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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六十一年外交检讨 [打印本页]

作者: haohao2046_2 时间: 2010-12-10 00:01
标题: 六十一年外交检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1年了。61年来，我们既经历了许多的历史磨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稍稍分析一下，便很容易看到，实际上我们的一系列成功，主要都是在邓小平领导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的；在此之前，人民所经受的主要是磨难。而唯有一项外交成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毛**开创的，那便是与美国修好，实行联美抗苏带来的大好局面。自中美关系解冻至1989年“6·4”事件发生之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外交进展最顺利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环境最优越、国家安全最稳定的时期。遗憾的是，1989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继续迅猛增长，可是在内政外交上，却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在内政上，因人民无权和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正日益激化，具体问题暂且按下不表，我今天单来叨叨外交问题。
　　无须掩饰的困境
　　判断一个国家的外交形势好坏，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度；其次要看这个国家的外交获益度；再次则要看其国际环境的和谐度。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则可说这三个“度”都很少令人称心和安心过。
　　就国家战略安全度而言，我国先后受到以前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众多战略对手的挟制、窥伺和联合围堵，可谓四面受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由于人口数量超过国土的承载能力，我国先后发生过多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现在石油、金属矿和水资源的危机也已经显露无遗，生态危机更是直逼临界；资源和生态的危机，必然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构成威胁。由于缺乏科技原创功力，我们的高科技工业和军事装备一直依赖进口和仿制，因而一直与最强大的战略对手保持着一两代甚至三代以上的差距；尖端战略武器方面，还没有达到确保全面和彻底摧毁最强大战略对手的能力。因而国防实力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基本要求。
　　而更为严重的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似乎根本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潜在的盟友，谁是潜在的对手；以及什么是近患，什么是远忧；办起外交来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毫无章法。例如，我们明知道无力与美国对抗，可是却又处处表现出一副要把美国作为战略对手的态势，与美国争斗不断；明知道北极熊贪婪狡诈极无信义，却又时不时拉着那只熊掌套几回近乎。结果是中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可以信任的战略盟友，几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而且茫然无措的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更加深了中国的战略危机。
　　就外交获益度而言，则我国总是打肿脸来充胖子，结果往往得少失多。曾几何时，我们首先是把大量的国土拱手献给凶残狡诈的斯大林帝国，并付出36万人员伤亡（其中牺牲18万）的惨重代价去替斯大林帝国和金日成王朝抵了炮火，而自身不仅一无所得，反而背上一身沉重的外债，最后被苏联逼得“吐血”，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才把那场战争的债务还清。其次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既像是要把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处处唱衰美国，诋毁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却又把两万亿美元外汇存放在美国的金库里，结果终于抗不住美国人赖账的压力，而使人民币频频升值，美元储备急剧贬损，致使中国的民脂民膏天天都在太平洋里打水漂。我们今天为了“惩罚”美国的不义，就故意冷落一下美国而把大宗的订单和现金投向欧洲某国，海量购买欧洲某国的商品和债券；明天为了“惩罚”欧洲某国的无理，又故意冷落一下欧洲某国而把大宗的订单和现金送给美国，天量购买美国飞机和债券；如此风水轮流转，往往一年之中就要转几个来回。而美国和西欧原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盟友，因此每一次“惩罚”都是以中国付出代价，西欧和美国甚至日本分别收获利益而告终。结果是既没有“惩罚”到美国，也没有“惩罚”到西欧或日本，唯一受到惩罚的便是中国自己。
　　中国办外交历来是只赚吆喝而不谋实利，中国号称先后在朝鲜和越南两度“打败了美国”，却不仅至今仍摆脱不了美国的战略遏制，而且连“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和越南也频频叛逆而从不感激中国；中国经常唱响中俄友谊，可是俄国却毫不犹豫地在日本的利诱面前单方毁约停建中俄石油管道，并惨无人道地开炮击沉中国的商船，怂恿劫匪抢劫烧杀中国在俄商贩，还像西方各国一样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卖给印度而不卖给中国；中国在与苏俄的交往中损失最为惨重，教训尤为深刻。中国在自己的人民饿得皮包骨的年代，还拿出大笔的资金无偿援助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试图当个第三世界首领，然而许多受援国都对中国无甚感情。直到邓小平执政才基本停止这种无益的挥霍。
