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转贴 [打印本页]

作者: 白鹤 时间: 2010-2-27 22:18
标题: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转贴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从一个国际评论编辑亲历的视角

王文

(文章草成，不求发表，谨为记事；不妥之处，纯属拙见，权当一笑)

（一）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子？当我渐渐开始“嵌入”(embedded)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时，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萌生了。最强烈地产生这个疑问，是在12月16日北京国际饭店顶层旋转餐厅的午餐。我就“混”在吴心伯、芮效俭、李侃如的四人桌上，周围还有20多位中美两国的研究“大牛”们，那天会议的嘉宾都在此就餐，而其他“小牛”们的就餐则“另有安排”。于是，我有点诚惶诚恐，逢人就说，“真不好意思，我来混吃的。”一位我所敬重的学者宽慰道：“没事，你就值这个价。”不过，套用一句不太合适、但也有点意思贴近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我的确也不应该在那里。于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或许应该为这个圈子做点什么。

一位学者好友说，“你是国关界的白小生，你可排排学界兵器谱”。排兵器谱，绝对是一个受争议的活，而且大概五年前，有一位国关界佚名高人曾写过一篇“金庸版”的“IR列传”。在我看来，除非再过上10-20年左右的一个代际，否则，那篇“IR列传”不会失效。这可以算是国关界70后、80后的“不幸”。四年前，清华一位不算完全圈内、但在圈内也算有大名气的教授曾对我说过这样的大致意思：现在统领中国国关界大致都是50后、60后，这些人还能再扛10-20年，年轻人要“起来”实在是难。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话说得有点悲观。不过，看看美国国关界，中国年轻人就会畅坦一些了。要知道20年前到现在，以致于至少10年后，那些老面孔们都不会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毕竟，在中国，“变化”还是在进行着，而2008年我亲历的一些国关圈子内的变化，正好可以折射出中国本身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微调之处。从这个角度看，“Yes, we can”的口号在中国更适用。所以，在2008年岁末的一个半夜，又一次梦中醒来，回顾着自己在这个“圈子”内的一些经历，可以列出10件事情，件件背后都有个中趣味，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一个打滚从床上起身，打开电脑，开始了一次“日记”般的“知识生产”。

（二）我所经历的十大事件

1、“政治观念”大讨论：撕裂学术界的和谐度

刊登北大潘维教授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08年1月28日，4300字左右）是一个偶然，之后引起学界的一阵“骚动”也有点出乎意料。该文的原稿8000余字，题为《核时代的意识形态》。刊登前，原文只在广东《开放论坛》2007年最后一期刊登过，baidu.com的搜寻只有1条。经过报纸刊登、再加之争论后，原版文章的网络转载一下子增长了3000多倍，报纸版本的文章转载就更多了。这是一个“炒作”的积极力量的典型案例。

当时，正值中国50年难遇的大雪，又值新春佳节，不过，对于这篇文章的讨论热情，丝毫都没有减。文章刊出后，2月5日国际论坛刊出了第一篇争论文章“别发动意识形态大战：与潘维教授商榷”（约1600字，庞中英），春节后的2月14日刊出第二篇“不要把****妖魔化：与《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约3000字，刘建平），2月22日刊出第三篇“别老想像中华文明会被征服”（约2700字，谭中）。

这只是“争论”的冰山一角，报社的投稿信箱半个月内至少收到了20篇以上的成形文章、近200多封不成文的讨论意见，有一位学者还在自己博客上载了“四评潘维”的批判文章，大有半世纪前“九评”的架式。有意思的是，所寄来的讨论意见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支持、反对的声音都同样激烈。反对者的极端声音如“痴人说梦”、“假大空俘获民心”，支持者最典型的如“真想骂他们SB。……（我要）正面全面地回击他们，潘维是投枪，我努力成为重炮”。这些话粗糙的言语并不是出自普通老百姓，而都出自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之口，可见该文的影响力。对此，我在报社内部的反馈上写了三条意见：第一、媒体嵌入学界的讨论是非常有深远意义的；第二，此次讨论撕裂了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的“和谐度”；第三，在中国，西方民主的神话正在崩塌。

如此激烈的讨论在《环球时报》历史上只有两次与之相近，一次是2003年的“民族主义”大讨论，另一次是2006年阎学通教授引起的“软实力”大讨论。前者的讨论文章大约10篇，但争论点较散，也没有焦点人物；后者引起了6篇见报的反驳文章，最后以阎教授的一篇4500字的整版文章，终结了讨论。但这次讨论却有点“无疾而终”。潘维在来信中的回复是，“对于批评文章，我向来不回应。原因是，第一不喜欢成为新闻人物，第二不愿同人打笔仗。”更重要的是，这次讨论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2月25日推出支持潘维的 “好民主才是好东西”（3000字左右，张维为）后，该讨论再也继续下去了。不过，个中资料和背景我已收集了，或许若干年后可以写一篇“为了一场不能忘却的民主争论”。

