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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路曲：论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打印本页]

作者: 入主中原 时间: 2011-11-28 16:46
标题: 李路曲：论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 李路曲

[内容提要]本文沿着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变迁的基本路径，对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配置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和卡特尔型政党的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党的中央、基层组织和党的公职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阐明了权力转移过程和党的公职部分取得优势地位的原因，与此相关的是党的中央和基层组织从群众型政党时期在党内居统治地位到边缘化的过程。
[关键词]组织形态权力结构精英政党群众政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

一、精英型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作为政党最初形态的精英型政党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美等国的议会中，由于是仅限于议员的派别组织，所以，从内部结构来看，这种政党只有党的公职部分而没有党的中央和基层组织。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首先是在地方层面上进而也在中央层面扩展了追随者，尽管人数还很少，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很松散，但已经形成了由党的中央、基层组织和公职部分组成的内部结构。
这种变化的基本路径是：在地方层面上，由社会分化引起的利益和观点的差异引发了地方精英的分化，他们在一个地区或选区中为竞争议席而不得不组建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国家层面上，最初自然是在国会中，对立的利益和观点日益常规化，而一些议员发现相互之间经常有共同的观点，因而逐渐组织起来以协调和促进自己的要求。当这两种原型组织开始相互接触和碰撞时，即随着地方政治势力对国家议席的竞争加剧，它们与议会中的相应的议员或组织就会进行合作和协调，以与其它的地方组织和议会中的其它派别进行竞争，以改变议会和地方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这就导致了现代政党组织的形成。这种精英型政党有三个特点：
第一，党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低。19世纪中期以前，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公民的选举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对议员资格的限制更为严格，政治参与有限，因而党的组织规模很小，也没有忠诚的党员，所以这种精英型政党的国会议员，不仅是选区的代表，自然也成为党的领袖，至少是领袖的代理人，实际上也是党的最早的公职人员。不过他们只是一个松散组织的召集人，因为当时党的“基层组织”只是在选举时才被临时召集起来，目的只是选举，选举之后就消失了。可以说这类政党没有常设的基层组织，没有固定的党员和制度化的运作，党的成员或支持者之间的“组织关系”实际上与私人之间的网络和庇护关系相比没有本质性的区别①。
第二，党的基层部分和公职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保持着一种私人化而非制度化的关系。当然，政党的地方组织和公职部分并不简单的是同一部分人，它们的连结点是在选区层面上，通过组织选举和推举候选人而在选举时相互联系并日益发展成经常性的带有组织特征的关系。它是一种小的私人性的政治核心组织，具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形态，同时又具有能够把他们的代理人选进议会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力②。因此，这种精英型政党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私人性和现代政治的结合。
第三，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党的内部结构或权力关系的特点。党的公职部分与党的地方组织在地方层面上、也就是在选区层面上的结合使这两部分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而较为发达，而党的中央极为弱势。实际上这时还没有具有独立形态的中央，即使在19世纪中期党的中央初步形成时，也是依附于党的公职部分，其组织选举的功能也主要是由议会中的议员组织发挥的。这时还从未出现过像后来群众型政党那样独立而发挥真正领导作用的“中央”。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公职成员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或者说依靠自己在地方上的人脉，也就是地方的支持者，因而党的组织实际上也就是公职成员的私人组织，这就使他们不依赖于党中央的资源，因而也就不需要建立专门的中央机构。尽管后来也建立了某种中央办公机构以协调他们在议会中的活动，但那只是一个完全服从于党的公职成员的服务性机构，而不是像以后的党的中央那样可以限制和指导党的议会党团。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组织”是由名士们主导的，都是有能力和财富的人，也不依赖于党的中央和公职部分，因而也有较大的独立性。由于他们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选举，因而他们与党的公职部分有着一定的相互依赖性，但并不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