　　在领土问题上，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失去的就有近200万平方公里，比清朝还多！例如通过承认外****（并在划界时再送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新疆、察哈尔等地区的土地）就丧失160万平方公里；承认苏联对唐努乌梁海的吞并，又失去17万平方公里；在上世纪60年代中缅划界时把云南5万多平方公里的江心坡以及原属英国租借的云南瑞丽南坎地区8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送给了缅甸；被印度侵占藏南9万平方公里（麦克马洪线以南）；把鸭绿江口的绸缎岛和薪岛的全部及吉林天池的大部分送给了朝鲜；把北部湾的夜鹰岛送给了越南（越南称白龙尾岛）；把喷赤河以东的帕米尔地区让给了塔吉克斯坦；1965年又把瓦罕帕米尔让给了阿富汗；1961年把珠穆朗玛峰的南坡以及南麓地区让给了尼泊尔；还有东海的苏岩礁被韩国占领，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南海的诸多岛屿被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占领等等；至于南海石油资源被邻国强行开采等等丧权辱国的事件更是时有发生。当然，我们也加入了联合国，加入了WTO，也收回了香港、澳门和可怜的半个黑瞎子岛，遏制了台独势力，与台湾大大缓和了关系等等，但是，这一切，原本是根本不需费力折腾就可以自然获得的。更何况即使算上这些伟大胜利和收获，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得少失多。
　　就国际环境的和谐度而言，则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始终摩擦不断，纠纷不绝。我们的媒体不是骂英国、德国，就是骂法国、日本或美国，当然更难免要责难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反之，可以想象，我国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被别人所诅咒和责难。可以说，我国的外部环境毫无和谐可言。由于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该硬时硬不起来，该软时软不下去，结果成了一个专会提抗议和骂街的口水大国；既没有一个国家因害怕中国而对中国俯首听命，也没有一个国家因感激中国而对中国真情相报，更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景仰中国而对中国顶礼膜拜。与中国交道频密的国家，除了贫弱的非洲，几乎远远近近全是“不安定分子”；连唯一一个历来靠中国喂养度日的所谓“盟友”朝鲜，都敢稍不如意就随时给中国踹上一脚。我国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可谓不遗余力；而我国商人却在俄国、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法国、印尼、缅甸等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遭受非法抢劫和烧杀（有些还是有关国政府所纵容的），中国除了派几架包机去把难民接回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有力的处置和应对措施。要是美国和俄国遇到这种情况，非叫肇事国赔偿十倍以上损失不可。这种状态足以表明，中国在世界上不要说什么重振雄风，就连一点点应有的大国体面都还没有挣得。
　　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那么，我国为什么会一面被自己和世界公认为在不断崛起和变得强大，而另一面却又会频频丧权辱国，危机四伏呢？窃以为除了内政之不修之外，另一条根本原因，便是外交战略的严重失误。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一大失误，就是早期一厢情愿地把中国强盛的希望建立在苏俄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上。毛**他老人家先是向苏联“一边倒”，不惜将大量的国土奉献给贪婪无度的苏俄帝国，希图换得支持和帮助，结果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后又病急乱投医，再把国家的领土大片小块的分赏给周边诸多“小兄弟”，试图赢得周边小国的友谊，以便联小抗大，联弱抗强，共同对付当时迫在眉睫的“苏修”威胁，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更加不值的是，中国在丧失领土的同时，还失去了曾经的伟大盟友——美国。致使中国一度落入“美帝”、“苏修”的双重战略压迫之中，弄得全国人民火烧眉毛，神经过敏，整日介“深挖洞，广积粮”，枕戈待旦，草木皆兵，简直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墙。只有疯子才会带着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而且经济濒临崩溃的一个穷国走上如此危险的境地。而我们竟然还想当上“第三世界”人民的领袖，带领“第三世界”国家DADAO“美帝苏修”，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广大“劳苦人民”。要不是当时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占据了国际关系的首要地位，中国人民就是真的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挡不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精确制导武器的轰击。
　　还好毛**他老人家在晚年迷途知返，断然做出了一个他执政以来最为正确、英明的决定，坚决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甩脱意识形态羁绊，与美国修好，共同应对北极熊的威胁。这一正确决定曾经使中国一度走出了危险的峡谷，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外交新局面。然而，就在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我们没有及时抓住机遇果断融入世界，以便适应急剧变化后的世界新局势，反而先后扼杀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试图实行的政治民主改革，一意坚持要当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典范而不惜与主流世界抗衡，致使中国重新陷入了被主流世界甚至包括众多非主流国家视为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孤立主义的怪圈。世界历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坚持孤立的国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例，中国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先例。