从报纸发行量、传阅率、转载量来看，此事件的信息传播人数应该在1000万以上，又发生在年初，应为“2008年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之首”。

2、王义桅的欧盟行：中国式“前旋转门时代”的到来

2008年2月下旬，就传来王义桅要调到欧盟使团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可以用“一惊一虑一憾”来形容。“惊”，是因为这是一件类似于中国式“旋转门”的案例；“虑”，是因为王义桅一直被一些人称为国关界的“big mouth”，到外交使团去，行不行啊？“憾”，当然是我少了一个好作者。

3月初，王义桅到京，国关界众青年学者小摆宴席，为其践行。那是一次为中国“前旋转门”时代而欢呼的聚会。其中谈及到的一些话题，对我个人产生了不少影响。聚会的前一天，义桅送我那本《被神话的美国》。当时，那本书刚刚出炉，还没在全国铺开发行。可能是因为常常阅读他的文字，并没有看出“被神话的美国”到底有多什么可贵之处。直到过了几个月，美国几位大佬包括理查德•哈斯、扎卡里亚甚至赖斯在今年夏季《外交》期刊上发表的《美国新现实主义》一文，都屡屡提到了“美国要适应全球化”类似话题，我也不禁惊叹，那个时候，真想有打电话去告诉那些“大师”们的冲动：拜托，中国的青年学者王义桅早在三五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部《被神话的美国》是王义桅这五年来对美国问题的媒体评论汇总，但绝不是简单的收集，而是打乱所有先前写就的“短小精悍”的评论，重新再进行“排列组装再润色”，加入了许多最新的思考和感悟。王义桅最难得的一点是，知道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如何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叙中。这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片“主义”、“相互间认知”、“异质”、“主体间性”、“建构”、“格义”等所谓的专业、学术声中，是非常难得的。米尔斯海默曾说，他写书就是讲求两个“S”，即足够的“Simple and Stupid”直到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一位可以称得上中国最有名的文化学者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其实很有可能你自己就没有搞懂。这些话我是赞同的。国际关系学其实可以是一门不太深奥的学科，何必将自己作茧自缚，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

王义桅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创造一些新词，也可以用最敏锐的感觉，最新颖的形容词把国际问题说的头头是道。这多少也算是一些“创新”（至于他有前后矛盾、有时词不达义的一些小毛病，那是另外的话题了，谁又能十全十美呢），使他能够在70后一代中力排众议，脱颖而出。这些都与他的媒体评论有直接关系。这绝非是中国式的运气，而是他的声音真的“惊动了某些人”。我常“大言不惭”地与国关界朋友说，看《环球时报》的大领导、外交人员绝对要比看中国任何一本学术期刊、政府内参的人要多。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也给自己脸上贴了不少“金”。

3、孙哲的北上：中国“自下而上”型智库的崛起

孙哲从复旦到清华是07年底的事情，但是，真正安定下来，应该到2008年春季了。孙哲北上与王义桅外调，加之孙哲弟子赵可金也调入清华，一度被一些人传为“复旦不行了”的标志，事实上，复旦“美国研究”的底子还在，纽约的智库人来中国，首站一般都喜欢到上海拜访一下复旦人。当然，这和过去纽约直飞上海的航班也有关系。

孙哲北上被外人传得神乎其神的，还有清华到底花了多少钱，挖了这个“大牛”？有人说是2000万，有人说是3000万，还有人传更多。事实上，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以孙哲为主任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于2008年3月11日接受中国数码集团董事长于品海先生的1500万的捐资。于品海是一位有志于国际事务的企业家，此举实属是国关界的一大喜讯。

最重要的不是多少钱，而是在这些钱背后的意义。今年11月，我编辑了美国CSIS总裁、克林顿时期副国防部长John Hamre的专访，他把智库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型的，从政府或政党那里拿钱，不用为生计发愁了，但你不能批评政府或政党。另一类是像CSIS这样自下而上型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不得不去筹钱，并且要为立项绞尽脑汁。”他批评中国说，中国基本没有自下而上型的。我见过Hamre四五次，每一次见面都很特可亲，非常友好地寒暄，与他那魁梧的身板一点不像。那可亲的微笑与孙哲的笑非常像，不过，他真应该了解一下孙哲这个研究中心。

从我参加过的几次清华中美中心研讨会来看，无论从操作模式，还是从研究方法，或者是影响路径，都与美国那些“自下而上”型智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过去，中国也有一些类似这种性质的民间智库，但不是“挂羊头买狗肉”骗钱的“水货”，就是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皮包智库”。像这样民间性质、自筹研究资金、并有相当运作规模的、且有专业素养的，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能算是第一家。这也为中国国关界的“社会化”（不是建构主义那种概念上的“社会化”）开了好头，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独立”声音，可能很快就会壮大了。

