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大衰退，深层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只是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机制)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脱节是关键因素。
国际力量格局之演变使然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主力军，尤其是中、印、俄、巴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加速全球力量格局变迁，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快，重心向新兴大国倾斜。世界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G 7与BR IC 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加剧重组。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将加剧力量格局演变，推动国际关系调整，加速国际体系转型。
从规模看，“北降南升”格局明显。据IM 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包括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升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占全球产出的比重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增至50%，发达国家由59.3%降到50%，南北力量已平分秋色。从市场看，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 0 0 1年的2 9.7%增到2 0 0 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从企业看，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增多，而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特别是在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从财富看，经济快速发展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全球资本分配由西向东转移。据IM F统计，2000-2009年，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由8025亿美元猛增到5.5万亿美元，2011年将增至6.74万亿美元，经常项目顺差由858亿美元增到7092亿美元(2008年)，资本净流出由2465亿美元增至10437亿美元(2008年)。结果，国际资本呈现逆向流动，即穷国资本流入富国特别是美国，理论界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这是史无前例的怪现象。另外，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IM F预测，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到9%，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将超过100%，比危机前高35个百分点。届时，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将逐年好转，政府债务占G D P比重将降至30-40%，为二战后最佳状态。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据O E C D预测，2010年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7个百分点，使美国经济增速减缓0.9个百分点，欧元区与日本各降0.8个百分点。另外，巨资救市使西方政府债务猛增，成为后危机时代威胁经济平稳发展的最大风险。据IMF预测，其债务高峰期将在2011-2018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 D P比重将升至9%，政府债务超过100%，比危机前高35个百分点；到2023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降到80%，2030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即回落到60%的警戒线以内。新兴经济体因经济快速增长，财政状况持续好转，公债占G D P比重将降至30-40%。如果IM F预测正确，那么未来20年发达经济体将受高债务威胁。前车之鉴是，拉美债务危机使其“失去20年”，至今阴影仍挥之不去。前苏东地区债务危机最终导致政治剧变，经济倒退20年。
G 20机制化始于金融秩序重建，但最终不会局限于金融经济，从世界多极化趋势及G 20具有的广泛代表性看，这一平台的职能将会不断扩大，国际政治、军事、安全等议题势将纳入其中。当然，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西方与东方内部，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 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实现平稳过渡的最佳载体。
其次，新与旧即G 7与BR ICs的合作十分重要，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起始阶段和过渡期，新与旧的合作非常重要，否则G 20将难有良好前景。我国在其中的作用相当重要，且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较大，应积极起沟通与桥梁作用。建议尽快推动B R IC s领导人峰会机制化，有意安排在G 20峰会前召开，由此形成在“金砖四国”内首先商讨与协调立场，然后拿到G 20峰会与西方国家共议局面。这有利于我国团结新兴大国，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并对发达国家形成更大压力，提高新兴大国地位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分量。
建议适时扩大BRICs峰会成员，尤其增加像南非、沙特等地区大国的代表(我与其市场互补性强，无地缘政治纠葛，与俄、印无论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均存在激烈碰撞)，并在B R IC s首脑会议前后举行不定期的相关部长会议，以落实相关议题。毕竟新兴大国之间存在更多共同利益与诉求。另外，与其加强沟通与合作会使我国更顺利地从BRICs脱颖而出。
危机中，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世界避免大萧条重演，起中流砥柱作用；危机后，我国仍是世界经济主要引擎，增速将遥遥领先于美日欧。IMF预测，2010-2015年我国G D P将年增9.7%，增量居全球第一，累计将达4 5 2 7 8亿美元，占世界总增量的19%，美为39933亿美元，退居第二占16.7%。我国G D P占全球产出比重将由2009年的8.5%(2000年为3.7%)增到2015年的11.5%；今年超日无悬念(2009年我国G D P为49089亿美元，日为50680亿美元)，居美后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G D P规模虽不能充分反映一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水平，但对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影响大)；到2015年，我国G D P相当于美比重增至51.7%(2009年为34.4%。如不出意外，2025年前两国G D P规模将旗鼓相当)，是日本和德国的1.5倍和2.5倍；我国在“金砖四国”中鹤立鸡群，G D P规模超三国之和(2009年占“金砖四国”总量的54.8%，2015年为54.6%)。在G 20机制内，我国的作用与影响持续上升。IM F预测，2009-2015年，G 20占世界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87.8%增到2015年的90.3%，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达96.4%；新兴经济体影响与力量扩大，占G 20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37.1%(剔除欧盟非成员国)增到2015年的46%，发达国家降至54%；我国所占比重将由9.6%增到12.8%，美由28%降为24.7%，日由10%降到8.4%，欧盟由32.3%降到26.37%(地区影响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可见，G 20国际地位与影响上升，主要源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牵引作用；中美对G 20机制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
回顾历史，今天的G 20平台非常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A PEC论坛。后者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组织，利用A PE C这一“经济搭台外交唱戏”平台，我国恢复并稳固与美国关系，营造起相对和谐的周边环境，确立了地区大国地位，并借A PE C这一桥梁，缩短融入世界的时间，顺利晋升为世界大国，亦给今天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未来20-30年将是我国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期，难免对美霸权构成威胁与挑战。布什政府时期的“两面下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核心战略利益”，均反映美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忧虑与防范。而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可预见、较宽松、非对抗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 20应是现阶段较理想的制度性安排。从可塑性、代表性、灵活性、宽松性等分析，在G 20机制内，我拓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广，借助力量多，承受压力相对小。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鉴于我人均G D P较低(据IM F统计，2009年我人均G D P为3677美元，只相当美的7.9%、德的9%、日的9.3%、俄罗斯的42.3%、巴西的44.7%。笔者预估，即使我G D P规模与美持平，但届时人均G D P只相当美的20%)，但经济规模将持续膨胀，中等收入与世界强国的双重角色更加凸显，我国在G 20机制内的身份与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东方与西方、G 7与BR 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发展问题上，我应代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说话，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IM F等机构改革上，我国应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失衡调整上，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这符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整体目标。只要运用得当，可同时赢得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支持，可借助G 20机制化进程，延长战略机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冲突或战争方式最终实现经济崛起。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我国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风险不可避免，机遇千载难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