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二大失误是，在前苏联及东欧所谓“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之后，不仅仍然坚持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所谓“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与美国为首的全世界民主体系分庭抗礼，并且事实上处处维护着主流世界所极为恼恨的金氏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缅甸军政府等封建独*邪恶势力；几乎是世界上谁最反动最落后最残暴，中国就把谁引为知己，谁最先进最发达最文明，中国就把谁视为异类。而迫于不可抗拒的世界大势，我们又不得不使中国经济融入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结果是既使自己政治上空前的孤立，几乎成了全世界的众矢之的，而在经济上又无可挽救地落入了遭受美国控制的困境。我们一直以坚持不结盟为标榜，希图利用美俄、美伊、美朝，甚至美欧等等之间的矛盾，以俄、伊、朝、欧等为筹码，在美俄、美伊、美朝、美欧等等之间玩弄暧昧，以便两面获利。实际上这种浅薄的猴子把戏，不要说两个超级大国，连三岁小孩的眼睛也骗不过去。结果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国等等，都看出中国在处置国际事务问题上，往往态度暧昧，首鼠两端，缺乏诚意。事实上，无论在美国、欧盟还是在俄国，甚或朝鲜、缅甸面前，中国都没有捡到任何便宜，真正成了最大的外交输家。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三大失误是，自说自话地高呼所谓“永不称霸”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并以所谓“韬光养晦”为借口，对一些明显侵害中国利益的周边小国该出手打击时不敢出手；对一些应当搁置的领土争议不敢搁置，而不惜丧权辱国匆匆忙忙地与有关国家划定边界，单相情愿地试图以万事忍让、息事宁人来交好周边邻国，安定周边环境，以便由近而远地贯彻所谓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
　　由于我们在国际上高度孤立，因此一些感觉到了形势压力的“领导精英”便生出了一片天真的幻想，以为只要中国喊响了“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全世界的发达和次发达国家就一定会放心地任由我们一党专制、集体世袭的半封建政治体制以及以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漫无边际地发展下去。其实，即使是傻瓜，也不会相信，一个与众多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的国家，在未来某一天有了足够占领争议地的力量之后，能够不去收复自己的失地和实际控制那些有争议的地方。且别说你称不称霸，首先你要收复失地和实际控制争议地，就不可能不诉诸武力。仅这一最近的战略目标，就与“和平外交”的口号构成了无法解释的巨大矛盾。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拿出更为高超的外交智慧和手段，即使是高喊“和平”喊破了嗓子，也不可能唤起别人的信任和互让。而在满世界强大的外交压力下对那些不该退让的势力越是退让，则越是丧权辱国。
　　人们看到，美国不仅从来不喊什么“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却仍然朋友遍天下；中国天天喊“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却总是四面受敌。有首顺口溜说“美国是想打谁就打谁，英国是美国打谁我打谁，俄罗斯是谁骂我我打谁，法国是谁打我我打谁，以色列是谁心里想打我我就打谁，朝鲜是谁让我心里不痛快我就打韩国，中国是谁打我我骂谁”；可见在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唯独中国没有一个可以下手出击的战略目标，而却谁都敢于冒犯中国。这首顺口溜说的虽是玩笑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外交战略在总体上的盲目性和在具体问题上的犬儒主义特点。说穿了，高喊“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实际上是因为切实感觉到四面受敌，无力突破而心虚的表现。
　　事实上，我国特别不能指望完全的“和平发展”，而必须随时准备一边发展，一边不惜以武力捍卫国家的领土安全和利益。适当地运用武力，不仅不会影响发展，相反，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还可以锻炼军队，提高战斗力和增加战争经验。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绝不能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乱用武力，而必须首先要准确无误地选择和结交好盟友，最起码在政治外交上获得应有的奥援之后，才能在力所能及的某一个局部的关节点上实施武力突破。我们看到1979年邓小平巧妙地访问美国，在获得美国默许支持之后，不顾苏联的威胁，断然出兵教训越南，那是何等地令人畅气舒怀！可惜这个外交场景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至今再也不见了踪影。
　　如何走出困境
　　其实，如前所述，我国曾经在毛**晚年头脑唯一清醒时刻真正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一度走出过外交困境。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鉴镜。它充分表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国家，唯有摆脱了孤立，才能脱困。而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摆脱孤立，甚至获得坚强有力的国际战略支援，则必须选择世界上最强大、最可靠，而且共同利益最多、最有可能成为战略伙伴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1970年，毛**断然抛弃苏俄而投缘美国，实行联美抗苏，正是采用了这一非常实用的外交原则。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一定时期内继承了毛**果断开创的这一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致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长达将近二十年的顺利期，其中包括顺利地开展了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之战，直到1989年“6·4”事件发生，以及接踵而来的苏联****为止。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窃以为我国外交要想走出困境，最高当局必须要拿出毛**晚年实行联美抗苏的战略大转弯那样的大气魄、大胆略、大智慧和大举措，同时也要避免毛**早期乱送国土那样的大天真、大慷慨和大失算；要有开创性的外交新思维和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外交大智慧，要有俯仰天地、洞察未来的灼灼目光和持之久远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战略预谋。具体来说：
