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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反思法学解读文学作品——由《窦娥冤》引发的思考 [打印本页]

作者: dalilandy 时间: 2009-9-14 19:52
标题: 反思法学解读文学作品——由《窦娥冤》引发的思考
怎样来评价窦娥？怎样来解读《窦娥冤》？从法学的角度剖析窦娥所遭遇的冤案后，这篇文章发现《窦娥冤》的哲学意味要远胜于其对法学的启迪意义，他甚而对时下愈来愈烈的文学作品的法学分析表示了怀疑。

关键词：窦娥  悲剧  生命

时下，从解读文学作品的的角度来进行法学研究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大家通过介绍中西方的经典著作或戏剧，在向人们展示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年代的法律制度图景的同时，或希望予这种法律制度以一种评判，或希望对现代的法律制度的建构能有所启发。我丝毫没有任何贬低或非议这种新颖的研究进路、研究方法的意思——相反，由于文学作品通常是某一时代社会的缩影，我相信从中发现其时的法律制度并引入当今的法律研究，不仅仅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还是件可行的事情——然而，作为一个法学院的研究生，当我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来捧读《窦娥冤》的时候，我产生了对基于法学研究的需要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怀疑——这可能使我们忽视文学作品本身蕴含的更大意义。我的这篇与其说是一片学术论文不如说更像一片文学随笔的东西论述的渐次铺展开来显示了我的这样一种感觉：文学作品的更大意义在于它对社会、对人生的描叙和启迪。我眼里的窦娥，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窦娥；我眼里的《窦娥冤》，是折射了人生永恒主题的《窦娥冤》。

                           可爱的窦娥

在我的眼里，窦娥是一个富有现代精神值得尊敬的女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的“节”“孝”掩饰下那颗属于自己的灵魂。

表面上看，窦娥确实像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节孝道德观念的元代年青妇女的典型” 。她看重自己的名节，有张驴儿父子的软硬兼施下，在蔡婆婆苦口婆心的劝解中，一颗坚贞的心始终不为所动。她显得有些“愚孝”，婆婆的一时受蒙昧和短暂的见异思迁使她受尽凌辱，然而，当必须在婆婆身受酷刑或者自己蒙冤而死之间做出选择时，她竟然选择了后者；及至后来，案件真相大白，她得以平凡昭雪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央告父亲，“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子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但是，这是真的事实吗？

首先让人怀疑的是窦娥的孝。她的孝是三纲五常中那个“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盲从的“孝”么？

至少我自己认为不是如此。

如果是这样，她就不会极力反对婆婆招张驴儿父子入赘，“[后庭花]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白鬏髫，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得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情意投，枉教人笑破口。”更不敢对婆婆进行道德性谴责，“婆婆也，你岂不知道俺公公撞府冲州，阁痤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这是封建社会晚辈尤其是儿媳对婆婆说话的口气？说实在的，即使现在，长辈对晚辈，或者同辈之间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够严厉的了！

