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琼：“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纪要

岸上的猪

一、开幕式   

李国英（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为了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发布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的规范，维护学术尊严，纯化学术环境，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高校社会科学评价中心、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和天津市语言学会协办的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今天在这里举行。首先，我代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心主任王宁教授，对与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文学院高度重视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坚决支持学术界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   

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2001年当高校被揭露出抄袭剽窃，虚假炒作的事件，被曝光后，加强学风建设成为文学院特别是由钟启二老直接担任学术指导的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的常规学科建设的内容。2001年5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专门举办了学风研讨会。钟敬文教授在会上发言，题目为《知识分子世中流砥柱——谈谈DIZHI学术腐败》，他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学术腐败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学术腐败的根治要靠全社会的努力，但也不能因为一时不能根除，就任其发展，要开展长期的斗争。二是学术道德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对此有辨析，有DIZHI，树立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学术形象与国家形象、教育形象、媒体形象和出版形象紧密相关，因此他说一个知识分子写东西不以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为重就出格了。杨玉圣教授当时应邀在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了钟老高度肯定。2002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与教授联谊会联合召开了北京高校大会，继续讨论学术规范问题带给高校的反思。大家一致通过了王宁教授提出的倡议书，呼吁全国高校教育工作者，从严律己，以德治校，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做出新贡献。截止2004年，启功教授曾几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高校学术规范德建设工作。王宁教授本人也多次撰文并应邀在北师大名师讲坛上讲演强调科学良心，提倡公平竞争，反对愚昧无知贪婪和其他偏见对高校学团的侵蚀。在历次学术活动中，学术前辈们所表达的，所表现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以及他们无私无畏、捍卫真理、以身作则、行为世范的高风亮节本身，就是学风的楷模。他们的感人形象也让我们终生铭记，永世不忘。到目前为止，北师大文学院和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国内高校的同行们一样在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上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辨伪阶段，主要是发现错误，辨析真伪。二是反思阶段，主要是以问题管理为主，反思中国高校在学术自觉和相关的法制管理方面相对滞后的一面，了解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和相关法规的条例，补充建设中国传统优秀国学的严谨学风。三是独立扩展阶段，主要是讲学术建设和长期文化建设相结合，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针对不同的人文社会学科学科特点，建立各有差异但大体统一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学术规范概念本身也在扩容，由最初的文章的写法，到伦理变为含有学术批评、学术评论、学书述评和学术评价标准等几大门类的和其他领域的一种发展趋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术规范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本次论坛正是在第三个阶段上召开的也可以说本次论坛是第三个阶段工作的创造者和建设者。这种前进是在场所有遵守学术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致期盼，也是广大中国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同仁的共同福音。   

马庆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正打着官司，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不代表正义而代表剽窃者的利益，妄想通过一纸荒唐的庇护剽窃者的判决书封住我们的嘴，命令我们停止对沈履伟剽窃事件的批评，还要我们向剽窃者道歉和赔偿。我们感到万分震惊，这事竟然会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为真理而斗争，坚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我们已经提起上诉。最近我们又发现沈履伟第14篇剽窃的文章，该文作者已经委托律师全权代理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沈的剽窃行径，我们顶着河西法院的压力，冲破他们的禁令，坚决贯彻教育部文件精神，在学术批评网上继续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对沈的剽窃行径和阻挠揭发剽窃者的判决书进行了批判。学术事业是系统、专门知识的生产，是高尚的事业，但一旦与个人利益有了联系，就容易出现作假的人，所以需要学术规范，我们深深地感到学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规范单靠自觉是不行的，需要有监督、有批评，需要有正确而坚强的领导，需要社会包括法院的支持，需要媒体的介入，需要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丑陋龌龊的行为无处藏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们得到了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领导的支持，因为我们天津市语言学会敢于为端正学风而揭露剽窃，我们天津市语言学会今年第4次被评为天津市先进学会。我们学会的反学术不端行为的做法得到了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领导、兄弟学会——天津市文学学会，得到了历史学界专家、图书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学术批评网的大力支持。杨玉圣教授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为维护学术尊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个网令剽窃者望而生畏，也令颠倒黑白为剽窃者张目的法官望而生畏，增强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尽管学术批评网在这个官司中是第二被告，但法官自觉理亏心虚，色厉但是内荏，不敢让学术批评网承担任何一点责任。沈履伟状告天津语言学会侵犯他名誉权的时候，把学术批评网列为第二被告，可在判决书里，对于学术批评网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他们怕学术批评网怕得要死，邪不压正。网络与学术批评得良性互动至关重要，舆论在这场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心向背决定最后得胜负。新形势下，学术界和高教界面临加快学术发展得新机遇和新挑战，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需要加强学术批评、发展学科评论，因此这个论坛的举办是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必要。鞭笞假恶丑，才能弘扬真善美。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听了天津这个案子，我非常震惊，因为这是我的悲剧的重演。我是莫名其妙的当被告，虽然获得事实上的胜诉，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开一些会议来谈这件事情。再一次表示对天津市语言学会的坚决支持。   

左少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我们北大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一个教师，写了一本书叫《俄国文学与宗教》。我看了以后，觉得太不像话了，写了一篇小文章《是谈历史还是讲迷信》。这位老兄就暴跳如雷，要号召青年教师要反击我，他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国外文学》上，题目是《乱扣帽子不是学术真理》，讲我乱扣帽子。我就写了两篇文章，投了这个稿子过去，但居然不让我发表，让我到此为止。拿北京大学来说，我写了几个材料，写到党委会去，都没有下文。学术规范还是靠外面的人，像北大去年处理了一个青年教师，叫黄宗英，是一个留学生叫钟山虎，揭露这个人，揭露黄宗英，后来我就把这个文章我拿到学校管理处去，他们马上就把消息通知到北大外国语学院管科研的一下子传开了。在英语系副教授的会议上把这个人处理掉。现在他这个人也没地方要，后来北大也送不出去，怎么办呢，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暂时安排。所以我感到任重道远，尤其搞外语的，鲁迅先生讲过一句话，批评翻译比批评创作难，我想我补充一点，批评编译比批评翻译要难。没有说明任何出处的编译比任何编译都难。现在我们搞外语的，我不知道英语怎么样，反正俄语我就看到拿着俄国人几本书，东拼西凑，就写一本东西，你都不知道是谁的，说出话来都是错误的。《俄罗斯艺术史》，怪在什么地方呢？是俄罗斯驻华大使写序，可他懂吗？我感到我们现在学术批评、学术建设应该扩大我们的基础，要扩大我们的领域，人要更多。我支持天津市语言学会这些正义的举动。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交流网主持人）：我是搞历史的，关于语言学领域，包括今天讲的沈履伟案件，我觉得不光是语言学界的事情，不光是法学界的事情，同样也是我们教育界，也是我们学术批评界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语言学界的同志都应该关注这样一场争论，关注这场争论。因为学术争论、学术不端而引起的司法不公裁判。还有一点我很同情伍铁平先生他的遭遇。从他最后的胜诉来看，我们要有信心，只要坚持学术公正，我相信这个案件最后会拨乱反正的。关于学术批评跟秉公执法的问题。随着学术批评的开展所引起的争议和非学术问题的激化引发了诉讼司法的现象日渐增多。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学术界、教育界、司法界对学术批评的顺利开展和学术批评事业繁荣的司法保障的认真思考。我们知道学术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争论，客观的说或者一般的说，只能通过学术讨论和争鸣来解决。靠司法诉讼来判定学术真伪同样会把学术问题复杂化。因为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学术问题本身，也就是学术因素已经让位于司法因素。尤其是在当今，司法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违规操作不断，有欠公开公平的情况下，一些法院，尤其是地方初级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损害了学术尊严，挫伤了正当的学术批评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最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沈履伟抄袭剽窃案件的错误判决就是又一个典型案例。天津市语言学会秘书处为了维护学术规范，反对学术不端行为在学术批评网上揭发了天津市外国语学院教师剽窃13篇文章的事实，沈履伟竟然状告天津市语言学会侵犯了其所谓的名誉权。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居然颠倒是非，认定《求是集》里13篇不是剽窃，是合作，认定此案成立，判决天津市语言学会败诉。我们从学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学术批评与反批评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学术批评和争议不应该诉诸于法院。对那些在学术批评领域败下阵来不愿意老实认输的人，意图钻司法空子，于是诉诸法院，以获私利之徒，就应该熟悉和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学术批评和正当权益。关于这一点应该说学术批评网是我们的榜样了。因为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多次受到威胁，说要诉讼法院，那不光是这个事情了。也要在学术批评时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法规，就是说不授人以柄。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应该起而支持像天津市语言学会这样的维护学术批评的正义行动，以便形成在强大的公众舆论下，制约司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偏离。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不是在学术批评中学术见解不同，而是违背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尤其是违背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规定的法律尊严问题。同时由于这个案例涉及司法领域秉公办事、秉公执法的司法公正，DIZHI司法腐败的问题。同样我们要借用学术批评的武器，既维护学术尊严，又维护司法公正，所以支持天津市语言学会的正义行动，不仅是语言学界的事情，也是法学界，也是整个学术批评界和教育界的事情，应当强调的是沈履伟的剽窃案已经不仅仅是违反学术规范和道德的道德层面的事情，不仅是高等学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道德自律，而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涉嫌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案件。维护《著作权法》，何罪之有？维护《著作权法》，为何反而遭到败诉，岂非咄咄怪事？反过来看，涉及学术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的司法裁判应特别采取慎重态度，进行周密的调查核实，聘请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的专家进行学术鉴定，并由专门的受理知识产权的法院做裁定。我担心像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这样的初级法院恐怕难以担当这个重任。我们的司法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需要由对学术批评引起的学术纠纷的案例有更多的了解、熟悉和研究，重视运用司法武器来维护学术批评的权益和尊严，不使学术不端者和利用学术违法活动者钻法律的空子。   

