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狭义的理解表现在学术著述的出版或发表的包装问题方面。一般来说，出版部门（出版社或杂志社）制定的详尽的出版体例等 (A guide for authors或 instructions / notes for contributors) 都可作为学术规范化的范本。其作用主要是关系到学术产品的包装和如何打进国际学术市场的问题。各出版社或杂志社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学术论文的发表的规范有所不同。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作者指南》是一本16开35页的册子，包括四个部分：介绍了出版社的不同部门和作者将要打交道不同对象、规定了作者着手写作时应遵循的完善的出版体例、提供了提交书稿前的检查清单、解释了书稿到出版社后的工作程序。各出版部门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不是要求所有的技术性工作都由作者自己来完成，有的事务性工作可通过出版部门协调解决。如做索引（index，有的还分subject index或author index) 非常繁杂，作者可以委托出版商使用部分稿酬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而学术刊物则通常要求作者提供“完美”的范本甚至达到可直接用于排版的水准如果其稿件被采纳了的话。当然，学术刊物之间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如英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对论文评选(submissions)、稿件(manuscript)和文本(text)的准备以及校样(proof)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提交4份稿件供编辑(editor)和稿评人员(reviewers)使用，如果稿件未被采用除编辑保留一份外其余的带评议内容的稿件将会退回作者；行距、图表、字数、甚至至少六个关键词、注释和参考资料等与正文分页处理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在文本中的标题、日期、单双引号的用法，甚至在名词代词使用上只能使用中性词而不能使用男性的“他”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皇家人类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还对段落、图片的处理、引文不得超过50字等、150-200字的内容提要应适合于译成法文等做了具体的规定，并要求作者将文章和书评分别寄给文章编缉和书评编辑（the Honorary Editor or the Reviewsditor）。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上述有些体例难以完全照搬，经过本土化和国际化及全球化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刊《〈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撰稿体例》也很有参考价值。如该体例要求提供磁盘并注名软件版本；还要求磁盘及文章以扉页、中英文摘要、关键词、谢词、正文、注释、图表、附录及参考书目为序分别在磁盘上注明文档名称并在打印稿上独立起页；对关键词后的括号里应有对应的英译词、与中日文的书名号（《》）或篇名号（〈〉）对应的西文应用底线或双引号表示、中英文大小标题的对应和参考资料的中英文人名的表达方式等也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刊《社会学研究》自1998年以来也推出了接近于国际学术界规范的新面孔。总之，这类形式理性化的出版体例对规范化的研究故然重要，但正如刘东所指出的，它们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而更高的标准应体现在文章的内在质量或曰其“内在的学术含量(谢维扬语)”和“知识增量(李强语)”上。
（1） 国内社科界内流行“找硬件”的说法，如某篇文章或某本书被人找出许多与事实（硬件）不符的毛病写这书或文章的人就算臭了或完了。在英国，学术研究中出一些硬件毛病固然很不好，如时间地点等事实（facts）或拼写打印错误等，但这若不是原则性和实质性的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在英语中缺点错误过失等有不同的词汇来表示并有不同的涵义。如英国人常说 “This is not my fault, it’s a mistake（这不是我的错误而是一个失误）”。这句话涉及到fault和 mistake 这对常用的词汇。fault一般是指由于个人或群体缺乏责任感的过错导致的缺点错误直至罪行(guilty)，由于社会期待其承担责任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矫正这种行为，故这类的缺点错误或罪行一般会受到blame或punish, 即埋怨责怪责备甚至法律制裁。mistake一般指由本能性的意外性的事故引起的失误或过失而非个人的过错，由于这种行为难以避免又无可挽回，当事人会觉得非常内疚和懊恼，他人一般会给予谅解和同情，这是宽容精神起码的体现。此外，因粗心大意而犯的错误叫blunder, 在正式文本中出现的统计或技术上的错误一般叫error, 严重的体制上不完善的缺陷叫defect等，恕不赘述。诚然，在汉语中也有过失和过错的区分，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过失现象的处理一般是埋怨多于同情而缺乏必要的宽容。在学术争论和评论时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尤其重要，正如在司法实践中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然。经过规范化的学术训练、有摄入新的科研信息资源的条件和能力并能在学术界出一定的成果的学者，即使被找过“硬件”了并不会轻易就完了。决定这种计算机淘汰与否的条件是看其能否运行或在升级后能否运行先进的“软件”即有否平等宽容的意识。
1 林毅夫明确指出过方法论的规范化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升到国际化的重要性。《方法论的规范化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 《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樊纲强调的基础理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也包含了这个意思。《中国书评》, 1995年3月，总第五期，第46页。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认为中国人类学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能够也应该和如何进入国际人类学的问题。见Rising to the challenge: for a crit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1页，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9月。
2 王斯福在前述文章中针对国内对弗里德曼在1962年做的题为“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讲演的含义的误读现象对此做了解释。他说弗里德曼的原意不是提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或对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构做比较， 而是以中国为例认为人类学家在对这样的复杂社会做人类学研究时应开放性地结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果（由于冷战的原因弗里德曼原文中没提后两项但含了这个意思），同上，第8页。
3 曹树基和赵世瑜都分别强调了其重要性。
4 张乐天也提到了这本书，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第71页。
5 1999年5月15-16日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了题为“中国的分与合的人类学研究 (The Anthropology of Separation and Reunion in China)”的理论研讨会(由于分与合的讨论涉及到中文的分离与回归、分别与重逢和分散与聚集等概念，在没找到恰当的概念前在此只好暂用分与合来概括)。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在石瑞 (Charles Stafford) 的关于分与合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证研究对分与合进行了人类学的理论探讨。石瑞把心理分析理论引进人类学领域并用中国历史的和现代的文献及经验材料对分与合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专著待出)。与会者从心理学、语言学、中国的“本源”概念的社会文化文化内涵、出嫁和回娘家、兄弟分家、死亡、宗教节日庆典与怀旧和回归、告别过去与创造未来、地区或全球性人口迁移与回归以及港澳台的回归等广泛的论题作了专题讨论。此外，我会后才看到的麻国庆的《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一期），如果经过一些“包装”并介绍到会上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兴趣。
6 见注1王斯福前文，第14页；常向群的博士论文《礼尚往来—邓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支助网研究》（尚未完）(Lishang wanglai—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reciprocity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Deng Era )，unfinished Ph.D. Thesis, City University, London。
