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标题: 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打印本页]

作者: dulidiyijun 时间: 2009-9-14 20:01
标题: 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往往从国际关系的实然出发，更多地探索了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普适性的科学，而忽视其历史根源及艺术层面的内涵以及多种国际体系并存的事实，因而本质上成为维护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的阶级学说，即所谓的庸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批判有余而重建不足。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将发生在东方国际体系对西方的解构上，实现国际关系之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及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因而成为可能。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庸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比较国际关系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曹雪芹：《红楼梦》

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八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在争论和妥协中前进，在各执一词下演绎而难有革命？致使“没有哪种单一方法能抓住当今世界政治的所有复杂性”。人们不禁要问，各派国际关系理论间论战的症结何在？国际关系理论是谁的理论？是为什么的理论？它是一种普适性科学还是特定的艺术形式？种种因素，使得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必要。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维度

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首先发掘其基本纬度。受康德哲学的启示，我曾认为，和其他领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  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与理念。“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中心线索的是历史的两重性，即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亦即人类的历史在两重意义上是有道理（理性）可以籀绎的：（一）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类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二）它同时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康德统一于普遍的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  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理论显然缺乏广阔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

实际上，研究国际关系有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生命力”维度，分别对应了事物发展的科学、艺术与生命意志，也是区分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的根本视角。  其中时间维度重在揭示国际关系的状态律，空间维度则是力量律而自身（“生命力”）维度侧重意志律。自身维度的含义是每一种国际关系现象都有其自身的演绎律，比如战争，从作为经济矛盾的延续，作为政治手段的继续到文化层面的矛盾反映（“文明冲突论”所揭示的），一直到人们认为战争在过时（“大战过时论”所揭示的），战争规律在不断变化，体现出作为一种“生命力”的含义来。又比如“克隆人”虽然受到各国法律制约（空间维度）和人类伦理道德（时间维度）的束缚，但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及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与好奇心（自身维度）终究要冲破前两者的樊篱，迟早要克隆出真正的人来。

相对这种“应然”要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实然”若何？剖析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各方面表现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理论的种种悖论。

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相互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国际关系中为什么没有“宏理论”（gr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自圆其说地解释一切？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各异，不同的国家生活在不同的国际关系时空体系中，有的处于前主权时代（如处于领土争端、政府失败、人口不固定的欠发达国家）、有的处于主权时代（比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的处于后主权时代（如欧盟国家）……

这就为着眼点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现象、主权现象及非民族国家和非主权现象都存在、交互发展，但尤其值得主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近代西方（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提炼概念、产生观念而发展起来的，特别针对西方国际关系体系。东方国际体系、未被表达的边缘国家、甚至前民族（主权）国家间关系（可能尚未形成严格的国际体系）没有理论加以阐释，只好借助现实主义的无奈逻辑或批评理论的极端抱怨而得以抚慰。而一旦这些后发达国家崛起，其意志必将在国际体系中得以表达，从而产生解构西方霸权式的国际体系的要求与可能，蕴涵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革命。这正是本文首先要诘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性及其作为的理论与时代背景。

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十大诘难

诘难一：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

国际关系概念的确立是以区别于国内事务而开始的，偏重于国际政治内涵，其区别标志首要的是认为国际关系是在不同的逻辑下即无政府状态下演绎的。这是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无政府状态概念，源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或霍布斯讲的战争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国家的理性、自私性暴露无遗。因而有了以国家中心论（state-centrism）为标志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假定，即“国家人”的假定。正如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导致了经济学的局限性一样；国际关系的“国家人”假定，与其无政府状态先验性认识一道，共同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

在温特之前，鲜有理论挑战这一前提。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摩根索从人性本恶、权力本恶这一典型的西方政治哲学认识出发，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无不为权力、利益而斗争。  结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华尔兹进而把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奉为圭臬的无政府状态解释为，国际社会犹如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则以国际机制来修订人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使之有序化；但是也只有入流的国际关系才被有序化，非入流国家仍导致了国际无政府状态。  下文表明，民主和平论将这一认识发展到赤裸裸的境地。

温特振聋发聩地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其建构主义理论动态化地将无政府状态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化层次，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为入流的国家和非入流国家规定了文化圈，即主流西方国家的主导无政府状态文化是洛克型的、非主流的非国家则仍挣扎在霍布斯型无政府状态文化之中，但是主流与非主流国家可以组合出康德文化的氛围，即成为朋友、组成集体安全体……大有将国际关系的虚假前提“虚化”之势。
这种虚假前提的理念认识是先验性的。