我们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可能会发觉窦娥的孝是一个善良的有孝心的人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孝道”。我不否认，子女和亲生父母天然有一种亲密、熟稔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并非是不可替代和不能被超越的，否则，就不会有“小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最亲是爹娘，最近是对象 ”的民谚了。窦娥和婆婆的关系,也许就是超越于女儿与父母关系之上的一种关系，至少，窦娥对婆婆更热悉，对婆婆的印象来得更直接，从剧本中我们知道，窦娥三岁时母亲去世，七岁时与父永别离，即使母亲对她百般呵护、父亲对她多多慈爱，几岁的孩子能记得多少，能感受几分？况且，满脑子封建意识、道德文章的窦天章也未必会对女儿“多多慈爱”——由第四折他与女儿的冤魂相会先问女儿名节后论父女之情的景状，我甚至怀疑有窦天章是不是会有一般人对自己的儿女所有的感情；而窦娥却与蔡婆婆朝夕相处了十三年，并且是在从刚刚懂事到长大成ren的这个阶段。十三年里，蔡婆婆对待窦娥应该是不错的——从蔡婆婆让窦娥呆在家里而自己独自出门向窦卢医讨帐，从蔡婆婆怀疑窦娥药死了张驴儿的父亲而劝其顺从张驴儿以免刑戮，从蔡婆婆在窦娥临刑前千方百计都要见她一面的事实中，我们都不难觉察出蔡婆婆对窦娥的依依真情。蔡婆婆这样忠厚、老实其实还些许带有一点点懦弱性格的人是不会伪装的。同时蔡婆婆与窦娥的婆媳间的感情，还能从窦娥对蔡婆婆的态度那里得到反证。根据蔡婆婆与窦娥多年相依为命、窦娥与丈夫实际上的夫妻关系不长的事实，与其说蔡婆婆与窦娥是婆媳关系，倒不如说是母女关系。对于一个对自己有多年抚养之恩，十几年共同生活经历又真诚相待的老人，难道不应该去敬孝？所以，我不认为窦娥是“愚孝”，恰恰相反，是让人钦佩的“舍生取义”的孝。自然，就窦娥而言，当时不含冤招供也不是不孝，可是让婆婆遭刑受惊甚而失去生命在其时其地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有一个合理、公平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因此，窦娥出于不让婆婆受刑宪之苦的大义凛然的“孝”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后来窦娥恳求父亲代为奉养“婆婆”的作为，则把窦娥的孝推到了另一个高度。试想，在古代社会，一个无儿无女的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谁来照顾？虽然蔡婆婆家有些财产，但“钱”并不是万能的。这位身为参知政事并兼肃政廉访使的窦大人一旦答应女儿的请求，无异于蔡婆婆晚年找到了一个“靠山”——不管如何，生活是无忧无虑了，也大可不用担心别人的欺负了。

可能有人会基于窦娥来阻止蔡婆婆纳张驴儿父子为接脚丈夫的情由反对我把窦娥的“孝”夸得过玄，捧得过高，因为，窦娥妨碍了蔡婆婆的婚姻自由——她自己可以不嫁给张驴儿，但不应该反对婆婆嫁给张驴儿的爸爸，所以窦娥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因为窦娥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所以她的“孝”也只能是封建的孝。这个问题其实和窦娥的节操观念紧密相联。的确，我也一度承认窦娥是旧道德的符号，她既然有“满腹闲愁，数年禁爱，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见，扣着这今日心头，地久天长难过谴，旧愁新怅几时休？则这是艰苦，双眉高属，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的无限心事。又安知守寡十几年的婆婆无此等此类的种种惆怅？不过，随后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在窦娥责备婆婆招赘的时候，不排除有她出于自身的考虑，“婆婆也，我这寡妇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非亲非眷的，一家儿同住，岂不惹外人谈论？婆婆也，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他亲事，连我也累着这不清不白的”，也不排除她有崇尚旧道德的嫌疑，“[梁州第七]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说的来藏头盖脚多伶俐，道着难晓，做出才知，旧恩忘却新受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她从心底里认为婆婆不应该找张驴儿父子俩来做接脚丈夫——蔡婆婆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因此，于蔡婆婆以性命是张驴儿父子俩所救为借口而执意要拜堂成亲之际，她一步步劝解婆婆，“[青哥儿]你虽然是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划的便巧画娥眉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捱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寄生草] 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杯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他人后”“[赚煞]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人心，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张驴儿是个泼皮无赖，张驴儿的父亲不是张驴儿的同谋，就是一个管不了坏儿子的糟老头儿，怎么能找这种人来做终身的依靠？还在对青梅竹马的丈夫的思念中的窦娥做出的反应是自然而然的。

窦娥身上的“封建节孝”一直是一些人认定窦娥不够可爱的借口——旧的节孝观念是封建道德在窦娥身上深深的烙印，也是窦娥悲剧的根源，是悲剧的悲剧所在。因此，她对节操的珍重也引起了不少自诩为现代人的人们的怀疑。在他们讽笑窦娥的时候，我的问题是，难道今天我们就不需要节操了？需要节操的话，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节操？窦娥遵从婆婆的要求和婆婆一起嫁与张驴儿父子就能够显示出她的“现代性”了？这纯粹是对现代性的亵渎和曲解。

