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实力急剧膨胀,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定》带来的日元大幅度升值不仅让日本成为能够购买美国“洛克菲勒大楼”的超级买家,而且促进了日本公司的海外扩张,甚至连以“丰田方式”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管理经验也成为美国商人们皮包里的必备书之一。那位创造了“文明冲突论”的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90年代初《外交》双月刊的文章中就毫不含糊地将日本定位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在经济实力方面,横向比较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金砖四国”(BRICs)的崛起使得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的数目大量增加。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8年巴西占世界GDP比重约为2.7%,中国为3.4%,印度为1.4%,俄罗斯为1%,2008年这一比值分别为巴西2.7%,中国7.2%,印度为2.1%,俄罗斯为2.7%,除了巴西持平外,其他三国都增加了近一倍或一倍多。正如法利德·扎克里亚(Fareed Zakaria)在《后美国世界》(The Post American World)一书中指出的:不是美国衰落了,而是“其他国家崛起了”(the rise of the rest)。
但是结果如何呢?美国虽然在短时间内推翻了政权,但是却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协助被占领国进行“国家建设”(national building)的泥潭之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已经陷入了两难困境,美军离开将会带来权力真空引发内战,美军继续驻留则会受到财政困难和人员伤亡的煎熬。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 米埃舍莫(John J. Mearsheimer)具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可能的出路是“再扶植一个独*者”。如果真的是那样,无论是美国的战略意图还是希望,结果等于都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