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把“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译成“联邦银行”（应译作“合众国银行”）；把“Birth control”译成“人口控制”（应译作“节育”）；把“Prohibition”译成“禁令”（应译作“禁酒[运动]”）；把“Kansas-Nebraska Act”译成“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令”（应译作“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把“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译成“辛西那提社团”（应译作“辛辛纳提协会”）；把“Boyd v. United States”译成博伊德诉共和国（应译作“博伊德诉合众国”）；把“Emancipation”译成“解放”（应译作“奴隶解放”）；把“laissez-faire”译成“及时转变”（应译作“自由放任”或“放任主义”）；把“Freedom of speech”译成“议论自由”（应译作“言论自由”）；把“Full Employment Act”译成“正式雇佣法令”（应译作“充分就业法案”）；把“Bill of Rights”译成“人权法案”（应译作“权利法案”）；把“Native Americans”译成“美国土著”（应译作“土著美国人”）；把“constitutional politics”译成“政党”（应译作“宪法政治”）；把“privacy”译成“私人”（应译作“隐私”）；把“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译成“联邦条例”（应译作“邦联条例”）；把“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译成“宪法”（应译作“宪法会议”或“制宪会议”）；把“the Continental Congress”译成“大陆国会”（应译作“大陆会议”）；把“Electoral College”译成“总统选举团”（应译作“选举人团”）；把“Enlightenment”译成“复兴”（应译作“启蒙运动”）；把“The Glorious Revolution”译成“光荣的革命”（应译作“光荣革命”）；把“Republicans”译成“共和党”（应译作“共和党人”）；把“Democrats”译成“民主党”（应译作“民主党人”）；把“Neo-Federalism”译成“新联邦主义者”（应译作“新联邦主义”）；把“Great Britain”译成“大英帝国”（应译作“大不列颠”）；把“Spanish-American War”译成“美国-西班牙战争”（应译作“美西战争”）；把“Radical Whigs”译成“典型的辉格党”（应译作“激进的辉格党人”）；把“Apppalachian Valley”译成“阿巴拉契亚村庄”（应译作“阿巴拉契亚流域”）；把“Founding Fathers”译成“奠基者”或“奠基主义者”或“奠基之父”（应译作“建国之父”或“立国之父”）；把“Charles River Bridge v. Warren Bridge”译成“查尔斯·里维尔·布里奇诉沃伦·布里奇案”（应译作“查尔斯河桥诉沃伦桥案”）。
专有概念的翻译，通常以约定俗成的译法为宜。这也是形成学术共同语言的前提之一。本来已经有固定译名的概念，如果视而不见，非要另起炉灶，那么就必然给学术交流设置人为的藩篱和障碍。如果根据《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译本提供的术语译名，那么美国历史很可能要重新改写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法学博士和法律工作者的译者，居然把位于波士顿的美丽的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的桥的名字——查尔斯河桥（Charles River Bridge）和沃伦桥（Warren Bridge），分别搞成了“查尔斯·里维尔·布里奇”和“沃伦·布里奇”这样莫须有的人名。这样的翻译“发明”，大约连一度名闻遐迩的“门修斯”，也自叹弗如罢！
（三）书名（篇名）误译
如把伍德罗·威尔逊的《国会政体》（Congressional Government）误译作“《选举政府》”；把罗纳德·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误译作“《严格行使权利》”；把德沃金的《法律帝国》（Law’s Empire）误译作“《绝对的法治》”和“《法律至上》”；把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误译作“《观念学的终结》”；把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进步主义（学派）史学家》（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误译作“《进步的历史学家》”或“《革新派历史学家》”；把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误译作“《美国的共和国创制》”；把赫伯特·克罗理的《进步主义民主》（Progressive Democracy）误译作“《发展的民主》”；把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政党制的观念》（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误译作“《政党制度之见解》”；把哈里·贾法的《房子***的危机》（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误译作“《众议院分歧的危机》”；把弗芮巴彻的《德雷特·斯科特案：它在美国法律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The Dred Scott Case: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误译作“《德雷特·斯科特案件：美国法律和政治的旨趣》”；把泰勒·布拉奇的《金时期的美国》（Parting the Waters: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误译作“《不可划分：称帝时期的美国》”；把马克·图史奈特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反对种族隔离教育的法律战略》（NAACP’s Legal Strategy Against Segregated Education）误译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关隔离教育的对策》”；把埃德蒙·摩根的《创造人民：人民主权论在英美的兴起》（Inventing the People: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误译作“《塑造民众：英国和美国民权的兴起》”；把伍德罗·威尔逊的《美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误译作“《美国的宪政政府》”；把穆勒的《代议政府论》（Consid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误译作“《对政府代表的思考》”或“《代议政府的思考》”；把詹姆斯·蔡思的《总统提名会议的出现》（Emergence of the President Nominating Convention）误译作“《总统提名会议的非常时期》”；把赫伯特·斯托瑞的《什么是反联邦党人赞成的》（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误译作“《反联邦主义者的目的何在》”；把瑟西利雅·肯因的著名论文《靠不住的人：反联邦党人论代议政府的本质》（“Men of Little Faith:The Anti-Federalist on the Natur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bnment”）误译作“《不太忠诚的人：代表制政府的本质是反对联邦主义的》”。
还在十多年前，陈乐民先生即已在《难哉译事》中提醒说：“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因为首先需是这门学问的行家，有些问题一时弄不准或弄不通的，还需不怕麻烦地查书，一遍两遍地推敲。翻译，尤其是翻译这样的学术著作，确实是绞脑汁的苦差事。”[6]资中筠先生也在前引文章中有感而发道：“翻译之为业，……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的两位译者，均是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其中孙力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朝霞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而且目前都是法律工作者，并有多种法学著作出版。可是，我所感到纳闷和吃惊的是，在这两位法学博士的译作中，居然把罗纳德·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误译作“《严格行使权利》”、把德沃金的《法律帝国》（Law’s Empire）误译作“《绝对的法治》”或“《法律至上》”，其原因究竟何在？要知道，无论是《认真对待权利》还是《法律帝国》，其中文版早就问世数载了（均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江平先生主编的《外国法律文库》，其中《认真对待权利》由信春鹰、吴玉章翻译，《法律帝国》由李常青翻译）。像《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这样的美国宪法研究名著，如果不了解基本的美国历史与文化，又岂可胡乱翻译，以至于弄出“亨利·图曼”、“弗瑞锥奇·海克”、“查尔斯·里维尔·布里奇”的笑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