4、现代院的社会化：中国“自上而下”智库的变化

媒体人天天在头脑中悬着的，可能更多的是“三贴近”三个字，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08年的中国智库似乎也在走这条道路，至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给我这样的印象。对“现代院”印象最深的是，莫过于院内那家充满着后现代浪漫气息的咖啡馆。我相信，现代院大多数研究所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曾有过向来访朋友“吹嘘”过那个咖啡馆的经历。

虽然去过现代院多次，但是能有幸在那个咖啡厅驻足小叙却仅有两次。一次在春季，与美国所各位同仁，另一次夏季参加亚非所的一次沙龙会。那两次，除了为自己大放厥词而惴惴不安外，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现代院人有一种强烈的“趋社会化”的情结。

两次咖啡厅聊天，都是短短两三个小时的交流。袁鹏至少三次鼓励他所里的青年学人们多多为媒体写一些评论。这让我“心花怒放”。不过，严肃点说，能够写媒体评论，至少能更好地提升与人文字交流的能力。靠爬格子为生的知识生产者，如果少有读者，那可能就是一种悲剧了。

在亚非所，以及后来几次研讨会，我听到翟崑的发言，也可以感受到他近年来与民间屡屡合作，并发掘了一些研究工作产生社会有效影响的心得体会。我简单地回忆，翟崑的心得至少有三点：一是智库研究要有一些理论指导，许多研究分析或许拿一些理论框架一套，就非常容易可以实现了；二是智库研究如果能找到一些地方和民间的突破口，可能更能应用于实践；三是世界的区域化趋势给了智库很大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可以揣测，当中国各类改革正在深化时，中国官方智库也悄然步上了改革之路。“深化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寻找市场”，现在国内搞得如火如荼的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本质也在于此。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官方智库也需要有一个“三贴近”的过程。可以想像，这种“三贴近”继续下去，至少会有两个积极的效果：一是中国智库业将越来越发达，因为地方已经饱受一些咨询公司的“诈骗”之苦，而一些跨国咨询问题只有智库才能解决；二是中国智库的争鸣声将渐渐开始。如果这种争鸣声可以“媒体化”，那么，或许国际问题的争论将是中国式“言论自由”的突破口。

5、北师大和北外的大平台：中国国关研究格局的悄然变迁

不少学者曾经总结过多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区域化”特征，即西北高校偏于研究中亚，西南高校偏重于南亚，东南高校则重于东南亚，东北高校则偏重于东北　亚。反正中国高校是各有特色，国关课题那么多，只要选一个新课题，无论研究水平怎样，你必定是国内第一。这给一些非京沪高校国际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机会，也为一些青年学生发表文章提供了捷径。这里的积极与消极面是另外一话题，但是，在公共话语权面前，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就统统要在一个尺度下来衡量了。

从公共话语的角度（这包括对国际公共话题的社会讨论、对热点问题的政策咨询、对敏感问题的信息传播、对焦点问题的解释权的舆论导向）看，大体可以将北大、社科院、人大、复旦、清华、现代院、中国国研院、上海国研院、外交学院可视为第一世界。这些单位的优势有三：一是起步早，这些单位年老的已过半百，年少的也有十年（清华除外）；二是人多（清华除外），最多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已达三位数，少的也有近百人；三是有自己的刊物，而这些刊物大多是核心，或者是圈内认可的；四是有自己的外国对口隧道，这样容易搞到钱。有钱，鬼都能推磨了，媒体还能怎样？

相比之下，尽管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前也有较强实力，比如，张胜军的全球治理研究、最早研究“大国兴衰”成名的刘靖华加盟北师大、李英桃的女性主义，等等，但是，整体来看，两校在公共话语权上的优势并不太明显。但是，参加了夏季的北师大“民间外交”会议和这两年北外举办的两届“青年学者论坛”，让我深信北师大、北外至少处于“中国国关第二世界的领头羊”的位置。“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师大和北外要冲击“第一世界”并不难，不在于人多，不在于钱多，最关键是找到“仙”和“龙”。清华的“冲一”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北师大和北外2008年的运作可以隐约感觉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张胜军在国际论坛2008年12月30日的一篇文章正好说明这个问题，“像1848年、1968年的2008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是，许多事情都在变化，说不定就造就了未来的大格局的变迁。

当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格局，未来是“大国兴衰”导致的“冲突论”，比如，一些研究机构之间的过节或舆论冲突，还是“和平崛起”引起的“和谐论”，比如，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可能要看形势发展。格局变化，对中国国际研究一定是好事。想象50年前，谁能想象远离美国决策圈的柏克利、夏威夷、西雅图会有一流智库，但现在，谁又能否定东西方中心、柏克利东亚研究中心、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作用呢？

