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目前在国内很活跃的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参与我们的工作，其活动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他们活跃于实际工作的第一线，又属于草根组织，对问题有自己的视角。在我国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组织的专家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行动援助、零点公司、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工业联合会等等。
对于专家的职业身份和职称，因为缺乏有关数据不便进行清楚的分类，所以这里不能给出精确的统计。但归结起来，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通过专家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是我们开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中的一种尝试，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预测。我们试图通过专家提出的因素确定来提供一个讨论未来的可塑性框架。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专家的综合性意见来确定关键危机性因素，为国家中长期发展决策提供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所以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未来评估方法—紧紧依靠传统的资料、数据和方法，而是依靠课题组以外的专家，通过与专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来确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所有的风险因素都是建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基础上，因此在使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住：
——没有一个因素会决定中国2010年前的走势；
——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诸多因素的变化；
——这些因素在一定情况会相互加强，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因素在中国2010年前的变化还取决于中国2010年前社会和政府采取的有关政策及其效果，因此，我们需要跟踪中国2010年前的政府政策效果评估。
使用专家确定未来的关键不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常用的预测方法。1997年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or NIC)分别通过专家系统—与来自学术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来确认2010年2015年前全球的驱动因素和关键不确定因素，并提出著名的《2010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0: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注：NIC: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December 2000.）《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注：NIC: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December 2000.）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内外专家的帮助下，课题组确定了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并试图将它们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风险管理程序中去。这些因素中，有些将是持久发挥作用的，有些将会随着现行政策的实施而逐步减弱。
我们这次确认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周边关系、人事更替、全球化与外贸、金融风险、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差距（贫富、地区和城乡）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能源、民族冲突、治理危机、教育和人口素质问题、社会风气与信心危机、公共卫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相互交叉，形成一幅完整的2010年前中国面临挑战的局面，据此我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做出并确认一些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棘手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
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次调查与咨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没有得到更多专家的支持与合作，主要是由于专家通讯地址不正确或不完整以及由于经费和研究人员自身能力的限制。有的专家在样本名单上只列出了工作单位，还有的专家的通讯方式已经发生了变更。尽管研究人员进行了多种努力试图与专家进行联系，但截止报告撰写之前，仍尚未与个别专家取得联系。
——尽管一些专家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仍有部分专家不配合。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有个别的专家明确拒绝合作与咨询；尽管研究人员反复与之进行联系，但仍有少数专家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处于某些原因，使一些专家不能接受咨询，包括休假、出国、以及所在单位不允许接受外来调查等等；多数专家因为工作时间紧张，所以不能及时给予回复。研究人员采取了随时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时进行善意催促的策略，因而绝大多数此类专家到最后都能给出他们的回答；有少部分专家给出的回答并不完整，这里有课题研究设计本身的原因，也有研究人员和专家沟通不够的因素，但不能排除专家有敷衍应付的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需要吸取的教训。
除了专家咨询外，我们还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未来的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最近又有不少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兰德公司支持的Charles Wolf的《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还有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等。
3.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图2），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注：Ku-Hyun Jung,Anuchat Poungsomlee,Mochammad Maksum and Tae Kuu Park,Civil Society Response to Asia Crisis,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2003,p17.）全球化将发展中国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注：Ku-Hyun Jung,Anuchat Poungsomlee,Mochammad Maksum and Tae Kuu Park,Civil Society Response to Asia Crisis,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2003,p18.）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图2 对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判断
对于在2006年至2010年“是否”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问题，部分调查对象在回答时显得比较迟疑。类似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不能排除可能性”，“可能性极小”，“无法预测”之类比较模糊的回答并不少见，因而如果简单地用“是／否”的二分法来对答案进行归类的话，则有失偏颇，或者说，过于明确、简化的备选答案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个别调查对象表示，“可能性”一般是会存在的，只是“可能性”的“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将问题三的备选答案改成“不可能”，“可能性不大”，“一般”，“可能性很大”，“完全可能”五项，这样的话，一方面便于调查对象的回答，另一方面也可以搜集到更多的信息。
专家们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当然，金融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另外，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不过，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全面解决他们的社会安全网问题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前景。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人们对于危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重大危机的状态、程度、方式也是有着各自的理解。危机能否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SARS的经验要求我们在观察危机时要特别小心，即便是身临其境都不容易把握其趋势，更何况是那些可能发生在数年之后的不确定事件。但是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注：NIC,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00）（注：王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三个判断”，www.cei.gov.cn/expert/2003081801.htm）
