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亚洲式民主”，是指：由于亚洲的文化条件不同于西方，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建立起反映此地区价值观念的政治体系，亦即强调和谐、一致、稳定和服从等价值，同时强调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贬抑竞争；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许多公民自由权，如言论、*会、自由参选等自由，必须受到限制，必要时政府也会介入个人生活；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一党优势的政治体制，依靠国家机器维护政府权威。[40]“亚洲式民主”特征最明显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其他如朴正熙、卢泰愚执政时的韩国、蒋氏父子主政的台湾，也带有“亚洲式民主”的影子。
在内涵上，“亚洲式民主”不具备程式民主(民主的最低定义)的“最低限度的核心要求”：竞争和参与。竞争和参与是程式民主的两个基本维度，体现在政治体系上就是：制度化的竞争性选举；政治自由(公民自由)；政府的定期更换。[41]在民主社会，决策者(特别是最高决策者)必须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威才有合法性。“贬抑竞争”会导致质疑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引起示*、抗议等冲突，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紊乱；“限制公民自由权”则会损害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运转的公平基础。因此，“亚洲式民主”并不是“亚洲版”的****模式，它和“软威权”概念一样，是用来特指那些有一定的自由度、定期的选举但“尚未向民主过渡的政权”，[42]随著民主化的进行，最终它将过渡到现代****政体。
但是，“亚洲式民主”概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所涉及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政体(如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实际上是“半民主、半威权”(semidemocracy and semiauthoritarianism)的，[43]因此，它的提出，肯定了东亚地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出现的****成分。同时，也提醒学者，东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对民主化有著深厚的影响，研究东亚民主化，除了经济取向和政治取向之外，必须十分重视文化取向。韩国学者注意到了这点，他们指出，在韩国，“民主是从这样的价值土壤(指****理念)中成长起来的，但民主的长期发展却需要某种混合土壤，这种土壤包含了看似矛盾的儒家思想价值和自由理念价值”。[44]换句话说，在东亚“民主巩固”时期，需要本土文化积极介入，完成将本土文化传统与****价值有机结合的艰巨任务。
[1]世界银行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2]宣言的基本内容是：迅速改宪，实行直接选举总统制；释放政治犯；扩大和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只要不妨害国家安全，一切言论自由；实施地方自治；推行对话政治；消除流言蜚语，进行社会净化。参见 James Cotton，Korea Under Roh Tae-woo：Democratisation，Northen Policy，and Inter-Korea Relations(St Leonards：Allen & Unwin Pty Ltd.，1993)，317-321.
[3]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页202-260。
[4]许庆复：《迈向21世纪的台湾》(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31。
[5]卓南生：《汉城20年风云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页94。
[6]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No.1(1959)：69-105.
[7]亨廷顿：《第三波》，页82。
[8]Larry Diamond，“Universal Democracy？”，Policy Review119(2003)：3-25.
[9]华世平：《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104。
[10]隅谷三幸男等著，汪慕恒等译：《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的典例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页359。
[11]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专业技术、管理、佐理、买卖等非体力性行业的人口群体。台湾经济发展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小企业逐渐成为台湾工业组织的主体，支撑了台湾经济的增长。中小企业的壮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参见Joseph Wong，“Dynamic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No.27(2001)：339-362.
[12]这些标准是：(1)家庭收入是法定最低收入的2.5倍；(2)拥有独立的住所，或者缴纳一笔押金后租房居住；(3)有一份全职工作或拥有自己的公司；(4)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上的教育。
[13]Wonmo Dong，“The Democratization of South Korea：What Role Does the Middle Class Play？”，Korea Observer XXII，No. 2(1991)：259.
[14]Choi Sang-yong，“Asian Democracy and South Korea's Experience”(Autumn 1999)，http：//www.kf.or.kr/KoreaFocus/focus_detail.asp？no=81&title=VOL0705&category=ess.
[15]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著，韦民译：《亚洲人会思考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页96。
[16]《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C项规定，“本法中任何规定，在人权方面都不能与美国的利益相抵触，特别是有关大约一千八百万台湾居民的人权方面。本法案特重申维护与提高台湾所有人民的人权，为美国的目标”，这条规定是经过彭明敏等“台独”分子积极游说后，由亲“台独”的美国议员加上的。参见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页154。
[17]据郝柏村披露，“美国的压力当然是有，比方美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他要求我们要解除戒严……”郝柏村：《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页334。
[18]何卓恩：《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页141－142。
[19]“要塞民族主义”是学术界用以描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统治者政治意识的理论：韩国统治者强调，由于面临外部威胁和民族***，韩国社会是一个随时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只有绝对效忠(威权)政府和领导，韩国人才能生存。参见Becky Shelley，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5)，56.
