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宗教价值一样,离群索居被宗教改革民主化,被浪漫主义世俗化。在作家玛丽莲·罗宾森(Marilynne Robinson)的解释里,加尔文主义通过关注内在心灵而创造了现代自我,让它像处于“深刻孤独中”的从前先知一样直接和上帝交流。在她列举的加尔文、玛格丽特·德·纳瓦尔(Marguerite de Navarre)(译者注:《七日谈》的作者,法国宗教改革家)和弥尔顿等早期现代自我的先驱之外,我们还可以添加上蒙田(Montaigne)、哈姆雷特、唐吉诃德。其中最后一个人物提醒我们读书在这个转型期发挥的根本作用。印刷术对于16世纪以及以后的世纪来说就相当于电视和网络在我们当今时代发挥的作用。正如罗宾逊指出的,读书“是一种伟大的内在性和主观性行动”“灵魂直接遭遇文本,首先是创世记、马太福音、随后是《失乐园》和《草叶集》”。由于新教主义和印刷术,寻求上帝旨意成为人人都可以做的事,甚至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我们不再生活于现代主义城市,我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淹没在众人中而是孤立于群体之外。都市化让位于郊区化,随之而来的是面临孤独感的普遍威胁。交通运输技术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即我们住得越来越远,但信息技术做了矫正,让我们联系得更紧密,或者至少这样想。让我们产生邻近幻觉的第一个技术是电话。正如广告语说的“打电话,传心曲”(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但是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的分散居住更加严重。郊区再往外延伸,变成了远郊区。家庭变得越来越小,人员越来越分散,母亲离开家到外面工作。电子壁炉变成了每个房间的电视。我们每个人甚至在童年时期都蜷缩在自己的蚕茧中,更不用说在青春期了。飙升的犯罪率,更加严重的是越来越强烈的道德恐慌症让孩子们远离街道。以前,孩子独自出门和朋友一起在邻近地区游玩是让人担忧的,现在则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长大的孩子在城市社区拥挤不堪的大家庭中长大,如今他们都成了爷爷奶奶。可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只能独自坐在大院子中的大房间里的大电视机前面。我们迷失在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