　　第一，外交突围必须彻底改革国内政治经济制度
　　内政永远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外交局面无法根本改善。因此，我国最高当局必须果断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勇敢地把中国人民领上自由、民主、民权、民生全面开放优化的、依法治国的新境界，使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和人权准则上与国际主流社会真正彻底接轨。我们的党只要确信自己能够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必害怕失去执政权，人民不是傻瓜，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否则，即使拥有再强大的专政机器，也迟早终有一天要被人民赶下台。与其酝酿一场血腥残酷的暴乱或曰革命，造成全社会重新洗牌，还不如抓紧领导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还自由于民，努力完善美好形象，争取继续执政，永立不败之地。只有真正实行民主的政治、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完整的人权、完善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中国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点，毛**在延安就曾做出过承诺，邓小平曾打算付诸实行，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毛**在执政之后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但中途发生思想波折，以致最后来不及彻底实行；致使中国落到了今天这种困境。不过近年来温Jiabao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公开明确地阐述了他（实际上是胡温体系）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民主改革和开放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迫切心愿，使人民看到了一点国家进步的希望。
　　有的人说，俄罗斯彻底走上了政治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仍然遭到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围堵，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使中国的外交困局获得改善。这种看法显然缺乏常识。俄国之所以遭到北约DIZHI，是因为俄国希图维持前苏联侵占的诸多东欧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因而与北约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之争；且俄罗斯自沙皇时代开始，就一直对整个欧洲虎视眈眈，素有吞并之野心，故而一向令西欧国家为之胆寒。而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远隔万里，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美国和西欧各国虽然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会独霸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但他们不会担心中国武力侵略欧、美并吞并他们的领土。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受到人口极限和国土资源的制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可能，而不可能很快发展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但俄罗斯已经突破了体制障碍，如果他采取适当措施迅速把人口提升到五六亿的规模，那么，他立即就会重新成为一个跟前苏联一样足以威胁整个西方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对于北约集团来说，俄国的威胁是对他们最直接、最现实、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威胁。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美国和西欧集团完全具有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建立战略联盟的需要。这就是中国与俄国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与西方交好的共同利益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进一步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或为西方国家谋利益，而是切实为中国人民自身谋福利和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振兴和发展之所必需。中国也不一定完全照搬美国的政治模式，而只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模式加以改造，在实质上把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就行。如果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彻底接轨，则无疑大有利于加深加强中国与各民主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及信任，从而结束自我孤立的不利状态。
　　第二，外交突围必须结交可靠的战略盟友。