李建平（高校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副主任）：去年8月份教育部颁布乐高校社会科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这个学术规范的颁布被称之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宪章。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社会上都产生乐深远的影响，产生良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推动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去年11月份，教育部社政司又在杭州举办了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术建设论坛，就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推进学术创新与学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相聚举办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又是在学风建设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这个论坛的举办，也必然会对这个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下，学术界和高教界在重建学术规范，加快学术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学术批评方面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进一步巩固众多有识之士这些年来在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将把这一事业推向新的高度。我们高校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是成立于去年8月份，从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学术建设和高教界的学风建设，去年杭州论坛的成果，《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一书将于8月正式面世。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学风建设有所裨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将坚持不懈去努力。作为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我们也将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二、主题研讨（第一时段）   

王逸舟（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很荣幸主持这一节，请各位发言的掌握好。就是每个人发言是10分钟左右，最多不能超过12分钟，然后还有15分钟时间是自由插话提问这个时间，包括媒体朋友，但时间不要超过2分钟，后面的评论也好，插话也好，提问也好我们只用15分钟时间，。那么为了严格控制时间，大家看一下我专门设置一个东西，在社科院我是经常组织会议的，在10分钟内的时候是绿颜色，大家看到这个发言器，绿颜色时尽管讲，但到了10分钟时，黄灯，就变成了黄颜色，就是到了警告时间了，如果到了12分钟的时候呢就红色，在不断的闪，所以无论如何掌握在12分钟之内，那个时候我们那里连麦克风都没声了。为了保证公正，我们今天讲这个学术批评，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到时候开始的时候，每个人记住了，绿灯时尽管讲，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黄灯的时候是开始第10分钟，一亮红灯12分钟，你就打住，不管你还有多少意见，多少精彩思想，打住。   

郑永流（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主编）：现在由于批评和反批评引起官司诉讼比较多，个学风问题或者学术批评的问题，它最终裁决的一个机构，这个权力到底应该控制在谁手里，就我个人粗浅的看法来讲，我觉得不宜于这个过多地把它赋予，把这样一个认为赋予司法机关，我觉得这个司法机关，它可能现在一个是说它没有这个能力，再一个这个本身学术问题复杂化，这个在短时间内，我们这个法律诉讼法律规定是有时限的，不可能或者不太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个做出一个很公正的审判。尽管我们有一些判决还是比较公正的，但我始终对这个过多的司法干预，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过多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建设法治国家似乎把所有问题或者把大部分问题都纳入法律范围尤其是这个诉讼的范围，这是一个底线，是我国的一个国策，我对这一点是持适度的怀疑态度，我觉得更多的应该由我们内部来裁决，那么就是我们应该有一定的行业，那么这么一个权力应该依托在哪一个机构，由我们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协会也好，学会也好，那么这个协会、学会它本身就是一个行业组织，它本身就应该担负这样一个任务，当然你们有的人可能不太同意，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协会也好，学会也好是一个官僚化比较严重，那么它这么一来是不是说能够满足人们的一种期待呢？这个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至少他是一个行业组织，学术批评的问题，由一个内行人组成的，由一个内行人对有些问题做出一个辨析，恐怕比司法机关做出的判决可能用一个术语来说可能更符合事情的本性。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司法的一个程序。第二个问题我就来谈谈如何的问题，我国的学风或说学术批评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义愤填膺也好，沉默也好，但最终还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反皇帝不反贪官，宋江是被批评是一个不反皇帝而反贪官，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来自法学界，可能对法学界了解得多一些，我们更多的是从制度上进行批评，我就把它比喻为一个皇帝，那么缺乏对当事人对某一个作者或者提出一些权威的学术的人的庇护，那个在法学界我看到这么一种现象。更多的，我也觉得也是大部分是反皇帝不反贪官得。那么一个正常的学术批评不仅仅是从制度层面上进行批评，这是一个学术观点，它可能跟制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更多的面对面的直面这个当事人就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交锋，但是做到这么一点的确是很困难的。在法律界也发生这样一些批评，但从后来结果来看的话，那么相当多的人把学术批评看成是对他人身的攻击，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处理好，对事而不是对人，但是我们常常这个被批判者或者旁观者，常常是把这个批评看作是对人了。对他的品格、对他学术的道德或者他的能力的一种批评，而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误读。如果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学术批评的气氛的话，那应该坚守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只是对你的某一个观点而不是对你的人品、对你的学术能力、学术水平作一个全面的评价。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与会者，很多是主持了半官方的或者民间的刊物的，很多人都是主编，所以我建议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能不能专门设立这样一些栏目来进行比较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对事而不对人的，主要是针对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的。我想如果能建立起这样的机制起来的话，那么大家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行为了，这本身就是我们学术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作为学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朱寿桐（暨南大学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我发现中国的学风问题有所变化，我把他概括为3点，学风问题继续虚浮，更加巧妙，十分猖獗。继续虚浮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不太去关注别人已经研究的成果，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就是说自说自话。现在的学风问题变得更加巧妙，这巧妙是我最近的一大观察。高校里面都经常用激励和奖励机制鼓励人民多发文章，我们的学术评价系统，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一般来说不考虑各个学科之间的客观存在的差异性，这样就是说特别有些按研究成果数量，按量来分配这样的单位，这种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个呢就是说学风建设一个新的特点，是一个新的苗头，现在可能会，如果说这种风气盛行下去的话，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然后学风出现问题就是可能会变得十分猖狂，这个十分猖狂是我今天早上看这一摞材料看出来的。如果说这样一个比较荒诞的判决，如果在全国陆续出现，并且没有任何其他惩戒的办法，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学术界这种腐败恶劣的作风就会变得十分的猖獗。这种猖獗还包括其实这个投入诉讼环节以后，我觉得有些操作起来包括打击它，还有一定操作性意义。但更多的情况下，由于地方保护、单位保护还有哥们保护，很多的学术问题实际上它不进入程序，不要说进入司法程序，它连行政程序，连各种程序都不进入。它就是能不理，这种状况也很多，也是助长恶劣学风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说这种现象很多，我觉得包括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大学，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家明明进入的学术问题，把材料都摆在那儿，但是他们都不加理睬，这种状况可能很普遍，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更加有利在学术批评方面、匡扶正气、打击学术虚假的东西和恶劣的学风我没有什么把握，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掌握不好、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学风问题的十分猖獗。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我从一个编辑的角度，从一个主编得角度来谈谈我们得杂志在促进学风建设上应该做什么工作。我们杂志叫《自然辩证法通讯》，我觉得最起码只要我们做表率，我们这个作为杂志主编完全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当然对这个剽窃、抄袭这个东西也是比较难辨别。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发表的所有千百篇文章全装到脑子里，就是装进去你到时候也不见得能检索出来。但是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杂志上把他公之于众，进行批评、打击。这是一个方面可以做到的。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主编来说，对学术垃圾或泡沫学术完全可以起到作用，为什么？可发可不发的文章，没有意思的文章，你完全可以把关把好，不让它公开面世，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坚持学术高标准，没有创意，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材料的文章。现在学术垃圾、泡沫很严重，特别是90年代以后，因为80年代我们杂志主编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剽窃啊，当90年代以后就慢慢严重了，跟经济大潮有一定关系，跟我们这个硕士考核制度逼这个硕士生、博士生要发文章，量化考核标准，逼得这些不管会写不会写文章的都要写，而且还有学术奖励制度，也是评这个泡沫学术、垃圾学术，所以我觉得编辑在这方面可以做工作。所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在99年的时候开办了一个促进学术建设，加强学风建设的打击腐败的讨论会，发表了一年半的文章，发表50篇文章。另一个我们杂志社就是向公开向学界承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年纪大小，不管关系亲疏，不图感谢回报，量质录用。我们就是向社会公开承诺，大家可以监督。杂志、出版社收费出版的问题，我觉得助长了学术腐败，还有就是学术泡沫，我觉得这的确是不好的现象，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个现象。90年代以来学术考核，学术奖励，弄得挺糟糕的，现在只要出钱写的没有什么意思的文章都可以出版，编一本书。还有些当官的，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有钱，来挂名。别人写的他把名挂上，他有钱，给出版社，出版社就给出版了，送给杂志社，杂志社就发表了，所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收费助长学术腐败，助长学术垃圾、泡沫泛滥。   

