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怒于汪晖侮辱了我的阅读能力——只能对其作精神分析

入主中原

一

已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告诉我，我何必对汪晖的访谈如此恼怒，我也一直转问自己：它又不是针对我本人的，只是炫耀他的思想之深刻而已，我为什么会本能地反感他的写作？  

一个最自私的原因就是我可能认为，如果他那种写作当道，那么，我所在意的那种读书写字式的朴素的文科写作就没有任何意义，总要受他的那种写作的侮辱，我能在中国学术圈里读到的，永远也只是他这样的东西，我最终也只能去写写这样的东西。直观地讲，汪晖式的写作会窒息掉我这样和比我年青的一代人的写作。我反复查验汪晖的文本，我认为他的写作是错乱的－－这一点我知道是很严重的指控，我的信誉和公信力都押在上面了。揭露汪晖的写作的错乱，是为了对我自己的写作，和我尊敬的别人的一些写作进行自我辩护、自我防卫。如果要理解得直观一点，的确可以说：我的写作是与他的写作势不两立的。  

是我与他的写作之间的事，干吗扯到公共视域里去？你说他怎么写跟我可能有关系，跟很多人可能没什么关系，随他去好了。这我大大地不同意。  

我们这么随他去写几十年，你看他就认为自己是学界领袖了，要来统一思想了。汪晖代表的是学术体制里一大批这样的句子还写不通就成为思想大师的人的写作。大家对这一类写作的默认后果，就是现在这学术或思想或理论界里写的东西好象都不是用来读的，印出来的书好象是准备直接进垃圾筒的。渐渐地，我们每一个学术人也开始要么不写，一写就认为自己是思想导师，一副神谕的口气，人人都准备发射他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了。同时，我们却你不看我写的东西，我也不看你写的东西了，我们应该想想，这种‘同行评论’所基的相互信任在我们学术界已低到何种程度，学术活动里没有了这种同行互读的同行评论，还会有什么乐趣剩下？  

研究中没有了这种乐趣，不就更容易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一个连阅读和写作的乐趣都没找着的文科人，是更容易去做一些恶心的事的：比如说罗列很多作者，没读过也敢来炫耀；比如说汪晖有这样宏大的关怀，却无论对中学还是西学都不甚了了，却敢学福柯的语气来纵论今古；不懂经济和贸易却敢去跟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论争WTO后的中国经济问题给弱势群体的影响，还认为自己找到了与他们抗衡的经济学立场。  

汪晖这样的错乱的写作，就在我们这样同行间相互不看不评论的情况下利用所操控的媒体偷偷地一次次在我们眼前蒙混过关，胆大到认为大家反正不会去仔细读他的文本，不审查他的逻辑性就会对他喝彩的地步。我恼怒于他这一次访谈的媒体炒作，震怒于他这种公然藐视和污辱我这个读者的基本阅读能力，竟胆大到了这样的地步。  

当我们身边净被汪晖式的文字包围时，我们绝望也来不及了，这实际上已是现状。我认为今后二十年里我将跳不出这种性质的文字的包围，而这都是因为我们容忍了象汪晖这样的学界领袖和思想导师这么上帝般地来书写的原因。我在绝望中要找汪晖算账。我现在要拦截汪晖式的思想写作的骗局，已经太迟，但不管这样的行动有多大的成功机会，我还是，一，要设法终结他的这种任他无论怎么说他其实都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写作，二，报仇和清算它，决绝地将它赶进隔离区，给它贴上封条，要发作，让他自己发作去。  