　　毛**说：“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犯过许多错误，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就否定他英明伟大的一面。今天，我们也可以引申他的话来说，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更是制定好外交战略方针的首要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外交场上有一句实用主义意味十足的名言，叫做“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要说，对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最能发挥有益作用的国家，我们就必须结交为盟友；对我国的根本利益侵害最严重、最紧迫的国家，我们就要视为敌人；介于两者之间的则都应视为我们的“统战对象”，争取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从而克敌制胜。
　　那么梳理一下整个国际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都是对维护我国利益最关紧要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自1840年以来，在参与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过程中，没有割占中国的一寸领土。1911年美国又带头拿出一半“庚子赔款”创办了留美预备学堂（后发展为清华大学），并培养了詹天佑、胡刚复、吴有训、竺可桢、萨本栋、赵忠尧、陈省身、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等等中国好几代高端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胡适、杨杏佛、闻一多和宋氏家族等等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这些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苏联培养的**政治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又与中国结盟共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许多美国空军飞虎队员为了保卫中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美国还继续敞开胸怀接纳和培养了大批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使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形成；把中国搞垮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还是中国人游学的首选之国，连那些拼命诋毁和DIZHI美国政治制度的党政高官也争相把自己的子孙送到美国去留学或享福；在美国长期居住生活的华人华侨和在美短期学习、工作、旅游等等的中国公民所获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以及其他公平待遇比在别的任何国家都强；自二战以来，在美国就一直没有再发生过规模性的，或政府纵容性的排挤和侵害华人事件。美国与中国没有领土之争，美国介入中国近海纠纷，只不过是为了在这些地方谋求他所希图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并不是想侵占这些地方。与那些已经侵占和正想侵占中国领土、领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危害性要小得多。另外，美国仍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他在亚洲既扶持了日本，也帮助中国镇住了日本，同时还遏制了俄国，解除了中国最大的忧患；如果对他有利，他也可能帮助中国达成其他一些战略目的。这一切，都足以表明美国对中国有大利而无大害。而且中美关系，可说是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枢纽。中美关系问题一旦妥善解决，则中国与西欧、日本及澳、新等国的关系将不理自顺，中国外交的困局也将立马获得破解。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与台湾一道，沿袭+++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传统，继续把美国列为中国的第一大战略盟友。而且我们还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中国既然还没有能力与美国抗衡，则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就不可能成为主导者。中国应当真心实意地尊重美国为老大哥，配合美国协调处理有关国际事务，但自然也不必成为美国的跟屁虫，而应该大致像德、法两国一样，既与美国协调一致，而又保持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和坚持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姿态中，与美国实行真诚合作，争取在各个方面获得互利和双赢。
　　可能有人会说，美国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超级大国，中国应该乘机离间欧美关系，联合俄国和欧盟，设法削弱美国，同时加速自身崛起，使世界首先尽快形成多极化的局面，最后力争由中国取代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为什么还要尊一个正在走向没落的美国为老大哥，对他进行妥协和配合呢？无独有偶，最近美国的著名未来学家埃尔文·托夫勒也预测说，中国到2050年就将主宰全球经济，而且，未来世界必将形成多极化局面。托夫勒的这一预测，更加助长了一些中国人的盲目骄傲。因而一种立即就要把美国从世界老大位子上掀下去的叫喊正甚嚣尘上。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更不知世界的懵懂狂妄的想头；而十分不幸的是，这也正是今天中国所正在奉行的完全错误的外交方针。首先是别说美国还没有衰落到可以很快就被中国取代的程度，即使美国真的衰落到了这种程度，中国在还未能真正取代他的地位之前，也仍然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和影响，来改善我们的发展环境，以便更快地加速崛起。更何况中国目前连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都还远未达到！不要以为中国有了几十万亿元的GDP和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有多么了不起，中国庞大的经济数据是在大量水分和“国富”民穷的架构之上堆积起来的；只要除以14亿人口，中国就什么都不是了。托夫勒的预测，即使不说是别有用心，最起码也不过是逗中国人寻寻开心而已。