“封建节孝”，我认为这恰恰正是窦娥可爱的地方。窦娥的“节”和“孝”的另一面是独立。追求独立是当代妇女最突出的优点之一，窦娥，毫无疑问——虽然她自己可能没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具备了这种优点的妇女。在七八百年前的元代，具有这种精神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窦娥之悲剧

“我从三岁母亲身死之后，到七岁与父亲别离久，嫁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得俺婆媳每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这是窦娥对自己早期悲剧的哭诉，幼年丧母别父，青年丧失，对任何人来讲，这都足以称得上不幸的经历。不过，它显然不是窦娥悲剧人生的全部，或许连窦娥悲剧人生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都算不上——在我看来，窦娥人生更大的悲剧性是她不得不死，冤死之后又迟迟不得昭雪。

说窦娥不得不死，并非说窦娥不能不死，其实，窦娥是有得以保全生命的机会的，当她受尽酷刑死不承认自己是毒死张驴儿父亲的凶手时，从某种程度上桃杌已经认为她有摆脱嫌疑的可取性——“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一句话道出他当时的心态。打蔡婆婆的后果是，如果蔡婆婆耐不住拷讯，就有可能承认了自己是真正的案犯——从蔡婆婆胆小怕事的性格和她对窦娥的关爱来看，这种事情并不是不会发生——或者胡乱指定窦娥、张驴儿中的一个为凶手，而后者则会导致案件的进一步处理，进一步处理结果说不定就会真相大白；如果蔡婆婆熬过了刑讯逼供或者最终打熬不过含冤而死，桃杌也会或选择进一步审理案件或将案件中途搁置，不了了之。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窦娥生存机率的存在。可悲的虽然也是可敬的是，窦娥是个孝妇，她不愿看到婆婆同样被打得皮开肉绽、遭受死去活来的折磨，违心地承认是自己杀死了驴儿的父亲，“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吧，是我药死公公来。”情急意乱之中，连自己先前不把了张驴儿父亲当作公公的供词也给推翻。这样一来，不仅身犯“十恶”大罪，且还有死不认罪、百般狡赖的从重量刑的情节，无异于自己把自己生路给堵死了。即便如此，窦娥也断非绝无幸存之理━━只要楚州太守是个洞若观火，一心为民的清官儿，他就可能会从窦娥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的急剧变化中察觉疑窦，进而细细盘查，调取赛卢医这等重要人证，最后还窦娥以清白。遗憾的是，桃杌不是包青天！

窦娥死了！当我读到窦娥被押赴刑场一折的时候，这是我唯一的感觉，说不清是气愤、悲悯还是难过。她临死前的三桩誓愿：热血丈二白练悬；六月飞雪；楚州三年大旱，除了能说明这桩命案的冤情极大之外，还能印证什么？隐隐约约有种东西在击打着我的理性，但是我一时又说不清楚。

不知当初关汉卿写这出戏剧的时候，是无意——像中国多数的古代小说戏剧一样，不能摆脱此囿——还是有意写了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反正我认为最后一折是窦娥冤艺术价值的升华。

一切都是戏剧：依靠一场起生命的灵与人的融通，窦天章——窦娥的父亲最终为女儿平反昭雪，予张驴儿、赛卢医等人以严惩，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像事情原本就会如此。然而，一个又一个问号却充于我的脑海，如果窦娥不显灵帮助父亲处理这桩案子，窦天章自己会怎么处理呢（即使他知道冤案的主角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这位钦差大臣与窦娥无任何挂葛，冤案又会有怎样的遭际呢？

窦娥三岁丧母，尚有父亲的照料；七岁与父别离，尚有婆婆的疼爱，且可与小夫君每日相伴死要；十七岁丧夫，还能和婆婆相依为命——也许二十岁以前的她每一步都写着不幸的字眼，但每一次不幸的经历后总还会有一种寄托。可其身陷其中的冤案呢？她却不得不先显怨于三桩超自然的誓愿，后寄望于几乎就没有可能的亲生父亲的“关照”，一切一切都寄托在那个根本就不会到来的幻想，你说，这不是更大的悲剧吗？这种悲剧的悲剧不也正是窦娥悲剧性人生之所在吗。