下面撇开汪晖的写作，来就同行评论与防治学术腐败的关系说上几句。  

学术人之间相互失去信任，互不看对方的文本，这不是件小事。刚才说了，这首先就给思想导师和学界领袖们机会，来垄断一切的说，来宣布思想的有与没有，来布排学术的五年十年计划。最最关键的是，我们因此就失去了研究工作的最重要乐趣：同行评论。据我对英美语言学界和语言哲学界的行业活动的理解（这些部门不是大学里的显学，待遇也没有象商学院和法学院里那么高，经费和出版受压得厉害，所以学术就是在很窄的区域内的论争和争夺，与中国的文科有相似性），同行之间同时带着妒嫉和好奇的相互评论，在那里似乎是推进学术的唯一动力（当然瞎混的人也是多的）。但看前看后，在一个没有什么新地可开发的学科里，这种妒忌和好奇下的相互紧盯和设防，其实也是学术研究严密性的一个自然保障，也是基于人性的现实的对学术腐败的最好预防。我们见到的象哈贝马斯和詹明信这样的global式的全景写作，在英美学院里是不多的（哈贝马斯我看是马克思主义加英美语言学再加一点社会学，半个哈贝马斯是英美语言学和语言或分析哲学喂出来，他们却将哈贝马斯神一样地请回来；福柯说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自觉地在充当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类和构形上的范例），这个语言学界的学术写作我看兼有理科工科的层层推进，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激烈追问的双重特点，是较能反映英语世界的研究行会里所鼓励的研究范式的：每向前迈一步，都左一眼右一眼地顾盼一下同行，与主要论争对手交手有个大致的说法之后再迈下一步。  

说话时随时想着我的同行，尤其是那又象敌人又象情人的我的最接近的同行，在构思时，在对方的评论反馈过来之前，就在掂量他或她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在中文学术写作里也在用西式的（XXX，2003；XX页）之类，我怀疑这最初不是版权的考虑，而是这样的迂回论争的同行间的话语来源和地形的设标、划界，是要在论争前象棋盘一样地先设置好话语档案，作复核或翻盘用。评论时语带讽刺，也不断动真格，相互追杀，但要是对方不来理睬自己了，又急得不行，自己就要凑上去。  

蒯因自传里说到，他晚年和戴维森就身体对外部感觉的接受表面问题吵了好几年，好长时间不见，见了面还是吵这个事。每年学术小组会议里只见一、二次面，坐定就开始吵这个。最后一次是在洛杉矶，戴维森仍坚持是身体表面，蒯因可能认为自己这么老了，不会有很多的见面继续吵了，表示这一次他要给面子，可以让步到神经元，但不是神经末梢外的皮肤表层。我们外行听了觉得是鸡毛蒜皮，但当事人可能认为是主要乐趣，也事关重大，是推进研究之必须克服之众多难题之一。  

小组式、协会式、杂志圈式的研究就是如此，如果要求中国文科学术去达到欧美的构形或标准，似乎也应鼓励学术人这样去做。文科的大部分研究都可这样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范围，来尖端和hypercritical（保持高度的批评状态，一有新立场出现，马上有群起攻之，让它自卫后才能存身）。在中国的学术里，如要使我们的谈论和写作对我们学术人自己有意思（！），也一定要搞清楚那种global式的宏观理论探讨和区域式局部的（regional, local）的研讨之间的区别。一个人可同时搞这两个区域，但不要使它们相互成为逃避和借口。绝大多数人都应去做后者，新选手们尤其得先到这种小圈子，让一个研究生半年里就可熟悉本区域的所有文献，就能很快可以找到北，在讨论中积极地插嘴，这是积德的事。  

由于我们较少这种小圈子式的研究，就涌现了大量的思想导师和学界领袖，他们直接干涉到了小区域的研究里来，小圈子研究无法保护和支持有长远目标的研究者。而潜在地，人人都是将自己当作思想导师和学界领袖们来写作了，读本科生的作业，你都会发现是这样的。最要命的结果是，我们基本上没有小圈子内的对抗，每人发言都是只顾自己的宏扬，都是随便滑动于大小语境之间，同行成了各打自己在找的那只鸟的猎人，而他们本来是应该相互追杀的，人家读你的研究，就是来看你怎么相互追杀的；津津于自己的那一套，那只是玩。  