可以说，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而与美国抗衡的外交政策，那么即使再过200年，也不可能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更别说什么主宰世界了！相反，如果能与美国实现互信和互利双赢，那么，也许不用100年就真有可能赶上美国。因此，真诚主动地向美国示弱并寻求战略合作，并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实事求是的勇敢和智慧的表现。相反，明明斗不过人家还硬着头皮跟人家瞎斗，结果屡屡被人家玩得鼻青脸肿还自我炫耀说是自己长胖了，那才是真正愚不可及的奇耻大辱。其次是中国不可能离间得了美欧乃至美日等等盟国之间的关系。西欧各国为了应对俄国的永久性威胁，永远离不开美国的战略支援，即使美国衰落成了一个普通的美洲大国，西欧仍然需要与美国结盟，共同对付俄国。而日本既害怕俄国，又害怕中国，他更需要美国的大力支撑。尽管美欧、美日等等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利益之争，但任何利益也大不过根本性的战略利益。因此，近些年来，中国花费巨量的金钱和精力，试图影响某些欧盟国家远美近中，结果全是徒劳。再次是俄国不可能与中国深交。俄国侵吞了中国大量领土，不可能不随时防备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向他索赔；此外，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是未来唯一一个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把他赶出亚洲的国家（忽必烈的铁骑曾经打得沙皇爬在地下亲吻蒙古使臣的马靴），因此，俄国一直把所谓“黄祸”视为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如果有可能，他们恐怕会更希望联合欧美首先消灭中国，而后再消灭北约，最后统治整个世界，而绝不会联合中国去抗击欧美，让中国壮大起来之后去向他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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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上，敌友分明的立场表述、准确无误的自身定位和理直气壮的利益诉求，是真正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现，也永远比玩弄首鼠两端的暧昧手法更受人欢迎。中国最应该做的便是在战略上与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保持一致；并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明确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开展各种互利合作。当然，对于俄国，我们也不必刻意与之对抗或决绝，而只是要在时刻警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之下，与之进行各种可以互惠互利的交往和合作。若果能如此，则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将发生根本的好转。
　　第三，外交突围必须把握好利益杠杆。
　　可能有人要说，纵使中国有与美国联合的意愿，美国却未必愿意与中国联合；与其同中国联合，美国也许会觉得还不如继续孤立、遏制、围堵和削弱中国，避免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增加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应该说，这个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确的是，首先，如前所述，从总体的战略格局出发，为了应对最危险的俄国的威胁，美国和整个北约都有团结联合中国的需要。其次，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美国也绝不会免俗。美国愿不愿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取决于在围堵中国和联合中国这两项抉择中何者利大，何者利小。如果中国能够在争取双赢或最起码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帮助美国获得利益，那么，美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围堵中国呢？
　　还以中国近海利益纠纷为例。现在美国实行的是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那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中国占有了这些海区的控制权，就一定会把美国从这一地区排挤出去。但是，如果中国明确宣布，中国不仅乐意配合美国继续驻军东亚管制日本和朝、韩，而且欢迎并乐意配合美国航母在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的国际水域里巡航并在中国港口停泊和补给；欢迎美国公司参与开发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同意在不损害中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帮助美国克服经济危机，乐见美国继续保持其固有的强大，但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中所有岛礁的领土主权，并支持中国对所有南海岛礁进行实际控制等等。同时，也给美国摊牌，如果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司不是跟中国而是跟其他有关国家合作在上述海域进行经济活动的话，则中国将不惜以武力予以制止。那么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通过衡量，就很可能会看到，同中国在上述海域合作，显然比同任何其他有关国家合作都更安全、稳定和有利。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要给美国等发达国家让出一些利益，但是，既然目前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确保独享这些利益，那么这些个利益即使不让给美国，也会被美国支持的其他国家鼠盗狗窃而去。与其独家管不住而被周边国家鼠盗狗窃，则不如主动联合美国共同来管，以便换取美国对中国相关主权的承认，同时还可以通过共同开发获得美国的深海作业技术，提前获得开发利益，同时就可获得对这些争议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