悲剧的背后：窦娥“冤”吗？

写下这个小标题，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置己于张驴儿父亲被毒一案之外，仅仅从该案的一些标志性情节——张驴儿血口喷人，窦娥被逼招供，及至后来又受刑而死——这是一起冤案显而易见。可是假使你把自己当成一个不知情的局内人，是桃杌也罢，是旁边的一个刀笔吏或衙役也罢，直到此案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水出石落的结果出来之前，你怎么来看待它？说的更具体一点，假使你就是楚州太宗桃杌，你如何处理面前的案子？

在可能药死张驴儿父亲的三个人中间：张驴儿是死者的儿子，蔡婆婆是死者的“未婚媳”，窦娥则与死者无任何关系，且一直极力反对婆婆招纳张驴儿父子俩做“接脚”，依常识推断，谁作为真凶的可能性最大？我们更相信死者的亲人的话，还是更相信一个与死者有瓜葛的话？显而易见，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窦娥最容易被视作嫌疑人，其次是蔡婆婆，最后才是张驴儿。因为，在窦天章已经知道张驴儿就是真凶的情况下，张驴儿辩道，“若是小人合的毒药，不药别人，倒药死自家老子？”窦天章尚且不知如何是好，何况桃杌是在对案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呢？

况且，我个人认为，窦娥的过于争强好胜、急于辩解的做法也不见得有利于自己，当她一口气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的时候，说不定正是给太守大人留下不太好的印象之时，一个年青的寡妇，嘴这么厉害，居然说的头头是道，饱读诗书、捍护礼教的桃杌第一感觉就可能是这女子好泼赖；不慌不忙、有条有理的述辩让他怀疑窦娥或许试图耍阴谋亦未可知。难怪张驴儿“这媳妇年纪儿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的话一出口，桃杌就大声喝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另外，张驴儿的话，在任何人听来也不无道理，“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俩在家做什么？”一个男女授授不亲的社里，两个寡妇的家庭里养着两个光棍，无论如何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倘若因为被救欲养膳终身，以报恩情，又何必一定得把他们留在家中，因此，桃杌拷问窦娥，即使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在前面，我已经论及窦娥“不得不死”，前后对照，把窦娥受嫌疑以及被陷害相衔接，从程序上来讲，在所有的人，包括蔡婆婆也怀疑窦娥药死了张驴儿的父亲——要不她就不会再次苦口婆心地劝窦娥从了张驴儿，窦娥又已画供而古代判案主要依据口供的情势下，这样的案子也只能这样处理了，我们找不到说不过去的地方，虽然感情上始终认为它处理的不尽合情合理。

自然，处理此案的经过并非没有任何值得推敲之处，比如桃杌应该关注窦娥的辩解，窦娥药杀公公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张驴儿为父服丧期间逼娶寡妇且图私了如何不是荒唐的行为？假使能查明是他杀了父亲，又岂不属于“十恶不赦”的行列？他应该派人把赛卢医押解过来，当面对质，或能让张驴儿原形毕露。他至少应该问问自认其罪的窦娥是怎么杀死张驴儿的父亲的，毒药何来？他最好能亲自或派人去窦娥家居所在的山羊县去做调查，了解了解百姓对当事人的评价？

不过，当我们提出那么多应该的时候，我们是否注意一下提出这些问题的立场，我们是不是把桃杌当作一个当代法官了？但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各级地方，法官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由行政官员来兼任，处理纠纷虽然是其重要的但绝非最重要的职责，这就使古代司法出集中性、知识性、外行统治的特征。听讼的那些老爷们，一般都没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断案虽然不是空口无凭游离于法律之外，但主要凭经验加上自己对礼法精神的理解，对他们提出过高的标准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包青天、海瑞这种人毕竟是奇人。所以，我说，遗憾的是，桃杌不是包青天，桃杌也不是当代法官。即使几百年前的桃杌是我们的话，仍旧很难做出结果截然相反的判决。