诘难二：国际关系理论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上文指出，为了虚拟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前提，国际关系学者借助康德哲学虚拟了国际关系从自然状态、公民状态到应然状态的演绎逻辑，并分别对应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各流派。

民主和平论、大战过时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先验论性质。其世界观即是“观念创造理论”——民主是好的，和平也是好的。只有好的才能派生出好的（和平），反之，恶的必然导致恶（战争）；民主国家在历史上把仗打完了，这才有今天民主国家间的和平。故民主和平论是本末倒置的言论。大战过时论、文明冲突论也有类似的先入为主的逻辑错误。尽管不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但作为支配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如文明冲突论、民主和评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心理律动之一——“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关系理论自我实现预言的又一典型例证——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约瑟夫·奈语）。

现实主义基于历史（主要是欧美近代史）经验的历史循环论、悲观论思想看待世界，与自由主义一样都为建构主义的发展留下逻辑空间。

米尔夏默教授在其新书《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写道：“‘二战’后期，苏联在满州取得了对日本关东军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日本已遭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苏联，更不用说亚洲了。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苏联的重任。”  如果这种先入为主的逻辑成立，以下说法也就不会否认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势力急遽膨胀，它在欧洲和东北亚都是一个潜在的霸权，并且当地没有大国来遏制它。德国已遭重创，而中国无论如何还不是一个大国，又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尚不能制衡美国，更不用说亚洲了。因此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承担在欧洲遏制美国的重任。

理念（视角）一变，结论完全倒过来。这说明，现实主义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埋在水里的是建构主义所揭示的观念因素。现实主义的公理（即现实主义者潜意识中公认的价值观）正是建构主义的命题。国际关系理论者也是概念制造者（image-makers）。

米氏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要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事实上，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而苏联则不然。”

在这一点上，强调身份与认同的建构主义也不例外。米氏在书中还写道，“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先进法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改变了。直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它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同样，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美国在四十年代末期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这一美国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原始民主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  这说明，所谓身份与认同仍然是服从于战略利益的需要，是需要方主观界定的。

下文将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一种先验论和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且是西方式、美国式理论，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阶级理论。

诘难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中，层次分析（level analysis）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其理解各有不同。一种典型的说法是将国际行为体分成世界系统（World System）、关系（Relations）、社会（Society）、政府（Government）、角色（Role）、个人（Individual）六个层面，  并笼统地区分为国际与国内或宏观与微观两大领域。而这两大领域又常常相脱离，或更多地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就是国际政治由国内事务所塑造并根源于国内事务”了事。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尤其强调单元层次（unit level）、系统层次（system level）。温特的建构主义以施动者（agent）－结构（structure）分析见长，其无政府状态的三段论分析，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关系中的同化与异化律，  但仍解决不了观念、身份与认同等的原生性问题——观念、非理性因素从何而来？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注重今天的结果（状态），而忽视导致结果的历史根源。建构主义对此有所超越。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视动态、渊源，着眼于结果而非过程，基本上属于静态的理论范式。决策学好些，如博弈论（game theory）、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等强调过程、机理，但有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即所研究制度背景是美英模板。国际机制理论强调了体系与过程，有所超越，但一样也依赖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

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应当是国际关系领域思维方式的阐释而非思维结果的总结，注重理论演绎过程而非结果、探索而非定论。忽视非对称性因素，忽视反作用，宏观－微观、动态－静态割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故而，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但各派论战往往不是就国际关系的根本矛盾进行，而是侧重点的偏好或方法论倚重而导致的争执。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形而上的属性，致使它没有革命，而更多的是理论循环、各派并存，各唱各的调。

诘难四：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革命？

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不外乎是客观与主观两种。前者即指国际关系实践，既有历史发展趋势，如全球化，也有偶然事件，如“9·11”事件。实践动力带给国际关系理论滞后性、阐释性色彩。

后者包括学科与人的因素，包括人类认识与观念的变迁。由于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的不够严谨、不够科学，故常常循环往复，鲜有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科学革命（至今仍借助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往往都是靠外界（经济学、科学哲学——如华尔兹新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社会学——如温特建构主义）推动，自身的动力不足。尽管流派纷呈，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歧仍然局限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之间或由此引申，尚未发现其他根本对立面。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没有革命的重要学理原因。致使国际关系理论局限于学理空间挤来挤去，无新创时空体系，无宏体系、宏理论；只有“范式间”的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各派强调其他派别忽视或忽略的地方，希冀在片面中求深刻，而跳不出西方框架，更多的是学派（schools）、方法（approaches）、论调。