作者: 白鹤 时间: 2010-2-27 22:19
6、阎学通的道歉：国际关系学的去边缘化

2008年6月11日学通教授就“8年前预测08年台海开战”一事道歉，又是一件媒体炒作的经典案例。[1]现在在baidu.com上输这两个词，估计应该有10万条。从社会公众效应来看，阎学通的道歉，可以算是有史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最大的事件。仔细想想，中国IR这个学术界还有的确没有什么事件，社会效应能够超越这件事了。这其实算是国际关系学的尴尬。所以，无论学界是否赞同阎学通的观点，是否欣赏老阎这个人，或许还有一些小心眼的学者可能躲在被窝里笑老阎的“惨状”，其实整个学界都应该感谢阎学通。至少在我看来，“道歉门”一事，是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边缘化”的标志。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比如，中国国关队伍的壮大、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系列专报道国际问题事务的媒体的兴起，再大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与世界摩擦的加剧。但是，无论什么大社会背景，也无论国际关系最近几年被炒得很热，整体来看，国际关系学还算是一门偏冷的学科。与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学当然无法比，就算是平时IR圈内人常以为“应该比他们热门”的历史学、中文系，现在社会上也出现了易中天、于丹这样的热闹人物了。在今年6月前，国际关系学（注意，我指的是学术界）还没有出现一位能聚合社会焦点、真正成为社会热点的事件或人物，阎学通成了第一个“吃螃蟹”并“被螃蟹咬”的人。

在此之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一系列的“道歉门”事件，比如，北大的徐滇庆教授就房市问题道歉，等等。所以，如果未来有人要研究“中国学术的社会化进程”或者研究“21世纪初中国公共舆论史”的话，那么，阎氏“道歉门”是需要作为一节来介绍的。因为这波及到中国一个新兴学科如何介入社会话语讨论的进程。学术不能只为一个学界圈子所有，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即“思想”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和普及。国际关系学要传播和普及，应该视阎氏“道歉门”为起点。

当然，任何事件的起点都会是两面性的，有人批判阎氏“道歉门”的炒作情结，我也承认。但这是媒体之“过”，既非阎学通本人的策划，也是大大超出阎本人的想象。“炒作”的积极与消极面，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阎氏“道歉门”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揣测中国国际关系学尴尬，即这可能是一门面子光荣、里子寒酸的学科。一位与我属于“哥俩好”级别的教授曾告诉我一个毕业生的就业故事：某单位问学生研究什么，学生答曰“中国战略”，这个单位吓坏了，太大了，咱还是别要了。

这种尴尬背后可能是中国国关界教育之弊病。当学生们和教授一起指点江山时，丝毫没有感觉，但是学生毕业后一到社会就发觉，原来国关离现实生活是那么遥远。几年前，我在南大－霍大中美中心学习过一年，当年这个中心是经里根和邓小平批准而建，希望未来某一天中美两国外交首脑见面时，都毕业于“中美中心”。我们入学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学生都为这个目标而自豪，但毕业后，我突然感觉，在我那一级的100个学生中，国际学生还有大约20个左右从事中美事务，而中国学生中最多只有5人还在从事着外事事务，我还算是勉强擦边的其中之一。这可见国关学的成才率和“改行率”。[2]

7、研究王缉思：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体意识的回归

11月底，张志洲发来11月1-2日北外组织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国青年学者论坛”上的会议纪要。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环球时报》王文编辑的发言题目为《30年来美国研究学者旨趣的变迁：以王缉思为例》。他阐述说，王缉思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研究的一个符号，选取他为研究对象至少包括三层意义：一是实现研究课题与研究目标的转化，因为以前都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学者，很少有研究中国自己的学者的。二是可以同时梳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脉络，因为王缉思现象的产生，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有关系。三是在现实意义上，王缉思的研究思路、学术风格和治学成就可以启示年青一代的学者。

“王文认识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造就王缉思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的原因：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二是研究内容的层面；三是个人的偏好层面。但他的分析着重于社会结构的层面。他阐述说，30年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的映像，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1980年，是中美关系最好时期；第二阶段从1990到2001年，是防备性考察时期，中国对美国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到底有什么新变化？二是这种新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该如何回应；第三阶段从2001年到2008年，是‘主体性思考阶段’；第四阶段从2008年开始，进行未来式探索。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而通过阅读王缉思的著述将发现，他的研究刚好都是各个时间点上中国对美国研究最需要的，把握得非常准。防备性思考和主体性思考是王缉思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

“王文并总结了王缉思现象对于后学的启示：学术研究抓住整个时代的脉搏；要有很深的国家意识；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方法；要具有社会意识和大众意识。王文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中杨学军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要深入揭示王缉思的学术成就、影响和特色，需要将之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其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刘靖华认为，研究王缉思的学术思想，不能仅仅读他的著述，还要与其本人进行深入交流。张志洲则认为，王文开始了这样一项对中国自己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恰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体性回归’。”

