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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学术抄袭与当前的浮躁学风问题——兼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 [打印本页]

作者: dengxi6489 时间: 2009-9-14 18:39
标题: 论学术抄袭与当前的浮躁学风问题——兼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词典》对抄袭的定义是：“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作自己的”。反映在学术著作中，就是引用了别人的成果而不指明出处。近几年，随着人们对抄袭剽窃的大量揭露，这种原始的抄袭行为可能也所收敛。但几种新的“注释”已鲜活出炉。如在文章中引用了他人的成果后，把出处直接注明该成果所用的原始材料。“这是一种更为严重、更为恶劣的剽窃，因为它不仅窃取了研究者的后期论文成果，而且也掳走了前期研究搜集爬梳资料的辛勤劳作”①。再如，有的论文内容七凑八拼，出处却语焉不详，有“伪注”之嫌，又由于其引用的不光明与抄袭相似，故至少可当作“疑似抄袭”，放在这里一并讨论。本文反映的来自两个南方学术重镇的两篇论文注释，就分别属这种情况。这些抄袭、伪注方法之所以能轻松登陆，有其历史背景。这就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研究、庸俗捧场等浮躁现象。在某些领域，学风已发展到著书不立说成为主流、浮躁已按流水线作业的程度，这是比抄袭更严重和更忧虑的。

而作为担纲“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②重任的学术批评的重心，客观上还大致停滞在“挖出一个个剽窃的学者”的“快感”上③；学术批评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主要还是性情中人的个人行为。这种夫子自道的道德自律和媒体对抄袭等学术腐败的曝光，固然能阻击学者道德的滑坡，但要遏制日益蔓延的浮躁学风显得力量单薄，对学术队伍建设发挥的作用不理想。为此，笔者建议，学术批评的重心应由目前以揭露抄袭、剽窃为主，转移到检讨以低水平、重复研究和阿谀吹捧为特征的浮躁上来；把批评的强音由“学术打假”、“反学术腐败”转换成“提倡学术规范，反对学术浮躁、学术泡沫”上来；把学术批评的个人见义勇为的“傻瓜的事业”，真正纳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议程，各级学术主管部门已到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时候了。当务之急，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④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⑤所强调的尽快编制科学研究的规范手册。因为学术批评除了学者的道德自律，最终还得靠理性之法来解决。

二此“江南”不是彼“江南”

《史林》2002年第4期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汤仁泽的《宋学南移和江南儒学》一文。其中一段内容是：“自明洪武四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年末科止，共举行殿试201科，再加上博学鸿词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而江南考取的进士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进士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进士的14.97%。明清江南共出进士7887人，占全国进士的15.24%”。其注释为“参见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以下该书简称《索引》）。给人以上述资料是汤氏直接从《索引》中引过来的感觉。其实，这一串数据，抄自范金民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一文。为便利比较，不妨把范文也抄录于后：“明清两代自明洪武四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年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不计翻绎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59%”。

“江南”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泛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具体所指又因时而异。清代指江苏、安徽两省，近代专指苏南和浙江一带。所以，大凡量化研究江南的文章，必须首先对其作一界定。如范氏把江南限定为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8府。他统计的明清进士就是指上述地区。可汤氏没有任何说明，且文章基本内容涉及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江南”。质言之，此“江南”非范文所指彼“江南”，两文的统计数据怎么能相同呢？更为蹊跷的是，范文统计时把明代应天府的进士多加了50人，也就是说，范文江南的明代和明清合计的进士数及其各自占全国的百分比都错了。可汤文的数据仍与范文几乎一致。仅从此即可断定汤文抄自范文无疑。如果说作者无心抄袭，只是下注时粗心而已，那么，汤先生又何必作精心“修改”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通常论文中的第一手资料，一般应说明资料来源，可汤文仅注“参见”，似乎这些数据《索引》中就有，或比较容易找到似的。其实不然。《索引》是按进士姓名用四角号码检字法顺序排列的，根本没有现成的数据，读者无法“参见”。“参见”两字反映了汤氏的底气不足，对读者是误导，客观上还贬低了范文的价值。因为，给人以范文的核心数据也是现存的错觉。可见，恶劣的学风最大的受害者是严肃的学者及其成果。