蒋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诗学》主编）： 学风问题包括着所有的问题，教育制度方面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厉害。学术界已经有那么多人在批评，但看不出当局对这些做一些改革。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教育管理部门。这几年教育部出台的所有政策都属于政府干预，把中国学术界赶到一个学术大跃进的路上去。上海某大学中文系主任他说他们那个学校，2003年年初开会，校长问他“你这个中文系打算发多少核心期刊文章啊？”他说“我鼓了鼓勇气说120篇”，校长说“120篇这哪儿行，你起码也要200篇吧”。现在这个学术界，学者已经不是在一种自主的状态下做研究，而是被驱赶着去制造学术成果。北大的李零先生讲我们正在把大学办成一个养鸡场，拼命地催着每天得下蛋。如今在学术界，大家都认为要讲学术规范，改良学风，使整个学术界提高水平。似乎只要注释规范，整个操作都规范了，然后学术自治也提高了，学术就能良性发展了。但我们还是要问，在现在这种制度下，这就能保证我们的学术产出都有意义吗？我认为还是不行。因为你想，现在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每个人都要出书，无论他在什么学校，无论他具不具备科研条件。甚至在一个师专里面，他可能完全不具备研究条件，但他还是必须要写书。怎么办？他又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写出来的只能是一种粗制滥造的东西。这是制度逼出来的。这个制度要求，你只要想当教授，就必须要写书。本来我是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我的天职，只要我能培养出很好的学生，就是很好的教师，就可以当教授。现在你必须先写书，才能当教授，副教授要写1本书，教授要写两本书。而且你还必须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整个制度，他就逼着你这样。最后学术垃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学术垃圾的产生，带来几个特别不好的结果。第一是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学术界的形象特别差。第二就是使学术界彻底失去阅读的兴趣，大量的糟粕让你无从去阅读。举个例子，关于李清照的论文在90年代已有900多篇，每年仍以三四十篇的速度增长，现在到一千多篇了。李清照只有30多首词，包括伪作可能有40几首，她的资料不太多，所有资料已搜集齐全。但就这么一点东西，竟产出1000多篇论文，她的全集和注释有十几种。有朋友开玩笑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个学者。中国的学术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们有那么多研究鲁迅的人，那么多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那么多研究《红楼梦》的人，最后必然就是制造垃圾。这样一种浮躁状态，光靠整顿学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提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投入。我们知道，中国是个穷国，所以要考虑怎么把钱投给那些可以做研究的单位，投给那些可以做研究的人。现在的学术，在哪个国家都是，做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等研究更是如此，是一个很少数人做的一个工作。学术研究，对时间的要求，对教育的要求，对个人天资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不是一种全民可以来做的事情，真正是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做。自然科学有个硬性的评价标准，可能有的学者做了教授，一辈子也就写出几篇论文，没有写过书。因为他们不可能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也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学说。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就不这样，可以大量的人写书。看到那样的立项，看到那样的书出版，你就觉得很悲哀。我们看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这两年还比较好，又开始不匿名了，让你知道作者是谁，在什么单位，有什么著作。早几年都是匿名的，有时某人申报个大课题，论证得比较好，通过了，但是他那个工作单位的条件也好，他那个人也好，根本作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来。现在我们整个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是社科院的，社科院系统的学者在这方面置身于整个学术竞争之外，看很多问题就比较清楚。我看到青岛市社科院的杨曾宪研究员说，中国学术首先要裁军，这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首先要裁军，把学术还原为一个很少人做的事，在资金上能够保证他的投入，能让他自由地支配时间，做自己的选题、自己的工作，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学术。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悲哀的，就拿我们社科院来说，我们院现在在职人数4300人，很庞大的一个数字。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数量是很多的。2004年我们全院出版233部著作，论文是4200多篇，超过北大，超过清华。我自己觉得，社科院的学者还是立足于基础研究的，能做一些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的项目，包括一些调研。像社会科学方面，他可能要调研，人文科学方面则是一些比如文献研究的基础工作。整个来讲，社科院学者做的工作，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目前社科院在竞争上很不利。举我们文学界的例子，有人问为什么《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水平下降了。我给他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我们本院的人在上面发文章越来越少，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每年就像我们学报一样主要由我们学者写稿子，我相信不会是这样的。就因为这样，我个人的论文要发表也不是那么容易，大家都是熟人，他说你反正什么也不缺了，人家急着评职称，就是这样。时间到了，归根结底，就是我希望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应该把资源作一个最有效的，最有效的分配和投入。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云梦学刊》主编）：6月份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会议，把当代学术史当作主题提出来进行讨论。有的学者说官风不正，导致学风不正，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一是官吏的腐败影响到学术腐败，。第二个就是官界的腐败影响学界的腐败。《人民日报》曾经有一个漫画：教育部的评估专家在车上，大学校长就拉那个车，这是个什么车，是个牛车，前面一头牛，校长拿着鞭子在赶牛，评估专家坐在牛的后面，评估专家不高兴了，说你怎么拉个牛来拉我呢？那个校长就说呢，昨天拉马车你说太快了，不安全，我就只能这么来拉您。现在就造成这样一种现象。   

邢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研究员）：天津这个案子，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坚决支持天津市语言学会的正义斗争；不然的话，沈履伟这样搞下去，太荒唐了。有理的反而被判没理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坚持下去。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都要搞等级，这个这么搞下去的话，学风问题将来这个问题很大了。他把所有学术问题，学术职称这个级别挂上钩了。这个《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可能大家都知道，被宣传为一步规范词典，宣传得规格非常高，在人民大会堂国家很多领导人，还有教育部，中宣部很多领导都去了。这个辞书的问题，也是个学术腐败的问题，或者是学风问题。编者合出版社方面觉得拉上这个官员以后有了保护伞，也有些官员就喜欢做这些事情，出场费还是挺高的，可能还有人情关系什么的。可能是现在中国学术界学风越来越糟的原因吧。我觉得跟这个官员的介入和一些学者傍大官，这种现象是很有关系的。坚持自己原则的或者坚持自己看法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个弱势群体，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他们说话的权利，没有什么话语权，尤其是这个单位所有制，你在单位里如果提出了不同意见的话，那你成了众矢之的了，有些人还是敢，我是不敢。现在学术批评网起了很大作用，不断进行批评，还是有作用，有作用。现在知识分子话语权的问题确实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如果现在还是一切都由行政官员说了算，学术问题这个问题最后就很难解决。因为学术成果好或者不好，学者、同行是最有发言权的。这种局面如果要改变的话，实际上学术团体、知识分子就是在学术问题上的话语权必须要争取，要不然的话，现在出现很多笑话，都跟这个有关系。关于学术批评，现在很多学者都是主张和风细雨，你要是激烈点儿吧，就说“这太激烈了”。然后其他人就说**等等的，或者还有一些最后还有比如你有人际关系啊。学术界大家都是人，都有人际关系，谁和谁好，谁和谁不好，这是肯定有的，但人际关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看本身批判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学术界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就是你只要是我的哥们受到的批评，我不管他是不是对还是错，我马上出来就辩护，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你至少是说的你不说话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的人际关系不错，但是你不能为他辩护，如果这种局面能够扭转的话，我觉得就更好一些。   

