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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亦明：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 [打印本页]

作者: 影音王 时间: 2009-9-14 18:28
标题: 亦明：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
三、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不是政府投入过低

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是中国的长年痼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科学家除了在少数领域，如国防科学，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外，其他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的成果大概只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一项。(王渝生：中国科技百年)。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呢？

毋庸否认，学术腐败是造成目前科技水平低下的原因之一。但上面提到，与其说学术腐败是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倒不如说它是学术水平低下所造成的结果。二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就曾把中国科技水平低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国家投入不足。即使是现在，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华人科学家几乎还是众口一辞地把中国科技落后归咎于投入过低。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著名华裔分子生物学家吴瑞就在最近的《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太低”。(吴瑞：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与此相呼应，《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开头是这样的：“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对比——2003年，我国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6，科研经费投入却只有美国的1/20；2000年，中国在生物学相关领域发表的具有国际水准且较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到美国学者的4%；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仅有15％的学科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85％的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这篇文章透露，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就认为，“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远少于美国，而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更少。这个投入比例的严重失衡可能是中国高水平产出远少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引文同上)。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从 1995年“科教兴国”政策实施以来，以及实行教育产业化之后，进入中国学术界的政府资金和民间资金可以说是成番论倍地增长。目前，不论是就资金的绝对总值，还是就相对购买力而言，中国的学术界都可以说是相当富裕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实验条件和研究经费，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足以使对方自叹弗如。按绝对值来计算，美国的科研开发(R&D)经费总额确实比中国多出大约18倍，在2002年达到2762亿美元。但这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的企业界，而联邦政府的科研预算中，用于军事研究的经费超过一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2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近四分之一，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3%。这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来自政府部门的拨款。由於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官方汇率，因此中国和美国的科研经费总额的真正差距比绝对数值所显示的要小得多。另外，美国科研经费的大部分用于人员开支，而中国科研经费中，这方面的支出除了各单位允许的个人“提成”之外，可以说微乎其微。(中国政府在2002年还支付了约700亿元人民币的科技三项、科技事业等费用)。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科学家所得到的科研经费比美国科学家得到的要多得多。

从另一方面来说，2002年美国有科技人员470万人，其中超过300万人拥有所从事领域的最高学位(一般是博士学位)。而根据中国科技部的统计资料，2002年中国在县以上科研部门从事科技活动的只有20万人，而在地市级所属科研机构工作的只有4万2千人左右。这20多万人中，能够被称为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只占三分之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是7800，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数是15939。即使再加上高等教育界的科技人员(2001年为16.8万人年)，中国科技人员的人数也不过是美国的5%到10%左右。如果再考虑到质量因素(人员的科学素质)，其比例只会更低。实际上，根据吴瑞的估计，中国生命科学界具有“高产出率”的科学家仅及美国的1%左右，而根据中国的国情，这些“高产出率”科学家都控制着大笔科研经费。他们每人平均科研经费实际是美国同行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如果承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的话，那么请问：中国学术界还要国家增加投资，理由是什么呢？那么多的钱，你们想怎么花呢？

据了解，那些学术界大户，如中国科学院的院所和进入“985工程”的大学，都有花不完的金钱。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就鼓动自己的属下，在申请科研经费时，要有“大手笔”。(中科院微生物所：陈竺副院长来我所宣布所领导班子组成并作重要讲话)。据报道，浙江大学在过去八年间的科研经费每年以一亿人民币的速度递增，在2002年达到8亿元，位居全国高校第二位。(徐有智、叶辉：浙大实施985工程巨变：科研经费每年增长1个亿)。如果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个数字完全可以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2001年，美国投入研究开发经费最多的10所大学，每所学校的平均投入是6.0亿美元，排名第11-20的学校，平均值为4.2亿美元，排名第21-40的学校，平均值是3.1亿美元)。(见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报告31-316》)。而浙江大学与美国一流大学在科研水平方面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看看这个数字就清楚了：2000年到2002年，浙江大学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总共发表了两篇论文，不到哈佛大学的二百分之一。(哈佛大学2001年科研总经费在美国大学中排在第22位)。中国有些学术单位的钱花不完，就轮番“出国考察”。据笔者所知，有的单位，在得到科研经费之后，只拿出其中一部分委托私人公司替他们做实验，甚至撰写论文，其余的全部私分。

显然，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低下根本就不是由於缺钱。也许有人会说，从科技投入到科技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等几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就会出现转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一种托辞，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中国的科技投入从1986年起，也就是所谓的“863计划”启动时起，就呈明显上升趋势。至今，这个计划已经持续了18年。即使是注重于基础科学研究的“973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至今也都有六、七年的时间。但目前，除了杂交水稻项目之外，863计划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科技成果却极为罕见。(参见：赵利：“863”成果览萃)。而袁隆平的杂交稻技术，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作。863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高技术的应用开发，一般研发周期很短，大约在三、五年时间，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会取代旧技术。在上世纪，美国研制原*子DAN的“曼哈顿计划”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即使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实际可以更短)。而中国科学家在六十年代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两弹”到“一星”的跨越。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家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搞出一些结果呢？