二、群众型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在群众型政党出现以后，党的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群众型政党产生于19世纪末的西欧。早在19世纪中期，甚至在选举权扩大之前，某些有助于群众型政党生成的环境已经开始形成了。政府作用的扩大和政府的概念和责任延伸到议会③，增加了人们对政党公职部分的期望和信心，增加了对它的依赖和向心力。这种情况的出现，加之社会有机联系的增强，不可避免地使过去各地相互独立的选举开始有了相关性，因而也就有了全国性，这就激发了超越基层和地方范围而促使政党在更大或全国性范围内进行交流和协调的动力。在此推动下，以个人人脉为基础的小选区的重要性下降了，政党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不再完全依赖于少数的名士和选区，开始吸收更多的人参与选举，这导致了精英型政党内部力量向更有利于公职部分而不利于基层部分的方向转移。不过，只要选举参与仍然维持在一个狭隘的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即选民资格仍有较大的财产限制并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庇护关系和其它个人化关系而被动员起来参与选举的，那么精英型政党的公职部分和基层部分在人事上、利益上和等级上就仍然是混淆的，谁处于支配地位也就难以断定。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选民从数千人扩大到数十万人，人数本身就成为一种很有价值的政治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以个人人脉为基础的“组织”的作用消失了，而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化组织把这种选举资源集中起来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这时，由于潜在的政治资源和力量是存在于众多的支持者而不再仅仅是少数精英之中，例如存在于工人阶级和天主教基要主义组织之中，所以精英型政党及其狭隘的社会基础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要求了。
这时一些政党的发展路径是：在地方层面上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在党内和党外的代表性和力量也逐步增强；还有一些从地方发展起来的政党最初并没有自己的公职部分，因为它们过去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由于群众资源具有了空前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原有的从议会中产生的政党，还是后来从地方选区发展起来的政党，无论它们有无当选的国会议员，其基本任务除了周期性地动员支持者进行选举外，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建立制度化而庞大的组织，先是争取投票权，然后是尽可能多地争取选民和相关资源。尽管通过选举进入国家政权仍然是重要的目标，但已经不是唯一的目标，通过大规模的党的群众组织向执政者施加压力也是重要的参与手段。正是由于选票等资源的积聚已经主要不是来自于少数精英，而是来自于普通群众，所以，必须通过建立具有实质性作用的党的基层组织来积聚和整合这种资源。进而，随着这些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利益表达越来越大或“国家化”，就推动了它们超越选区而建立协调机制，即建立党的中央机构。同时，由于选举动员与像提供基本的福利服务这样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这又促使党扩展自己的功能并建立与之相关的附属组织④，这又使党中央的作用更为丰富而不可或缺。
设立党的中央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各基层组织和各选区的活动，并进一步建立和扩展基层组织；指导和协调参与到政治和选举活动中的像教会和工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活动，为其活动提供保护伞。党的中央一经建立，就与群众党员和支持者具有了一种共生关系。这表现在，党的中央为基层组织的扩展提供方便，协调它们的活动，而党的基层组织为中央提供其生存和运作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因此，像任何共生关系一样，很难说中央和基层哪一个居于支配地位。在群众型政党的正式结构和概念中，党中央被看成是基层组织的代表。由于其主要领导人是作为群众党员的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所以有人认为他们是受党的基层组织支配的；党中央的领导人是被全体党员授权来治理全党，由此也可以推定他们是为基层制定规则并提供指导。这就是说，尽管党的中央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已经具有全国性并得到基层组织的授权，基层组织只有通过中央才能进行政治参与，但党的中央仍然承认它的政策和实践是受基层组织决定的，是全体党员意愿的反映。当然，实际上中央的决定并不总是受基层组织或党员代表大会的制约。
尽管群众型政党的中央和基层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权力结构有点含糊不清，但在组织结构上这两部分之间却有明确的界限，不再像精英型政党那样难以区分。此外，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是全职的，而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却完全是由临时性的志愿者组成的；在中央工作的人是领薪水的，而基层领导只有一些临时性的补贴⑤。
群众型政党的基层组织和中央与党的公职部分也同样是有明显界限的。这时的党的基层组织已经不再是由几个人组成的非常规的党的委员会，而是发展成有数百或数千正式党员的组织。同时，议员也不再被看作是党的精英或核心，而被看作是党的一部分，议会党团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尽管它可能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基层组织。它要明确地服从于“党组织”或中央。在精英型政党中，党组织是达到少数公职成员或核心成员个人目标的工具，而在群众型政党中，党的公职部分是党组织的工具，群众型政党的中央的功能之一就是代表基层组织监督和和指导党的公职部分的活动。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群众型政党中议员是党的工具的涵义与精英型政党中议员是一个公共角色的涵义之间的差异。尽管精英型政党代表的是特殊群体的利益，但它却总是声称自己代表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其担任公职的党员声称他们是代表选区中所有人的利益的。精英型政党的这种意识形态与它是以担任公共角色的“党的公职部分”为主相吻合的，因为“公职”本不应是代表特殊群体利益的，否则就失去了合法性。