三组装拼凑，漏洞百出

如果说汤氏是偷换概念和颠到行文程序来抄袭，那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夏卫东发表在2001年第4期《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上的《清代浙江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一文，因其基本资料出处不详，且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暂且用“伪注”或“疑似抄袭”来定性。

夏文的主要史料是表1清代浙江各县进士分布、表2清代浙江各府进士分布、表3清代杭州府进士分布（3个标题是本文作者加的）。夏氏对其资料来源注释为：表1“数字由作者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而统计”，但未注明该书的作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读者无法了解其版本。表2是作者“将表1作整理，重新排列”而来。表3未注。从统计的结果看，一点可以肯定，他统计的版本所提供的清代进士题名录是不完全的，也不排除部分数据有抄袭之嫌。

现不论资料来源，先看夏氏的具体操作。大家知道，清代的省、府、县是上下从属关系，只要掌握了各县的数字，各府和全省的情况就可一目了然。故夏文的清代浙江各府、县的进士分布完全可以用一份表格来反映。可夏文为何用三份表格来展开呢？原来夏先生有难言之隐，这就是，各份表格的相关数据，如表1与表2对应的清代浙江11个府和全省合计数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表1比表2平均少了五分之一。确切地说，表2是作者仅“将表1作一整理”，就比原表多出了20%。我们的学人似乎也学会了魔术？可悲！新世纪的中国学术。不难判断，夏文表1与表2不是出于同一资料，表达的内容也各异；用表1代表各县的数据，用表2代表各府的人数，至于两者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他就不管了。为不被人看出破绽，表1和表2都不写标题，也不注明小计和合计。通过这样的特技处理，把两份出处不同、结论各异的统计数字当作自己统一的第一手资料推出，这就怪不得作者化整为零，把原本一份表格可以表达的内容一分为三了。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不知作者眼里还有没有读者？

四比抄袭更令人担忧的……

作者选择同样的题材——明清进士题名录来揭露上述现象，除了对两位当事人故意抄袭、伪注等学术腐败深恶痛绝外，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

（一）我自己的深切体会是，若要对明清全国的进士分布作一比较正确的统计，不费一年半载的功夫是不可能的，即使从中析出一个省的数据，也得花上个把月的时间。具体操作时那种简单、机械、重复、枯躁、费时但又必须做的统计工作，其甘苦非亲历者所能感受。特别是数据汇总校核时，那怕修正1人之误差，被捆住一天半夜也是常有的事。如果把别人花数月、乃至数年时间得出的成果信手拈来是不道德的，会大大挫伤真正坐冷板者的积极性，酿成恶性循环。

（二）进士分布是研究科举和区域文化史的双重史料。据本人收集的有关这两方面的近千篇论文分析，20年来大陆学者发表的原创性的、有较大学术的价值的文章不多见，传世之作更少，至少有一半论文可写可不写。现举个简单的例子。考证谁是末代状元如同论证Tiananmen广场在北京一样，毫无新意可言。然有的学者却对此情有独钟。如老资格的科举研究专家邱远猷先生，前几年就搞过这一课题，论文发表在《文史杂志》1997年第2期后，竟被权威的《新华文摘》1997年第5期以《清末最后一个状元究竟是谁？》为题转载。无独有偶，高品位的《中华读书报》也在2000年6月7日第8版发表过《谁是中国的最后一位状元？》的文章。代表当今中国学术水准的报刊也登载同一题材的、毫无创新意义的作品，低水平、重复的学术氛围和对伪问题的所谓研究在学术平台上占据的位置也就不难推知了。对于创造性为第一特征的学术而言，这是比抄袭更忧虑的。

当今的抄袭在学术史上是空前的，目前已揭露的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剽窃总不会成为学人的职业（陈国生属特例，更何况他还年轻）；小偷行为抓住的是少数，剽窃者迟早要暴露，其付出代价仅是时间问题。我认为，抄袭的危害主要在道德上，是学人人格乃至国格的丧失，侵犯的主要是知识产权。但我要强调真正严重阻碍中国学术进步，学术大师千呼万唤鲜出来的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和缺乏敬业精神的学术氛围所打造的泡沫学术。对这个问题，杨玉圣、葛剑雄、朱大康、许明等早已论过。目前学术研究中重复的概率和泡沫的覆盖面几何？大概谁也说不清。但就本人接触的科举和区域文化史研究两个领域，与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一样⑥，低水平重复已成为主流，倒退现象也不鲜见。现把话题又回到前揭两篇论文上。