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主编）：我认为现在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局面，有人过街，老鼠喊打。现在想办点正事，说句真话非常困难，甚至寸步难行。也许这个估计有点悲观。我非常赞同郑先生的建议，在刊物上能不能开辟一些专栏，如果一些刊物能联合起来，那么也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郑先生认为叫对事不对人，好些场合人和事是可以分开的，但更多的场合人和事分不开，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首先是人，然后是事，比如说天津沈履伟这个问题，事是次要的，人是主要的，不能分开。我支持天津语言学会，因为人家已经不是把这个事当成学术问题来对待了，提出这是一个名誉权的问题，他就把他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个好事情。这个判决是一个“好事”，好多事情的解决因为坏到很坏的程度了，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天津这个事是个好事，应该抓住这个事大做文章，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具有不可司法性，就是不太适于用司法。学术问题相当专业化，国外是由行业协会解决，如美国历史学会，作为一个会员如果著作被指控有不严谨的话，那么有义务把做研究的笔记交出来。但现在中国不可能。天津语言学会是个优秀的学会，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到法庭了，这种事情就出现了，那些现在行业协会不行，通过行政程序，跟大家说教育部是雷声大，雨点小。谁都不愿意得罪人，那么最后既然没有行业协会，又没有行政，那怎么办？不是只有法院了吗？但法院具有不可诉讼性。我觉得对学者的唯一的一个选择，对绝大多数学者唯一的选择，我们只能洁身自好。我这两年也在做学术批评，评价那些值得评价的东西。对由于制度上造成的这种危害，我们根本没力量，但学者难道真的没有影响力吗？我觉得邢东田老师刚才讲到就是我们的话语权，毕竟我们学者在学术圈子里还是有些影响的。我们所能做的，如果没办法批评的话，至少赞扬那些我们认为值得赞扬的事情。我没有杨玉圣的勇气，一个学者写了篇批评文章之后，编辑部就把这个信息，“啊，有人批评你，是任东来的学生”，编辑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说你赶紧去找任东来，学生写的文章，打给我电话，几下子，我们生活就完全被破坏了。这种学术批评的成本太高，我觉得值得做的就是那些真正的学术批评的成果，应该得到赞扬，而这一点在中国就良莠不分，中国的学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自我检讨，就说我们没有能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评价那些值得评价的东西。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学》主编）：托克维尔批评法国法院说法国法院经常超出他们应有的权力范围，管一些不应该管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的法院也是这样。这个沈履伟案件，我认为实际上属于正常的学术批评。法院受理这样的案子，法官他不是学者，他不了解学者内部的规则，最后做出比较荒唐的判决，我觉得有点必然性，。   

王逸舟：我觉得确实涉及到一些非常严肃的，非常需要我们不管是教育界、学术界还是媒体的朋友，认真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也希望，我们不要太悲观，好像这个会议只能是在这个范围说一说，不会产生实际效应，我觉得还是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做一些有韧性的战斗，只要有人去做，有学者这样去想，我觉得或多或少能够产生作用的。   

三、主题研讨（第二时段）   

贺卫方（主持人）：我发现我们开学术规范、学术批评方面的研讨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愿意说几句，不仅踊跃，而且激烈。接下来也是遵循上一时段发扬内的先例——王逸舟先生在前面带了一个很好的头，我是搞法律的，只会比他更严格。我们还是通过这样一个器材来实现对人的控制、异化。   

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我最近这半年，由于打官司感慨很深。我的体会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打官司不知道司法腐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两句民谣，一句说“要吃米，找万里”；一句说“要吃粮，找紫阳”，那我加上一句，“学术上驱邪扶正，去找杨玉圣！”感谢杨玉圣先生和北师大以及几个主办单位，召开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会议，对天津语言学会进行声援，我代表天津语言学会的270名会员向大家表示感谢。沈履伟的《求是集》，现已查明全文剽窃14篇，字数超过11万字，铁案如山，但是我们却遭到了败诉。这是始料未及的，看到判决之后，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看了之后浑身哆嗦，我说不出话来。我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很明显的案件，却出现这种颠倒黑白的、荒谬判决。沈履伟剽窃的14篇我给他分成4个类型，而把这4种类型和学风问题和学者的学风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进行剖析。沈履伟全文剽窃董志广的7篇最后我们查清，不是剽窃，是两人的联手作弊。董志广把在1993年他在评副教授职称当中在申报表中所填的7篇文章，全是他自己完成。但之后两个人联手作弊，把自己评职称已经用过的论文又私相授受，授给了沈履伟。沈履伟出书，《求是集》就署他的名。这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学风，也是一种非常荒唐的做法，这种做法我们给他命名为联手作弊。这是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新动向。如果任其发展，后患无穷。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论文，多年之后交给另一个人来发表，那整个学术不就乱了套吗？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董志广和他的老师吴云教授合作发表了3篇，第一作者是吴云教授，和程其胜联名合作发表两篇论文，第一作者是程其胜，但这5篇论文也一字不改的收进所谓的《求是集》。而河西法院竟然认为这13篇论文完全是，说不是沈履伟独立完成的，而是合作完成的，这个非常荒谬，这是吴云教授的著作权、署名权，程其胜的著作权、署名权受到了河西法院的侵犯、损害。吴云教授出示的证明是“我跟沈履伟素不相识，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而这个证明在河西法院被认为证人不到庭，这个证言不被采信，吴云教授是75岁了，董志广48岁，连年富力强的48岁的原告的证人不到庭，那他的证言为什么被采信？法院又说，我们又询问了董志广。董志广说和吴云教授、程其胜合作的这个事实，沈履伟并不知情，一个对第一作者都不知情的合作者，他怎么参加的合作。所以河西法院的判决书，矛盾、抵牾、自相矛盾，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我们就要批评一位叫封野的学者。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他的一篇论文是发表在1998年，而出这个论文集被学者揭露之后，沈履伟到了南京去摆平，这位博士说1998年他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某某论文，这篇论文又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然后说他是2000年以后和沈履伟相识的，以后他们成了书信往还的文友，把这篇论文收入他的论文集《求是集》他是同意的。我们对这种学风是感到非常遗憾。首先，封说他的论文是1998年发表的，他和沈履伟2000年以后认识的，实际上是2003年揭露之后认识的，但他又同意把自己的论文收进另一个文友的论文集当中去，他在这个证明当中又保住了自己博士论文的独立创作权，写出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证明，而这个证明却不能认为沈履伟是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而河西法院在最后判决的结论当中，认为涉案的13篇论文说沈履伟是合作完成的，很荒谬。第4个类型那就是周宝珠教授。这位老先生在70年代写了一篇论文《略论吕惠卿》，被沈全文剽窃，一个字不改，只改动了3处：把作者周宝珠换成沈履伟，把标题《略论吕惠卿》变成了《吕惠卿论》，把文末38处注释的圆圈改成了方括号，就胆敢收入所谓的《求是集》，《求是集》不求是。对这个道德沦丧、毫无廉耻的沈履伟，河西法院竟然保护他，竟然做出错误的、荒谬绝伦的判决。所以天津语言学会继续把这一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天津语言学会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事实、真理和正义。   

施向东（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天津语言学会因为反对学术不端而被剽窃者告上法庭，并且竟然败诉，并且判决要公开向剽窃者道歉，为剽窃者恢复名誉，赔偿名誉损失。这个事件和这个判决在天津市乃至全国的学术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一，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响应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号召，维护学术规范，加强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的行为这个潮流当中，掀起了一股逆流，剽窃者趾高气昂，有恃无恐，打假者反而遭到失败，蒙受耻辱，是非颠倒，公理遭到践踏。第二，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天津语言学会与剽窃者之间毫无历史恩怨，揭露剽窃行为毫无私利可言，只是为了学术正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无疑是警告学术工作者不要管闲事。那些剽窃者也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你说我抄袭啊，我们是合作，你说我剽窃，我告你侵权。沈履伟胆敢状告天津语言学会这件事情表明我们反对学术不端的斗争非常艰巨。我们认为，反对学术不端行为，是每一个学术团体和学术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首先，这沈履伟剽窃他人作品，出他的《求是集》，他根本没有胆儿在天津公开发行。如果没有我们天津市许多有志维护学术尊严的中青年学者和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利用业余时间去查上百种刊物，这件事情是没有可能被揭露出来的，他们同样和沈履伟素不相识，也无冤无仇，他们不辞辛劳，进行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正义感，是出于维护学术规范的责任心，出于学术工作者的良知。假如我们现在必须强调由利益当事人出来维权，客观上他就纵容剽窃者逍遥法外，逃脱责任。沈履伟剽窃他人的作品，时间跨度特别大。最早的是已经19年以前了，最晚的也是7年以前的东西。为了不被发现他剽窃的许多文章，不是在比较容易查找的刊物上来剽窃，在网上好多也搜索不到的，所以要揭露他的行为需要同行学者的积极参与，没有同行学者的积极参与，好多文章是不能被揭露的出来。沈履伟剽窃事件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中国剽窃史上开创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剽窃者和被剽窃者联手作弊，共同来骗取职称，骗取荣誉，骗取其他的利益。刚才谭教授已经说的我就不再说了，那么就像他们这样联手作弊，实际上就是在联合起来向天津市语言学界以至向整个学界挑战，把你们告上法庭，让你们败诉，让你们要去承担责任，赔偿损失，要去向他赔礼道歉，结果我说判决实际上向整个学界宣了战，那么我们一些正直善良的学者在作伪者、剽窃者宣战面前我们能默不做声吗？能无动于衷吗？在这种危害极大的联手作弊能听之任之，任其毒化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氛围吗？如果我们认可这种做法，那么学术还有任何信誉吗？学术论著还有任何价值吗？学术研究还有任何秩序吗？学者还有任何人格可言吗？所以我们呼吁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学术工作者为维护学术尊严积极行动起来，全国的学术团体、学术工作者团结一致，维护学术规范，反对学术不端行为。   