由此可知，除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是西方阶级理论，是为西方既得利益服务的，因而是保守的。这种保守性尤其体现在其阐释性使命上。特别的，现实主义流派倾向于为现状辩护，自由主义学派倡导改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主张激变。  因而国际关系理论只有方法论上的变革而无社会意义上的革命。

诘难五：国际关系理论是阐释性理论

布卢斯·拉赛特等所著《三角和平》前言部分开篇即将国际关系研究类比为全球定位系统（GPS）式分析，  反映了国际关系对可操作性的渴望，即现实需求催生理论，理论解释现实。（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关怀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奠定了这一基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和平的渴望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面世。）人们由此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和存在的合理性。马丁·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国际领域不同于国内领域，国内是线性发展和进化的场所，而国际领域却全无这些特征，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现象。因此从国际上看，只有外交学，而无国际关系理论。他进而指出“国际理论与外交实践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国际理论实质本身”。  批判理论进而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

特别地，国际关系理论不是一般地阐释各国外交政策，而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从大国兴衰论、软权力理论、文明冲突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无一不是忧美国所忧、思美国所思，为美国辩护，为其国际行为与战略找“说法”。更一般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肩负阐释西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的使命（下文将予以分析）。

正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为实践开道的使命，故往往无前瞻性——没有哪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预料到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偶然性。由于国际关系科学、艺术性的统一属性，国际关系理论也难以寻找到其规律性。

诘难六：国际关系理论是强者的逻辑

直觉告诉我们，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前提有利于谁？还不是强者、既得利益者？！

事实上，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预设前提是强者逻辑的流露，而且核心概念与原则也存在强权逻辑的陷阱，如“权力”的定义即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对抗型界定，主权平等原则只是安抚强者的托词——主权能平等吗？即便如此，各国维护主权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国家中心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典型特征，它将“国家作为支持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和解释的要素” ，便是对非国家行为体和非对称性因素的强权逻辑。尤其是，国家中心论实质是大国中心论，非洲、拉美等地国家只是作为大国权力、市场角逐的场所而存在，世界资源，尤其是地缘性极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大国政治的玩物，其他地区到处是被权力政治遗忘的角落。

自由主义理论柔化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现实主义的赤裸裸强者逻辑，而代之以隐性的机制霸权；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为国际资本规律找说法，是另一种形式的强者逻辑；建构主义更是要让人忘却历史上的歧视与现实的不平等，代之以朋友、平等的诱惑。但如前文分析的，仍然解决不了原生性的身份、认同问题，是强者逻辑的观念化。

在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理论更是又一种形式的强者逻辑，即男权理论；她们试图冲破这一强者逻辑，以女性主义世界观改造之，但构不成主流，且有矫枉过正之嫌。

强者逻辑更准确的说是既得利益者的逻辑。典型的说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核不扩散、核禁试等，并且还往往打着人类和平、正义的旗号。

诘难七：国际关系理论何以往往冠名为“西方”？

在国际关系史中，西方是强者；甚至定义国际关系历史就是以近代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因为“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再塑权力”，它基本上是对欧洲国际关系史的总结，受当代国际关系实践的推动，其概念来源、观念确立及佐证资料，无不源于西方文明，服务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需要。

因此，西方话语体系——民族国家、主权——全部是西方概念，是西方近代史上打斗妥协的产物，许多并不适合东方；民族国家体系或主权体系也并非概括东方国际体系的特征和很好描述东方国际体系的逻辑。比如，人们经常将战国时期及三国时期的均势实践与近代欧洲的均势外交相提并论，是不妥的：战国时期等有均势之形而无均势之神。

但是，西方国家野蛮读完了读人权，以其人权观强迫其他国家遵循，是典型的霸道。除强迫接受外，西方的话语霸权还往往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评判标准。例如，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作用。欧美在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后，已经完成发挥民族主义的正面建构作用，而在今天批评、否定、乃至憎恶仍处于正面作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就是典型的先发逻辑。

