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劳尔森检验用在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上需要专家的帮助。我相信，正如南非一样，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大部分东欧中欧国家显然通过了检验。在东南欧，“快速”这个形容词或许不怎么合适，但大体上确实存在系统的转型。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则必须加上很大的问号。吉尔吉斯斯坦显然没有通过劳尔森检验。黎巴嫩呢?还存在(至少从现在看)追求迅速地、强有力地、系统性地转型的运动被镇压的情况。缅甸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在欧洲我们不应该忘记2006年白俄罗斯对天鹅绒革命企图的有效镇压。许多认为中国学生和工人的运动是后果最严重的失败。当局镇压开始于1989年6月4日Tiananmen广场的大屠杀(波兰举行半自由选举的当天)。
确定成功的名单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最大的群体就在世界某个地区，即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大部分一直位于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西方范围内的(按照萨缪尔·亨廷顿的说法)拉丁美洲和正统基督教世界。可能的例外是菲律宾，但菲律宾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督教社会。不管黎巴嫩的雪松革命是否通过劳尔森的检验，它发生在基督徒占人口将近40%的国家。伊朗“绿色革命”企图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发生在自命的伊斯兰共和国，甚至用伊斯兰颜色作为自己的颜色。但谁能指出在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马里?马尔代夫?)或者在佛教徒或者儒家社会，哪个取得天鹅绒革命的成功?
在选择非暴力行动和广泛的****结果之间确实表现出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13] 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能把相关关系混淆为起因。或许采用非暴力行动的社会更可能或者更有准备巩固****，但明显的理由和明显的效果可能是更深层理由的症状。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更多民主的渴望是否也一定是天鹅绒革命的特征，但在这个问题上，在非暴力和****之间建立联系的观点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你进行天鹅绒革命是为了建立另一种独*专制吗?哈马斯和真主党很难符合非暴力的特征，但他们在选举中表现良好，但是如果在埃及发生由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金龟子革命”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3.
我们从所有这些讨论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天鹅绒革命不过是政治记者的标签?天鹅绒革命存在，但不过是人们可以称为更广泛的西方在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来35年民主化的过度性特征?因为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实现民主化，这条线已经基本走到尽头。正如周恩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你对法国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时据说这样回答“现在回答不是太早了点吗?”，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说20年或者35年对评价大规模的历史现象来说是太短了。如果再过20年仍然存在很多旧式暴力革命和很少新式非暴力革命，那么我的天鹅绒革命假说就是不可指望的东西了。但如果在包括穆斯林、儒家、佛教徒社会在内的非西方社会也存在更多天鹅绒革命成功的例子，那我的假说或许就有说服了。
不过，“我们走着瞧”的说法错过了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追求****和民主制，我们就不能仅仅充当历史的旁观者。就像报道这些故事的外国记者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件中的演员。
这些运动产生于相关地方的人民的条件和行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些革命不是西方阴谋，俄国、中国到伊朗的独*者现在都这样说，这种说法得到少数喜欢阴谋思维的西方狭隘观察家的支持。当然，西方常常是卷入了的，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隐蔽的，但没有一个革命可以宣称西方的努力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指责西方阴谋的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旨在破坏反对党领袖在反西方公共舆论眼中的声誉，把他们锁定在***求荣的领地内动弹不得。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伊朗对改革者进行的摆样子公审中的指控：
天鹅绒革命有三件武器(思想的、媒体的和执法部门的)，每件武器都和一些美国基金会有关，他们中间存在严格分工。。。在这煽动叛乱的三角中，每个美国机构扮演一种功能，一帮人配合他们工作。在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冷战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创立的胡佛研究所。[14]
等等。
但是，经过国际对比研究后明显表现出来的是成败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因素---但这必须被理解成远比美国颠覆阴谋更广泛的东西。天鹅绒革命尝试的前景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而且取决于该国和社会在更广泛国际背景下的地位。[15] 用更大的画笔再次绘制的话，人们可能会说最好的机会出现在半独*国家，这些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上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民主的体制，尤其是当拥有最大消极影响和积极杠杆的外国政府是西方民主社会时。因此，在自成一体的独立大国如中国或者孤立的边缘性小国家如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缅甸的革命努力都失败了。
正如缅甸在2007年痛苦地发现的，印度这样的非西方民主国家普遍不如西方国家热心发挥积极的杠杆作用来推动天鹅绒革命带来的变革。他们本身刚从殖民地国家的亲身经历中走出来，把主权看得更重要，倾向于把好心的非威胁性外来干预看作潜在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当然，他们也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印度显然觉得和缅甸军政权维持友好关系具有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利益。这种情况会继续吗?非西方民主国家未来是否热心(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帮助不自由的国家的人民事业来帮助自己呢?他们的答案将决定天鹅绒革命的未来。
