至学派，甚至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仍将是中国政治学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较具体地说，如何对待本土化与科学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学科学化中不可避免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将是中国政治学科学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辑部协助下，于2009年3月29日主办了“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Roundtable: Science and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来自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奥尔德多米尼奥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田纳西大学、戴维森学院、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知名学者就“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学分析方法与中国地方政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和较为严肃的讨论。
众所周知，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定量研究”由于更能体现政治学科学化的精神而与“政治科学”的命运紧密勾连起来，并随着“行为主义革命”而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但道德—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治学者对标榜“价值无涉”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反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定性研究”的发展。然而，对中国政治学而言，无论我们是赞成政治学本土化还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我们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如果像钟扬那样在与本土化对立的意义上主张政治学的科学化，该问题就变成了：定性研究可否成为一门科学？）
Jon R. Taylor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争论称之为“永久的争论”，但是他仍认为，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而非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应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一种选择，应倡导一种（包括问题导向的研究和理论导向的研究在内的）混合方法的路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周旺通过分析美国政治学草创历史后指出：本土化的焦虑、学科不规范、没有研究方法和标准、缺乏实证精神，乃是中美政治学草创所共有的困境。但是，美国政治学的历史也表明：政治学的纯科学化未必是一种进步，相反可能是政治学的衰退，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学从公共生活中退却，而事实上介入公共生活恰恰是经济学、社会学在经历了多年的纯科学发展之后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中国政治学在引入量化方法的同时应始终保持对量化研究的清醒认识。不少论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当避免方法论“科学主义”霸权的倾向，注意“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路径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负面影响（美国戴维森学院Shelley Rigger和复旦大学郭定平）；西方政治科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并不存在同一化的西方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应该多样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均应受到重视（Bj?rn Alper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