我再次强调，我只是认为窦娥涉嫌的这桩命案在几百年前这样处理是可以理解的，绝对没有窦娥受冤送命活该的意思。相反，我很同情窦娥，后面我会提到，窦娥和她周围的人的经历和特定的生活角色从一定意义上隐喻着整个人类生命演进中不可摆脱的悲剧性色彩，而窦娥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把这种色彩强化了。我甚至还认为，这出有名的悲剧从正反两面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对法治国家的不懈探索也未尝没有富有警示性的启发：

首先，案件的调查和审判必判必须尊重所有涉案人的权利——程序上的权利和实体上的权利。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生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假使窦娥碰到同样的情形，是不是会演绎一出新《窦娥冤》？答案几近于否定。现代化刑侦技术的出现，当代法官丰富的推理经验以及单纯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法律规定，窦娥想蒙冤而死也变得困难。不过，她是否能逃离刑讯逼供的噩梦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变得有点迟疑不决。现实中并不鲜见的刑讯逼供，使我不敢贸然推测窦娥在被审查、被审判中的际遇。这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元代桃杌拷打窦娥，或有情可原，因为在当时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而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要想尽可能查出案件真相，刑讯逼供之外，实在出难以找出更好的办法，换言之，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可今天呢，不仅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而且拥有现代化的刑侦技术——比如DNA技术，仅仅凭一根毛发、一片头屑就能找出真凶——这意味着，不用靠刑讯逼供一样可以将案件搞一清二楚的今天，为什么刑讯逼供仍旧屡禁不止呢？从节约案件调查成本，从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等方面均可以归纳出几条理由，但我认为这不是根本，刑讯逼供的根源在于：人对人生命权利的漠视。当我们称古代的司法制度践踏人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也在走着同样的路子？刑讯逼供只不过是一例而已，其实在我们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着诸多类似的问题，譬如超期羁押，譬如证人出庭制度实施不力，譬如律师调查不能有效展开……有时，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而是执行、贯彻制度的人或细节有问题。


其次，建立高素质的法官群体。前面的分析中，我没有逃避的问题是，假使桃杌是包青天，或者是一个当代法官，毒死张驴儿父亲一案就可能出现另外的结果：蔡婆婆、窦娥婆媳俩重回家**同过活，真凶张驴儿及时受到应有的惩处。这说明一个法官的责任何其重要！常常是，一个人的生死命运，数百万以上至上亿财产的去留，就操纵在那个高高在上、手握着司法权的人手中。坦率地说，现时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不够高已成社会共识，政府官员、学者、普通民众亦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从不同方面可提出不少富有启示性的意见或建议。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法官的高素质意味着法官的精英化，法官的精英化意味着法官地位的尊荣和法官待遇的优厚，这一切又同时意味着法官队伍的精减——法官人数的精当——而不是笑话中所讲的，“一个县级法院，挑水，开车的都是法官。 ”高素质法官队伍的建立可能还会对现有的、官僚制的法院设置和法官间的等级关系提出挑战——高素质的人如果不是独立的，而是处处受绊，就很难“人尽其才”，“人尽其能”。此外，我认为建立高素质的法官群体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司法权的界定，无限的权力也是虚无的权力，司法权应该与立法权、行政权划分开来，与社会保持一定的间隔，否则，如果司法妄想对世俗施加过分的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忍受世俗力量对司法的指手画脚。如此，司法谈何独立呢？司法不独立，法官独立的可能吗？

最后，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而提高刑侦技术。我们还可以做这种假定，如果元代就有足够先进的刑侦技术来判别张驴儿的父亲是否中毒而死，谁下的毒，毒从何来，我就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司法是公正的，窦娥蒙冤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它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前进一步，刑侦技术提高一步，离案件的事实接近一步，冤案、错案发生的不能性也就小了一层。当然，发展科技、提高刑侦技术的意义不止于此，还会促使案件的审查、处理更加科学更加人道，刑讯逼供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得到明令禁止，专利权受到保护等就是充分的说明。