不过，在精英型政党时期，社会的横向***并不明显，这也是它们总是声称自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一个客观因素。而群众型政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表明自己只是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代表，或者说它只是代表社会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每个出任公职的成员都要同时对两个组织负责，即党组织和全体人民；受两套激励或限制因素的影响，即希望保持和增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的思想与行为和希望赢得全体选民和选举胜利的需求的影响；受两种合法性来源的影响，即作为党的代理人和作为公众的受托人的合法性的影响。简言之，群众型政党的公职成员具有双重身份，作为党的代理人他们是党的工具，而党只代表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公职成员他们应服务于全社会，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比例代表制的引入部分地调和了这一矛盾，即每个选区按得票的比例确定各政党当选议员的人数，通过组成选区的议会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整个选区的利益，而不再是由个别议员来代表自己的政党和阶级，这就使对党和对选区或整个“国家”的忠诚部分地达成了一致。由此看来，精英型政党的“全民性”的社会基础比群众型政党的“阶级性”的社会基础更为狭隘。
随着群众型政党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先是在经验上而不是从理论上看到了群众型政党三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的明显差异：它们分别由不同的人所组成；受不同的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党内和党外激励因素的影响；其组织过程是由党的附属组织不断提供组织资源以补充党的基层支部，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进行领导；并由党的基层或中央推举出参加各级议员竞选的候选人。同时，它也依赖于在党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种特有的平衡，以维持自己的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在群众型政党的初期，由于各种不同的激励和需要，党的中央可能居支配地位，控制着资源，而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否是基层组织的代理人；在群众型政党的鼎盛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此后，由于公职部分逐步获得了掌握政府资源的能力，因而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和支配性，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组织结构和力量配置。
像精英型政党一样，群众型政党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中，由于能够有效地控制选举和抑制竞争，所以它更可能是借助压制而不是合作的方式来对待政治参与的要求。这种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党的结构，其主要特征是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公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央的控制，基层组织在党内处于从属地位。与此相反，在工会早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国家中，例如英国，在工人阶级取得选举权之后，工会通常成为党的组织基础。党与工会这种组织上合作的后果是以工会会员集体进入政党的党员在党内占据多数地位，他们往往代表工会的利益，而不是作为个人党员服从党的组织。这既可能由于党的中央在人数上被工会控制和依赖工会给予经费上的支持而导致党的基层组织的衰弱，因为工会已经取代了原本是基层组织的功能，也会削弱党中央要求党的议员效忠的能力和合法性，这些议员更为依赖工会或工会的选票，这最终会使党的公职部分更加独立于党的组织，或者说使党的中央从属于党的公职部分。
从议会内生成的精英型政党向群众型政党的演变及其内部的权力转移和从议会外发展起来的典型的群众型政党的发展路径及其内部权力转移的路径有所不同。议会内生成的精英型政党转变的路径是，党的领袖或公职部分在需要动员群众的选举支持使自己获得来自大量选民的越来越不可或缺的竞选资源的同时，又不愿放弃它从前享有的自主性，不想使自己受制于基层组织。他们积极参与甚至主导了基层组织和中央机构的组建和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党内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党的公职部分一直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议会外发展起来的群众型政党的典型的发展路径是先有党的中央，进而组建基层组织，再最大限度地争取公职。这显然与议会内生成的精英型政党是由党的公职部分建立党的中央，再创建党的基层组织是不同的。由于转变路径的不同，其党内的权力转移也就有所不同。议会内模式最初是由党的公职部分居主导地位，而议会外的模式是由党的中央居主导地位。但是基层组织一旦形成，或者说一旦形成群众规模，它自然会产生一种群众型政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原则，从而要求党的公职成员对党的基层成员负责，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党的中央。其结果是，尽管议会内模式的党的公职成员仍然在党内居支配地位，但这种统治地位会不断地被削弱，而议会外模式的党的中央的权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得到加强。