张志洲来信说，这段会议纪要会经过删减后只在北外主办的期刊《国际论坛》上刊发两页，我想，这段应该会删去不少，就“抄袭”下来了。其实，这个“主体性回归”的背后还有许多花絮，当时10分钟的宣读论文没有说，现在补上。

3月初，王义桅的告别晚宴上，一位北大本科毕业生拿了一篇回顾王缉思先生思想的文章，让在场的学者们评一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是，这位学生并没有写好，文章只是介绍了一下缉思先生的履历，然后就引了缉思先生的几篇文章，分别讲了缉思先生的几个主要观点。于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一、有没有看完王老师的所有著述？二、你不放在中美关系30年的大背景下来评王老师，只说他写了什么，是不是太简单了？三、你不横向比较其他美国研究或者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怎么能看清王老师在整个中国国关研究和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有好友曾说过类似“主体性回归”的话，我也是听了这个话之后，才萌生念头，开始“偷学”缉思先生的著述。

那天，在场的《经济观察报》原主笔许知远也非常有兴趣，这位被一些人认为最有希望成为“未来中国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想写一本关于国关界圈子内故事的书。不过，没有国关功底，又不放在大环境下，是很难认清这个圈子的，写出来最多也是一些轶闻趣事而已，估计知远同学是不会动笔的。

后来，不少好友都鼓励我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于是，抱着一些书籍和文章，趁着去美国转一个月、不工作的间歇期，草就了一篇发言提纲。结果会上批评和赞同我的人都非常多。

说这些故事，主要是想说，“研究王缉思”其实只是偶然，这种研究依然工作中、且思想还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学者的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很少发生。一是不太严谨，毕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应该到70岁左右才算真正高潮。亨廷顿不就是在66岁写的《文明的冲突》、77岁写的《我们是谁》吗？二是不合中国常理。毕竟，中国文化一向讲求学无止境、盖棺定论。亨廷顿前几天逝世了，我们该评评亨廷顿了。

但是，之所以把这件事放在“我所亲历”的“十大事件”，主要是因为在我做这个发言的前后，不少学者好友都在鼓励我进行或继续进行下去，并提出不少研究的建议，让我隐约感觉到一种中国学者的“压抑”和“冲动”。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美国人压抑的时间太久了。中国IR的学术论文，只要是像样的论文，基本上找不到一篇没有美国人著述引注的，更有意思的，学术界有几位“大牛”的论文，只索引自己的文章和英文引注，一副自悲兼自负的姿态。所以，“王缉思研究”一事，事实折射的是中国学者的“向世界呐喊”和“欲与美国竞争”的欲望。我一直很欣赏“成功与欲望成正比”的谚语，有了欲望，中国国关界就有了与美国国关界竞争的起点，关键在于这个圈子的人到底有多少欲望。

不过，可惜的是，现在中国国关界的这种劲头似乎有点走向“歧途”。歧途一是，从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中找答案，所以，现在研究春秋战国、研究朝贡制度似乎很热门；歧途二是希望通过无数遍叙说“中国学派”的要义，想以“可实现预言”的路径，近似于“意淫”的方式，勾勒出一种“中国强势”。这些都不太可取。

产生这种歧途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关界想要超越的参照系找错了。我们要超越的不是温特，也不是基欧汉，甚至不是沃尔兹。因为沃尔兹自己都很遗憾地说，自他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后，IR没有丝毫的进步。用余万里的话说是，“美国国关界的路也错了，所以，90年代以来最出名的亨廷顿和福山都不是严格的国关界人。”

所以，我的主张是，我们要超越的应该是威尔逊、摩根索、李普曼、亨廷顿、基辛格、福山甚至是弗里德曼。因为真正影响社会的思想，才是超越时代、永恒的思想，只在学术圈内存活的思想，注定将只保存在“学术思想史”中。如果找准了参照系，那么，中国国关界要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争夺当代国际事务的解释权、传播权和预测权。那样有朝一日，中国学者提出某个思想或理论，才会让K街和麻省大道的那些“大佬”们争论一番，就像10多年前我们热议“文明冲突论”一样。这才是“赶超美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能想象，DC的那些“大佬”们会对春秋战国史和朝贡制度产生共鸣吗？会热衷于什么“中国学派”吗？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所谓的“英国学派”就知道了。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和平崛起论”在学术思想上倒是一种突破的尝试，只是现在没有人进行下去而已。如果谁能从学理上论证清楚这个，那么，可能将是对整个IR的颠覆。

事实上，正如20年前冷战的结束考验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在考验过去的一切IR理论。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继续发展，至少能够颠覆美国的五大IR理论，即民主和平论、大国兴衰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进攻现实主义论。解释中美关系，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一个新“机遇”。从这层意思上，再回到“王缉思研究”之所以列入“十大事件”，就是为了提醒中国学者，需要努力把欲望转为成功的成果。

