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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日关系紧张背后的美国战略计算 [打印本页]

作者: dorm99    时间: 2010-12-10 00:08
标题: 中日关系紧张背后的美国战略计算
美国明确“卷入”中日问题
  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在即将前往河内参加东亚峰会前一天专程邀请日本外长前原诚司在夏威夷举行日美外长会谈,9月下旬两国外长在纽约刚举行过会谈,美国的安排颇有深意。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希拉里毫不掩饰地指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群岛)”,这是美国国务卿至今最为公开的表态,前原对此回应为“深受鼓舞”。
  日美联手的表态加上东亚峰会上日方的某些表现导致中国最终拒绝了中日首脑会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在29日举行的吹风会上指出主要原因是“日本伙同别国再次炒热钓鱼岛问题”,目标直指美国。但是美国并未就此止步,在随后举行的中美外长会谈上,希拉里国务卿提出召开中美日三边外长会谈讨论钓鱼岛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即对领土归属不介入,高级别官员不直接表态。但是中日发生了“渔船事件”后,美国开始改变传统做法。据媒体报道,9月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在与日本方面会谈中提到“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而此次更是在公开场合由国务卿直接表态。如果说“战略模糊”体现了美国对于“卷入”中日冲突担忧的话,那么现在美国明确介入是否表示已经不再担心“卷入”中日冲突。
  美国面临“同盟困境”新挑战
  日美关系的本质是同盟(alliance),这决定了两者关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的问题。所谓“同盟困境”是指结盟国家无法摆脱可能被盟国“抛弃”(abandonment)和可能“卷入”(entrapment)盟国与第三国冲突之间的困境。为了避免被“抛弃”,结盟国家必须对盟友做出相应承诺,这就可能增加“卷入”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冲突中的可能性;但为了减少被“卷入”则意味着要减少对盟国的承诺,从而增加被“抛弃”的可能;为了维护同盟关系,结盟国家始终要平衡“同盟困境”的两个方面。
  作为一个不对称同盟关系,长期以来相对较弱一方的日本经历的“同盟困境”比较明显,而作为较强一方的美国则较少担心被日本“抛弃”,避免“卷入”类似钓鱼岛问题的中日冲突成为美国的基本做法。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和日本政权更替后,美国对同盟管理开始向避免被日本“抛弃”方向转移。
  首先,中美实力的相对变化使得日本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增加。
  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恐慌加上布什政府发动的两次战争使得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严重受损,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稳步上升,尤其体现在亚洲地区。对此,美国一方面通过加强与中国对话,例如在G20等框架下加强与中国的磋商,升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等,另一方面则希望通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同盟网络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并让这些国家承担更多的同盟成本,而日本正是这个网络的核心。
  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中明确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为“前方展开”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指出“在巨大而且多样化的地区(亚洲),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盟友关系是开展战略参与的基础,今天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坚持这些同盟而且要深化,以使他们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有效性,而日美同盟是美国参与亚太的基石。”希拉里在30日的东亚峰会上再次确认美国亚太战略的“双边优先”的路径。
  在此大战略背景下,如何巩固日美同盟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还对其它亚洲盟国有辐射效应,日本的战略意义的相对增加使美国有了“政治意愿”去“卷入”中日的冲突。