这种状况反过来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依附论认为边缘国家对核心国家经济体系的依附，是国际关系的不平等逻辑；实际上依附于话语霸权才是第三世界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原因。非西方世界“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近些年来，自由主义学派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强调国内因素、提倡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分析，部分实现了西方中心论的超越。尽管超越有限，但值得赞许。只惜，“9·11”事件只会加重西方世界对非我族类的不信任，重弹“文明世界”的威胁老调，而没有变革国际关系理论思维。

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建构主义便是强化西方阵营认同感、重振西方的理论阐述。“历史终结论”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在古希腊理性传统与古罗马法制与强权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优越感及对非西方的忽视或不信任，便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布尔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曾指出：“对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印象完全是西方的，尤其是盎格鲁－美国主导的……如果存在起源和观点上几乎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它们能够传递对非西方世界支配的政治体系足够的理解吗？”

偏见往往源于无知，常常还伴随着傲慢。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每每称，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自从罗马帝国以来，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美国那样的经济、文化与军事实力 ……实际上，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成吉思汗帝国疆界远大于罗马帝国。

但是，谁代表西方呢？正如布尔所言，盎格鲁－美国主导了西方国际关系世界。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盎格鲁－美国理论。

诘难八：国际关系理论是盎格鲁－美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有无国界或特色可言？是否足够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稍微认真一点的思考即可发现，大多数其他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一种美国式理论，如民主和平、全球化无不深深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甚至有人说民主化、全球化即美国化（美国学者理查德·隆沃思(Richard C. Longworth)说的好，全球化意味着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市场经济的胜利）；国际关系的母语是英语；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一绕不开的逻辑即是美国的霸权。这恐怕也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焦虑所在吧。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霍夫曼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美国式社会科学”，“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才变成一门学科”。  英国学派并未采取一种挑战姿态，而是补充之，哥本哈根学派作为一种和平研究学派而被美国学派吸纳。

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强者逻辑，故处于发达前言的美国方能不断创新，新论百出；英国辅助之而“继续”分享往日霸权之气派；其他国家则付学习成本。美国霸权也极需国际关系理论的诠释。典型做法是把美国的说成是世界的，把相对的说成是绝对的，把局部的说成是全面的，把列强间的妥协说成是人类普遍意志……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以强者（美国）的视角描述了西方国际体系，可以说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却把它推广至整个世界，说成是普适性科学，种种悖论由此而产生。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确立主体性问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阐述美国视野中的世界，这与世界中的美国或美国之外国家的世界，或世界本身是有出入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霸权与均势是对立的两个概念，那是因为世界认为美国搞霸权而美国认为自己是最反霸的（反对别国搞霸权，阻遏其他国家挑战其霸权地位），自己推行的是均势（如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欧亚大棋局”）；实际上，美国推行的是“霸权均势战略”。不明白这种国际关系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就不能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性、美国性本质。

国际关系理论的盎格鲁－美国式规定了其特征和先天性缺陷：“‘盎格鲁－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前提上。第一，存在国内与国际治理模式的基本区别；第二，从这种区别中有可能推导出对国家行为长期模式的宽泛解释。”  故此也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振振有辞地在国内推崇民主而国外推行霸权。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分所蕴含的理念是西方国际关系（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自身优越感的欣赏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根本上是由于非西方国家的存在及其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正如民主和平论所揭示的。其重要表现是，美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处处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世界，把别的国家说成是挑衅性的（aggressive）、潜在霸权（potential hegemony），更不用说“无赖国家”了，而自己是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y）。如此美国化术语怎么能演绎客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美国式的西方意识形态理论。

对于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即美国因素不存在的国际体系），哪种理论能够解释和准备去解释？人们不禁要问：是国际关系还是美国关系？素以“美国例外论”、“美国优越论”而自豪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何以能成为普适性理论？

诘难九：国际关系理论是阶级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只是西方的理论和盎格鲁－美国式理论，更一般地说，它是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理论。

前面已分析过，无政府状态、国际机制等都是亲西方的分析（pro-western approaches），是为不断强化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合法化服务的。温特理论试图调和这种意识形态的歧见，力图寻找到一条国际关系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中庸之道”。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是他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但是，什么是行为体的原生身份与利益？在西方主导的当前国际体系下，只有“入流”国家，即角色在国际社会得以确认的国家才有身份，为我族类者才有“认同”，因此身份与认同仍然是西方强化自身同盟的“话语霸权”。非国家行为体一定程度上似乎超越了此，但也只是作为全球化的附加产物而出现，未被表达的潜在行为体始终难有身份与认同。

