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顺: 勿以善小而不为

入主中原

促进学术界认同并自觉遵守的学术规范的建设，应该是学术批评在当前的要务。揭露学术著述中的不端行为，履行学术警察的职责只是这一要务的一个方面的工作。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学术经典或当代著名学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述为批评对象，从中总结我们在学术规范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从而澄清是非、梳理规则、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具有完备的技术细节的葆有本土文化血脉的当代学术规范，可能是它的另一方面的也很值得一做的工作。

学术规范的建设，必须落实到学术著述的技术规范的十分具体的细部环节，才能在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上真正发挥其效用。而一谈到这样的技术规范的建设，我们总是习惯于谈西方学人是怎样怎样做的，或者所陈述的学术著述规范意见基本上是《芝加哥手册》上的那一套；但真正轮到著书立说之时，却又常常不习惯于这一套生冷的西餐，结果难免纸上谈兵。如果像语言学家从经典作家、语言大师的作品的研究观察中来梳理现代汉语语法一样，我们也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或当代著名学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述中来讨论和研究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规范，情况可能就不会这样。

当然学术规范与语法规则毕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历史上的学术经典或当代成功学人的学术代表作都不一定能够成为学术规范的典范文本，但它们是我们研讨与建设学术规范的基础和依托。我们应该立足这一基础和凭借这个依托来谈论和建设我们的学术规范。即使这些学术文本中所存在的某些著述习惯是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对其学术规范的要求的，你也宜从破除它入手，方能消除其负面影响，更有效地达到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作用。

比如，就学术规范中的引文与注释来说，中西学术确有它各自不同的传统。在我国文学艺术研究中，从现代文艺美学宗师宗白华的那些精妙绝伦的论文到当代学术名家杨义的规模宏大的学术文集，都是注释寥寥，引文几乎都是原始资料。例如，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自胡适、鲁迅以来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现当代学人的研究，但在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这部洋洋40万言的著作中，除了偶尔有几处引用鲁迅、郭沫若、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外，它的引文几乎都属于原始资料性质的材料，基本上没有提及其他现当代学人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果从西方的学术规范来看，这样的研究成果，除非它的所有论述都是开拓性研究，都是新材料，新观点，否则它根本上就是不合法的。西方学人虽然也强调“回到原典”的开拓性研究，但他们向来把引用他人成果视为自己著述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西人的学术著述中，即使作者认为现存的研究成果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也常常会在注释下列出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研究，然后才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不仅使前人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学术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但中国的许多著名学者，他们追求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另有追求。北大教授曹文轩在他的颇为重要的学术专著《第二世界》的引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对其引文做了几条规定，诸如：重复者，不引；我既然说清楚了，不引；不能使问题研究趋向深刻的，不引；语言平庸平淡的，不引，等等。他举例说，他在论述一个关于心理学的问题时，马斯洛的一段论述不仅与自己的论述重复，而且在语言表达上不如自己，所以他放弃了对这段话的引用。在西方学者看来，这里有可能是曹先生重复马先生，但中国学术则一定是前人重复后人。有了这些引用规定，一部学术著作还可能有多少关于他人成果的引文与注释呢？


由此看来，引文注释虽为“小节”，背后却有一个大大的传统在。我们在讨论学术规范问题时，不妨认真探讨一套既和国际接轨又兼顾中国特色的引文注释规范出来。这可是虽“善小”却功德无量的事情。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5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