马秋武（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6月初，我从国外开会回来，听到了天津语言学会败诉的消息，作为天津语言学会的一名会员，我感到非常惊讶。法院这个判这案子，最起码证人证词该采信什么东西。法院采信了董志广的一个证词。董这个人开始写的论文，是他个人署名发表，并且他在各个地方评职称，正式文件上都说是独立完成，结果他反过来出这个证词说是合作的，几十年后他就把这个东西转手，拱手让给这个沈履伟，就这样一个出尔反尔的一个人，根本没有一点诚信的人，法院怎么能采信他的一个证词呢？诚信是学术的立命之本，董有严重的失信，他所出示的证据怎么又什么法律效力可言呢？法院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证言证词来判案，这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封野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词，也很荒唐，令人不解。天津语言学会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向学术界弄虚作假行为进行斗争，本来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但天津河西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情况下，匆忙做出判断，这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践踏社会良知，也有悖于教育部颁布的学术规范的基本精神，也势必进一步助长学术造假行为。天津外国语学院面对这样的教师，应做出正确的决断，尤其不应该为学术造假者开脱罪责，不然的话，只能助长歪风邪气，最终损害学校的声誉，损害学校的长远发展。如果我们国家各级机关组织、疙瘩院校对学术造假不包庇纵容，坚持原则，敢于向学术的罪恶恶劣行为恶劣势力进行斗争，那么中国的学术环境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学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最后面对目前学术造假，学术不端行为日益严重的现实情况，全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新闻界应该联合起来行动声讨，为净化学术空气，维护学术尊严而共同努力。至于立法和执法方面更应该本着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学术规范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正直学者，惩治腐败学者的利器。   

顾  刚（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我非常忧虑，像沈履伟这种新的这种作弊行为，就是两个人联合起来，挑战现行的学术规则，挑战学术界，挑战我们的学术权威。这个案子关系到我们整个学术界的学术秩序还能不能维护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就是说天津语言学会对还是错的问题。我们在谈观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对事，我们不要对人，但要谈到行为的时候，事和人你是很难分开；我们反对剽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没法不提到这个人。当然我们在搞学术批评的时候我们两件事情都是要分清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搞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我们都在谈这个与制度有关，与社会风气有关。制度是谁，社会风气是谁，是每个具体的个体构成的。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从维护学术风气的这个大局出发，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想这个局面要比今天还好得多。现在做批评的人是弱势，但我觉得有这么多人还是坚持这个正义。在做学术批评的时候，跟国外的比，我们对提批评的人过于的渴求，社会大的氛围对批评的人非常苛求，而被批评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学术不端的人，反而很嚣张，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作为做批评的人本身，不应该苛求另外一个做批评的人。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现存的风气下，在现行的制度当中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顾刚教授刚才讲到在学风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觉得这是顾刚教授作为一个学者的自责精神。从道德层面上，我们或许也有责任。但反过来讲，不应该说每个学者都有责任，为什么？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身体力行，写过评论文章的人，甚至非常尖锐的文章。在座年龄最大的是伍铁平先生，其次是左少兴先生，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左先生跟伍先生本来都是功成名就，都应该安度晚年了。但是，他们还是拿起笔来写文章，甚至是批评文章，非常尖锐的文章。像伍先生还惹了麻烦，惹了一个官司。徐德江是有权有势，愣是把法院给摆平了，最后还是靠了学界的声音把他压下去。至于左先生，写文章批评他们的副院长，也很不容易。应该说在座的这些学者，都是为学术批评、学风建设、学术规范多年努力不懈的。天津这个案子说明，在天津也好，在全国也好，学风问题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在学界，学术批评是一种很微弱的声音，但不一定是弱势，因为每一个人心中还真是有一杆秤。刚才蒋寅说搞这个论坛没有意义，他是说气话，还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立场，而且通过我们媒体的朋友，声音会进一步放大。我们过去总讲学术界这个词，学术界是个太大的概念，我觉得学术共同体可能比较恰当，就是狭义的，比方说高校、科研机构。既然有这个知识联邦，或者学术共同体，那就一定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价值追求，有共同的评价取向。沈履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破坏了这个共同体最不能僭越的底线。大家如果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还是很好的。但也不要怕不同的声音，关键是哪种声音占主流，哪种声音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说到学术批评的难处，正好沈履伟给我们提供一个现场的案子，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但很多人就觉得没有用，学术批评搞来搞去把自己搞坏了，比方说不务正业，比方说把领导得罪了，另外，就是批评别人行，但批评本单位给你穿小鞋。人际关系紧张，这是第二个难处。我得罪人多少，真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这个网络里面，我们逃不出这个网络，逃不出这个社会。所以，你可以搞学术批评，但不要妄想指望别人的支持。别人可以同情你，而且很理解就不错了，千万不要抱着一种我搞学术批评、你得支持我的观念。对学术批评的任何一个立场、任何一个态度，无论是赞成的、理解的还是反对的，我们都要敞开胸怀接纳。   

蒋  寅：我们学术界可以做的事，十几年前就做了，但结果反而是每天都在恶化，越来越恶化。杨玉圣强调学术界的人际关系，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是校际关系，集体关系。10年前，我要批评一个人，我就批评，这是我个人的事。那个时候是对我个人的好坏，我可能不在乎，但当你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之后，你担任一些职务或者你代表了一个集体，这个时候，你就要为你身边的人考虑。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是评论也好，批评也好，你知道这个人不好，但是你不能评议。那个时候人家不以为你是蒋寅，而是认为你是文学所的评委，或者人家以为你是古代文学的评委，人家把你看作一个集体，你要是伤害到别人，那伤害反过来会反弹到你的同事。   

马小泉（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中国学术联盟网主持人）：我们学校周宝珠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而且身体有病，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在宋史研究界成果很多。沈履伟全文的剽窃周老师的文章，令人吃惊，吃惊的不在于他这个涉及到我们学校的老师，而是把一个老教授一二十年前的文章照搬过来，那么这种形式太恶劣了。学术批评网建立这5年来，我们学界一些中流的一些学术专家的倡导和呼吁，应该在现在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这个层次上再深入一步。我觉得我们作为学者，作为学术共同体，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个学风建设何道义这种来深入一步，有待于我们学者共同探讨   

贺卫方：这是非常有深度的有意义的讨论，作为一个在法学领域做事的学者，天津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我觉得心里有点咯噔一下子，尤其是谭先生说的这个对司法腐败的谴责赢得这么热烈的掌声，我看每个人都有一点责任，有责任来共同推动学术批评何学风建设，而且有责任通过对这样一个个案的评论来改变中国司法界的这样一种状况。有一句话叫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自己想这样一个会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不仅可以鼓劲，而且我们通过参加这个会议听了很多人的发言也的的确确能够体会到许多新的观念，新的东西。同时我们的声音可以透过楼房的外墙，让更多的人感知到。一个个案通过司法判决会变成向社会的一种示范，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个案，表现得很多地方突破一个人、一个学者的底线。作为一个学者，我想这个沈履伟先生实际上不值得我们花这么大精力去谈，但他成为司法判决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怕，变成一种政府来鼓励某种可恶的行为。我想我们这样一个会会对推动中国司法制度改革有很大的作用。   

四、主题研讨（第三时段）   

邓正来（主持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书评》暨《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今天下午的讨论第三场讨论由我来主持。按照上午逸舟确定的规则进行。   

周明鉴（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就把辞书界的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辞书本来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里本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解放前2000年里，我们国家一共是320种，1949年到1979年才出了800多种，但1979年到现在出了近万种，所以高水平的作者，高水平的编辑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辞书品种如此迅速的增长，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转折点就在于80年代出来的王同忆，就是大量辞书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现在市面上的伪劣辞典占的比例非常大。现在炮制伪劣词典的也学乖了，都要拉名人来挂名，都去有名的出版社，大出版社买书号，已经不是什么内幕。伪劣词典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常常是虚假作者，主编是有的，后面编了一大堆名字都是假的。王同忆编的书的所谓编者200多个人，其中可能很多人都是子虚乌有。或者说这些人都是王同忆的七大姑八大姨。第二是跟风。你那儿出《现代汉语词典》，我就出《新编现代汉语词典》，你那儿有《辞海》，我就出《新编辞海》，或者叫《现代汉语辞海》，或者叫《中华成语辞海》。第三是虚假宣传，你比如说什么辞书典范，世纪绝唱，权威至极，还有什么我国的第一部规范词典等等。还有什么国家教育部推荐，国家语委推荐。第四是攒，东拼西凑。另外，拉名人挂名，或者盗用名人名义挂名，或者根本不存在，伪造一个名人挂名，那么伪劣辞书之所以能泛滥成灾，辞书市场有很大盲目性，再一个就是说买卖书号屡禁不绝。王同忆20多年编了34种词典，是2亿多字，他每天要编3万多字，再一点，伪劣辞书在市场上横行很重要得一个原因，打假的成本太高。伪劣辞书的泛滥不可能对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文化教育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很希望业内人士和我们关心语言文字事业的同志们都能够来关心市面上伪劣辞书泛滥这个问题，不正常的现象。大家都拿起笔来声讨，来揭露，来批评这些伪劣辞书，使得我们这个现在比较盲目的市场，让他变得更有理性变得更规范。   