作者: 白鹤 时间: 2010-2-27 22:20
8、上海国研所升“院”：中国“纽约派”的萌芽

12月初有幸能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开会，见到了老朋友包道格、史文，还有许多过去通过多次电话却没有见过面的上海“大牛”们。就餐时，上海国研院的同仁们还是常把“我们所如何如何”挂在嘴边。夏天才从“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当然很难改口。毕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一块铁招牌，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之首。但给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上海学者明显区别于北京学者的特色。这种特色差异或许可以与美国智库中的“纽约派”与“华盛顿帮”相比较。

这种比较不一定确切，却有助于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相比之下，上海学者至少有四大特点：一是更年轻。大多数是60后领衔、70后为主力。在北京，则大致是50后领衔，60后为主力，70后紧密跟上。从年龄层上看，两地大致有7-10年的差别。这和纽约也很相似，在纽约，除了少数几位像理查德·哈斯这样的40后、50后以外，像Stephen Yates这样当过副总统助理又作智库CEO的，大多也是70前后的人。

二是更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虽然有郭树勇、刘永涛研究建构主义，苏长和研究制度主义，但从本质上看，哲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上海基本上缺乏“壮大和深化”的土壤，所以，只有在外交学院这样的北京院校才会有类似于“外交学院都姓秦吗”这样偏重于某个哲学化理论特色的高校。这点从郭、刘、苏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取向上，更可以看出一些苗头。就算是研究理论，上海学者也希望能够找到与现实结合的途径。相比之下，北京有更多人对“为理论而理论”乐此不疲。这并不奇怪，上海人少，如果再那么“理想化”，岂不真被“边缘化”了。

三是更重视特殊的沟通管道。这里不一定只指杨洁勉先生，而还在于其他拥有一定决策影响力的“大牛”学者们。相比于北京，上海学者更不注重于媒体传播，而更重于自己已有的特殊沟通管道。所以，上海有些报纸的评论版编辑都到北京来“抢”作者。这也不奇怪，哈斯也很少在媒体上发文章，而他对国务院的影响力也丝毫没减弱。

关于上海，其实有许多话想说，但基于了解不足，权且不确切地总结那么几点。把上海国研所升“院”归为十大事件，主要是因为根据个人的观察，一种类似于上海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特色正在形成，或许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会慢慢形成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的“京沪之争”。这也是IR在中国的“百家争鸣”吧。

9、“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打破IR述说的垄断

这是十大事件里第三件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相关的事件了。我自认为是一种客观陈述，毕竟，我没有任何偏袒和私心的动机和理由。12月13日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会议，可以算是又一典型的“阎氏效应”。

“阎氏效应”有三大特征：一是历史短但名声大。阎学通教授大概是在1999年前后组建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其社会名声、学术地位都已跻身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一世界”；二是人少但办事多。编制内大概只有9人，但是，基本上人人都有能量，能够独挡一面；三是有理想但很务实。科学方法论和重构国关学，应该是他们的两个理想，目标很远，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做着。

看着“共同体”会议来了全国各地的200多位国关学者，非常踊跃地各自撑一个panel，各自主讲一个话题，然后就像逛超市一样地逛研讨会，这在中国一定是第一次。主要还有老阎他们还基本没花多少钱，所以，我实在佩服陈琪、孙学峰两人的“来事儿”能力。从效果上看，我又总结了一条规律：学美国，只要是学对了，一定能成功。在娱乐界，效仿American Idol的湖南卫视 “超女快男”算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学术界，效仿美国政治学年会的“共同体”会议也算是一个成功典范。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都愿意免费赶这个“场儿”？还是前文曾总结过的，即“找准市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太缺少述说和交流的平台了。国内的各类研讨会发言人、各种期刊的文章作者，基本都被100人左右的一个核心圈子和200-300人左右的次核心圈子所垄断了，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至少应该有5000-10000左右的研究队伍。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和机会，这些研究队伍的研究能力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做着“农夫、山泉、有点田”的活儿。国关博士毕业后，如果不混进“圈子”，那就意味着没有信息，更意味着没有新观点。这也是直接导致中国的理论研究比政策研究更热门的原因。因为理论研究的成本低，不仅仅在于金钱成本，还在于沟通和交流成本。慢慢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甚至有变成某种“国际关系文献学”的危险。相比之下，据我10月份在美国亲历的现象，得克萨斯、密歇根这些离DC较远的州市的国关研究能力，并不比DC的那些智库差多少。这与美国信息透明度有很大关系。

而“共同体”会议恰恰抓住了这种缺陷，算是打破国内“述说权”垄断的一次尝试。结果，可能连清华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是那么容易。他们只是提供了几个教室，就把200多位人“忽悠”来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大连、上海、广州、天津或美国等地的非北京学者。参加的那些学者里面至少有60%左右，都是平时“圈子”里的陌生面孔和青年学者：他们很少发文章，或者很少有发文章的可能性，很少参加主流的学术会议。这些人的研究能力先不论，至少他们是中国国关界的后继力量和资源库。