三、全方位和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推动群众型政党兴起的重要因素，到了群众型政党的成熟期，它又成为推动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演化的一个因素。在西欧，群众型政党是一种具有阶级性和排他性的亚文化群政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支撑精英型政党的贵族上层阶级和支撑群众型政党的传统的阶级分野及其排斥性瓦解了；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福利国家的建成，也使群众型政党以往的斗争目标和斗争方式失去了动力和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变迁不但从外部瓦解了群众型政党的社会基础，而且引发了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这表现在，由社会变迁导致的传统的上层阶级的失宠和阶级分野的弱化，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把政党的领袖看成是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人物已经不那么合适了，普通党员或支持者也不再愿意盲从于党的领袖；政党领袖像其它社会组织的领袖一样，其领导地位越来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满足追随者的需要，追随者也越来越有能力和意愿表达自己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党中央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和越来越具有独立的利益和力量，在政党之外给公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参与和进入政府的管道，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党的基层组织向上输送领导人或组织选举的某些功能，因而也就削弱了党的公职部分对基层的依赖以及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削弱了基层组织的地位。这就压迫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向有利于党的公职部分的倾斜。与此相适应，其结果是导致了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⑥。
无论是公职部分与中央的关系还是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的变化所引发的党内的权力转移都是沿着增加公职部分的发言权或权力这一方向而变化的。一旦看到可以通过选举而对政府施加重要影响或进入政府，政党的领袖们就会想方设法使自己赢得选举。这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票，他们往往不是根据党的要求和利益而是根据最大多数选民的要求来制定政策和纲领，并且，党的基层组织不再是选举时唯一依靠的对象，其他各种更为灵活和方便的选举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导致党的基层组织由于重要性下降而指控党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党的原则，从而加剧党的中央和公职部分与基层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为了取得执政地位，党就必须做出改变。英国工党在1990年代中期对党的路线所做的重大调整是它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后重新上台执政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制定全方位的政策和全方位的争取选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政党变化的主要趋势，这一趋势的后果不可避免地是党的公职部分在党内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处于支配地位。
有人认为，现代西欧有一些政党已经有超越这一阶段的趋势，正在进入卡特尔型政党阶段⑦。卡特尔政党是一种党的公职部分具有特权地位、尤其是这种地位的确立不依赖于党的其它部分的支持，而是依赖与国家的密切联系。
政党内部这种新的权力配置模式形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党的财源和分配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与国家补助金的出现和分配有关。自1960年代开始西欧少数国家开始发放政党补贴，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均以各种方式和管道对政党进行补贴。在大多数国家中，国家的补贴首先是分配给政党的议会党团，后来扩大到党的中央。从国家补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补贴或预算分配是向党的公职部分倾斜的。最初，国家只是给政党的议会党团提供补贴，即使是现在，也是党的议会党团继续分享大部分的补贴，并且只有国会享有最终决定获得多少和如何使用国家补贴的权力，而国会是由各党的议会党团组成的，因此，它们实际上掌握了国家补贴的分配权，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日益增加的国家补贴是党的公职人员掌握党内优势的关键性因素。即使国家补贴也部分地用于党的中央和基层，但由于它们得到多少要由议会来决定，并且其使用的目的也主要是选举和争取选民，因而它们还是受制于党的公职部分。
政党的公职部分逐渐执掌党内大权的第二个原因，部分地也是使用国家补贴的后果，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在政党组织内部党的工作人员的流动和配置发生了明显的向有利于公职部分的倾斜。就党的全职工作人员而言，各国的共同趋势是党的议会党团雇佣的人数已经超过党的中央所雇佣的人数。实际上，政党之间可比的数字就是全职人员，临时人员是很难计算在内的。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议会党团雇佣的全职人员占党的工作人员总数的25％以上，到1980年代后期这一数字则高于50％。这些数字说明党的工作人员或主要组织资源的配置发生了向有利于党的公职部分的转移。
政党公职部分占优势的第三个原因是西欧一些主要政党近些年来已经长期执政或参政，并且绝大多数政党已经把占据公职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换言之，在西欧各国中几乎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反对党，至多存在着那种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没有进入政府的政党，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政党是那种或多或少地处于政治边缘的政党，是代表极右或极左势力的小党，是少数民族的地区主义政党，这些政党的作用都不大。主流的政党，包括有大量成员的绿党，近年来已经联合控制了议会和政府的公职，这是欧美现代政党制度的一种重大转变。
