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迅速的大学扩张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巨大帮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新大学是研究型大学，在那里，评价教授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的出版物，研究生教育受到特别重视，本科生主要来帮助支付账单。研究型大学因而特别重视自然科学研究。有些大学，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大学已经有实力雄厚的理科院系，它们得益于一九五八年国防教育法和国防先进技术研究计划署（DARPA）等大量资金而迅速壮大。其他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因为获得电子和材料科学的资金而成为一流大学。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所说的“军事-工业-学术联合体”已经完全形成。
与此同时，联邦开支激发并影响了政治和社会研究。不仅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强调运用大量数据对假说进行严格检验，社会科学家也受到鼓励运用技术和方法去研究政策问题。对于那些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人来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是他们要去的地方。这里早在一九五二年就成为对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感兴趣的学者的家。如果你想了解土耳其的更多情况，你就阅读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失》（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如果你对中国感兴趣，就去找白鲁恂（Lucien Pye）。麻省理工学院连同哈佛已经把坎布里奇变成了学术和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不管课题是核威慑,还是收支平衡,还是西欧安全，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专家。比如，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这样谋求总统大位的人聘请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学者，新当选的总统如约翰·肯尼迪向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咨询。和物理学相比，政治科学获得的联邦资金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是对于曾经是历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学科来说，这些资金已经足以让人陶醉。
乔姆斯基一九六〇年代的两篇文章尤其值得注意。其中一篇“客观性和自由学术”最初是他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演讲，后来发表在乔姆斯基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美国强权和新官僚》一书中。乔姆斯基认为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政治学研究是罪恶。他写到“当我们剥掉行为科学的术语外衣，我们看到暴露出来的殖民地公务员心态，即相信母国的慈善以及母国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正确性, 相信他明白落后地区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的福利是他要管理的。”他的攻击目标包括同在坎布里奇工作的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麻省理工)和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哈佛)。尤其是普尔在一九六六年曾写了文章“社会科学家为政府做研究的必要性”，单单这个题目就足以让乔姆斯基大为光火了。乔姆斯基写到，像普尔和亨廷顿这样的新官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越南战争设计者和执行者。因为参与计划战争，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背叛了公共信任。”
非常糟糕的是，现成的智慧就是没有被拿来使用。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有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肯定是政策制定者甚至不愿意尝试去理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领袖和人民，以及取得胜利所需要的军事要求。布什政府承认因为缺乏专业知识付出高昂代价，最终转向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General David Petraeus），但已经太晚了。此人据说非常信赖对伊拉克有真正知识的人类学家。毫不奇怪的是，大学里的人类学家起来抗议。
虽然乔姆斯基的言辞可能过分了，但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可能被认为企图为大学的某个视野辩护。在这点上，无论格林沃尔德还是奥汉隆和波拉克都不是教授。因此要了解格林沃尔德在讨论他们观点时为什么使用超过限制的嘲讽是很困难的。他的攻击目标有野心要为未来的民主党总统效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在写评论和书和文章的时候，一只眼在盯着谁将读到这些东西，他们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立场，同样也不是什么秘密。批评他们观点错误是正常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观点确实是错误的。(格林沃尔德纪录的每一单个内容) 但是批评这些人没有教授风范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批评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不是好的足球队一样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