第二，从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教育水平和研究水平来看，在今后几年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水平仍将处於下滑的势态，这是因为，造成目前这个状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除了资金投入力度会加大之外，学术腐败规模将会变得越深越广，而教育质量和水准会变得越差越低。(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就如同给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服用“人参大补汤”一样，其后果必然是虚火上炎，纵欲过度，精竭髓枯。

第三，中国的本土科学家中，至今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不仅如此，目前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的、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未来的十余年内的前景仍旧不容乐观。

四、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学者个人素质太差

实际上，早在六、七十年前，毛**就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在学术界，“人的因素第一”更应该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决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钱。设想一下，一个没有创新本领的人，难道能够因为拥有了巨额金钱就突然间获得了创新的能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按照定义，都是那些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伦·麦克迪尔米德就针对中国的学术界说，“科学研究在于人，人是第一位的。”他还说，“据我所知，中国有相当多的资金”。(王勇：科学研究在于人——艾伦·麦克迪尔·米德访谈录)。那么，中国学术界人士为什么不到自身去找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呢？

事实是，无论是学术腐败也好，还是学术水平低下也好，它们所反映出的实质都是学术界人士的素质问题：没有搞学术的毅力，没有搞学术的能力，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最后任凭自己的私欲恶性膨胀，於是发展成学术腐败。

(一)一个学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1.素质的概念

就象“科学”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一样，“素质”这个概念的来源也不是很清楚。根据《辞源》，素质一词的来源有三，一是指白色质地；一是指宝刀名；另一个是“犹本质”：“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管子━势》)。显然，管子的“素质”概念并不是指人。根据《辞海》的定义，“素质”是“人或生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汉英词典》中，“素质”被翻译成“quality”。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素质”的相应英文是“constitution”。还有人把中文的素质与英文的“competency”和“literacy”相对应。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于1894年出版的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则被翻译为《中国人的素质》，因此中文的“素质”似乎还等於英文的“characteristics”。还有就是，在中国的大学，所谓“素质教育”又被称为“通识教育”，也就是美国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於是“素质”又变成了“general”。其实，上述英文词汇的意思相差甚远。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并没有完全与“素质”等同的概念。这是一个成色十足的中国土货。

尽管“素质”概念是个土货，但它的内涵却一点儿也不土。它的实际含义有两层：首先，它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即所谓的“遗传素质”；其次，它是教育学概念，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柳斌：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转引自：陈永杰：素质与知识)。说得明白一点，“素质”就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以及各种不同的能力。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素质”概念，基本上是教育学意义上的。

一般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教育系统臻于完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素质的高低主要受其所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学者，由於所受的教育最多，因此应该是社会中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但是，由於某种原因，目前的中国有个非常奇怪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学者群体的素质不仅不是社会各个阶层中最高的，相反，他们的一些素质参数要远远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在很多情况下，在这个群体中，越是地位高的人，其相对素质就越差。

2.学者的定义

那么，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辞海》上，“学者”的定义有两条：①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个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会使命则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后代，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何怀宏：重温学者志业)。美国哲学家、诗人爱默生（Ralph W. Emerson）在1837年所作的著名讲演《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指出，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实际是一个“全人”(One Man)的不同功能，而学者就是“思想之人” (Man Thinking)。Man Thinking 不同于Thinker，后者是一个被动的、靠吸允他人的思想活着的人，而Man Thinking 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者的职能就是通过展示事物的本质来激发人类的兴趣，提高人类的水准，指导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学者的功能就是追求真理，揭示真理，领导人类走向未知的前方。所以，学者是一群追求真理的人，他们是人类、是社会的头脑。但实际上，追求真理只是学者的功能，或者说是职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追求真理呢？换句话说，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我们不妨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3.孔子的学识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者非孔子莫属。孔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孔子从小就立志于学业，追求真理(道)，一生不渝。“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追求真理的最好写照。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虽然他是当时中原各国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但他并没有丝毫的傲气，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不耻下问”，肯向小孩请教，公开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即使是对自己的专业(儒，也就是礼仪方面的学问)问题，他遇到不懂的事情也敢公开请教，别人嘲笑他说，你不是知礼吗，怎么还什么都问呢？他则说，不懂就问，此正是礼也。

当然，光有学问是不够的。儒家讲究修、齐、治、平，因此修身立德就是一个人成为学者，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重要一步。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还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些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条。强调道德为本，强调人格的高洁，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最显著特色：一个学者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语)。

