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是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总结，还是寻找另一个解释。雷默的论文产生于他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其中引用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我在美国出版的著作China’s new order。我在书中对于中国90年代的许多现象给予了批评性的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主义及其后果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但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中国的全部发展。我的着眼点在呈现问题、困境和危机，而雷默在引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点时不可能不了解我们对现实过程的尖锐批评。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将知识界的辩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本身同时视为中国经验之一。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革中的一些经验理论化，进而提供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规范目标。你也可以说这是用规范的方式对现实的批评。
事实上，在“北京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提出的同时，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人为新自由主义辩护。一位前财政部领导人就曾明确断言，遵循“华盛顿共识”是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从某个角度说，有一定道理：19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中国经济领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至今影响也没有消失。新自由主义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的房价泡沫、土地危机、对于美国的金融依赖、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三农危机、社会福利制度的瓦解、生态环境危机、民族区域的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新自由主义创造泡沫、分化、冲突和危机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实的发展却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加以解释。在《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我解释了1990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问题，但与新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我的判断是批判性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侧重点在增长，但即便是中国的增长，也并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本身来解释，而必须将这一增长置于改革前期和前30年所创造的历史条件之上——甚至可以说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及其遗产之上——才能给予解释。我们也应该考虑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积累的资源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换句话说，解释中国的发展，即便只考虑增长，也必须置于一系列历史前提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