学术写作在现下中国是不好玩的。你是找不到对手的，也是找不到对你最重要的听众，也就是反对你、对你动真格的那些同行、那些你最最亲爱的敌人的。大家搞来搞去就是抢着去圈地，占到了就让其抛荒：什么汉语思想的可能性，什么汉语思想的本土化，当代文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都可以成为一篇论文的主题、目。写的人没找到北，读的人更找不到北。我们可以问问为什么大家喜欢这样说？是不是因为这样说给自己一种思想导师的感觉，是一种拿大？人人都拿他自己的大，抢了地盘再说，所以在极端情况下，就出了象汪晖这样连两个字都粘不大住的人就要来领导汉语思想的人。你看他交给自己的这一桩不可能的任务：《历史可能性:XXXXX》。他失控了，完不成这个任务是可理解的，但他为什么宣布要来完成它呢？不就是想拿大。  

而思想导师、学界领袖们的炫耀式父权式写作，从另一个方面看不也证明他们也并没有找到同行，或不想找，因此，连听众是谁也搞不清楚，或者不管听众是谁，就那么硬上。做得不好的如汪晖，其写作就会达到污辱听众的智商的地步。  

研究本身是文本，研究结果更是文本，研究者自己就是一种文本，巴尔特这样说。作者从文本出发来提出‘有效性要求’。所有的作者行为都嵌在文本中。就是对别的作者的引用，此时也成了作者自己的文本的一部分，也是你的文本了。德国语言学家von Trier在三十年代论到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文本的sprachfeld，说到字与字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是一种马赛克的边界关系，一个文本总是整合了作者的所有的行为和企图，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作者是扭不过他的文本和他所使用的语言的自行整合的。想在文本之外宣称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和神妙，是一种狂想症。除了我说出和写出的，我并不知道得更多；我所宣 称的需要用我所说的和所写的来证明；在为现实作出解释前，我先要使自己的文本不要错乱；在我的文本还错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用我的研究也就是我的文本去关心民间疾苦、审视中国历史、为WTO之后的中国经济的否面影响而为弱势群体呐喊的。  

如果研究本身也只是一种文本，那它不是肢解和剖析，而是激活而研究的对象或话题。一项研究是我与社会与学术机构所订所承包的一份合同。我因为对目标作了承诺，所以暂时有想要说什么就可说什么的自由，但总要去完成我所承诺的目标才行，不能就这么雾对对地一路潇洒下去。对汪晖的研究我要这样问：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你先告诉我们你要说什么，然后就告诉我们你准备怎么说，我们只以你认为可以告诉我们的东西来衡量你说了什么，说得怎样，这样总行了吧？一种话题、一种对象被我一说就会说死，那么我是瘟神，我的研究是一种破坏。我一说，虽然大家都反对我，却激起了很多人真实的兴趣，这也可算是成功的研究了。我认为汪晖就是这样一个任何话题一被他说到就被说死的瘟神，一个大大的bore， 在研究中如此，搞一个杂志也是如此。他zai厉害，总也就是要别人象他那样去说去写，因为他已说得写得那样好了，已全面和深刻了。  

巴尔特还说过一句惊人的话：独*者只是不让我们说话，某种意识形态、某些思想导师和学界领袖是只允许我们跟 他们一样地说话，说他们的话，而且一定要你这样说，你连不说都不行，这是最大的专制。我们在做学术写作时，是不是应经常想想：我写得象汪晖和那些烂博导那样，是否是因为他们要我这么写而我没有抵抗的原因？是不是我也自动愿意跟他们一样说一样写了，写得有快感了，自己都不大知道地就这么去说这么去写了？我现在一定就只能这么写了吗？  

                                          二  

汪晖没读过阿多诺，没读过勋伯格，就敢去与李格蒂（！）谈阿多诺、勋伯格、现代音乐，不是说就不能去谈，问题是他要用这个来吓唬我；他不懂经济学，却去与加尔布雷斯纵谈大局，这本来没什么，但他要拿这事儿到我们面前来吓唬我们，他为什么要吓唬我们呢，他不是汉语思想的领军人物、学界领袖吗？因为他说到底总是还不自信，他的夸口太大，他自己也并没有相信他自己的思想、理论文本就能说服人，于是非要用他与西方大人物的并起平坐，美国人Viren Murthy的评论过他，来证明他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遇到我这样只想拿他的文本说事的人，他就受不了。  

