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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纪念”的名义下 [打印本页]

作者: 影音王 时间: 2009-9-14 19:54
标题: 在“纪念”的名义下
2004年是吴宓（1894-1978）诞辰110周年。为了缅怀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漫长道路上作出过独特而杰出的贡献的先行者，同时也为了反思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国内学术界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包括在报刊发表文章或评论。影响颇大的《中华读书报》就在2004年12月8日第5 版上，用大半版篇幅，发表了北京师大文学院王泉根教授的长文《今昔学术之比较——纪念吴宓先生诞辰110周年》，足见后来者追慕与仰戴之深情。

然而，读毕全文，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翻出旧杂志来，竟然发现此文几乎一字不差地早就发表在2003年9月出版、由安徽省社联主办的《学术界》杂志第5 期上。仅有的两处不同，一是标题换了，《学术界》的文章原先的题目叫《谁是中国最博雅的教授——试析今昔学术之区别》，不像《中华读书报》现今用的题目带着明显的目的性，因而被安排在“学人论语”栏内；二是与此相应，《中华读书报》的文章最后多了一小节，照录如下：“——今年是吴宓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国内学者在西安举行纪念大会暨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萧瑟秋风今又是，特以此文作为对会议的响应。”其它的，连标点符号都没什么两样。

这就不由得让人犯开嘀咕了。难道这是国内目前并不算罕见的一稿多投而造成的一稿多发？对此，有人曾主张是作者应享的权利。由于报刊处理来稿既不及时又不热情，投寄的稿件往往泥牛入海无消息，作者为争取早日问世而同时寄给多家报刊，有时发表时就会碰车。，这种事似乎情有可原，所以见仁见智，意见不统一，也不大在追究之列。但从两文的差别处看，尤其上引的文末结束语看，不可能是一稿多投造成的结果，而是王教授为响应西安会议（2004年12月中旬召开），而在今年特意准备的专文。然而，既号称专文，却又重抄旧作，只不过头与尾即标题与结束语作了点伪装，以瞒过天下人耳目。这到底是真诚的“纪念”呢，还是敷衍了事的应景？

有人也许会说，纪念文章嘛，弄一篇相关的旧文稿聊表一点意思，也未尝不可。但我以为，负责认真的态度，至少要对此文曾经发表过有所交代，免得读者误解为是篇新作。王教授的文章写得有意思，署名是他一人，文中却道：“有学者四五人，品茗清谈，坐而论道”，谈的是“四五学者意见”。所以如果不说明清楚，很容易让人认为，这四五位学者为纪念吴宓先生的诞辰，特地聚在一起“论”了一回“道”。殊不料这场景乃是往年旧事的虚设，所谓“论道”，非但是老调子重弹，而且还一字不差把旧文章重新背了一遍。这恐怕很难说是严肃的仪式，倒接近小小的闹剧了。

再来看王文，所论不是什么小事情，而是对比今昔学术之异同区别这样的大题目。究竟是今优昔劣，还是昔优今劣，姑且先不谈，王教授至少忽视了或有意隐瞒了他正在分享其优越性的当今学术的一个特点：便于复制。你看，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尽管已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一旦要派新的用场，只需从电脑中把存储的文稿调出来，稍作改动又可送到另一家报刊去。而在往昔，保存既不便，誊抄更烦难，文稿或书稿要付梓时，往往是雇人缮写的，想把一篇文稿稍稍变个样儿化作两篇，只怕在抄书匠那里就通不过，传开去会有损清誉。所以几千年的旧文坛上，虽龌龊的陈迹也不少，倒不大听得有此类故事。显而易见这又是当今中国学界文坛的一怪现象。

如果是初次读此文章，还难免会受感动哩，因为文中不乏痛斥当下学界弊端的快语，也颇有慷慨激昂力陈学术之精义的宏论，如批评“今之学界会出现那么多的无价值无意义的泡沫‘成果’，甚至于还有大量剽窃、偷盗来的‘成果’”，“其根因正在于学术的功利化、市场化，将学术当成了谋取功名利禄位势权尊的手段”，又谓“学术工作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命活动，是学者用其独特的富于个性化的理性探险和感性表达来展示其对人生和世界真理的生命证悟与探索”，尤其中国学术，“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之学，讲究‘道德文章’并存，使学术内化为人格，人格外化为学术”。王教授有意纪念吴宓，文章却如此做法，当然算不上“剽窃”之类，要算也只能算“剽窃”他本人，但若判断他精神生命的活动力已趋向低点，“生命气象”已经不灵，大致是合乎真相的。因为人们知道，王教授在吴宓研究方面，业已从事了若干年，当今天纪念吴宓诞辰110周年时，按理说他是应当以他自己所主张的生命的证悟和不断内化与外化的人格力量，作出更精彩的合道德文章于一体的贡献来的。但对不起，他只寻出了一篇已发表的旧文稿，靠炒炒冷饭、外加一点新浇头，来打发编者和读者。难道星移月转，一年多过去了，王教授对吴宓的认识和评价仍停留在以前的水平？或者简直就是偷懒、取巧和图省力？果真如此，那不是生命力的呆滞停顿又是什么？那么，这样的纪念文章又有何价值有何意义？若要追问其根由，又会是什么？总不见得即是王教授痛心疾首指责的“功利化、市场化”再加“手段化”？又或者相反，王教授断定自己的文章在领会吴宓的精神遗产上特别有价值和有意义，所以才有意识地在不同题目下在不同报刊一再发表，以便大家一再“学习”？……这种种问号，都成了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惑。