党的公职部分和中央之间的过去的那种权力和利益冲突已经越来越少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公职部分已经越来越多地替代和发挥着原本是中央的作用，因而它在党内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反，党中央的作用越来越小。党的议会党团所掌握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如工作人员和金钱，相对于中央都已经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与过去相比，现在议会党团的领袖们已经在协调和负责党的事务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党中央的地位已经很明显地不如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时期那么重要。由于党的中央渐趋于从属地位，因而与党的公职部分的冲突也就减弱了。尽管这种趋势不是反映了所有的情况，但也足以说明党的公职部分比以往更多地控制着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都反映了现代政党组织变迁的总的趋势。

四、欧美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转移的原因⑧

欧美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选举体制本身的变化和与选举体制相关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变化。实际上，随着工业化和社会变迁而日益扩展的公民权一直是被用来解释政党变迁的重要因素。在欧洲，现代政党之所以要拥有一个正式和庞大的组织通常被归因于选举权的扩展，党的官僚机构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需要把数以十万计而不是百计的选民组织起来并与之进行交流，而群众性组织有助于党对选民及其相关资源的吸纳，这些都是与选举权的扩展或选举体制的变化相伴而发生的。在选举法上的其它变化，像选举规则的修改，包括选民门槛的降低和选区的扩大，允许或不允许党内进行竞选和有选择的投票等都可能导致党内权力关系和组织关系发生变化⑨。在某些情况下，宪法、政党法或其它相关法律甚至会直接导致政党的变化，例如对政党的公共补贴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政党的结构、党内和党外关系。
二是传媒的变化。为了适应传媒的变化，政党自身必须做出调整。在过去，政党对某些出版业的介入甚至控制使政党的领导层可以与众多的党员和支持者进行交流，并使其不能像独立的出版者那样对党的领导层提出批评；另一方面，政党办出版业也加强了出版者在党内的重要性，因为要传播领袖的声音，就必须使出版者与党的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或者成为党的领导层中的一员。同时，由于它们成为党的专门的工具和组织，所以这实际上是强化了党的官僚和基层组织的地位，而不是党的公职部分的地位。然而，广播、尤其是电视和网络中心地位的普及改变了这一状况。电视和网络允许党的中央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担任公职的人进行演播，他们的演播已经被看成是与公众进行直接交流的最有个性和吸引力的有价值的政治新闻。在欧美，政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传媒进行直接的参与或控制，因而这种新的交流方式与其它选举活动一样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于党的公职部分的工作的职业化，这些都推动政党内部的权力配置发生向公职部分的转移。
三是公共补贴的产生和增加。在提供公共补贴之前，许多政党的财政几乎完全来自于党费和捐赠，提供者借此购买影响党和政府政策或向上升迁的通道，而失去这一财政来源会给党的运作和官僚升迁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这种支持提供了他们的竞选费用和薪水。国家补贴不但使政党减少了对外部利益集团的依赖，而且也减少了对自己的草根成员的依赖，这使党的群众性组织对党的其它部分的价值降低了，因而那些在党的群众性组织中控制党的办公系统的干部的地位和影响也下降了。
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上群众型政党是以特定或***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它是以阶级、宗教和种族等为组织边界的，这种结构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可逾越性，很难在它们之间进行交流，因而一个政党的建立并聚集其支持者的行动实际上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现实的明确化和强化。然而，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的消融和中产阶级的突起，由于受到日益普及的高等教育和大众传媒、大众消费带来的文化趋同化的影响，传统的群众组织和政党的社会基础削弱了，政治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由这些基础条件变化所导致的群众组织凝聚力的削弱使党的意识形态不得不更为超脱和兼容化，也要求党的领导人具有这种兼容性。这一变化使得党的领袖没有必要依靠党员群众，而要面向更为宽广的全社会支持者，即党的领袖不得不寻找和依靠一种更为安全的资源通道。
概括说来，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大众的政治参与能力，信息的迅捷使政治表达更加通畅，福利的提高也使公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些都使选民可以更多地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而对政党组织的依赖大为减少，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传统的群众型政党所赋予自己的普通党员的那种相对消极的角色⑩。随着党员不再被动地追随党的领袖，那些地位根植于众多党员和基层组织基础上的党的中央的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此外，随着党的组织结构的简化，过去那种与党的外围组织的联系也就减弱了，与此相反的是党的全民性认同和功能被开发出来并逐步增强，这同时意味着政党认同及其功能衰弱了。但是由于政党的认同过去不仅是起到一种使党从挫折中重生的缓震器的作用，而且也是一种对其成员的一种回报，而这种变化使这两种功能都减弱了，因此这也就必然会削弱党的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地位。