汪晖身上还有两个意结值得指出。一是他对‘西学’的扭曲心态。他一方面不断说懂一点‘西学’的人往往不了解中国现实，只有象他这样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现实、民间、当前的人，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另一方面，他一个劲地要炫耀‘西学’，比懂一点‘西学’的人更卖弄得紧。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症，下文将详细分析。  

二是他对中国历史、现实、民间和当前的独霸态度：他的口气里是好象只有他在关注民间疾苦、民族精神苦难、中国未来出路似的。好象他是中国现实的代言人，别人想关心中国现实，也是关心不到他这样好的。  

现在，汪晖两全了：既懂点西学又关心中国现实，我怎么还敢说他是错乱的？  

然而，这都是些‘不可能的任务’，就象他在最近的访谈中为自己设好的的那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样：《历史可能性：XXXXX》。给自己设立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然后用这件伟大但不可能的任务来标榜自己，那怕没有做成，也伟大了。北方人称这样的人为大话精，上海人称这种行为为‘发嗲’。精神分析里管这叫‘狂想症’  

以上讲的这些，我认为就是我说的‘汉语思想家狂想症’的症状，我们别的人也有过，但研究生没毕业就yi很快被挫折掉了，汪晖却能幸运地继续。汪晖要把他的理论和思想世界涂抹得没有缝缝，怎么方便怎么来，什么好处都贴到自己身上。这是拉康说的狂想症病人的‘婴儿世界’，各种欲望都排好队来满足，旧的症状为新的症状辩护，成为利比多的追加投资：我既懂一点西学，又关心民间疾苦，既是国内的学术英雄，又能与加尔布雷斯、李格蒂把酒当歌。我还……他最后就不顾我揭露的那种情况了：所有的炫耀，都反而会成为更深的症状来裸露他的病情，写下的，都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我已断定过汪晖的理论、思想文本是不适合被论争的，他的那种心态更不配我与他论争，但想到了以上几层，我倒认为可以对他的学术、理论写作做一些精神分析。下面的分析都是我判断可能对我们别的人有一点儿启发的，才挑出来做的，汪晖身上的idiosyncratic的官能症还有很多，我就不去理它们了，也就是，除了我分析的，他还有很多别的症状。  

先来说说汪晖在‘西学’这事上的歇斯底里。  

我的常人精神分析知识告诉我，一个越人缺什么，就越要炫耀什么，在学问上尤其如此。越想要什么，他就越说不要什么（比如那个长江奖他据说是不要的，是请孟小姐代领的；我们也就搞不清楚是他送给孟了，还是自己偷偷拿了。）越在乎什么，他就越说没什么是不要紧的。比如对‘西学’，他在《历史可能性》里在说，懂了西方的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反而往往要与中国现实隔膜，或更容易隔膜。他的前设是懂了点西学的人，中国的现实就一定不如汪晖了解的了（大家看访谈中他对冯友兰、牟宗三的阴暗的攻击，他把这两位的西学看作了缺陷本身）。这里暴露出汪晖学术心理中的一个大障结，用拉康的话说是，暴露出了他的西学paranoid症和汉语思想狂想症的point du caption（裸露全部症状的那个节点：就是我去偷看一个女人，她刚好看过来发现我在偷看她时连忙要申辩我并没有在偷看她、萨特说的我去偷看反而被看穿的那一瞬间）。一种东西太向往了，得不到，就说它不好，不要。对西学、对‘左’、对‘新自由主义’、对‘八九’，我们看穿他都有这种歇斯底里。  