　　美国不是“活雷锋”，不可能不顾自身利益而满世界见义勇为做好事，也不可能真正“大公无私”，明断是非，公平正义，垂范世界。美国不会在得不到实利的情况下去策动和帮助有关国家联合围堵中国，也不会在显然有利的情况下拒绝与中国联合。我们要结交盟友，就必须把握好调节利益的杠杆，充分关注到盟友的利益之所在，该给的利益要毫不足惜地给；被人逼着不得已也要给，还不如友好主动地给。对于自身，当然要尽可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能力不及的情况下如果某些局部利益不得不暂时流失，那么就要两害相较取其轻，并且要力争做到“堤内损失堤外补”，总体上失少得多。
　　第四，外交突围必须“远交近攻”，软硬兼施。
　　如果进一步追溯历史，我们还会发现，当年毛**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还特别符合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由秦国所创造的“远交近攻”的外交绝招。这条外交绝招，曾使原本偏处一隅的秦国在六国连横的强大战略合围中不仅未被困死，而且能够机敏地拆散敌国的联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致在战略上达到了游刃有余，攻守自如，无往而不胜的理想境界，直到最后统一了全国。联系当前维护我国现实利益的需要和地缘关系的特点，窃以为，当年秦国“远交近攻”的历史经验，乃至邓小平联美敲越的实际战例，对于今天中国的外交突围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为什么要远交近攻？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因为远国对于我国领土不构成掠夺性的直接威胁。例如美国，他的远程攻击能力虽然足以确保他飞越重洋去彻底摧毁一个中东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既不能永远占领这个国家，也不能把这个国家的一寸领土纳入美国的版图。而对于我国这样具有远程战略反击能力的国家，美国的军事威胁还不是那么严重，更何况他同样不能把中国的一寸领土纳入自己的版图。因此，与远国交朋友，关系相对简单。然而，近国却大不一样，即使是一个蕞尔小国，他也可以时不时在你的背上、脚上或其他防守薄弱的地方咬上一口，而且他一咬上就不肯松口，非叼走你一块肉则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是摊上一个相邻而又侵略成性的大国，那他的威胁性就比一个相当实力的远国要强十倍百倍。这种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不仅可以对我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而且可以在他们方便时乘机侵占我国的领土。为什么老子说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畏四邻”？就是因为“四邻”往往是对自身最直接的威胁。因此对于那些挟洋自重，自不量力的邻近侵略势力，我们必须抓准时机，抓准目标，抓准突破口，断然诉诸武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唯有如此，才能树立起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威望。
　　鉴于我国周边环境特别复杂，许多直接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侵害我国利益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例如南海）。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侵害我们的势力实施有力的打击，则我们将不仅会不断地丧失领土，国无宁日，而且会完全丧失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尊严。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交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他们引为奥援，或者最起码争取他们在我们需要惩罚某个近敌时保持中立，以利于我们便宜行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从1989年“6·4”开始，我国的外交恰恰走上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我们实际实行的是一条与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背道而驰的“远攻近交”的外交路线。我们因顽强地坚持顶替苏联充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老大”而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及其追随者的众矢之的。我们不断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龃龉斗争，不断地引火烧身，招来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政治渗透”、“文化侵略”、舆论责难、经济打压、外交孤立、科技封锁、战略围堵，甚至偶尔点到为止的军事打击。而我们为了腾出精力应对这些远方“敌人”的“威胁”，又“不得不”重犯当年毛**曾经犯过的对周边小国赠送领土，希图联弱抗强的错误，不惜放弃争议领土主权，以退让求安的急迫心态，匆忙与周边邻国划定疆界，来谋得边关的所谓“和平安定”和“睦邻友好”。结果不仅丧失领土之后边关仍没有安定，睦邻也并没有友好，而且引来远近交攻，把自身推向了极端孤立，频频失利的困境。我们不仅对美国“误炸”我国驻外使馆，迫近甚至登临侦查我国的领土和商船，天天逼迫人民币升值并且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打压中国商品等等一系列组合拳脚毫无办法，只得一边口头抗争，一边事实上连连退让；而且连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侵占中国海岛，强采中国石油的行为，以及缅甸军政府攻杀我华人华侨的恶行等等，都无法对付。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宣布南海主权是我国的核心利益，然而，我国渔民常在南海遭到某些国家的武力劫持，我们却顶多只敢派出几艘渔政船去招摇一番就算了事。有的人还声称这是最巧妙的“和平宣示主权法”。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奈至极的自慰之法而已！
　　为什么中国外交会落到这种凄风惨雨的不堪之境？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背离了远交近攻的外交制胜法则。同是毛**邓小平，当他们违反远交近攻法则时，他们的外交成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当他们实行远交近攻法则时，他们就红利滚滚一帆风顺。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一致地告诉我们的。