范金民的文章除原刊外，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97年第4期全文转载。此后，转引率也很高，可以这么说，范文是当前研究明清江南文化引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作为以江南文化为研究重点的作者、刚编辑过徐茂明的《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载《史林》2002年第3期）的编者、以刊发江南文化研究成果为特色的《史林》，若真的都不知道范文或遗忘了上揭徐文中指出的“‘江南’是一个变动的历史概念”。那么，至少说明作者、编者、及刊物对“江南”的定位及学术史背景不甚清楚。我们许多的所谓的学术成果就是在这种缺少基本研究条件下孕育的。以致于本来在审稿时可以发现、阻止的抄袭和低水平重复现象缤纷登场。因此，即使汤文不存在抄袭性质，则重复研究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常对此不依为然。

至于夏文，连重复的资格也没有，只能说全方位倒退。因为，成稿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刊于八十年代的《重修浙江通志稿》（如果作者受过较严格的训练，他首先应该想到并去翻翻这部省志）就有完整的清代浙江各县、府进士统计表，而夏文精心拼凑的数据其正确性远没有达到其水平。夏文研究的倒退，还大量表现在认知层面。如王跃生在《清代科举人口研究》（载《人口研究》1989年第3期）一文中，根据县学廪生（国家提供食宿者），增生（后补廪生）学额各20名，每三年录取两批，每次录取20名，生员的社会生活平均30年等参数，推出了清代同一时期平均每县县学生员的计算公式：（20名×20次）+基数20名=420名，加上府学生员的因素，得出了在一个县份中，同一时期生活着500名左右的生员的结论。可夏文虽说也根据王文推算，但他仍没有交待王文的出处和推导依据，更要命的是，在未作任何说明的前提下，推出了自己的公式：（生员人数+廪生人数+增生人数）×（30年×出贡时限）=县学生员总数。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说明作者完全没有领会王跃生对科举人口的研究。夏氏不知道廪生、增生是从生员中考选出来的，生员人数已包含了廪生和增生及贡生，乃至举人和进士，他也不清楚生员的平均社会生活年龄与考取生员的次数有关，与出贡时限无涉。简言之，夏氏是在不知道科举人口的基本含义的背景下来做科举人口研究的，据悉，不搞清楚某学科的ABC就急于在该学科发话语，已成为学界的一种时尚。夏文用半页的篇幅，推翻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公式，却演绎了一个荒唐的、误人的公式，客观上又贬低了他人的劳动成果——不知情者以为其公式转引于王文。事实再次证明，学术泡沫往往会掩盖或歪曲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纵观夏文，除了能给这位浙大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换取博士帽增加砝码外，对学术无异是垃圾。

一部好的作品的推出，主要是作者的功劳，不一定代表编者、发者的水平；但编发劣质文稿，基本上能反映编者、发者在该学科方面的水准或责任心。我为鲁迅故里的《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刊发这样不负责任的文章而感到汗颜。

五学术批评的重心和“职能部门”的转型

最后，就我国学术批评的现状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从解决问题和达到目的而言，严肃认真的批评性学术评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打假型。通过揭露典型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假冒伪劣之作，警示学术腐败的危害性，呼吁学人守住底线，阻止道德的进一步滑坡。

（二）纠错型。指出并纠正学术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提倡学术规范，反对以低水平、重复为特征的浮躁学风，鞭策学人出产既符合学术范式，又有创造性或知识增量的成果。

（三）争鸣型。通过对学术流派、人物及其作品和观点的批评、讨论、商榷、回应、争鸣，在学人之间互相砥砺、共同撞击中拼发思想火花、点燃知慧之光、提炼思想精品、推动学术发展。

学术批评的类型或层次，关涉整体的学术水准和学风。当前，我国学术批评的特色除了大量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的“捧场型”外，较有影响的如“王同亿现象”、“徐德江现象”、“胡黎明事件”、“陈国生事件”、“王铭铭事件”等几乎都与抄袭联在一起。若干铁肩担道义的报刊和媒体，如《社会科学论坛》、《社会科学报》、《学术界》、《云梦学刊》、世纪中国网、学术批评网等，也大都把揭露抄袭现象作为学术批评的重头戏。诚如《社会科学报》最近所总结的，学术批评的矛头“普遍集中在”“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上⑦。该报还评出了上年度学术界的“打假英雄”⑧。