如果希望天鹅绒革命，民主党人和民主社会如何帮助其他地方的人取得胜利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同样的，如果他们有能力，是否应该这样做呢?因为有人质疑这个目标是否值得，是否具有合法性。无论如何，在过去十年它当然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俄国、中国、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独*者已经把天鹅绒革命看作西方充满敌意的战略决策，仔细研究了它的历史以便把它掐死在襁褓中。
为了对抗西方努力，他们模仿了其中一些技巧：比如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如果用英国的术语就是“准非政府组织”(quangos))，派驻自己的选举监督员。现在我更相信自由社会采取长期的间接措施将比短期的直接措施更有效，更重要。这也是冷战及其终结的一个教训。
当然，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假装我们不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这种立场本身也能产生影响，暴露了自己仅仅是旁观者的虚伪。天鹅绒革命是否有未来首先取决于当地人民的意志和技能，但它在一些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第一篇“1989年”，请参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反思东欧剧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060——译者注)
【注释】
[1]虽然我采访了天鹅绒革命的捷克和西方很多历史学家，我还是不能指出来究竟是谁第一个使用这个词。
[2]Mao Zedong,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quoted in George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The Czech Republic, South Africa and Chile (Ashgate, 2005), p. 51.
[3]我很清楚断头台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期才出现的。
[4]See my account in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Random House, 1990), p. 113.
[5]Quoted in an excellent article by John K. Glenn, "Competing Challengers and Contested Outcomes to State Breakdown: The 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cial Forces, Vol. 78, No. 1 (September 1999), pp. 187–211. Note also that the Slovak counterpart of the Civic Forum was actually called the Public Against Violence.
[6]On this see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or this essay, I have drawn on the findings of that multiauthor volume, and the Ox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 behind it: cis.politics.ox.ac.uk/research/Projects/civ_res.asp.
[7]Quoted in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p. 72.
[8]See Timothy Garton Ash and Timothy Snyder, "The Orange Revolution," The New York Review, April 28, 2005, now reprinted in Timothy Garton Ash, 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Atlantic Books, 2009).
[9]See Roger Cohen, "Iran: The Tragedy and the Future," The New York Review, August 13, 2009.
[10]Quoted in Lawson, Negotiated Revolutions, p. 90. On this, see also my The Magic Lantern, p. 154, and Krishan Kumar, 1989: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Idea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11]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Viking, 1963), p. 36.
[12]When my earlier New York Review essay "1989!" (issue dated November 5, 2009) was reprinted in a supplement to the Guardian (October 24, 2009), it was illustrated with a dramatic photograph of a young man with a machine gun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Bucharest, Romania, in December 1989. Ah yes, the reader inwardly exclaims, that's revolution. But what happened in Romania was profoundly unrepresentative of 1989: it wa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13]See 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 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Resistance to Durabl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2005).
[14]I am most grateful to my colleague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ofessor Abbas Milani, for his translation of this interesting document.
[15]This emerges very clearly both from the studies in Roberts and Garton Ash,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and from those in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edited by Valerie Bunce,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译自：“Velvet Revolution: The Prospects” by Timothy Garton 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