从这个角度看，我强烈建议，中国国关界的教授们在完成各研究机构要求的基本指标外，尽量少地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尽量多地花心思到国外期刊上发表英文论述；尽量少地参加主流的学术会议，尽量多地推荐自己的门生弟子参加；尽量少地进行一言谈，尽量多地搭建校际交流的平台，让青年学者去说。当然，我自己也要努力，尽量多地刊发青年学者的评论文章。

10、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中美交锋“后对等时代”的来临

正如一开头就写到的，12月16日那天，我是“混”进去的。我没被社科院美国所邀请，幸好有好友学者的“线报”，又有好友学者的“通容”，让我“混”进去听了第二天一整天的会。

因为报道中美关系一向是《环球时报》的重中之重，我几乎每天都在和同事们谈美国，耳濡目染的，周围同事仿佛都是“美国通”似的，就象武侠小说里少林寺的“扫地僧”也是高人一样。所以，单纯从观点看，评论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很难使包括我在内的这些环球时报“老油条们”有“新鲜感”。这次中美关系30周年的会议也是如此。

但是，有两点学术之外的现象却非常有意思。一是中美关系研究能力的代际差。那天去会场，第一场panel的座次就“雷”了我一下。发言席中间坐着吴心伯、孙哲，两位60后，黑发、年轻、有朝气，两边坐着芮效俭和兰普顿，两位40后，白花、老态、没有活力。这让我想起10月中旬在共和党资深政治官僚Dan家里，他和我透露，“麦凯恩基本没戏。”我很吃惊，忙问为什么。他说，你看看总统辩论时CN*各给一半电视画面的那两张脸，老麦多老啊，奥巴马多年轻，是我也会选奥巴马。年轻啊。

的确，那天到场的那些美国人都是40后的老人，像傅立民这样的都是三十年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儿子、女儿都是教授级了。而和他们对话的中国学者的发言人则大多是60后。我当时就想，这不会中美相互凝视的现状吧？美国看中国的心态，就像是六七十岁的人那样，老道、曾经历过旧事、有资历，却保守、沉重、没有活力；而中国看美国的心态，就像是四五十岁的人那样，虽然还有缺少一些资历，但是，思绪、经验和精力正值高峰期，且有强烈的当家作主意识。

形成这种差异，一部分与主办方邀请人有关，另一部分与研究代际的转换有关。1983年，奥克森伯格随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与社科院美国所的学者们讨论他们即将上报里根的对华政策报告《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的最后定稿。当时与之对话的浦山、李慎之等所有前辈，都早已退休或逝去，但是，与奥克森伯格同辈的兰普顿、李侃如、傅立民、芮效俭现在都还活跃在中美交往的舞台上。现在在美国，除了裴敏欣、李成等几位华人学者外，基本上找不到研究中美战略关系的50岁以下的著名学者，而在中国，60后基本上都已成中美战略问题的领军人物了。

当然，中美相互研究的能力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一是在于研究力量的差距，这包括研究经费、研究对方的人数的差距。如果不包括各大咨询公司的人员，粗略估计，美国对华研究的智库、学界的专业人员大约在500-600人左右；而中国对美研究的专业人员大约只有200人左右。这还要包括各省社科院、各地方高校的国关院人员。经费的差距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对美研究至少有40%的经费还来自于美国的基金会。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还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项目申报”、“科学发展观学习”、“组织生活”等精力内耗上。二则在于研究方法的差距。这里包括研究人员的鼓励机制、学术制度、分析方法、研究选题能力等等。研究方法的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就在于，中国对美研究的创新能力重，重复劳动多。

这次30周年研讨会第二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后对等化”的讨论氛围。在北外主办的11月的研讨会上，我发言中说，2001-2008年视为中国对美研究的“主体性的思考”期。因为“911”给了中国巨大的战略期和休憩调整期。所以，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感叹：过去七年，我们在反恐、在战争、在耗能量；而中国人在搞建设、办奥运。在学术上，我们也是这样的。这个七年，中国人不再单纯想美国对华政策到底会怎么影响中国，而是开始思考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江忆恩的担忧：“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2003年)；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对等的实体，与美国相比较了，以对等的方式，思考美国，比较中美，也思考自己。缉思先生《外交》上刊发的“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是一个经典。

那么，2008年后呢？我称之为“未来式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后对等时代”。从官方交往的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年底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王岐山对保尔森说：“请美国保护好中国在美的资产不会缩水”。这样的话，在10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次30周年的研讨会在2008年底开，当然可以纳入“后对等时代”，也有着一些“后对等时代”的特点。比如，美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对中国说话，美国人开始求教中国人，中国人有更多的要求和批判。这些也是30周年研讨会被列为十大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要提醒的是“后对等时代”的陷阱，这里不多说，可以参考《环球时报》国际论坛12月初吴心伯的“影响世界，中国还欠火候”和12月30日隗静的“避免刺激美国的敏感神经”两篇文章。