从这次与专家合作来确定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我们认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在现有思维模式和就业战略模式下，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不太容易解开的结。“高失业率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运用，这样，经济增长就达不到其可能性生产便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会使贫困现象难以治愈”。（注：Pual Krugman,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U.S.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the third edition,Published by MIT Press,2000,pp22.）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持续上升，一直居高不下，现行创造就业岗位政策不能奏效，但又提不出新的有效对策。必须清楚地看到，沿着目前的政策取向走下去，扩大就业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寻求新的就业政策和战略，将是政府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五年计划，尤其要在战略上有明确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国内专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国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得越来越快：‘八五’期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9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在‘九五’期间，虽然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递增，但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这种趋势，很容易就能感觉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注：“把就业压力转变为发展动力”，www.cei.gov.on/expert/2003082804.htm）国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主要来自美国的兰德公司，“失业问题以及有时也引起的城市贫困和乡村贫困可能在未来10年中影响中国每年GDP增长的0.3-0.8个百分点，因为失业会造成降低要素生产率、造成低储蓄率和减少资本形成”。（注：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这个问题实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不仅劳动力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有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注：《人民日报》社论，2003年8月16日。）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表4），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入世后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三届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9月14日。第261页。）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劳动力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需要转移出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在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1000多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年龄较大，技能单一，再就业较为困难；（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三届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9月14日。第304页。）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还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等院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教育的机会，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极为不利，如果高校继续扩招，从目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要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仅靠调控运行的战术性措施已无济于事，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注：刘福垣：从战略上解决就业问题，2002年5月10日。）
表4 2000-2005年劳动力需求量预测
弹性系数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E=0.11 71220 74005 76479 78606 80971
E=0.13 71368 74417 77134 79477 81890
E=0.13 71517 74831 77796 80453 83003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三届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9月14日。第15页。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发展阶段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能根本消除的”。（注：姜长云：“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调查研究建议2003年7月2日。）但是，对于“三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尽管我国国民经济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晶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众性时间。这些事件大度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较妥善的处理。但是，也有些实践由于处理不当，各种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并逐步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性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注：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三期。）对于农民、农民工问题的最有利政策莫过于政府采取善治模式，三农问题的治理危机将会引发全面农村的危机，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各级基层政府，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城市与农民工有联系的基层政府作风的根本转变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危机最为关键。在三农问题上引发的危机将是治理危机。
金融问题，我国储蓄率高，资本形成顺利，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的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帐，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帐比列控制在5%才应当属于可管理水平，但是，我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
尽管有人侥幸中国在1997年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1997年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遭冲击的是人民币的国家固定汇率，而不是现行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
“在各种环境下，中国能够经历资金从银行撤出的惊慌—大规模资金流出，储蓄减少，以及资本形成的骤然减少等等。继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信誉滑坡将导致要素生产率降低0.3%，伴随每年股Shi增长率的降低和失业率上升，年均GDP将降低0.5-1.0%之间”。（注：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
贫富差距，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而且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从经济发展来说，我国过去创造经济发展的契机，但是从社会发展来说，我国的过去20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贫困的农民、无法就业的学生和失业的工人都将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贫困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会在社会秩序中得到反映。最近不断发生的企业家遭受伤害事件已经敲响社会不平等的警钟。被整体性抛入社会弱势群体的人群包括那些下岗失业职工以及面对明显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从数量上说，他们已经不在一亿人之下。通常解决社会不利群体的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公共项目、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即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转移，发达国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非营利部门、社会救助组织，等等，就在发挥类似的作用，他们存在的基础是政府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政府的社会发展政策中还不曾有这个的规划和计划，短期内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所以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地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将受到极大伤害，南非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基本原因是白人与黑人之间社会差距的持续拉大。这个曾经是非洲大最繁荣和安全的国家，现在社会不安全和艾滋病缠绕着，投资环境受到极大伤害。
生态与资源问题，以石油为例，我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我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Michel C.Oksenberg受美国太平洋政策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委托，领导的“未来中国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健康并限制增长率”。联合国认为未来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冲击将来自“区域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源的破坏”。另外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就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来说，它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的支持就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国内资源不能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我国的策略是什么？通过国际性治理得以实现？还是战争？这种方式在历史上都曾被应用过。