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学风要变好起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制度要改变。如果整个的教育体制，科研管理体制不改变，学术腐败不可能杜绝，永远会有。所以这个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的劳动，就是因为这个体制造成的。大家都要评职称，所有的教授都是教授，没有区别。如果管理体制不改变，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体制改变了之后，将来评价一个书，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要有一个正常的学术批评的环境。所以学术批评我觉得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学术观点不一样，是学术问题，永远可以争下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抄袭的问题，你已经抄袭了，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问题。   

龙卫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法学时评网主持人）：就天津这一个案来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原告既然不是针对语言学会的内部制裁本身起诉而是以侵害名誉权的名义提出来，根据中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还是可诉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所谓“名誉侵权”是由正当的学术批评导致的，所以又不可胜诉，是可诉但不可胜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一，天津语言学会的行为为正当的行为，属于学术批评，进而属于我国宪法确认的正当的科学研究范畴。在我看来，学术批评在宪法的最直接的依据，主要还不是第三十五条中的言论自由，而是第四十七条的文化活动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学术批评属于学术评论，学术评论属于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因为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是为了提出研究成果的，当然就应该允许有人去评价或批评它，这是科学研究机制的重要清理环节，例如评价它是不是构成一个创造，或者构不构成一个研究，或者甚至符不符合起码的规范要求。所以，学术批评毫无疑问构成科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语言学会的行为性质上便是学术批评。其二，从天津这个案例来讲，在民法上，语言学会的行为也不足以构成名誉侵权。天津有关基层法院的判决在我看来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上都是有问题的。首先看事实认定，法院以著作权受害人的所谓“合作证明”来认定剽窃的不存在进而认定天津语言学会批评的不正当。这种证据采纳方式是不正确的，本案是名誉侵权而不是著作权侵权之诉，关涉的是作为著作剽窃事件中外在的第三方天津语言学会的批评行为是否正当的问题，所以著作权受害人自己的弃权申明也好，合作证明也好，都不足以作为天津语言学会行为正当性的判断，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证据，所谓“他人私人间交易不能推翻第三人的事实真实”。两个在另一种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不能推翻一个跟第三者相关的法律关系的事实判断。著作权受害人可以放弃自己的诉权也可以歪曲事实，但对于站在批评立场的第三人来说，如果他的批评在外观上有足够的材料依据（例如本案中，原告确实将完全署名在别人名下的作品纳入自己署名的论文集出版），那么这种批评仍然属于正当的学术批评。其次，本案中天津语言学会也不具有违法性，前面已经提到学术批评的宪法依据。从天津这个案件，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今天会议的主题学风建设十分迫切和必要。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因为学风问题实际是学术研究的初级要求，但是连这个要求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今天都还要不断去呼吁甚至解决起来有很大阻力。剽窃和不规范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现象。学术评论有三个层次，最低的是学风批评问题，然后是研究方法和材料使用规范的评价问题，较高的才是学术创造性的评价问题，分别为规范性、科学性和创造性。但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研究连第一个门槛都达不到，实在是为学的羞耻。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很关注这个官司。我注意到案子本身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十几篇文章的作者为什么没有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发了很多学术批评方面的文章。我们关注的不是案件本身，而在于他受到什么惩罚没有，如果没有惩罚的话，那这个作假的成本就非常低。一个社会有一些标准，掌握一些规则，是不是让这种明显的作假能够受到惩罚，以致畏惧，使他做出这种违反学术规范，违反行业规则，违反学术标准的这种行为是花大成本的。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个核心，核心就是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怎么制定这个标准。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公然的从个案角度看，从法律角度看都是明显的违反。为什么没得到追究？为什么还层出不穷？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制度性的鼓励？这些都是问题。   

程春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学者和学术追求的是宽容和谦逊，其中宽容是对别人，谦逊是对自己。仅仅在学术界里面讨论学术腐败，就像在政界探讨政治腐败一样，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也是一个利益集团社会，学术批评也好，学风建设也好，学术进步也好，要搞清楚谁能做学术，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学术有这个机制，似乎是个人就可以做学术，有很多官员，没有能力做学术的人，也做起学问来了。所以，要问谁来做学问，为什么做学问，我们要做合格的学术人，这样才能求得心灵上的安宁。   

张国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研究员）：学风问题很复杂，学风的根本好转是跟制度有关的。目前在高校包括所有教师27万人，社科院大概1万左右，党校和其他也1万多。把这么大的规模压缩一半，完全不影响学术质量。在科研上，要以真正的学术进步为目标，评价机制要有根本的改变。目前从学风建设来讲，一般层次上，学术规范上还是比较有成就的，其中学术批评网为学风建设做了很大贡献，下一步在学术评价体制上，有关管理部门应该有所作为。   

邢东田：谈到官本位，学术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花钱租人民大会堂造势。因为这容易给全国人民造成一种假象，人民大会堂是共商国家大事的地方，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风水论坛以及庆祝什么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之类，扮演了国事的模样，向全国人民宣布。如果宣传的东西是好的，也就罢了；但要是不好的东东，等于是让国家给背黑锅，或者是让国家给你打保票，成了他们的保护伞了。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是国家的一个政治资源，出租是没道理的。   

伍铁平：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说，学术批评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打击报复，不怕离婚，不怕戴帽子，打棍子，不怕打官司。我们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杨玉圣教授虽然得罪了一些人，但我相信他得罪的都是小人，赢得的是广大群众。我在进行学术打假的时候，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是更多的人是支持我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天津语言学会在一审中败诉，但将来正义必胜。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念。我跟天津的同志也说了，这场官司一定要打胜，不管费多少力气，花多少钱，因为这是正义跟邪恶的斗争。广大群众和学者都是支持你们的。   

黄安年：我回应上午蒋寅先生的发言，我觉得资源分配很重要。这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包括有些学科体系调整。在探讨评价学术机制的时候，应把节约学术资源作为学术评价、学术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现在不是提倡所谓集约型社会吗？我们能源、经济资源很紧缺，说老实话，我们也是学术资源贫乏的国家。知识分子名义上很多，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少。怎么样很好的利用知识分子成果，而有效的利用经济的投入很重要。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谁能搞到钱，谁就意味着有学术成果，把能搞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标志。钱如果转变成成果，这是本事。但如果你钱搞得越多，都浪费了，比如有的人把办公用品拿去报销，这也算学术经费吗？有的学者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但搞出了有价值的成果，为什么不算呢？应该用少花国家的钱，出更多的学术成果，以此作为评价学术才对。   

顾  刚：沈履伟属于假冒伪劣，应重拳出击。作为学术行业协会做出一些判断，这是假冒伪劣，就应该给以严厉的惩罚才对。对于正常的学术批评，可以开展，在刊物上相互商讨，如在国外多半都是学术批评，那是正常的学术批评。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术界的打假，假冒伪劣的东西太严重。学术腐败与学术假冒伪劣，有时候联手，把学术界的整个秩序打乱了。对学术假冒伪劣问题及其危害，不能轻视。   

石  锋（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沈履伟案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作假的、作弊的、剽窃的应该是在黑暗当中的，但他们现在气焰非常嚣张，堂而皇之出来，而且还恶人先告状。学术界也不是一片净土。反学术腐败，学术打假，进行学术批评，都非常之困难。那些造假作弊的成本很低，有的甚至因为造假，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一边造假一边高升，就使得造假具有很大的利润，很多人就会趋之若鹜。造假之后，如果被揭露了，总有一些人掩护他，像亲戚朋友什么的，甚至可以用钱买动一些有关系的人。这是一个人脉网络。还有一种单位保护和袒护他。最后是司法上的腐败问题。本来沈履伟案件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三岁小孩都哪能知道谁对谁错，但法官就做出这么一个颠倒黑白的判断。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司法腐败。所以，要想反学术腐败，进行学术批评，就要有非常大的勇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希望大家要坚持真理，学者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要有敢于坚持真理这样一种精神。同时，也希望杂志社、报社、电视台、网络能够为我们这些反学术腐败的人摇旗呐喊，逐渐造成一种气氛，造成一种风气，邪不压正。   