(三)几点结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是一个大转折点。我在“访美日记”中的一段话这里可以再用，“无论今年奥运及其准备阶段和成功效应是如何地富有争议性或者被某些人称为有‘虚幻性’，但是，这种快感让国民带来的心态转变是明显的。”现在再加一句，如果说2008年是“灾年”，那么，“灾年”培养了13亿中国人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套用古人的话，可能真是“天将降大任”了。而对于中国国关界，从我个人亲历的角度，或许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是美国神话的破灭。从潘维文章到王义桅的新著再到年底的30周年讨论，背后处处都有一些“美国神话破灭”的痕迹。对于中国和美国，这都是好事。但是，对于学界来说，如何“脱美国化”继续前行，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学界自信的复苏。这与第一点是一个道理。年中，丹麦的李形教授到北京来和一些学者朋友聚会，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少？当时，饭桌上有些尴尬。我作为半个学界人回答了，这是整个学术机制不鼓励。其实，从学术水平来看，中国学人是不亚于西方的。2008年是学界自信复苏的一年，相信未来在西方一流刊物上发表英文文章的学者会越来越多。

三是媒体和学界互动频繁化。我不是个案，事实上，许多媒体人都在和学界发生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对于我个人来说，除了感谢，还要说的话依然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这一年，有太多的学界好友、前辈、学长在提携我、帮助我、引领我、教导我了。我只有继续努力学习才能回报学界“大恩”。

四是一种更新换代期的胎动。正如张胜军先生的那篇“像1848年、1968年那样的2008年”一样，余万里在夏季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说过，现在似乎还看不清楚，“再过一两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事实上，不仅仅国际形势，中国学界似乎也在开始重新洗牌，再过几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是期待学界的“区域平等化”。我的“圈子观”是狭隘的，仅仅是一个北京媒体人的视角。我曾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为什么普通美国人不关心国际事务？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因为美国太大了，老百姓转整个美国都转不过来呢，怎么会想到国际呢？听起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那么，中国也“太大了”，我的视角也会因为以偏概全而陷入“一叶障目”的误区，事实上，我相信，洛阳、昆明、兰州、广州、武汉、成都、沈阳、长春同样有许多精彩的IR故事，只是他们没有发言，或者在所谓的“主流圈”里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IR学界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千万不可论资排辈，千万不要形成什么hierarchy。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六是要多记录一些自己的历史。中国IR学界似乎都在研究美国的“理论史”，事实上，中国的世界更精彩。尤其是当前伴着中国崛起、与世界摩擦加剧，中国的对外联系有太多精彩的故事了。过去，我们常讨论“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现在，随着美国神话的破灭，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问题或许要比“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更紧迫。而这正是中国IR界的责任。记录自己的历史，当然也算是责任之一。前几天看到有位历史学家说：“江青真应该写点什么回忆录，哪怕是写得都是谎言。太可惜了。”咱们不是江青，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应该都可以吧。毕竟，记史的兴盛，是一个国家兴盛的标志。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柳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六月没在贵州**，七月没在上海当警察，八月没在新疆当兵，九月没有到山西襄汾看溃坝，当然最幸福就是今年没进股Shi，否则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光屁屁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牵着狗进去，被狗牵出来；总之，就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其实那些都没啥，更值得庆贺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你们已经长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如果乐观点说，我还想加一句“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都经历了，但我还活着。”

还有20个小时，就到2009年了。2008年马上就要过去，我很怀念。

写于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凌晨3点26分

作者: fdwl 时间: 2010-2-27 22:42
长见识了

作者: Andylee19826 时间: 2010-3-1 09:27
好,下载看了,谢谢!

作者: jhoeron 时间: 2010-3-1 17:54
hao ,xiexie ,好东西啊！！

作者: 加油2012 时间: 2010-3-2 22:41
顶一个

作者: 加油2012 时间: 2010-3-2 22:41
幸福

作者: bangeniuren 时间: 2010-3-4 11:26
本帖最后由 bangeniuren 于 2010-3-4 11:47 编辑

“冲一”说明不是一流。反复强调“冲一”，似乎很着急进主流呀。

作者: chenxu1314 时间: 2010-4-7 06:53
真是长见识了

作者: gujianqing4 时间: 2010-10-2 22:23
北京地区搞国关的果然政治化意味尤为浓烈 ~~国际关系嘛应该有些使其更加枝繁叶茂的东西

作者: nfkmhd 时间: 2011-4-23 03:16
路过。。。。。然后在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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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ockdylan 时间: 2011-8-24 18:43
要好好阅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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