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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向权威挑战——评《时髦的谬论》 [打印本页]

作者: virginia_0103 时间: 2009-9-14 19:20
标题: 向权威挑战——评《时髦的谬论》
索卡尔 (Alan Sokal) 和布里克曼 (Jean Bricmont) 本是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前者是美国物理学教授，后者是比利时数学教授。若不是索卡尔和人文学科的学术权威开了一个玩笑，他们也许仍然是默默无闻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欧美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理蔓延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学术风气这一学术思潮以反对理性传统为特征，创造出形形色色脱离实践的理论，主张文化相对论和认识相对论，认为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是一种“社会结构”，外部世界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臆想云云。更糟糕的是某些后现代派的理论家们常常滥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自然科学的术语和概念，无视它们精确的科学定义及适用条件，任意地断章取义充填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他们用一堆令人不得要领的术语和概念、艰涩难懂的语言、离奇的类比推论撰写出来的学术论文颇有迷惑性，并声称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两位学者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收集分析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权威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二十世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认识相对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一、一个“玩笑”引起的论战

纽约的物理学教授索卡尔于1996年撰写了一篇“奇文”，论文题目为《跨越界限: 迈向量子万有引力之变革性解释学》（1），文章引用了法国和美国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和论断，巧妙滑稽地模拟那些后现代派的风格拼凑出一篇艰涩深奥的伪科学论文，经过跳跃式的论证，最后根据法国知名哲学家德理达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阐述推导出结论：“欧几里得的圆周率和牛顿的重力加速度过去被认为是永恒的普遍的定律，而在今天看来它们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索卡尔自称这是一篇“讽刺滑稽文”，他只是想试试看，在如今充斥了奇谈怪论的学术界里如此荒谬的文章是否会被严肃学刊采用。他将这篇奇文投给了美国一家很有声望的社会学刊Social Text，出乎作者意料之外的是，奇文不仅刊登在美国这家权威学术刊物上，而且还出了一期讨论特刊号。文章发表之后索卡尔立即声明：这篇论文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孰料世纪之交的这个“学术玩笑”引起了大西洋两岸学术界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并引起社会及新闻媒体的强烈反映。《纽约时代周刊》西方各大报刊纷纷报道评论学术界发生的这起“学术丑闻”，各科文人学者也纷纷各抒己见，争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奇文”所涉及的范畴。论战中产生了这部《时髦的谬论——评后现代学者对科学的滥用》（2）的论著。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玩笑竟引起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奇文”的作者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仅就文章发表这一事件本身而言，并不能证明什么问题，最多是暴露了美国所谓权威学刊的学术水平而已，“奇文”使该学刊大大丢丑。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篇“奇文”不难发现，该文章的论点主要是基于当代法国和美国一些著名学者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学之间关系的论述。作者旁征博引后现代派思想家的言论观点。从大量引文来看，所涉及的作者都是近当代学术界令人尊崇的泰斗和权威，例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代表拉康（J.Lacan），法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德里达（J.Derrida），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及文学批评家克利斯提娃(J.Kristeva)，在哲学社会学界享有盛名的伊里卡利（L.Irigaray）、德勒瑟（G.Deleuze）、葛塔里（F.Guattari）、拉托尔（B.Latour）、弗郎索瓦.利奥塔尔（J.F.Lyotard）、色拉斯（M.Serres）、维里奥（P.Virilio）等等，此外还有大量引文出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尊崇的学术权威。

综观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学术界日益盛行跨学科研究，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作者在本书中一再强调：我们并不反对跨学科研究，也不反对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科学。我们只是不赞成那种不可理喻的各学科相互嫁接，反对用一堆从自然科学借用的科学术语填充自己的论文，故弄虚玄卖弄知识。假若哥德尔定理或者爱因斯坦相对论确实能直接解决社会学的问题，假若数学的选择公理能够用来深入分析诗歌的意象，或者拓扑学能解决心理学的潜意识问题，何乐而不为？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另外，如果说借用自然科学术语和定理是用作比喻，以使深奥艰涩的理论深入浅出形象易懂，倒也无可非议。但是一些“后现代”派学者借用自然科学定律时并没有弄懂它们的真正含义，不过是借它山之石，给自己的理论披上精密科学的外衣。那么，在对自然科学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建立的哲学观点是否能正确认识世界？这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书作者在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由于篇幅所限，他们仅挑选出八位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学者，将其涉及数学物理学的论述系统地与数学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对比分析。他们先是把这个资料汇编传发给学术界内外的一些朋友，读者们的反映可以说是作者意料之内的。读过资料汇编的人们几乎不敢相信，那些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竟然能写出如此荒谬之言论。两位作者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认为有必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论述方法，对某些后现代派学者的奇谈怪论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证，清理那些在后现代学者中间普遍流行的错误论断，从根本上揭露伪科学之荒谬，最终目的是使读者昭然，在令人眩目的科学术语和后现代之冠冕堂皇下掩盖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国王是赤身裸体的,（王后同样一丝不挂）！”