政党的卡特尔化是党的公职部分确立其优势地位的动力、路径和体制，它与国家的融和进一步推动了党的公职部分优势地位的确立。首先，政党对国家补贴依赖的日益增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促进其公职部分优势化和国家化的过程。其次，随着政治本身的日益职业化，随着各政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差别的褪色，以及共同分享政府权力，使各主流政党的领导层有形成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趋势，他们发现与其它党的同行达成妥协要比与本党的基层组织达成妥协更为容易。现在的情况是，在一个政党内部的两个部分之间，只要有一个部分是公职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是较少的，与此相反，不同政党的公职部分则有着较多的共同性。不过，政党的这种国家化和趋同化弱化政党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本来是增加党的表达功能的重要前提，而表达功能的弱化会进一步削弱政党本身。

结论

在精英型政党中，政党的公职部分在党内很明显地居于统治地位，政党是以公职部分为中心形成的，基层组织和独立的中央还没有完全成型。在群众型政党中，党的基层组织和中央共同居于主导地位，尽管产生于议会中的政党和从地方发展起来的政党是有差别的，前者公职部分的作用较大，而后者较小，无论如何，其鼎盛时期更多的是党的中央处于统治地位。与这两种型式不同，全方位政党的本质是党内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冲突而处于转型之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党的中央。在这一阶段，党中央是基层控制党的公职部分的代理人，还是作为公职部分的代理人以指导基层组织或支持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在卡特尔型政党中，党的公职部分已经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由此看来，全方位型政党是由群众型政党向卡特尔型政党的一种过渡形态。
从政党卡特尔化的过程中可以找到公众疏离政治和政党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党的领导层或公职部分越来越独立于他们的基层组织和追随者，加之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事务和形成自己的圈子以及忙于自己的事务，从而使党的传统的支持者感到不满，因而不可避免地疏离于党的领导层，最终还会导致疏离政治。同时，由于党的公职部分所享有特权并主导政党的运作，可以使用国家补贴、雇佣专职人员、利用赞助和自己的政治权威等资源以加强自己的地位，从而使政党在整体上被看成是特权集团；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减少和弱化，以及各政党为了保存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而或多或少地融入国家，因而降低了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注释：

①　A. Ware, Citizens, Partie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p. 120～121.
② M.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 Methuen, 1954 : pp. 62～67. Trans. Of Les Partis politiques. Paris : Armand Colin, 1951 ; M. I.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Macmillan, 1902:i.
③ I. ,Jennings, Cabinet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18.
④ G. Roth,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in Working ClassIsol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otowa, N J: Bedminster Press, 1963 : p. 32.
⑤ A.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 ～11, pp. 24～25 ,　pp. 30～32.
⑥ L. Sv sand,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Norwegia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 S. Katz and P. Mair(eds.), How Parties Organize : 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1994: p. 15.
⑦ Richard. S. Katz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995 :p. 202.
⑧ 李路曲：《导致欧美政党权力结构变迁的原因及相关争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3期。
⑨ R.S. Katz, A Theory of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 Balr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pp. 31～32.
⑩ S.E. Barnes and M. Karnse, et al., Political Action: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9: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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