         沉重地活着，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场悲剧？

毫不隐讳地说，单单把《窦娥冤》里的故事当成一个个案来分析、来看待，仅仅是为主人公不平的遭遇而扼腕叹息，或者，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窦娥冤》，我想，大概我们还不够真正地理解了关汉卿，深刻地领悟了《窦娥冤》的生命隐喻，有时甚至可能会扭曲这部文学作品的原意。

窦娥是悲剧的主角，可这出剧里的主要人物谁不是悲剧的承受者呢？

窦娥经历坎坷，是《窦》剧中最大的悲剧性人物勿庸置疑。蔡婆婆相对于儿媳的经历就更好些？前半生的故事我们不能妄加揣测，看看蔡婆婆的后半生：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好不容易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找个接脚丈夫——却不见得是一个忠厚足可依靠的老头儿，又领着凶神恶煞、油头滑脑、不怀好意的儿子；还得承受来自儿媳的道德说教和谴责。岂不也是悲剧加悲剧！

如果仅人生甘苦而言，我觉得老太太才真是历尽沧桑。前面我已经指出，窦娥每失去一份关爱，总还会有另一份关爱，且不用为生活琐事操心。而老太太呢，长达几年独自一个操持家计，一个寡妇家，平常肯定受不少人的欺负，看不少别人的白眼；本欲儿子长大了可分担一些劳苦之时，后者却又撒手早逝，这期间，谁曾关爱她？谁让她感受一份呵护的温暖，谁给她一份可以依赖的感觉？窦娥是孝顺的，但是她当真不理解婆婆，当她自言自语“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的时候，二十岁的她还没有懂得生活的全部，她靠什么来侍养婆婆？除非她代替婆婆接过维持家庭生活的重任，不然，问寒问暖、端汤侍药只能算作孝顺，侍养婆婆也成为不可企及的空口许诺。后来倒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尾，可与窦天章这种人一起生活，荣华富贵有之，但能有诗意的生活情调吗？

蔡婆婆也是一场生命悲剧。那么，其他人呢？

赛卢医，欲勒死蔡婆婆因被张驴儿父子发现不成，大彻大悟，想“立地成佛”，“从今该这行业，要得灭罪修因，将以前医死的性命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躲到个僻静处来做些善事；不曾想到却向善不能，在张驴儿的威逼下，又成了杀死张驴儿父亲的帮凶，此后事发，落了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的下场。桃杌，我用了大量的笔墨替桃杌辩护，说他并不见得是个坏官，至少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比“秉善持衡”的窦天章差不到哪儿去，可是因为是窦娥冤案的判官，“贪赃枉法、凶残无能”的千古骂名是脱不掉了。窦天章，早年举业多蹇，后来官远亨通，但彼时妻子死了，端云小女也死了，不小心还差一点让女儿成个万世不得翻身的屈死鬼，我常常想，窦天章此时此刻该有何等感喟。谁来他分享他事业成功的喜悦？身居高位的他也许有了另外的夫人、另外的儿女，可他有一种遗憾会永远挥之不去，他的风光无限可能是以至亲的两条生命作为代价的——如果不为功名所累,他的妻子或许不会死的那么早,他的女儿或许也不会怨死。张驴儿的父亲，这是一个我最拿捏不准的人物，糟老头儿可能是真的喜欢上蔡婆婆这富家婆了，可命运在和他在开玩笑，他要当新郎了,他要过上富足的日子了，一碗儿子加了毒药的羊肉汤却送他上了西归路。最后,我不能不提一下张驴儿这个流氓恶棍,千刀万剐也难解人心头之恨的流氓恶棍，他又何尝没受无常的戏弄，死皮赖脸地喜欢上了窦娥，小寡妇却宁死不从；后来做了毒打婆婆、强占窦娥的美梦，又阴差阳错药死了自己的亲爹；做了一番努力，经过一番抵赖，媳妇娶不成，尚能扶持着蔡婆婆过个小康生活，亦悠然自得，谁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关节不到”，最终还是未能摆脱毒杀亲爹﹑强占寡妇而遭凌迟的厄运。