  第二,美国认为“同盟困境”中的被“抛弃”的风险大于“卷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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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离美倾向加强,鸠山首相上任后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东亚共同体”等概念,普天间美军基地问题进展受阻;去年12月小泽一郎率领100多人的民主党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胡Jintao接见;而中日关系的改善让民主党对日美同盟兴趣减弱。美国开始担心日本的“离美倾向”会导致同盟关系受损、失灵,甚至崩溃。事实上,在美国看来普天间基地问题体现的,正是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政治意愿”不足和努力不够。
  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象征意义的钓鱼岛问题是日本用来考验美国决心和日美同盟有效性的政治工具,如果美国为了避免“卷入”而不明确态度将会面临日本消极对待同盟的后果,这将影响到前面所提到的奥巴马政府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基础,美国认为只要中日不发生武装冲突,“卷入”的风险小于被日本“抛弃”(或者消极怠慢)的风险,这也是美国为了巩固同盟关系所要付出的成本。
  同时,“卷入”中日钓鱼岛冲突也会有相应的收益,它为美国让日本重新认识同盟关系重要性提供了宝贵机会,为美国在同日本进行“同盟博弈”时候获得更多的筹码。10月27日日美外长会谈中,克林顿国务卿就毫不含糊地指出“美国认为日本对于美军基地转移问题和支付驻日美军费用预算是对同盟的重要贡献。”另外,美国的“卷入”还希望有助于向其它亚洲国家显示美国在本地区的重要性和有效性。美国的“卷入”转变是美国认为收益大于成本的计算结果。
  “有限卷入”与“双重遏制”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美国的“卷入”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主要是从美国自身的角度做出的判断,但这又会面临另一个难题,即明确支持盟国立场后,盟国可能会因此有恃无恐而成为“莽撞的司机”(reckless driver)。为了避免日本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对中国采取过激行为,导致美国无力控制和最终面临在中日武装冲突中做出选择的局面出现(这也是美国设想的最坏情形),美国必须确保日本不会有过多幻想并始终保持做一个美国可控的“理智的司机”(rational driver)。因此,美国的“卷入”政策被严格设计为“有限卷入”(limited entrapment),而要达到的目的则是能够同时抑制中日两国采取过激行为倾向的“双重遏制”(double deterrence)。
  首先美国明确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对于中国的“遏制”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为了“遏制”日本,美国对《日美安保条约》中“日本施政下”的适用条件保持模糊态度。这样,日本新的担心就出现了,即一旦中日冲突后万一中国实际控制了钓鱼岛,美国是否还会信守承诺。这也是近期来,日本方面一直追问美国当局的问题。例如10月中旬,安倍晋三前首相率自民党代表团访美和防卫大臣政务官长岛昭久在公开场合都提出过该问题,结果美方都回避了正面回答。
  第二,美国坚持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不表态的立场没有变化,因此美国对日本的保证是“有事”保险,而不是无条件支持。第三,美国总统尚未对该问题公开表态,在9月下旬的日美首脑会晤上奥巴马没有相应的明确表态也是促使日本最终释放中方船长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可以在日本自民党总裁谷恒国会质问首相菅直人“为什么没有获得美国的支持”得到印证。美国认为这样做可以极大地缩小日本在该问题上的“幻想空间”,这正是“有限卷入”政策遏制日本的一面。
  美国对于日美同盟的“同盟困境”并没有消失,只是现阶段美国判断“卷入”的收益大于成本,而对于成本的控制则试图通过精心计算的“有限卷入”来实现。在美国看来,适度保持中日关系紧张有利于增强日本对于同盟的忠诚度,“有效卷入”中日冲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而从日本方面来看,中日关系越紧张加强日美同盟的意愿就会越强,但加强同盟就意味着日本在与美国博弈中需要更多让步和妥协,比如说美国可能会在基地转移、美军军费支持、国际反恐战争等问题上提出更高要价。这对于目前财政问题严重,国内政局不稳的日本来说并非易事。但是日本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又会担心被美国“抛弃”,失去同盟的保护。
  这就是目前中日关系的怪圈,也是中日关系始终难以摆脱周期性恶化循环的重要原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会同美国在讨价还价中继续日美同盟,同时周期性地测试该同盟的有效性,而美国则愿意继续有条件地向日本做出“保证”(reassurance),中日关系会相应发生起伏,这个结构性问题在短时间内还看不到解决的曙光。中日关系的稳定只能依靠中美日三国在目前结构下尽可能多的扩大共识与合作,减少敏感问题扩大化,逐步建立信任,而日本是否能够尽可能多地摆脱日美同盟框架思维非常关键。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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