邓正来：今天下午第三场的讨论非常精彩，但也有点遗憾，就是还停留在事件层面，没有去追究为什么在学术制度越来越健全的时候，抄袭剽窃这些违背学术规范的现象越来越多了。这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讲出很多故事来，发生在我们周围人身上，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既然能够走到一起来，开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不仅要讲这些个案的东西，更主要的是想分析一下到底有哪些结构性的因素，就像腐败一样，为何老去不掉？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多少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是说我们要多大勇气，像这种学术打假的事情一定要进行下去，只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使之变得更少。我就提这么一点儿感想。我遵循上午的规矩向下午参加讨论，午休这么困，疲劳疲惫的时候，这么多朋友依旧坐在这里，继续热情的讨论问题表示感谢。   

五、自由讨论（第四时段）   

蒋  寅（主持人）：现在这个时段完全是自由发言时间，刚才邓正来教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我们把讨论引向深入的方向。每次开会开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气氛刚出来，那么我们就利用最后的这一个多小时，展开深入讨论。   

任东来：刚才邓正来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在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学术腐败、学术不轨的行为越来越多？但我想说，这个假定是不正确的，邓正来说这个制度越来越完善，我不这么认为。这些年各高校都制定所谓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制度，但仔细来看一看这些规章，离所谓的完善还差的远呢！因为看起来非常的完美，但不实用，因为它的可操作性很差。比如，我被抄袭之后，该怎么申诉；如果我的申诉被接受了，那么抄袭者应怎样处罚，现在还没有任何这样的具体的规定。有时候校领导说一定要处理，但一说就完了，因为根本没有一套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程序。这一点我真是很佩服天津语言学会，他们的确是优秀的学会，为什么？很显然，沈履伟这个案件，这种赤裸裸的剽窃，这个人太厉害了，学会作为学者共同体，权力非常有限，但天津语言学会能揭露这个问题，为给中国的学会树立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在自己的会员出现学术不端问题的时候，天津语言学会基本上是积极地应对，我觉得就这一点，国内没有学会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天津语言学会是个优秀的学会。关于学术批评，我建议我们每个人、每年能够写一篇严格的认真的学术书评，推荐一本优秀的著作，这样就形成了好的氛围，就是说虽然那些伪劣产品在生产，但他们得不到承认，自产自销而已，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内是没有市场的。一个健康的完善的学术共同体不应该存在学风问题。我觉得需要做的，还是写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书评，中国的书评大多是广告。《历史研究》现在不敢发书评了，把书评这个栏目撤掉。这个杂志社的编辑也知道国外的学术杂志三分之二是书评，可那些书评全是出版社、熟人来的，所以现在他们只发评洋人的著作的书评。像邓正来的《中国书评》的做法，就值得重视。   

高歌东（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党委副书记）：我曾经看到报纸上一个报道：一个警察抓小偷，看到一个小偷偷一个女士的钱包，抓住小偷的手腕子，钱包在手里攥着，但这个女士就跑，把女士喊过来，说“你的钱包丢了，贼给偷走了”，但女士说“我没丢钱包”，结果这个案子没法破了。从这件事，联想到今天的沈履伟状告天津语言学会以及天津语言学会败诉的事。沈履伟之所以能够在一审中打赢这场官司，关键一点就是天津师范大学的董志广为他提供了所谓的证明，这是关键环节，而董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的作品被人剽窃了，就是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你不但不揭发他，而且反过来抓这个见义勇为的人。在学术界，如果你的作品被剽窃了，那么作为被害者，应该首先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剽窃者，反对腐败，形成一种氛围。   

程春明：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学术批评，那是因为学术问题太多了。我们是一个腐败的机器，学风能不腐败吗？学人有学人的痛苦，我们作为学者共同体，在中国不是教育之乡，包括大学，是官办的。我们在更多程度上应该倡导学术独立。萨特是一个谁都讨厌的人，他谁都讨厌。但萨特死的时候，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这是我感触很深的。法国这个国家他有个传统，掏钱养一个骂人者。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学术本身就是批判。学术的最高层次就是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批判的东西就不是学术。如果每个人能学术自立，每个人都为完善学术批评而尽力，我相信中国的社会科学才有真正的发展。   

孙国栋（《政法论坛》编辑部主任、《律师文摘》主编）：我不懂学术批评，但对从事学术批评的杨玉圣教授以及在座各位前辈心存敬意。《律师文摘》并不是为了总结一些办案的经验、技巧，而是想创造一种书卷气。在律师界培养一种人文精神，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书评栏目，以后将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学术批评，包括今天天津语言学会的公开信，我们也准备及时发表出来；既然是公开信，就从我们《律师文摘》公开吧。   

李醒民：刚才邓正来说，制度越来越健全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我觉得作为学者个人，学术共同体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不赞成整个集体无责任。新闻没有自由，党派没法监督，法律又没有力量，怎么能不贪污腐败？学术界也是这样，我就觉得制度太不健全了，或者是虽然有制度，但没有落实，有些制度带来的错误，如规定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博士生还要两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我不知道决策者知不知道，全国一年社科杂志能发多少论文，我们数十万的硕士，杂志都发他们的文章够不够，这就是很有趣的，而且虚假的这种东西。还有刚才黄安年先生谈到的课题，你不花国家的钱，成果不仅不受到奖励，反倒受到批评，现在的考核制度，我觉得很奇怪。有些规章制度，虽然有了，但不合理，加上受社会腐败的影响，问题就大了。比如一些大款或高官名正言顺地混学位，不上课，到最后毕业论文的时候找人捉刀，最后把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拿了，马上就高升了，因为他有文凭了。这些人拿的是真文凭，但实际上是假货，假博士、假硕士，虽然他拿的是真文凭，他比街上买假文凭的还可恶，危害性更大。让这样品质的人去掌握权力，他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学者人微言轻。但作为一个学者来说，还是要洁身自好，不管社会怎么样，我们自己得洁身自好。面对各种各类的规章制度，我自己办法是：第一就不申请课题。我干了20多，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从来没有申请过课题，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但我的学术成果也不少，每年学校考核的时候问成果，有多少经费，申请什么课题，我就在上面画个鸭蛋，我说你要开除就开除，他也不敢开除，因为我的成果太多了，甚至比我们集体还要多。第二我不当研究生导师，我们这个博士点去年才开始招博士，所以我也是去年才招研究生，我是1990年评上研究员的，但我们的单位没有招博士生的权力。如果我培养出的硕士以后还要考其他人的博士，这个人的水平不见得就比我高，可能大部分比我还差，我觉得我的硕士去报考他们的博士，有损我的尊严，所以我不招研究生。第三不申请评奖，什么大奖小奖，我从来不评奖，我觉得评那个奖没有什么意思，有些成果经不住考验。   

周明鉴：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现在辞典里加“规范”两个字的将近70种，所以有一个材料里讲了一句话，讲的非常好，现在书名里加规范两个字已经成了某些辞典贬低其他辞典的手段，成了进行虚假宣传的幌子，成了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工具。所以一看某某规范辞典，你要先画个问号。王同亿20多年编了2亿多字，那位《现代汉语规范辞典》的主编退休10年，编了19种词典、1种手册、1种指南、17种辞典，另外还有5种辞典当了顾问。吉林大学出版社一下子就出了53种辞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假成本很低，但打假成本很高，主管部门鞭长莫及。后来我们提了个建议，辞书市场准入制。这个新闻出版署接受了。   

周流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建设学风，提倡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这个论坛非常重要。天津语言学会整顿学风所做的努力引起大家的重视，获得大家的尊敬。以前伍铁平先生遭到学术骗子的诬告，学界专家学者的鼎立相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还是希望法院所做的一些不正确的判断最终会纠正过来。我们不应该泄气，我相信正义的力量，正义的声音，通过这样的会议，让社会上的人所知道。应从教育我们的学生做起，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教育其他人。进行学风建设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学界普遍的浮躁风气，对年轻一代影响非常坏，所以要在青年一代中培养严谨的学风，学习老一代优良的学风传统。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呼声，互相交流信息，互相启发，互相鼓励。大家都反应这么迅速，这么直率、果断，我觉得非常好。那么如果所有的媒体都行动起来，在新闻媒体也会有很好的风气。总的来说，我觉得通过集体的努力，我们还是可以有望转变一下风气，尽管我们不能期待太高，但是我们总是要努力吧，学会也可以努力，这些刊物都可以努力，现在我们本身在进行很大的努力，有高度的责任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交流、监督，相互鼓励，互相学习，也可以形成一股比较可观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学术不端、学术腐败问题。   