建构主义进一步认为，“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为。而行为体的身份是由结构（文化）建构而成的。”温特动态化地假设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这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以强权、主权、朋友分别作为这三种文化的身份和认同的核心。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种文化也是在西方文化中兜圈子，是企图去历史化、去西方化、虚化国际关系理论阶级性的努力！

在第三世界对强权、主权日益失望、不满后，温特学说推出“朋友”认同感，认为朋友—敌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实践而相互转化，以进化论代替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为使非西方世界“同化”入西方体系留下了激励空间，试图解决在强者逻辑示*的情形下如何整合西方、笼络非西方、强化西方认同同盟、稳固光大西方国际体系，巩固阶级合法化：“21世纪对外政策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现一种方式，既可以相互尊重主权的个体性，同时又可以把各国纳入建立真正的国际共同体的过程。”  在这点上建构主义超越了民主和平论的强迫性、主观性、优越性。

诘难十：国际关系理论是二元论

毛**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莫不亦然。

现实主义理论坚信人性本恶、权力本恶、国家本恶，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生存利益或安全利益），不信任、不依赖善良的道德约束，主张以恶治恶，结果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安全困境。结盟只是权力竞争的手段，盟友并不见得是朋友。

自由主义者则将世界区分为善的与恶的，认为好的必然带来好的，恶的必然带来恶的；而且这种善恶观念与生俱来，颇类似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一中国逻辑，因而主张通过好的国际机制将坏的变成好的，结果陷入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境地。

比较而言，建构主义则是乐观的理论，是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而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是悲观的理论和历史循环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按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分别对应敌人－对手－朋友三种角色，认为，好的和坏的是一种观念、认同和身份作用的产物，“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这一点对政策的重要意义是：国家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友谊和集体身份的形成在无政府状态下是可以实现的。”

努力标识自身（self）与异类（others）的这种敌－友式思维反映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非西方世界的忧虑；也正蕴涵了非西方世界国际体系解构西方国际体系这一真正国际关系理论革命的可能。

除了敌友论外，国际关系理论的二元论属性还表现在善恶、物质与精神、国内与国际政治的二分法（dichotomy）等方面。

三、庸俗国际关系理论 .VS.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许多理论还是一个家族，不宜一概而论，但其分歧是形而上层面的，以上诘难主要是就其总体传达的信息和人们对其印象而论。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在三个维度展开，综合具备三种视角，才能全面剖析国际关系作为科学与艺术相统一的属性，发掘国际关系自身生命力。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以科学手段涵盖艺术层面，试图表明西方的就是世界的，美国的就是西方的，未包含国际社会（西方社会）之外的行为体，故矛盾百出，悖论种种。其根本错误在于求同而不能存异，不能解决原生性不平等的问题，不能说明国家源生性身份与利益从何而来。这正是其阶级局限性。然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仍然是发人深思的，其直理性一面不容否认。

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力图摈弃一切形而上的思考，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为像物理学那样高度简约的科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这一点也成为受攻击的源泉。国际关系理论有客观性、内在性，使得因果解释性、实证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方法。同时，国际关系理论还有其主观性，意识形态化，使得观念、身份、认同等概念成为建构主义、历史主义描述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

温特的建构主义是试图统一国际关系理论科学与艺术性的伟大尝试。“温特致力于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条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  但如前述未能摈弃阶级性与西方性。其所谓康德文化是对康德的误读，它以朋友－敌人、义务－互助（侵略）的逻辑，追求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毋宁说是威尔逊文化的再现，远未达到所有共和体文化，更不用说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文化（届时，国家已经消亡）。

因此，这种尝试仍然是以西方的艺术方式再生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类本质”，受到很多攻击。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作为科学，它具有客观性，超越国家与国际体系，甚至超越时代的因素；但作为艺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反映了其一部分风采。而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将国际关系的艺术层面科学化，使国际关系理论蜕变为维护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的阶级理论。

这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即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根本对立，是客观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表现。它以所谓的主权平等国家体系为借口，以无政府状态为幌子，将西方价值体系世界化、西方式话语霸权体系合法化；各派分歧（基本围绕如何维护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展开）是次要的，内核(西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争论的目的正在于完善西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试图以内部论战代替外在革命；其整体状况是：缺乏历史学家的深厚、哲学家的深沉、有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主观化和想当然。

