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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5年——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原题: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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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aohao2046_2
时间:
2010-12-10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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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5年——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原题:中国崛起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30年历史进程中,有若干因素发挥了特别影响,而其中的三大因素尤为世界瞩目--它们在未来25年将继续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第一个是中国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的快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城市移民与农村人口的凋敝。第二个是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当前的主要工业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快得多。这种趋势同时伴随着性别比例的变化,即年轻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少于男性。第三个是中国快步融入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成为重要的全球参与者--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人民推动的改革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转变过程。中国领导人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并在民众中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创造了9.7%的年经济增长率。西方没有人能够想到会创造这样一个记录--这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成就。
中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富裕并增长着”而不是“贫困并停滞着”。中国人认为这种财富的增长是改革开房和推动发展市场经济分不开的。中国领导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一样,知道维护统治权力的第一位因素是什么。他们意识到如果增长停滞,他们就会受到质疑和谴责。因此,政府将竭力保持当前的增长水平。
所有的中国人都渴望工作、挣钱、消费和成功地参与全球经济。不过,获得新财富之后,他们现在也渴望享受和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还不充分。然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口号仍然是“让我们挣钱吧!”而不是“我希望我能投票!”。中国人希望拥有一个有能力、负责任并对其要求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的政府。
中国在广东开始尝试改革开放之后,奉行了一种简单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基础是依靠大量教育程度中等、工作勤奋且廉价的劳动力,希望借以占领全球制造市场。汇率管制、人民币贬值、廉价劳动力和制造成本低削弱了全球竞争对手。中国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失业和缺少机遇也推动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寻求就业岗位。收入随后非正式地流回到农业和农村,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具有竞争力的汇率政策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为外资提供了机会,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和新的技术。外汇储备的增加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考虑向国家控制的行业和公司进行大量补贴,以阻止外国公司的渗透和影响。
大迁移和大城市
1983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为20%,农村人口为80%。今天,这一比例分别接近45%和55%。到2033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分别将接近67%和33%。这一比例和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非常接近。在过去的15年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平均每年达到1700万人左右。中国的人口和统计数字表明,这种移民速度有可能再保持20年左右,之后逐年递减。目前中国已有大约100个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这些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拥挤,城市基础设施需要不断提升。
中国的大城市(比如重庆、深圳和上海)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城市(比如印度的加尔各答、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之间的区别是,中国的大城市没有大量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口。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存在近乎3/4的人口处在生存边缘的情况,相反将近3/4的城市人口实现就业,收入也在稳步上升。中国的大城市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独特的,到2033年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枝独秀。
在中国,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是年轻人,而其父母往往留在农村。能够跳出农门的通常是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最强的、长期的挣钱潜能。但产生的结果是收入上的极大不平等--城里人要比农村人富裕许多。不过,这并非全部的事实。在城市扎根的年轻人通常从自己的高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寄给农村的父母,从而使双方都能过上好日子。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呼吁关注收入不平等的声音甚高但却没有成为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的原因。
这种移民进程得以发生,是因为即使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没有工作和生存技能,他们也能找到和利用支持其城市生活的、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这大大降低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冲击。直到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反复强调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大战略的执行方法发生了变化,但其大致框架基本保持不变。
到2033年,这种大战略可能经过微调之后继续成功运行。在未来的25年里,过分依赖贸易的现状需要改变,要强力刺激国内消费,更多地依靠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服务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低,虽然不能保持过去30年里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但保持6%到7%的速度似乎还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蓄水池实际上已经干涸。到2033年,中国的劳动力将不再增长,人口老龄化是显而易见的。2033年后的增长前景看起来更像工业国家,那种劳动力成本低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在中国将一去不复返了。
充当外交政策的主权财富基金
廉价劳动力充足、引进技术和人才以及管制汇率给中国带来了大量贸易盈余,这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结果中国积累了巨量的外汇储备,其中部分储备分配给主权财富基金公司--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CIC)进行海外投资。据估计,在中国大约1.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拨给中投公司的投资资金在2000亿美元左右。未来几年,中国一半的外汇储备都可能用于海外投资。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如何利用这些资金将对全世界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这笔财富使中国能够将影响力渗透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收购全球的企业和地产公司的股份,购买技术和笼络人才。这种经济力量的潜在威力在未来数年仍然能够感觉得到。无疑,中国认为外汇储备的积累将使自己在全球经济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决不会轻易停止的。
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一个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经济体,而且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经济领域,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也是其他许多国际机构的核心成员。中国开始像所有全球性大国一样行事--“礼貌地倾听,不过仍然走自己的路”。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可以增强维护自身利益和独立行事的能力。虽然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大有裨益,但这并不能必然导致中国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顺从。