[20]Hooshang Amirahmadi，“Development Paradigms at a Crossroad and the South Korean Experie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9，No. 2(1989：182).
[21]James C. F. Wang，Comparative Asian Politics：Power，Policy，and Change(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94)，121.
[22]台湾岛内有人认为，不设置“大陆代表”是民进党人力争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据马英九(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兼蒋经国英文秘书)回忆，早在 1987年11月，蒋经国就作出决定，“+++国宪法，就是+++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了。”(“法统在法不在人”的观点)。也就是说，是蒋经国以他的权威和独断性格否决了设置“大陆代表”的建议。参见马英九：(中国国民党第16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59次会议专题报告：蒋经国时代的启示-一个经国先生晚年部属的追忆)，中国国民党全球资讯网，http：//www.kmt.org.tw/。
[23]台湾”宪政困境”是指：在实现中国统一之前，“国会”不全面改选是“违宪”的，因为定期选举是****政体的最基本特征；但是，“国会”全面改选也是“违宪”的，因为，“+++国的国会议员『依照』宪法”，必须在整个“+++国”范围内选出，不能只在台湾选出。不坚持“一个中国”而坚持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就会始终无解，无论台湾如何频繁地“修宪”，都摆脱不了“违宪”的宿命。参见林震：《中国台湾和韩国民主化进程--一项批判性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页231-232。
[24]李炳南、蓝莉涵：《台湾”宪改”内容的回顾》，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编：《台湾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06)。
[25]包淳亮：《台湾”修宪”对两岸关系发展之启示》，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编：《台湾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06)。
[26]Lien Chan，“PACIFYING THE PAST：As it heals an old wound，Taipei should beware new injuries”，Asiaweek，Mar 11，1997.
[27]陈婉真等“立委”对此表示反对，要求“比照纳粹战犯终身追究的判例，公平审判”。 参见《“立法院”公报》，82卷40期，页3。
[28]《“立法院”公报》，75卷85期，页24。
[29]全政权诞生前后，共有一万余名韩人被送进“三清教育队”，强迫从事铺路、修路等重体力工作，其中有50人死亡。
[30]大韩民国国会：《国会本会议实录》(韩文)，Vol. 148-149(1990)，页67。
[31]大韩民国国会：《国会本会议实录》，页55。
[32]亨廷顿：《第三波》，页154。
[33]亨廷顿：《第三波》，页51。
[34]拉里·戴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398。
[35]基尔摩·奥唐奈：《论委任制民主》，载于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页53-58。
[36]亨廷顿：《第三波》，页181。
[37]Jae Joung Kim，“Game Theory，Democracy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cy in Korea，1987”，Korea Observer xxiii，No. 4(1992)：223-243.
[38]亨廷顿：《第三波》，页50。
[39]Juan J. 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Journal of Democracy Winter(1990)：51-69.
[40]吴辉：《“亚洲式民主”：功能及其限度》，《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2期，页45－50。
[41]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Wiarda)主编，榕远译：《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1。
[42]Steven J. Hood，“The Myth of Asian-Style Democracy”，Asian Survey XXXVIII，NO. 9(1998)：853-866.
[43]Clark D. Neher，“Asian Style Democracy”，Asian Survey XXXIV，NO. 11(1994)：949-961.
[44]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Asian Survey XXXVII，NO. 12(1997)：1119-1134.
[45]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页105。
[46]Dankwart A. Rustow，“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in Lisa Anderson，ed.，Transitions to Democrac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26.
[47]“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一般会产生三类问题：转型问题、情境问题和体制问题。情境问题产生于该社会的性质及经济、文化和历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包括叛乱、社会冲突、社会经济不平等、低经济增长率等。参见亨廷顿：《第三波》，页262-263。
[48]戴蒙德将****政体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有独立的、立场中立的司法体系，以确保有活力的法治；有充分的个人自由(诸如信仰、言论、出版、结社、*会等自由)；强有力地保护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权利；有多元的公民社会，以提供公民除了选举之外可以参与、表达利益和价值的多元管道；由文官掌控军队。参见 Larry Diamond，“Universal Democracy？”，Policy Review 119(2003)：3-25.
[49]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页10。作者: kobegasol 时间: 2012-3-6 19:06
谢谢楼主 收藏了作者: 正海伦 时间: 2016-11-1 06:58
不错，说得好，大家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