好学修德的目的是完善自身，而完善自身的目的则是要为社会服务。这是孔子精神的一大升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一个学者从自身做起，然后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人生历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是一个学者的处世原则。

孔子的学问是具体的，世俗的，他所关心的多是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他讲授给学生的也多是实用知识。他不谈“神鬼力怪”，也不擅长抽象思辩，终其一生，除了留下了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之外，他的最大学术成就应该说是他整理了中国的古代典籍，编订《诗》《书》《易》《礼》《乐》《春秋》，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经典文化体系的核心。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成功之处不在於创新，而在於整旧：整旧一新。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最主要的素质是他的学识。从《诗》三百篇中，他能够总结出“思无邪”这个要旨。一部言简文约的《春秋》，却“微言大义”，成为定名分、制法度的规矩。有人说，一名学者需要有三方面的素质：才、学、识。才是先天的秉赋，学是后天的积累，而要有“识”，却极为不易：它是“才”和“学”的最为优化的组合。

4.屈原的胆识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集大成”型学者的话，那么屈原就是中国第一位创新型学者。以他的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局，使用长短句式，为后世的五言、七言诗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不仅是中国第一首长篇巨制，而且是第一首浪漫抒情长诗，第一首政治长诗，第一首理想长诗，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文体━“赋”。他的《九章》，开咏物诗、山水诗之先河。中国的诗歌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中最璀璨、最辉煌、最伟大的篇章，屈原的功绩当属第一。除此之外，屈原在《天问》中总共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问题所指，上至苍天，下至大地，远及隧古，近及当代，日月星辰，花草鸟兽，先贤往圣，风土人情，无所不包，无所不思，无所不疑，无所不问，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独立宣言》。

屈原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学术成就”呢？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对真善美的强烈热爱和不懈追求。在《离骚》中，他用香草美人先贤往圣象征美好的理想，对它们的追求，他有“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司马迁在评论屈原的《离骚》时说它“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必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的第二个素质就是他的独立性。也就是这个独立性，使他敢于质天问地，敢于面鬼对神，敢於出生入死。他怀石自沉，并不是要为楚王殉葬，也不是为了生计无着，他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格而献身。“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生前曾请太卜占卦：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婾生乎？
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慓斯，喔咿嚅儿，以事妇人乎？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
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
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显然，屈原并不需要谁的指点，他的心中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屈原的第三个品质就是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在《离骚》中，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哀郢》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苍天：“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在诗的结尾，他发出了这样的哀鸣：“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至死不忘家乡，其情自可感天撼地。

可以说，屈原的上述三个品质，造就了他的特殊“文人气质”：对所爱，他炽热如火；对所恶，他视如仇雠。而这个气质的延伸就是屈原的非凡之胆：除了自己坚信的真理，他什么都敢於去怀疑。如果说成就孔子的素质是“学识”的话，那么成就屈原的素质就是他的“胆识”。也可以这么说：胆识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学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质。

5.蔡元培的人格

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有两个人，一是蔡元培，一是胡适。蔡元培生于1868年，比孔子晚两千四百多年，比屈原晚两千二百多年，但他却是中国第一位具有西方特色的学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与中国的学者相比，西方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的独立性：学术本身就是事业，就是职业，它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某种其它社会势力，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也能够独立地存在下去。由於从事的是独立的事业，所以西方学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中国的学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短暂独立之后，两千年来几乎完全消失。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学术也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不论是政治学派如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墨子的“兼爱”，韩非子的“法术”，还是哲学学派如老庄，他们都以社会现实作为探讨的对象，而学者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学术的独立性问题：实用学术必须“有用”才能够被接受，而被谁接受呢？不是学术界自己，而是现实社会。学术不能独立，学者当然也就难以独立。前面说屈原具有独立性，那是指他的个人而言，并且也以悲剧告终。实用学术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难以进入高深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境界。没有抽象的学问做基础，任何学术都是肤浅的。

虽然很难说蔡元培先生是最早意识到中西文化这个巨大差异的中国人，但他却是最早致力于消灭这一差异的中国人，并且可以说是唯一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人。他使与“太学”无异的北京大学变成了“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化大学，他要求大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些，可以说是深得西方文化之精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又强调教育独立，学术独立，讲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更是抓住了办学的关键。蔡元培先生后来创建中央研究院，基本因循这一套原则，为中国正统学术的建立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人称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他当之无愧。

蔡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功在千秋，当然不需要我来为他歌功颂德。我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学者，他怎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有人把蔡先生的特殊本领总结为“正大的宗旨，博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三条(袁瑜：教育呼唤蔡元培)，我深以为然。

第一，蔡先生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救国之道在於教育，而教育之道在於独立，指出“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自人文进化，国家之贫富强弱，与其国民素质之高低、学问之深浅成比例”。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