事实上，即便是在领悟吴宓的精神实质方面，王文也是有距离的。文中从三个方面谈论今昔学术的区别，一是会通与专业，二是志业与职业，三是“有我”与“无我”。三对矛盾对立中，前者都被归结为中国学术的传统，后者则是西方学术的特点，王教授的态度十分鲜明，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他并非是从吴宓先生那里得到的启示，相反更多仰仗于钱穆。除了谈第二点时引过吴宓《我之人生观》，通篇前前后后都在征引钱穆的话。这也就难怪他在涉及会通与专业和“有我”与“无我”问题时，实际背离了吴宓的思想。

不错，吴宓也主张会通，不过是指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要兼收中西文化精粹的会通，而不是专业知识的会通。相反，根据他的“天—人—物”三界说，他认为知识学科的对象应当有严密的分工，在此严密分工的前提下才有综合协作的可能。在吴宓生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学与人生》的讲稿（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整理出版）里，人类的知识系统和天人物三界划分的联系表述得非常明确。三界的“分类”，“实为一切学术思想之基础”（79页），它导致学术与思想意识内部不同门类的分工。天界或神界表现为天理，是宗教的领域；人界表现为人情，是人文学科或“道德”的领域；物界或自然界表现为物象，是自然科学的领域。各个领域的学术思想又盛行于各时代，如宗教盛行于中世纪，人文学科或伦理学盛行于古希腊罗马，自然科学盛行于欧洲现代。当然，它们彼此除了分工，还有旨意贯通、协调合作的一面，但现代学术的弊病却是各个领域跨界混淆，导致知识系统和思想意识上的混乱，妨碍了不同门类的学术研究各司其职。吴宓认为，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普泛影响就是典型例子。进化论所说“物竞天（指自然）择，适者生存”原本描述生物界情况，并无错误，但有人以优胜劣败、适应环境的观点运用于教育及文学，就大成问题了，因为混淆了人界与物界的分殊。他还认为，法国批评家泰纳在文学领域犯的是同样毛病，以社会学的种族、环境、时代因素解释文学艺术，所以也不正确。这一观点可以说贯穿了吴宓思想，他在别处也表明过，反对“治专门之学、操专门之业者，误认其中片段之道理及假定之学说为全部永久之真理，以其一偏之见解武断一切”。（吴宓译《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按语”，《学衡》62期）

据以上可知，吴宓在学术门类的问题上，更强调分工，更赞成各司其职，更主张“一代有一代之学术”。而王教授赞同钱穆所说的“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以古代学术来否定现代学术，并因古代学术以中国为代表和现代学术以西方为代表，等于以中国学术来否定西方学术。这岂非完完全全站到了吴宓的对面？同样，王教授赞同“有我”之学，而吴宓服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不同意卢梭主义的“自我”中心论。这一“自我”不作任何界定，不受任何约束，不进行对本身的任何反思，打着天然有理的旗号，无限膨胀与扩张，正是造成现代文化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吴宓在译介白璧德的学说时反反复复阐明了这一点，“天人物”三界说也寓有替人划界之意。但王教授所说“有我”之“我”，仍是什么“上下亿万年、纵横宇宙间”之类的不受丝毫拘管的“大精神”或“生命气象”，是钱穆所说的“人能宏道，非道宏我”的“人”或“我”。这又是同吴宓的思想立场背道而驰的。

诚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有关学术知识和个体自我的见解，王教授也不例外，但请不要将他人的见解强安在吴宓先生的头上。实际上，王文从一开始，在推选吴宓为中国最博雅的教授的同时，就把他打扮成了“坚守”钱穆所说“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的学者，这等于把钱穆的衣冠套到了吴宓的身上。即便在平时的文章中，那也不免给人以滑稽的感觉，更何况又郑重其事地祭起了“纪念”的名号。说得形象些，这无异在肃穆庄严的追思礼上，把别人的脸谱挂在了志士的遗像上。看王教授的纪念文章，如此操作，倒是不失为“富于个性化的理性探险和感性表达”，称得上“有我”了，只是广大读者了解真相后，最终从中发现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呢？

作者简介］张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海关学院教授。

(感谢张弘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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