对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单线进化论，或西方优越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近代欧洲历史为背景，是西方意识形态决定论；追求同质化，反对异质化，忽视差别；基本上是在无序－有序、分－合这两对“二律悖反”中兜圈子。

第二,全球化优越论，或美国优越论，国际关系理论相当程度是美国霸权压力下的产物，反映了强国意志，远未表达出人类的普遍理性要求。

第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主权陷阱”：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国家（尤其是大国）间关系及对称性作用力，对非对称性问题或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力忽视或重视不够，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

第四,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泾渭分明，抹杀国家个性。其无政府状态的虚假前提，导致忽视国际社会、非国家行为体逻辑。

种种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是一个领域或区域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钟爱军事，特别适合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文化；自由主义侧重经济，尤其适于洛克型文化；建构主义强调文化，注重康德型无政府状态文化。其未来发展日益从不可通约到理论趋同，综合化趋势明显——“三角和平论”即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

针对庸俗国际关系理论的阶级企图，批评理论展开尖锐的揭露。然而它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勇气有余而重建理论能耐不足。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一点在批判理论中并未得以实现。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等人把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对主流理论代表的知识体系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主要是从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身份层面揭示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倾向的，认识停留在“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的”及“主流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层面上，  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作为艺术本质层面的认识不足、批判不够。故而没有提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称性挑战，而始终处于支流地位。后现代主义等其他反思理论概莫能外。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更好地解释过程，加强定量、细节研究而非仅仅停留在揭示本质层面。西方学者曾批评道：“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认为忽视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基于其解放学说而标榜为是对国际政治的进步解释，重新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尽管它仍然被广泛地视为一种国内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未达到对新现实主义之世界的外生式分析提出重要批判的高度。” 这说明，仅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资本论》是不够的，还要有《通论》。

四、比较国际关系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西方庸俗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流派纷呈、新论辈出，但其根本缺陷，可以追溯到奠定其理论大厦根基的摩根索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中心、安全中心（军事中心）和冲突中心取向，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尽管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了修正，但相当程度上仍未能摆脱摩根索的烙印，而难以避免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以下根本错误：

１、国内与国际政治的二分法，忽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而以无差别的国家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中心，无政府状态的虚假前提；对以国内社会为轴心的国际社会重视不足。

２、难以打破的权力—利益链。以对抗性和自我为视角定义权力，忽视受体反应与接受程度及感受，且侧重物质权力内涵；这为中国的亲和型文化重新定义权力留下空间。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国家的利己－利他行为或在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矛盾中徘徊，往往将国际体系视为自助（self-help）的封闭体系，导致安全困境与循环论、零和博弈思维。

３、忽视反作用与非对称性问题。形而上地看待国际关系，忽视国际关系的互动与非国家行为体、非对称性作用。

究其实质，以上错误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反映了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是西方思维的产物；改变错误的前提，是确立多种国际体系的平等地位，推动一门全新的国际关系学科——比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区域主义的兴起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希望。

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谓几次“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革命，即中国学派的诞生。

五、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前文已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有的只是方法论、认识论的变革；但在八十余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还是经历了两次方法论变革，并蕴涵着第三次真正革命（社会意义上的革命）的可能：

华尔兹“革命”－温特“革命”－中国学派革命？

科学    过渡       艺术

其中，英国学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三次“革命”都带来了开创性思维。比如，布尔提出“国际社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超越马丁·怀特的“国家的体系”的共同文化纽带观，代之以共同的利益观和归宿感纽带。  温特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努力，是在华尔兹科学革命与可能的中国学派的艺术革命间的重要过渡。

笔者对温特的建构主义曾经抱有很高期望，满以为建构主义是光大、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史无前例的机遇，而且对中国文化中强调社会秩序、规范、身份、观念种种具有与建构主义类似核心价值观念的现象十分激动。但与温特交谈和对建构主义的阶级企图作深入分析后，十分失望。温特根本不了解、不感兴趣中国东方文化之建构，其思想仍然是西方的或为西方辩护的。故此，温特的建构主义革命仍然是不彻底的。

笔者以为自“温特革命”后，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下一次革命将发生在东方国际体系（或东方文化）对西方的解构上。所谓“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无不表明西方世界对自身国际体系地位及国际关系理论（理念）的担忧——如果“文明冲突论”命题为真，便将有不同文明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可兹比较；如果“中国威胁论”命题为真，那就应该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