二、何为滥用科学？

本书集中分析了八位著名学者对自然科学的浅薄认识和滥用，并概括出滥用自然科学者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对所套用的自然科学作冗长繁琐的描述，使读者坠入云雾；第二，将某些自然科学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或社会学研究，却不给最起码的内涵解释和应用验证。第三，卖弄浅薄的知识，故作虚玄来唬吓外行，而所炫耀的知识在相关学科里并非十分重要。第四，使用毫无意义的名言警句，甚至陶醉于花哨词汇，而这些词汇在他们的论文中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作者首先将拉康和克利斯提娃的论述置于显微镜下进行分析，因为这两位知名学者在滥用科学方面很有典型性。拉康本是精神分析家和哲学家，创立了所谓“精神分析拓扑学”（psychoanalyticaltopology)他用拓扑学研究精神分析学，自称他的研究囊括了拓扑学之最新成果。作者指出，拉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大量应用拓扑学和几何学的术语，一不深入理解这些数学术语和公理在特定条件下的意义，甚至任意曲解拓扑学和几何学的定义；二不解释拓扑学与神经病有何联系，也从不解释这些数学概念对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意义。此外，拉康还用数理逻辑研究语言学，同样提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以说明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在作者看来，拉康对数学的阐述既不符合原意，也无助于论证他的理论。作者最后不无讽刺地写到：“拉康的论文充满了双关语和残缺不全的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论文就象圣经里的某些篇章一样，越来越隐晦难懂，乃至令其弟子倾注毕生精力进行破译和诠注。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否诞生了一门新的宗教？”然而，拉康的这种晦涩不定的语言风格也受到我们某些中国学者的称赞：“他魔术般的运用语言完全是出于理论的需要”。“言辞必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欺骗手段。遁词、掩饰、借指等等也就是话语的日常用途了。所谓明白清晰的真理陈述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读书》2001年第4期）

克利斯提娃是在六十年代以其《符号学》一举成名的，一度被与拉康和福柯相提并论。她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从文学批评到精神分析学，并涉猎语言学、符号学和政治哲学。她的目的是要建立“诗歌语言的形式理论”，提出“诗歌语言是形式的体系，它的理论可以建立在数学的集合论上”。问题是诗歌和集合论之间存在什么内在联系？尽管克利斯提娃套用了大量数学公式和概念，这个问题在她的论证中找不到任何答案。她用数学选择公理论述诗歌意象的功能时列出下面公式：
($A){Un(A)×(x)× é×($y)[y?x×?A]]}

我猜想任何一个诗人或诗歌理论家，即便拥有高等数学知识也未必能从中推论出选择公理和诗歌意象的逻辑关系。克利斯提娃不仅“发明”了用集合论研究诗歌的语言形式以及政治哲学，她还用数理逻辑论证诗歌逻辑，用拓扑学和数学解析的原理研究精神分析学。她的问题不在于跨学科研究时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生硬地套在一起，而在于没有解释和论证所引用的数学公理和定律对语言学、诗歌理论、政治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学科之重要性和相关性。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重要性和相关性其实也就根本不存在。

本书还系统分析了拉康、克利斯提娃、伊里卡利(L.Irigaray)、拉脱尔(B.Latour)、波底里亚(J.Baudrillard)、德勒瑟(G.Deleuze)、葛塔里(F.Guattari)、维里奥(P.Virilio)等学者如何滥用自然科学。作者在此一再表明并非要全部否定他们的学术成就，只是针对他们理论中不科学不严谨的部分提出质疑，通过对所涉及的数学和物理学基本原理通俗易懂的阐述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他们的错误和荒谬所在。例如，维里奥的许多论文里常常夹杂大量的光学、几何学、相对论、拓扑学及摄像原理等术语，甚至还发明创造了一些术语，例如“远程拓扑学”(Teletopology)。他1984年的一部论著有段论述光学的文字，整个段落在法文原文里只有一句话，193个单词一气哈成，中间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我相信任何语种的翻译都很难不走样地准确译出其内容，因而被批评家戏称为“文字腹泄”。就其内容来看，稍懂专业的读者则可以看出文章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然而就是这样的文字竟然也得到西方某些出版社和评论家的赞赏和评价。

伊里卡利的错误更是荒唐，例如她在1989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如果说弗洛依德的主体认同是通过***来确定的，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词描述原子***。尼采认为他的自我（Ego）同样是一个受到爆破威胁的原子核。”作者指出，众所周知，原子核是于1911年发现的，核裂变发现于1938年，爆破连锁反映的理论研究是在30年代末进行的，40年代才试验成功。生活在19世纪的尼采(1844－1900)怎么可能在他有生之年就已断言他的自我是一个受到爆破威胁的原子核呢？伊里卡利在另一篇关于流体力学的论文里，甚至把流体力学不够发达归咎于“男性的物理学”，认为与固体力学相比流体力学不够发达，因为固体和男人有关，流体和女人有关。伊里卡利还将流体力学和精神分析及数学逻辑进行奇妙的混合，从她的论述来看，她的话语只是建立在含糊不清的类比推论上。