相对而言，有份量的纠错型、争鸣型文评不多见，难得出现了，如“人口史风波” ⑨和“关于学术论文伪注的讨论”⑩等，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欢而散。一些切中时弊的批评，少见有人接着说。如陈大康教授通过对上世纪下半叶数以万计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的统计，得出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的结论(11)。也就是说，“多少学者、多少教授劳其一身、殚精竭虑，却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12)。这理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牵出诸多问题。然鲜有人呼应陈氏的批评。似乎半年后，才有人接招(13)，再接下去的讨论(14)，就与原题无关了。再如，笔者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撰写了《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的长篇书评。作者批评杨著的出发点，是让人们反思：这样一部有众多知名清史专家乃至权威层层把关、从宏观到微观处处点拨的学术氛围孕育的、几被捧上天的清史“精品”，怎么会在重大的、基本的、常识性的清代史料的理解和运用上错漏百出呢？顺便冒昧的问一句，重篡清史，我们在精神上准备好了吗？杨著是一部博士论文，其博导、答辩委员陈容之豪华，当今学界难出其右，然通过的为什么是一部不堪卒读的博士论文呢？杨著的浮躁形式包罗万象，至今仍很难找到比其更失范的专著，但怎么会得到诸多首倡学术规范的、前卫的评论家的青睐呢？仅两家权威的期刊发表的两篇文稿就以五万字的篇幅为杨著评功摆好，有多少硕学、名著能享受比殊荣呢？这说明，在学术界的若干专业或地方，在成果的推出和评估上，已形成浮躁流水线，杨著的走红走运是“九十年代面上学者崇尚玄谈的空疏学风”的生动写照(15)。拙作发表后，虽有学者告之在学界产生了“震憾”，但大多数人仅在网上声援，化名讨伐。以揭露王铭铭抄袭案而广为人知的《社会科学报》，虽曾多次来电约我谈谈拙作的写作背景，打算组织相关的讨论。大概是涉及的团体和名流太多了吧，最后此事没有下文。这些都说明，学术批评中除了对一般不敢“回应”的、明显的抄袭、剽窃之作有可能人人喊打外，关于学风、学术规范的群体讨论，还大抵停滞在理论上，碰到具体的、特别是涉及面广而“尊”的失范个案，大多敬而远之，学术批评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学术浮躁皆因名利而来。如果在学术评估制度健全的国度，一个学者在圈内得到严历的批评，他已经为之付出了名利的代价；只有浮躁者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名利的代价、得不偿失，浮躁的学风才会得到遏制。可在我国，许多非学术因素左右着学人的名利乃至前途。现状是：除非是公认的、非学界人士也知道的抄袭等腐败之作，作者的名利也许会受到影响，其他最浮躁的学术著作，其名利也不会受多大影响。有人仍在权威性的报纸上说《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是一部代表20世纪90年代“高水平的博士论文”，作者“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可不负任何责任(16)，尽管这无意间贬低了我国博士论文的整体水准。

正是大量低劣的学术作品和史范之举得不到较为严肃的批评和惩处，学风才江河日下。更由于一些学人无原则的吹捧或互抬桥子罩上的种种光环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使他（她）们获得了一轮又一轮学术资源、学术话语和项目基金，从而又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这种圈子的凝聚和成功模式的渴望，如此循环往复，发展壮大，而大家又不愿、不便或不敢掀起这层面纱，这才是学界真正的悲哀。如果《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界》、学术批评网等真正要把学风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就必须揭开这层面纱。

笔者认为，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和庸俗的捧场不仅真正阻碍了新时期学术的进步，而且，还正如陈大康所说是滋生抄窃、剽窃的温床(17)。换句话说，急躁、浮跨的学风控制住了，抄袭者也就基本失去了培育的土壤和经营的市场，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进入健康发展的阳光大道。