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是同世界各国建立联系。在非洲,中国将目光聚焦于大量未开发的原材料,而这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150亿美元,另外还增加了200亿美元的投入用于对非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金融。很少有中国观察家会怀疑,中国加强同非洲的经济联系是基于中国长远的增长和发展计划。不过也有人担心,中国大肆进军非洲市场和寻求非洲的资源带有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色彩。不过,目前来看,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利益超越了相互间的分歧和冲突。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恩怨近几年也有所缓和,未来甚至有可能消退。当然历史的纠葛仍然无法完全根除,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抛却历史恩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中日两国对当前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关切超越了地缘政治产生的分歧,这在2008年表现特别明显。未来两国的经济联系可能更加密切。
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拉美、澳大利亚和中东的联系目前主要是由市场因素推动的,这一点在未来也将无法改变。经济利益将主导中国和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每一方关注着对方的市场、资本、技术、人才或原材料来源。
人口老龄化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认为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出生率。结果,中国今天的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的--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1975年你走在大街上,遇到的另外一个人的年龄很可能是20岁。然而现在可能是32岁,而到2033年这个数字很可能变成42岁。
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排除国际移民因素之后,每年平均是6‰,而美国是9‰,日本是1‰。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到2033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将会是零。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人口中受赡养子女(从刚出生的婴儿到14岁)和受赡养父母(65岁以上老人)的比率。25年前,中国受赡养子女的数量是受赡养父母的5倍多,现在这一比例是2.5:1,而到2033年,这一比例将保持在1:1左右。
比老龄化问题更令人关注的是这种老龄化过程始于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之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其他穷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的人口可能在生活或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变老。中国的独生子政策带来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负面效应是性别比例的变化--男孩的数量远远超过女孩的数量。当然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作用。有多份调查报告发现,在中国数个省份,新生儿中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130:100。虽然无法猜测到2033年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是多少,但至少现在看起来,这一比例可能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更加不平衡。
中国的极限挑战
中国的环境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恶化,每个人--整个世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商界领袖和普通工人都知道这一点。只需看看媒体铺天盖地的环境报道和今年奥运会前夕对北京污染程度的举国关注便可明白此言不谬。许多人认识到,平民百姓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如果这一问题,特别是地下水污染问题,不能立即得到解决,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为治理污染,中国不得不投入大笔资金,而这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过无论如何,生存第一意味着环境保护和修复将成为2033年前中国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最近,中国领导层明显认识到,再不能继续保持现状了--50年来对环境问题的漠视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缺乏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全世界20个污染(至少在空气质量方面)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16个。中国一半以上的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循环利用”的意识。
环境恶化目前可能已经成为触发社会抗议的最普遍因素。如今,中国开始认真对待环境保护和环境修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研究并创造出新的“绿色GDP”的评估方法,即调整对经济增长的统计方法,突出反映环境的关联成本并努力改进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遗憾的是,直到目前这一努力收效甚微。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使这些美好的想法变得复杂起来。与各省市的权力相比,中央政府相对较弱。不过环境问题需要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协同解决。虽然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令,但其中很多都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中国政府认识到,这种通病在环境之外的其他领域都是一个治理难题。随着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环境问题将变得更加敏感和迫切。如果现在不加以遏制的话,就很可能在未来25年成为严重的发展瓶颈。
政策是发展的关键
预测未来25年的中国,最重要的是靠政策路线而不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统计数字。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处在变化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直成功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现在看起来仍然由政府控制着--私人部门将在其中发挥辅助而不是主导作用。总之,如果不出现严重的错误,中国未来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不过,这一发展路径会被打乱吗?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已经开足马力,人民和政府在总体发展方向上达成了共识。经济成就远远超过了人民和领导人渴望的目标。我相信未来25年中国的变化将超过美国、日本、欧洲或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前面所说的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和老龄化趋势似乎难以改变,因此中国将努力这条发展道路的通常和连续。当然,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
随着中国的变化,人民会提高自己的生活目标,当然也会提高对政府的期望。人民需要政府在提供服务和解决问题方面反应更快捷、更加负责任,能力也更强。我想这肯定会发生。
我相信,25年后中国将成为一支比美国更强大的全球力量,这是世界秩序格局方面的一个显著变化。10年前,美国是NO.1,哪个国家有资格雄踞NO.2还存有争论。不过到2033年,可能就不会再有经济秩序的争论:中国第一,美国第二。
人们希望华盛顿和美国人开始思考这种重大转折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应对。不过,美国国内的争吵不休和华盛顿明显无能为力的表现令人沮丧。“慢性症”在美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症状在中国开始出现且至少得到了解决--无论其效果如何。
中国可能继续强调“集体至上”而不看重“个人自由”,这正好和美国自1776年以来的价值观相反。而且,随着中国开始占据世界领导地位,它有可能成功将这种“集体至上”哲学输出到非洲、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随着日转星移以及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可能更多地听到的是“北京模式”而不是“华盛顿共识”。
作者:唐纳德 H.斯特拉泽姆【Donald Straszheim】,中美经济问题专家,曾任美林公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现任Straszheim Global Advisors(SGA)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译者:郭存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摘译自《世界政策季刊》2008年秋季号。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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