平心而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在朝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台湾居民对于大陆的认同程度的降低，而且使越来越低，这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信号，事实上它应当被看作为台湾走向独立的严重信号，在对台关系问上，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一系列推动台独的行动和言论也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台独势力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结果对于中国2010年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将当选，陈水扁如果继续当选，台湾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极大。未来台湾问题的走向是要看台湾的民意，如何影响台湾的民意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关键，这是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指标，也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没有台湾民意的支持，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我们对台政策的最大失误。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介入，换句话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不会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预，这就大大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大陆与台湾问题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问题，香港最近出现的问题，对于两岸的统一投下了阴影，这个影响不可低估。
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其1997年与2000年预测报告的比较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们1997年的预料，换句话说，2000年的状况表明，1997年他们对全球化影响的估计过低。世界贸易组织和信息技术传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最初预料的那样会体现在几个主要的产业上，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将通过其规则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
全球化治理的影响正在凸现，最近的朝鲜核武器问题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处理全球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作用将超出我们最初的预料，类似恐怖主义、全球犯罪、全球能源和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通过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
下列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增长速率如何？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断层和厄运是什么？一旦这些挑战、断层和厄运发生－个别发生或连锁反应，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经济成长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起军事现代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使美国获益还是受到伤害？
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也相互关联。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对于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态度的底线”。（注：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较高的外资直接投资率。但是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使外来直接投资骤然减少，这些变换的环境包括由于权力更替的导致的内部关系紧张，可能的内部金融危机，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以及中国不能履行WTO的承诺，或者外部关系紧张，包括在其他国家出现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如欧洲、印度、俄国，或其他地方。未来中国外来资金直接投资取决于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投资风险，退税政策等”。（注：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
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激起更深层次的矛盾。
国内治理危机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这是课题组在调查涉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治理危机包含的因素很多，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军政不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共产党高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清问题、党群关系问题、政府的形象问题、中央政府政策渠道不畅通问题、政府的法律权威下降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是一个自填问卷，专家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些因素，我们将其归结为治理危机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详细可见《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的善治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看来是需要淡化政府的责任，强调其他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责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一直居高不下，但实际上政府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落差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怨恨和不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府，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的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除了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也使专家们关注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官员的腐败导致人民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也从此失去理想。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注：陈新年：当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政策建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2002年8月。）
信心和诚信问题可能使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中国***和中国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显得势单力薄。人民缺乏信心将随时影响政府的政策效率和执政效果。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人概括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道德水平却走向滑坡。“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正在促使一部分人逐利、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联合国和兰德公司2003年以来相继发表报告，对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提出警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与泰国在10年以前的处境相同。联合国专家认为，除非中国采取有效措施，否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中国人将远远超过目前预计的1000万人，可能会高达3000万人，如果那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注：联合国：《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官员在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患艾滋病死亡的人往往是青壮年，他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抚养这些孩子的人不会把他们的教育问题当作首要问题，随着疾病的扩散，孤儿的数量会使社会无法承受。这些儿童成ren之后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谋生技巧，其结果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倒退。由于艾滋病南非经济呈处于崩溃的边缘。（注：India,China face AIDS catastrophe,www.CN*.com/2003/HEALTH/07/03/asia.aids/index.html）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七种情景分析，包括艾滋病成本的估计、艾滋病患者的生产效率估计、以及人均资本产出分析等等。最底线的估计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注：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对于未来的HIV流行作准确的预测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措施和效果、高危人群行为方式的改变（包括变好或变坏）等。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HIV感染着数量急剧增加。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专家和熟悉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国内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着数量到2010年有可能达到1000万”。（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国务院扶贫办：艾滋病防治与扶贫工作关系，2002年10月。）于发生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不同，艾滋病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就是艾滋病不仅给艾滋病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国务院扶贫办：艾滋病防治与扶贫工作关系，2002年10月。）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和中国公共卫生危机的冰山一角。
