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稀罕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反省了（还可以参见，布热津斯基著《第二次机会：三位总统与美利坚超级大国的危机》，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柯霍特与斯托克合著《美国对世界：我们如何不同以及为何遭人讨厌》，New York: Times Books, 2006等）。上一次类似的反省发生在大约三十年前，那时美国刚刚输掉越战，全国士气极度低沉，又加上经济因战争消耗大伤元气，陷入“滞涨”泥潭不可自拔，这对接连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救世主自居的美国人来说不啻兜头一瓢凉水。于是美国社会在自由派知识精英的带领下对过去被奉为成功圭臬的美国传统价值加以反省和批判。及至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霸权遭受日本的挑战：美国这个传统汽车王国的汽车市场居然让日本这个昔日的手下败将占去了四分之一；为了抵挡日本半导体芯片的凌厉攻势，自由贸易的棋手美国不得不诉诸贸易保护壁垒；日本用对美贸易高额顺差赚得的美元在美国置产购地，让美国媒体一片惊呼：日本要把美国买下了！一时间，美国人对本国本民族的自信心降到了美国世纪（1941）以来的最低点，哈佛商学院居然在教授日本公司的“人性化”管理模式；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总结起历史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兴衰历史经验；而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则以其名著《霸权之后》讨论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世界经济体制的命运。那时美国人多半以为美国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之定局，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至少是暂时戒除了好为人师的恶习而对善意的批评显出少有的谦虚，难得地成了令人愉快的谈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苏联出了个巴尔戈乔夫。一夜之间，苏联解体，美国忽然成了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一时间，美国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本来，苏联的厄运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与美国没有太大关系。但美国人可不这么看，他们非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美国对苏进行冷战的结果，说成是美国战胜了对手的辉煌胜利—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美国价值、美国制度和美国实力的优越性。美国人的自信心不但被找了回来，而且一下膨胀到了极点。在他们看来，正是凭借这种全面优势，美国才在20世纪的两次热战、一次冷战中拯救了世界，使世界免遭极权主义的荼毒；也正是凭借这种优势，美国才赢得了天下，“终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福山语，后又反悔），从此可以“让世界重新开始”（“to begin the world over again”，美国国父之一潘恩语，曾为里根引用）。美国不仅俨然成了世界的救主，而且还是带领世界开创全新未来的领袖和希望。一度黯淡的“美国世纪”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迎来了第二春。如此伟大的一个国家和民族，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反省、可以批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