　　几句结语
　　当下，面对着中国外交频频失利的客观事实，网络上许多愤青都在叫骂中国党政的腐败和软弱无能。他们念念不忘地回望着中国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打败美国”的辉煌历史，痛心疾首地惋惜着毛**时代的逝去，强烈而急迫地督责最高党政当局拿出当年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气魄来，再次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侵害中国利益的国家决一死战。有的发誓决心亲自奋勇奔赴战场，不惜马革裹尸。
　　应该说，这些愤青的爱国热情确实可感可嘉。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懵懂无知，盲目发愤。他们不知道中国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从国际战略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中国一国或中朝两国“打败”了美国，而是当时世界上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朝战中打了个平手。为什么说是“打平”而不是“打败”？因为从程序上看，首先越过“三八线”发动这场战争的祸首是金日成和斯大林，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统领整个朝鲜半岛。美国率领“资本主义”阵营发动反击后，战略目标则是打垮金氏朝鲜，把“社会主义”势力彻底赶出半岛。而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不得不重新回到原点：以“三八线”为界，对半岛分而治之。所以，实际上，说中国在朝鲜“打败”了美国是不够客观的。因为，美、韩一方也可以说，他们“打败”了中苏支持之下的朝鲜，使他们用“社会主义”统治半岛的阴谋未能得逞。
　　回顾当年的客观实际，更可以看到，当年如果没有斯大林承诺的武器装备支持，中国也不大可能贸然出兵；即使出了兵，也不可能取得当年的战绩。虽然苏俄把这些武器装备的开支都加在中国头上，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但单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这些武器装备对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说到底，中国不可能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一对一地与美国较量，更不可能单凭一国之力打败美国。所谓中国在朝鲜和越南先后两度“打败”了美国，只能说是一种不自量力的盲目自夸和自大。如果说当年中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力量都低到了极点的情况下，还能“两度打败”美国，那以今天中国的武器装备和经济实力，再加上愤青们的昂奋斗志，那岂不是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足以把美国吓出尿来？那为什么今天中国反而会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频频施压下节节退让呢？如果说毛**的伟大真的全在于他的英勇无畏的超人胆魄，以及专擅以弱抗强，不怕孤立，那他为什么最终还要实行联美抗苏的战略大转弯，紧急摆脱危险的孤立？而为什么又恰恰是联美抗苏摆脱孤立之后，中国才真正获得了比较踏实的安全保障？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61年来的外交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把它分为三个时期。自1949年至1971年，是一个国力虚弱内外交困的痛苦时期。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至1989年“6.4”事件前夜，是中国外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舒爽之期。而自1989年“6.4”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外交却在国力明显增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越挣越深的泥潭。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教训和经验，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而这也正是愤青们应该认真领会的。
　　我要在本文的最后添上这几句结语，是希望人们不要被愤青的激昂言论所蛊惑。虽然我也主张中国不能无原则地以所谓“睦邻友好”和“和平发展”为圭臬，一味地对所有国家实行退让，而应该在必要时不惜强硬地使用武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利益。但是，我并不主张中国不讲策略地一味强硬，盲目蛮干。总而言之，窃以为中国只有在创造出了当年邓小平教训越南时那样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经过精心筹谋、具有必胜把握的基础上，选准目标，显示决心，强硬地放手一搏，打出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也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算是走上了正轨。
　　中国是一艘大船，掉头需要时间。但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容我们耽误太久。我们希望最高当局理清思路，果断决策，尽快引导中国这艘巨舰驶出困境，顺利驶向胜利的彼岸。
　　再加几句多余的话
　　近来，温总理多次指出，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并且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温总理的讲话，使我深受激励和鼓舞。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治国安邦，必须集思广益，哪怕是最卑微的草根言论，最难听的逆耳忠言，也应该广为吸纳。唯有如此，国家才会真正兴旺。正是因为有鉴于此，今天鄙人才决意不揣鄙陋，不避斧钺，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斗胆向最高当局献上这洋洋万言。我本想把这篇言论直接寄给胡主席、温总理参考，但我无法确定这种言论是否能够被送达到他们的手上，因而不得不首先公开敬献给有兴趣阅读的朋友。万言既出，已一畅胸怀，即便万一不幸而遭遇什么不测，也可以终生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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