在作者看来，也许那些后现代派学者相信，利用自然科学的威信可以给自己的人文学研究饰以精确科学的色彩，相信不会有人识破他们对自然科学的浅薄认识和错误应用，也不会有人惊呼“国王没有穿衣服”！作者声称，他们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学术权威头上的“神圣光环”，并从根本上指出，某些“后现代”学者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决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刻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表达出什么。作者的目的不是要“纠正情书里的语法错误”，而是要厘定思想上的混乱，维护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坚持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些正是所有知识与科学共有的准则。

三、滥用科学之历史渊源

题为“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历史回顾”这一章，在英文版里原本没有，是作者后来加在德文版里的。本书不仅具体剖析了八位后现代派学者滥用自然科学的现象，还用较长的篇幅进行了历史回顾，试图从中探寻历史根源。作者认为这个历史根源和某种哲学传统有一定联系。这种哲学传统认为直觉和主观认识高于理智，其代表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这一章重点分析了柏格森以及他对后现代派的影响。柏格森固执地坚持他的哲学观点，曾和爱因斯坦就相对论展开过讨论。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著作是他写于1922年的?持续和同时性?, Durée et simultanéité , 1922)。

柏格森并不是后现代派学者，他也没有试图从相对论里寻找什么新的东西而从中得出哲学的结果。相反他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然后对力学和物理学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断言物理学理论印证了他的分析。他这种先验论得到他同时代及后代的批评。柏格森的错误不在于他对哲学的描述，而是在于对物理理论的错误理解。从柏格森我们可以看出，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由于其哲学观点的偏见而对物理学产生错误的认识。巴浩尔(H.Barreau)在关于柏格森和爱因斯坦的一篇论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柏格森没有理解相对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只要柏格森坚持他的关于时间的哲学观点，他就不能够理解相对论，因而也就要DIZHI相对论。”。(3)为了证明柏格森的错误，我们的物理教授索卡尔在这里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例子简明扼要地表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最后指出：遗憾的是后来很多哲学家对相对论的认识不是直接通过爱因斯坦，而是通过柏格森的?持续和同时性?论著间接获得。后现代派学者们犯了和柏格森相似的错误。他们首先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科学，与柏格森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研究而从自然科学领域寻找填充材料，然后宣称创建了比如说用量子力学研究语言学的新理论等等。他们用五花八门的科学术语和虚玄深奥的语言迷惑普通读者，拉康文体甚至被奉承为“这是表述真理的最好方式”，（《读书》2001年第4期），难怪人们给后现代派简单定义为“凡是看不懂的就是后现代派”。

四、认识相对论批判

这是本书的理论核心。作者在分析后现代思潮的同时，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切入，阐明自己的哲学观点，以肃清相对认识论在人文社会学领域产生的不良影响。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泛起，科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怪圈，一方面科学家努力寻找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另一方面认识相对论者却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任何一种表述的正确与不正确只是取决于某个人或某个社会团体，客观真理纯粹是一种幻想，是理性的假设。自从爱因斯坦创立了运动和时间的相对论学说以来，这一理论被扩展到很多不同的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对论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认识相对论、伦理相对论和美学相对论。认识相对论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根源。作者用较长的篇幅分析了认识相对论成为时尚的根源，分析了以托马斯.昆(Thomas Kuhn)、波普尔(Popper)、奎因(Quine)以及费耶尔阿本特(P.Feyerabend)为代表的认识相对论的某些流行观点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误导。作者明确地质疑他们的“不可判定性”和“不确定性”。遗憾的是，作者限于哲学功底不足，加之分析层面铺得太广，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没能鞭辟入里，甚至有时出现离题。作者自己也承认他们不是搞哲学研究的，话语权力受限。但是他们把反驳认识相对论看作是捍卫启蒙主义的使命，为的是梳理科学领域认识论上的混乱，推动科学沿着理性的道路向前发展。

作者在结束语部分全面分析了后现代思潮的精神源泉和政治因素，分析了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后现代思潮的相互关系，同时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某些观点对文化和政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总之，本书是对近代科学史一次冷静理智的清盘，也是对“两种文化”之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争进行调停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态度明朗地拒绝后现代理论的同时提出：后现代之后是什么？作者为这个问题描绘了一幅前景，希望后现代之后会形成一种有理智的文化，它是理性的而非教条的，是科学的而非唯科学主义的，是开放型的同时又有独特的色彩，是政治进步的而非宗派主义的。或许这只是作者一种美好的愿望，亦或仅仅是一个理性的梦想？

“索卡尔事件”虽然已经风平浪静，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深远。尤其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热衷于所谓的前沿学术，引进西方学术不分良莠，伪科学和剽窃到处泛滥，更有些学者热衷玩弄玄学，写出的文章令人琢磨不透。以前看到这类文章总是以为自己水平浅陋，后来看多了也就明白自己实在是受了愚弄。其实索卡尔所批评的现象在我国学术界也很盛行。为此我推荐此书。

注释：
(1)“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Social Text， Nr. 46/47, 1996.
(2)Fashionable Nonsense:Postmodern Interllectuals`Abuse of Science,A. Sokal and J. Bricmont, 1998.
(3)Herv Barreau: Bergson et Einstein,1973.

2002年2月12日写于德国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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