五、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2015年全球趋势：围绕未来与非政府专家对话》估计2015年前中国的发展充满得艰难和不确定。要求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又要保持现有政治体系不变会使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充满压力和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到其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生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广泛需求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面结构性变革将产生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和类型，这些混乱将加剧已经广泛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在许多专家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将挑战美国及其盟国：一是一个虚弱和***的中国，或者一个崛起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挑战周边的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情景使专家们更愿意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力量，经济保持增长和内部问题稳定。”（注：NIC,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2000.）
Charles Wolf在其《中国经济的断层线》中指出：“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厄运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厄运可以分成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城乡失业、贫困和腐败）、部门性的（如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水资源和污染以及能源）、金融（国内金融危机和外来直接投资的萎缩）、安全性的（台海军事紧张和冲突以及亚洲其他周边关系紧张等）”。（注：Charles Wolf: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RAND,2003.）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20年终已经经历了这些厄运中的五个：失业、腐败、水资源问题、艾滋病和金融脆弱等等，但是，中国依然保持了其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所以评估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需要确定：这些因素是否会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影响？他们如何才会产生影响？中国最近也经历了国际社会曾经担心的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美伊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石油价格波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像原先预想的那么严重。剩下的两个国际上担心的因素：外国直接投资的萎缩和台海军事冲突，这是不曾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
注：
1，本研究问卷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崇林同志执行的。陈崇林同志还对数据进行了初步计算和分析。
2，NIC: 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 December 2000.
3，NIC: global Trends 2015：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 December 2000.
4，á 需要注意的是，EXCEL不能给出列联检验的结果，因而这里不便对专家类别和问题一答案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检验。而我们认为，因为样本较小，所以统计的结果很可能会不显著。但根据调查对象人数较多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来看，专家身份和其所关注的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相关性的。
5，á 对于在2006年至2010年“是否”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问题，部分调查对象在回答时显得比较迟疑。类似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不能排除可能性”，“可能性极小”，“无法预测”之类比较模糊的回答并不少见，因而如果简单地用“是/否”的二分法来对答案进行归类的话，则有失偏颇，或者说，过于明确、简化的备选答案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个别调查对象表示，“可能性”一般是会存在的，只是“可能性”的“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将问题三的备选答案改成“不可能”，“可能性不大”，“一般”，“可能性很大”，“完全可能”五项，这样的话，一方面便于调查对象的回答，另一方面也可以搜集到更多的信息。
6，Ku-Hyun Jung, Anuchat Poungsomlee, Mochammad Maksum and Tae Kuu Park, Civil Society Response to Asia Crisis,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2003，p17.
7，Ku-Hyun Jung, Anuchat Poungsomlee, Mochammad Maksum and Tae Kuu Park, Civil Society Response to Asia Crisis,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2003,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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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IC, 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2000
9，王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三个判断”，www.cei.gov.cn/expert/2003081801.htm
10，Pual Krugma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U.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the third edition, Published by MIT Press, 2000, pp22.
11，“把就业压力转变为发展动力”，www.cei.gov.cn/expert/2003082804.htm
12，Charles Wolf: 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
13，《人民日报》社论，2003年8月16日。
14，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三届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9月14日。第261页。
15，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三届中青年干部经济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9月14日。第304页。
16，刘福垣：从战略上解决就业问题，2002年5月10日。
17，姜长云：“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调查研究建议 2003 年7月2日。
18，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三期。
19，Charles Wolf: 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
20，Charles Wolf: 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
21，Charles Wolf: 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
22，陈新年：当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政策建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2002年8月。
23，联合国：《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
24，India, China face AIDS catastrophe, www.CN*.com/2003/HEALTH/07/03/asia.aids/index.html
25，Charles Wolf: 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
26，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国务院扶贫办：艾滋病防治与扶贫工作关系，2002年10月。
27，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国务院扶贫办：艾滋病防治与扶贫工作关系，2002年10月。
28，NIC, Global Trends 2015: A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with Nongovernmental Experts, 2000.
29，Charles Wolf: Fault Lines in China’s Economic Terrain, RAND, 2003.
30，《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