为此，笔者建议，学术批评的重心应由目前的揭露、批判抄袭剽窃的个案为主，转移到以检讨、反思、整治低水平、重复研究和互抬桥子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浮躁上来；把学术批评的基本口号由当今的“学术打假”、“反学术腐败”，转换成“提倡学术规范，反对学术浮躁、学术泡沫”。我想，这不仅会被更多的学人和各级领导所接受，而且，也有利于保护批评者自己。如笔者对杨著及其不通读原著写酷评者的批评可谓毫不留情，但两万字的书评始终未用“腐败”一词。

王海之所以在商界打假成功，因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专职的工商、技督部门承接投诉。遗憾的是，在学术批评中，大多数人投诉无门；有的单位即使收到了举报信，也会捂起来，家丑不外扬。现在的学术批评大多是性情中人的个人见义勇为。所不同的是，在社会治安中，公民若见义勇为，抓住罪犯，交给公安部门就行了。假如公民抓住罪犯没有职能部门接受而要你自己处置，则见义勇为者岂不成了多管闲事？不少学术批评者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你若揭发、批评学术浮躁，有多少主管部门主动接受这种事呢？不受打击报复就算好了，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学术批评“不仅是‘傻瓜的事业’，而且是‘惹祸的勾当’”的感叹(18)。

学风问题涉及到学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本来是我们的强项。但学风坠落到今天这般田地，说明我们没有管好。究源竟委，不是我们的大学、研究院、研究所不想管，而是管不了，没法管。因为我们至今还未建立起学术规范制度。没有规矩，怎成方圆？

学术规范从提出和讨论至今已过去了十几年，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大家也没有异议，但为何至今仍停留在呼吁上呢？难道创立学术规章就真得这样难？是缺少资金、技术、人才？还是去西方考察不够？抗“非典”时期，政府为什么能在短期内编发一系例标准、规范、细则？看来，这主要还是主观能动性问题。我们不指望在短期内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但先搞个草案、初稿，供大家讨论，又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完善的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在2003年4月9日的学术批评网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社科院就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学术道德的原则性和建立制度保障的迫切性说得面面俱到，就是没有执行的细则，缺乏可操作性。如学术论文的行文格式标准何如？怎样认定抄袭？发现后如何处置？通过的不够学术水准的学位论文要否收回？导师、学术评议人，答辩委员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判断低水平、重复研究和无原则吹捧？发表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学术垃圾，出版社将承担何种责任？等等。

如果建立了健全的学术规范，学者自觉遵守，见贤思齐，失范了也有章可循，学者之间的笔墨官司也可少打，大家有可能一心一意搞科研，也可把学术批评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如王铭铭抄袭案东窗事发后，若北大能在第一时间按条规处理，《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感叹不至于发自全民。这多少有损最高学府的形象，也玷污了中国学术的尊严。

总之，以低水平重复和庸俗捧场为特征的浮躁学风是当前学界的大敌。只有把学术批评的重心由揭露、批判抄袭剽窃、假冒伪劣为主转移到整治学风浮躁、鼓励学术争鸣上来，学术批评才有可能真正渐入佳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助推器。只有组建各级真正的学风督查和成果科学评估队伍，只有建立和健全规范的学术制度，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浮躁者为之付出代价，浮躁的学风及其泡沫学术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遏制，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才能得以维护，新世纪的中华学人才能以自己的学术良知，推动我们的祖国早日成为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注译：
[1]张新民：《我为何与他对簿公堂》，《社会科学报》2002年12月5日。
[2][4]《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转引自《学术批评网》2003年4月9日。
[3][6][11][17]陈大康：《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兼及学术腐败滋生的著述环境》，《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9月6日。
[5]董山峰：《从基金源头遏制违反科学道德行为》，转引向《学术批评网》2003年3月30日。
[7][12]许明、曾军：《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24日。
[8]曾军：《谁是学术界的“打假英雄”？》，《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23日。
[9]详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7日第5版。
[10]详见林豩、田畔、周祥森、杨玉圣等的讨论文章，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1期；又见田畔：《令人遗憾的道歉——<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刊登始末>读后》，《云梦学刊》2003年第3期。
[13]陈福康：《也谈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科学报》2003年2月27日
[14]袁盛勇：《“中国现代文学”：命定会受到质疑》，《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3日。
[15]沈登苗：《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世纪中国》2001年8月24日“读者留言板”。
[16]葛涛：《将博士论文出版到底》，《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9日。
[18]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2003年6月1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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