黄安年：目前中国的学术，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学术官僚化。现行的制度有的地方对学术有推动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学术本身的独立，这一点是很多人的共识。   

杨美艳（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我觉得今天的收获确实很大，很受启发。关于学风建设，因为我是搞编辑历史书的老师们说到注释问题，但现在的注释在很多情况下掩人耳目，就是有很多伪注。我经手过一本书，是一个有名的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去查一本古籍，10个里面有9个是错的，引文是错的，这说明可能是转引，也可能是抄袭，就是抽查了一本。这种小抄小袭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说明这个学风建设真是任重道远。   

六、闭幕式   

李国英（主持人）：通过一天非常紧张地讨论，应该说收获还是不小的。首先是大家进一步交流了情况，让我们也感觉到今天的学术失范现象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地步。大家也深入剖析了深层的原因。比如说道德层面的、制度层面的、法律层面的。首先从道德层面讲，个人道德的约束的问题，问题有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大家都在对这些作斗争。另一个还有制度方面，包括评价机制问题。目前很多制度、很多评价机制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伍铁平先生是一个例子，天津语言学会又是一个例子。大家从不同的层面发掘出一些问题，同时根据这些问题献计献策，这个道德问题怎么解决，作风问题怎么解决，法律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邓正来：我在90年代初创办了《中国书评》，一直到2003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书评》主要是围绕着一些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学术规范的问题。我发现所谓学术腐败、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垃圾产品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于是我们必须要作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在那儿埋怨。其实这样的事情非常多，这种埋怨也有道理，我们是学者，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要讲的是一般性的道理。我发现有两个现象是我过去没有见到过的，是我们必须今天面对的，坦率地讲，也是我们今天开一天会讲的比较少的，甚至是都没有提到的。我个人把它总结为第一个，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这台机器以及由它为本的各种各样的学术生产制度、评价制度，越来越健全，不敢说完善，健全，但为什么，这都是打引号的越来越多，我们过去不知道怎么招硕士生，这么大批量的招，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么大批量地生产博士生，我们不知道开题怎么开，甚至不知道答辩，有的学校连答辩都不知道怎么答辩，这些东西、制度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善，我们越来越懂，而且越来越细节化、具体化。项目该如何申请，项目报到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级别，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得到项目，得到了项目以后怎么样，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能获得什么样的回报。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非常稀少的，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们中国的这台学术机器当中，不被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些制度越来越完善，这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现象。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一个常识，就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运作这套制度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构成的绝大部分人是我们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过去，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开会，发言没有什么院长不院长的，谁发言讲得好谁尽管讲。今天不行了，现在院长先讲，书记先讲，轮着来，水平高得往后去，这是什么？你想一个大学校长争取一个项目，跟一个大学教授争，互相争，你能争过他吗？项目评审是谁啊？你认识几个？你能给他带来其他什么好处？博士点为什么给你，给你你能给我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种建立得非常隐密的让我们看不到的共谋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在带博士生，那么，博士生开题的报告，博士生论文的注释，有多少是和他的论文相关的？我们导师有几个是看过的？博士生在不断的根据这种制度的要求生产着被认为形式合理的东西，实质上是什么？那么要走向剽窃、抄袭，你干吗不走？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于是乎，我自己个人有一个考虑，在新时期之前，我们主要的学术规范化的任务，是一个对知识本身的批判，是个对知识本身的内在规范，对它进行要求。那么到了今天，这项任务要继续往前推进，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了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不能再同这台机器共谋了。我个人认为，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在今天面临一个双轨的任务：第一，从学术传统、建设入手，继续对知识本身的批判，这非常重要。第二，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评，这同样重要。   

蒋  寅：作为学者，我们最低的限度就是只能做到洁身自好。但在今天，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制度加以批评。我要强调，我们自身的学术批评，虽然是有用的，但并不解决问题。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首先是要对制度的弊端进行批判。只有改变这种制度，学术才有良性的发展。现在的学术界，人人都在享受好处，都得到利益，最后把学术给牺牲掉了。不改变这种体制，即使不抄袭，也是大部分没有新意，无聊的重复。现在有些新兴学科的文章，根本没有标准，谈不上学术，只是乱说而已，只是在发发感慨而已，这不是学术研究。这样的状况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的状况。当然，自然科学界也未必就好。我们的浪费是有限的，一个项目几万块钱，但他们是成百上千万的，有多少真正的创作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种体制要是不改变，学术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要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体制。大家造成一种舆论，形成一种压力，迫使有关方面多听听学术界的意见，然后来改革学术运作的机制。

王逸舟：我讲三点感想。第一，我觉得我们涉及对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的看法的时候，还是要看到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体的进步。我跟刚才有些发言的角度不一样，我老想到过去我们父辈那一代，想到“**”时期，包括我在中学或者当兵那段时间，那个时候的学术气氛、社会气氛，包括思想气氛。那个时候，如果跟现在比较一下，完全是一派肃杀之气。张志新因为说了一点不同的话，喉管就被割掉了，文字狱是何其厉害！那时候，学术界、思想界多半是配角，做工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没有思想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我们还是要看到改革开放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快30年了，实际上进步很快。我们今天的批评，我们今天对现实的不满，如果让父辈看看——我父亲是一个医生，他现在已经去世，如果他活着听我们现在的话，他会非常感叹地说历史不一样了，感叹现在的人敢说了，感叹现在问题是他们过去想过都没有想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还是要感谢邓小平，感谢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造成了这样一种大家思索、不满、对体制敢于提出批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谈问题，分析现状，要有一种历史感，不能由于个人的遭遇，对整个历史就失去了一种方向感。一定要看到中国在发展进步，是个大跃进。包括刚才正来兄提到的，我们招生招那么多，我们能跟国外同行能开始对话，和国际上开始有共同的规范。这些都是进步，倒回我们在读大学、读中学的时候，这些是想都没法想的。我们现在讲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不仅是学术的，而且也是社会的，是体制的。同样，这些问题也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属于过去没有的。第二，一定要意识到现在问题之严重，一定要意识到目前这种东西是难以为继的，它仍然要被抛弃，仍然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不然的话，当我们的孩子或当我们的下几代的学生回头看的时候，都觉得你们那代人还太差，你们的做法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我们不能满足现状，不能以为很多东西就能屈服它，就习以为常，甚至像蒋寅刚才说的我们都在享受，也都或多或少的成为了一种共谋，这一点要意识到，或者你也在参与一种不完善的制度的建设，你必须要意识到它是要被抛弃的。我自己做不到，我能让我的学生，让我的后代意识到。我们现在谈学术不完善，学风的恶劣，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就已经意识到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创作、我们自己的杂志、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包括指导学生，我们怎么做得更好。最后一点，李醒民教授今天讲得非常好，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但是这一点一滴的小事能够积累出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说他有几不，我想想我自己就不能做到，大家是不是都能做到呢？也很难。他说他也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甚至他很长时间没有招研究生，因为对研究生体制有很多不满。卫方最近针对北大研究生招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从明年起暂停招生，也是表现出一种前进的姿态，就是超越现在的历史。我想想他说的“不”，实际上恰恰是我们多数的领导、所长、主编、院长都在做的事情。如果天津的沈某的所作所为，是很下三滥的事情，那我们做得如何呢？我们如何再进一步，如何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看到：你们虽然是个不完善的时代，但是你们还意识到这一点，你们在努力去做，就像巴金，他在《随想录》中说，虽然他自己有愧疚，后来终于开始往前迈进了一步，而不是陷入仅仅谴责别人不能自拔。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我们不光看到建设性的，像刚才东来说的，我们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们的刊物，在我们写的论文，在我们平常参加会议的时候，在各种场合，扎扎实实，做一些积极向上的工作，同时自觉地去DIZHI，哪怕是减少这些我们认为是将被时代超越的东西。这将是功德无量的，而且对未来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也都是非常需要的事情。最后，我也这里表示，像玉圣这些年从事的工作，包括这次论坛的发起，确确实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太悲观。我们的声音，并不是只在我们中间被我们自己听见。我以为实际上还是重要的，在我们中间，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推动历史前进，往往当社会有了需要，当人们意识到的时候，他比十所大学更有力。我们在座的几十位教授、院长、学者、思想家，如果大家都能做起来，在我们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去做的话，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人家说个笑话，你只要传六个人，全北京都能知道，就是一个消息，你知道告诉一个人，第一个人告诉第二个人，到最后全北京所有人都能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三十几个人，只要告诉你的学生、告诉你的同事，或者在讲课的时候以某种方式宣示出来，所产生的效应可能是无法估计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论坛的宗旨，也是玉圣这些年所一直提倡的，即开展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尊严，我们都照着去做，我相信历史再回头看，比如到我儿子那辈成长起来的时候——他现在刚上北大法学院，他们将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2005年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的纪要。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核）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