温特一方面肯定身份、利益建构的可能性；但是在既定西方观念霸权体系下，第三世界被建构的结果是进一步被同化，正如以下国际体系文化发展线索所显示的：

近代国际体系（欧洲）－（殖民体系）－世界体系－（美国化霸权）－全球体系

西方内部是洛克文化    对非西方是霍布斯文化美国治下的康德文化

温特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本质上都是契约型文化，其所追求的西方式的中庸之道即便成功也是有限的；中国的亲和型文化将重新定义“权力”，充分体现国际关系中意志律的角色，完全可以取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冲突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将发生在东方国际体系对西方的解构上，实现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统一于国际关系的中庸之道，产生建构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基础上吗？一种较典型的说法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的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在了解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这种说法特别针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落后而言。但是，如果不以批评的眼光解读欧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就不可能不为其所束缚，不可能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跟读越多，越受其累，而且仍然跟读不完，成为其奴隶。我们完全可以从国际关系实践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提出探索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即奠定国际关系学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大厦基石的“元理论”），而不是高举“主义”、“特色”旗帜。

问题是东方式思维科学性不足而抽象性有余。中国学派的产生是一种应然式认识，实然若何？其崛起需要一个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真正能够挑战单极霸权时，方能赢得平等和意志表达的机会。目前，反全球化运动仍然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不仅使我们扪心自问：难道下一次国际关系革命仍然发生在西方世界内部？

作为一种具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抗衡的学派，中国学派必须建立其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体系，实现国际关系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类共同理想：

l.自由——在这种理论流派中，真正实现国家性回归。不仅指各国内政、国家文化，而是考虑不同国家的行为选择变量，不抹杀国家差异。为特质各异的国家行为规划足够的逻辑空间，同时又统一在整个人类逻辑体系中，实现体系－国家－个人层次的和谐有序发展。

2.平等——超越传统（庸俗）国际关系理论的虚拟主权平等思维，确立起国家应然式平等观，真正恢复国家本我，包容不同国际体系，反映国际关系演绎的多元化特征。

3.博爱——从宏理论上拓展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认为东方文化的人、地、天和谐观念是国际关系演绎的宏大基础，具体地说，确立国家内部、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间（一句话“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等五大“生命力”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都是一个领域或区域的理论流派，如现实主义钟爱军事，特别适合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文化；自由主义侧重经济，尤其适于洛克型文化；建构主义强调文化，注重康德型无政府状态文化。包容性的中国学派，将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极大超越。

这种超越的基本层面，表现在用中国文化改造摩根索国际关系的六原则上：

1）性善论：人性与国家性本质上都有善性的倾向，关键在于其意志能否在现存体系下得以正常表达。国际氛围、国际秩序可以塑造人性与国家性。

2）国家利好论：尽管国家有利己冲动，但只要树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国家的利好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国家本质上倾向于合作。

3）道德政治论：建构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则是国际道德，即满足国际公共利益要求的公认法则；强权是对道德的侵蚀，是不长久的。

4）和谐论：亲和型文化定义权力，权力是施体与受体、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其大小以外在接受程度与时效为标准；以国家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标准衡量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合法性。

5）秩序论：超越无政府状态逻辑，确立国际社会的规范、身份与认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间、国际体系间的平等与和平是国际秩序的本质要求。

6）开放性、包容性国际体系：实现各国间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平衡，创造激励相容的开放体系，能包容各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并使之和谐发展。

在此基础上，产生类似华尔兹式科学革命，经历各流派间相互论战等可能的内部整合，中国学派就将逐步建立起来。对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谱，未来中国学派将柔性的姿态结合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实现超越东西方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之中庸之道。

当然，中国学派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对其困难性、长期性与曲折性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需要中国（包括汉语）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和中国学者的主观努力相结合。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还有相当长的时期与国际全面接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一过程仍有很大的潜力，需费相当时日；直至中国意志非得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可的地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才会产生，而这需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l.对话：即塑造自我阶段，正如叶自成教授指出的，“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现代化来取得一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权。”

2.比较：即表达自我阶段，“大中华”经济圈、太平洋世纪、中国世纪等提法代表了中国文化表达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希望，其最终结果是比较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3.超越：即全面展示自我阶段，并非推翻或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创立表达自己国际体系的中国学派。而当中国代表了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世界先进文化，代表世界公意，中国学派就将取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

(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及《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感谢王义桅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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