由此可见，《窦娥冤》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意无意地上演着各自不尽相同的悲剧。从这些人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那个捉模不定的“我”，他有时可能是窦娥，有时可能是蔡婆婆，有时也可能是桃杌﹑窦天章﹑赛卢医或张驴儿父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窦娥冤》揭示了人生命中悲剧性的一面，这是它打动所有了解这出戏剧的人的原因，也是王国维称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的原因。

在对《窦娥冤》中的人物评头论足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我们永远都不能给予确定的答复，也永远不能不面对的生命终极性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怎样活着？

这一段时间，萦绕在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的是卢梭的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句话影响是这样广泛，以至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反复吟诵，到底为了什么？是自由的魅力，还是枷锁的深重使得我们如此喜爱这句话。人生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和选择时各种名样的压力，比如我们要升学、要成家﹑要工作﹑要应付这个社会所预设好一切与你有关系的人和事；比如我们就某一件具体的事情选择时可能要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要考虑它带来的影响，要参考周围人对此事的看法和态度。我们是自由的，是因为我们是在为自己活着，可我们真的只是为或能够只为自己活着吗？生命是个难解的谜语。

也许我太悲观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部长长的悲剧中，只不过我们很难意识到——笑着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想，哭着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去正视。但我并不认为悲剧性的人生有什么不好，悲剧从来就不应该是也不是不幸的代名词。当我们抱怨生命多蹇的时候，当我们饱尝世态炎凉的时候，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影、笃笃行在异乡，被孤寂煎熬的灵魂渴望着漂泊之旅的彼岸、寻求冥冥中那份安顿的时候，用心细细体验生命、观察世界，看看那里是不是有凄婉的美丽，那里是不是有美丽的和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你本不是你，又何必太执拗于这副臭皮囊，迟迟不醒悟呢？
我们活着，因为“那里”有悲剧。

How to evaluate Dou’e , a young woman in Yuan dynasty ? How to catch on the meaning of “Dou’e yuan”, the tragedy about dou’e ? While the author reading this drama based on his legal background , he find it denotes more philosophy significance than it indicates to law and lawyer . Then , he express his suspicion to the leg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 which now is prevalent in the world .

* 本文的初稿是为了“应付”朱苏力先生的“法律与文学”课程的作业而完成的，它显然得益于朱老师的启发。这篇文章草就和修改的过程中，还受到了我的导师贺卫方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先生百忙之余，为人为学言语的吐露，对该文的影响可谓多多。此外，我也从与董彦斌、史学成、余履雪诸君的探讨与争论中获益匪浅，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当然，由我本人对文章负一切责任。
本文引据的剧本来自于时桂刚、王贵元主编：《中国十大悲剧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1-20。对《窦娥冤》一剧主流的评价，可以看附在该剧后的赏析，页53-66。与《窦娥冤》有关内容如不做特别说明，则全部来自该剧本。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2000级硕士研究生。

1这种怀疑既来自对肢解文学作品的担心，也来自基于对文学的抽象性与法学的严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产生的担心。文学作品多大程度上能准确折射出当时的法律制度，始终是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文学家毕竟不是法学家，即使文学家是法学家，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完全是为法学研究之目的而作。
2《中国十大悲剧赏析》，页58。
3 80年代中后期流行于鲁西南地区的农村，记得小时候与母亲在老家相依为命，母亲经常拿这句话“敲打”我。
4同样流行于鲁西南的一句现代民谚，大体意思如此，说法则有若干种。
5一个现代的诠释：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体验，某女能言善辩，得理不让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或许是精明，但很难说是可爱，有时甚至是让大家心声厌烦之感。更何况，其时其地，窦娥面对的是满脑子封建伦纪纲常的桃杌呢！
6贺卫方：《中国的司法传统及其现代化》，见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75至185。
7陈瑞华教授一直从刑诉的角度高声呼吁司法的公正、公开，在2000年他开的“刑事诉讼法学”课上，我们对刑讯逼供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8山东某县级法院一位50多岁的法官以一种极无奈的口吻告诉我。
9参阅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9至74的论述。
10关于法律与科技的关系问题，详细而又令人信服的论述，请参阅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见199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页57至71。
1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页389。
1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1。
13转引自朱自清：《古诗歌筏释三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古诗歌十九首》第三首，页231。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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