7 虽然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民间社科研究刊物采用过这种做法，但终究未能保持下来。
8 在英国，专家(specialist) 是指专门从事某项职业的人，而不是名誉地位的象征。如搞社会学研究的可以叫做社会学家(sociologist)，水暖工也可以称为水暖专家。
9 梁治平对西方社会科学家做学问的开放的心胸和诚实的态度的赞赏（《中国书评》，1995年1月，总第三期，第72页）和维护学术权威反对“文化霸权”的观点朦胧地表现出了这种意识（同上，1995年7月，总第六期，第60页）。
10 请原谅作者在应用过程中比例上的“洋”大于“古”。
11 学术政治系国内外通用的概念，恕不解释。学术商人即类似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或马基雅弗利式的缺乏商业规范的旧商人式的学者。
12 曹树基对《社区的历程》一书的第1-9章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3 方炼，“高校妇女组织在农村妇女发展项目中的位置和作用”， 会议论文（Workshop “Women organizing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hinese and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Women, Oxford University, 13-15 July, 1999）。由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学者著述和编辑的第一本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研究的关于中国妇女的论文集是出自中国女性之手，见参考文献，1999，Macmillan Press Ltd。
14 1999年夏有若干批中国女性学者分别到挪威、丹麦和英国参加有关妇女研究的学术活动。这本身就是中国社科研究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的体现。
15 十年代的大学生把从政、经商和做学问比作走红路、黄路和黑路。学者看淡权力和金钱不等于社会看低它们。不同道路的选择是个人兴趣不同的表现，对权力感兴趣的的去从政，对金钱感兴趣的去经商，对真理感兴趣的去做学问，在价值观上没有高低之分。许多学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重新选择了职业，如改行从政或经商均无可厚非，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真正感兴趣并适合于自己的职业，而个体的社会角色的定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16 “文人相轻”的观念并存的对海外学人的高期待现象同样有悖于平等宽容的精神。
梁治平，1995a，“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中国书评》，总第三期。
------，1995b, “学术·思想·‘文化霸权’”，《中国书评》，总第六期。
林毅夫，1995，“方法论的规范化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 《北京青年报》, 4月20日。
刘东，1995，“形式理性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中国书评》，总第四期。
鲁品越，1995，“利益驱动与科学规范”，《中国书评》，总第五期，
罗志田，1999，“提倡和而不同、多元开放的学术对话”，“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马戎，1999， “促进学术对话 推动学科建设”，“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撰稿体例》，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印。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
谢维杨，1999， “也谈学术规范问题”，“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杨奎松，1999，“遵守学术规范，既要教，也要管”，“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张静，1995，“规范化与专业化”，《中国书评》，总第三期。
张乐天，1999， “我们最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赵世瑜，1999， “学术规范凭谁定”，“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朱苏力，1995，“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中国书评》，总第四期。
------，1999，“学术批评中的学术标准”，“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宗和，1999，“遵守学术规范 推进学术对话”，《文汇报（电子版）》，4月17日。
Chan, Anita, Madsen, Richard and Unger, Jonathan, 1992, Chen viliage: under Mao and D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ng, Xiangqun, Feuchtwang, Stephan, 1996, Soci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1979-91): A statistical report on ten villages, London: City University.
Fang, Lian, 1999, “The roles of Women Studies Program in higher Educ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A paper for the workshop of “Women organizing in China”, Institute for Chinese and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Women, Oxford University.
Fei , Hsiao-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39.
Feuchtwang，Stephan，1999，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for a crit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A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nativazation of anthropology, Nanning.
Freedman, Maurice, 1979,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o, Mobo C. F. , 1999, Gao Village：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Gilmartin, Christina K. at. el. eds., 1994, Engendering China: Women,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et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structions for contributors”, 1999, Sociology,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SA) Publications Lt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Yueh-Hwa, 1947, The gold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Ltd.
Liu, Xin, forthcoming, In one’s own shadow—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tes for contributors”, 1999,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Incorporating MAN)。
Publishing with Macmillan – A Guide for Authors, 1995, Basingstoke /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Stockman, Norman, Bonney, Norman, & Sheng Xuewen, 1995, Women’s work in East and West: the dual burden of employment and family lif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Press Ltd.
Wang, Mingming, 1993, Flowers of the state, grasses of the peopl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West, Jackie, Zhao Minghua, Chang xiangqun, & Yuan Cheng, eds., 1999, Women of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cmillan Press Ltd.
Yan, Yunxiang,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 C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Mayfair Mei-hui,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