他说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会耽误我们理解中国现实，但你从他的行文里看，他东施效颦地拼命在仿西学、西方政治哲学或别的社会理论的一招一式，连那些老掉牙的句型也要学，还用一帮‘海外学者’来给他做道具，炫耀他西学了解之广，写作时也是满嘴翻译腔（让人想到也是装出来的），一做访谈就学海德格尔接受奥古斯坦的《明镜》采访时的样（北大博士们也真的将他当成了中国的海德格尔，神圣地将他们与汪晖的遭遇写成：《有一条幽暗的道路……》，读得我肚皮都笑痛），在第一段话里就学福柯腔 ，有了那种腔调，内容却是空洞 的，不过，汪晖就要的是这种腔调整本身：‘我的方式基本是这样的，即展示一个历史关系，通过对这个历史问题的解释，让它来呈现一个取向，一个方向，一个结论。我的看法是，第一，学术研究不是先知的事业，没有人有这个能力。第二，在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中，一个结论的获得往往需要一组结论的铺垫，即在每个部分里边都有结论，但每个结论都只是限定在某个范围内。就象蜘蛛结网一样，最终目的是结成一个网，但每次都在几条线上结，结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空洞。这个过程很长，你得慢慢爬。其实也永远爬不到头。当然，到一定时候，这个网的总体面貌会越来越清晰，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网的最终边界在哪里，也不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做的事情很有限，但涉及的方面也比较杂，有当代的、历史的，中国的、外国的，但在我自己的思考中，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  


他很在乎西学，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西学不过关，所以转而恨西学，但因此更迫不及待一再丢丑地还是要卖弄西学，在《历史可能性》以及他的其余的写作里，到处都有这种对他不利的证据，不，是症状，他却当作了光荣，拿着这种症状到处去招摇和炫耀，自己还不知道。  

西学是汪晖心里挥之不去的‘那玩意’：西学不好，或者说不懂西学有什么关系，慢慢地就发展为：西学知道得多了，脱离中国的现实就远了，懂了西学反而不好了，结论就只能是：还是象汪晖这样懂一点点西学，却贴近民众、关心民间疾苦的人最机灵，一开始就看对了方向；但他也毕竟是懂一点西学的，所以他总是高出别人一个版本。总之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所有的delusional, paranoiac， psychotic， neurotic 者拉康说都有这样的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的怎么方便怎么来的辩护，辩护得越溜道，病情就越重，下药就越难。他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就这样滴水不漏着。  

我能帮助汪晖的，就是刺穿他所paranoid的西学的那个禁 忌，让他直面盯看它，不要再绕着它来挨近它，说一切反对它的话都是为了内心里急切地想占有它，明明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嘴里硬说是红粉消磨用世才。我要帮他指出他的那一点‘用世’其实根本就在他的利比多循环内的，是症状，不克服，就走不出圈圈。  

在中国各地的学术开发区里，那些整天攻击别人只懂西学的人，我认为一定是一些连‘中学’都很丢份的人，因为他们的一个很可笑的前提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真的有一种单独的‘西学’可搞的，是可以撇开‘中学’去搞的，是可以另搞的。持这种看法的人太自信于中学和西学的划界。学术、理论和思想可能是象语言一样的（巴尔特说不是语言它们还是啥？），哪怕我只想‘西学’，但只要我是一个中国生长的中国人，我搞来搞去都搞不成那种我要的纯粹的‘西学’。我想极端地讲：在中国其实可能是根本没有西学这种东西的，就象一个生长于中国的成年人根本说不了原生地英语一样，你可以说，你越模仿本地口音，学得越象，人家反而越感觉到你是外国人。我越钻西学，越必须在中学里算清账目。  

西学甚至也不在西方，它只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思想导师的心态里，在那些不求上进的冬烘学者的借口里。  

西学甚至在概念上也不是成立的，是个太过笼统的说法。光英德法这三个语系里的‘西学’，就是个大火锅， 之间就有充分的差异性，其中的每一个作者，虽然都涮在里面，只要你对他或她一当真，就足以与同语言内的其他作者构成充分的差异。个人的思想境域之cosmogony之间，就达到相互不兼容的地步，著名的如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巴斯噶与笛卡尔之间。  


炫耀西学是可笑的，但象汪晖这样嘴上说不要西学，却连说话的腔调都是西学式的，是滑稽透顶的，已成为一种精神症状。  
  
                                               三  

青年们，听我一句话，让我们对我们各自的读、说和写互相妒忌和互相好奇吧，让我们相信这就是学术研究之公共性吧。这中间如有汪晖这样的思想导师不听话，用莫名其妙的思想体系噪音来干扰我们的争吵，让我们坚决把他踢到墙角去，好继续去吵我们的吵。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