第二，蔡先生学贯中西。他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德国和法国留学多年。这些经历，加上他不懈的思考和若谷的胸怀，最后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他的学生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第三，蔡先生有崇高的人格。蔡元培先生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他性情温和，雍容高雅，温良恭俭让五德齐备。他说，“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助其为恶，无益也。”早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参与组织了“进德会”，要求会员不嫖不赌不当官。在给北大学生的第一次讲演中，他就告诫学生要“立志、立德、立言”。他在北大建立了“进德会”，自己也身体力行，堪称表率。对下，他谦恭有礼；对上，他自尊自重。他有权，但用权皆出自公心；他有势，但从来都是以理服人；他有才，但从不侍才傲物；他有高薪，但却生活俭朴。身居高位的蔡先生能够脱帽向门役行礼，能够为北大的校工办夜校，能够在Tiananmen前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都说明蔡先生的胸膛里装着一颗圣人般的心。有这样的人格做保障，蔡元培先生才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令行禁止，完成改造北大这一今人永远也完成不了的伟业。“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是一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毛**对蔡元培的评价。

所以说，一名学者如果想要把“知”变成“行”，必须要用自己的“德”来作为保证，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换句话说，如果只靠信念和思想就能够办好一所大学的话，今天的北大理应比蔡先生时代的北大更好，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而蔡先生的信念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蔡先生的思想在学术界也被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上，今天的北大不仅没有长进，反而可以说是倒退回到了“太学”时期的北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北大的领袖们没有蔡先生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最早举措，除了聘请新锐之外，就是拿恶势力开刀：解雇了率领学生逛妓院的教师；辞退了后台强硬但不学无术的英国教师；废除了学校教务会议讲英语的“常规”。把这些与北大今天专拣软豆腐下刀子的“癸未改革”比一比，高下优劣不就立刻水落石出了吗？

6.胡适的见识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名气比蔡元培要高、要响。谁不知道以首次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胡适？谁不知道“胡博士”在26岁就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谁不知道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谁没有听说过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名言？可是仔细一想，人们也许会发出疑问：盛名之下，难道就这些？

是的。胡适的学术贡献大致如此。他自己就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在他的那篇被誉为“文学革命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只是怯生生地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也就是说，他只是提出在形式上“改良”文学，而“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倒是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才把文学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胡适的学术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据他自己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确实，奠定了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的，是出版于1919年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书是胡适根据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而那部学位论文却没有能够使胡适在1917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部著作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和重大发现，其长处在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不仅如此。胡适一生著述总量超过两千万字，但却一直没有把这部著作的下半部续完，结果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掐头去尾”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的另一个学术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做学问的方法，据说光这方面的著述就达百万字之谱。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这并非他的首创，而是他在美国读书时从《大英百科全书》中偶然发现的。

尽管如此，胡适还可以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也是最成功的学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经送给胡适一副对联：“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李敖则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李敖：播种者胡适)。著名大陆学者李慎之先生甚至宣称：“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确实，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唐德刚语)。

那么，排除外界的、偶然的原因，成就胡适作为学者的内在因素有哪些呢？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见识。胡适的一个条幅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什么是“不疑处有疑”呢？那就是能见他人所不能见，有自己的见识。当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面对“旧文化”的铁壁铜墙，未免感到有些无处下手。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新战场，并且使它成为主战场。在那篇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点，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案，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其见识，真的是非同一般。

胡适知道中国历史资料庞杂，真伪难辨，於是独辟险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撇开没有真实史料的上古时代，单刀直入，从春秋时代开始讲起，结果成为一家之言。尽管这本书的长处在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中国，颇有使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即使看似简单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能够显示出胡适不同寻常的眼光。如果从根上深究，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有一个极大的差别，那就是，在中国，学者重师传而不是重实证，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形象思维而轻逻辑推理。研究方法的不系统、不科学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胡适一眼看到中国学术的病根，因此提出了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陈平原语)。

所以说，尽管胡适的成名有其偶然性，但假如“胡某人”没有自己的本事的话，蔡先生虽然能够让他当北大的教授，也绝没有能力把他扶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

总之，一名杰出的学者除了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识”：学识、见识、胆识。没有这些素质的学者，实际就是一堆书虫。而要把自己的崇高理念亲自付诸实践，他还要具备高尚的人格。

7.科学家的素质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现代科学。即使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人文学者。科学之于中国，是在它显示出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财富(及提高国防实力)之后才受到充分重视的。中国至今没有产生影响如蔡元培、胡适那样的科学家。

科学的基础就是理性思维，而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动机就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很显然，在科学处於萌芽状态的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象今天那样的物质财富。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属性：没有功利性，它是人类处於“自由”状态的纯粹的精神活动。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有好奇心，这是他追求问题答案的原动力。第二，他要具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他能够达到彼岸的唯一途径。第三，他要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因为物质因素的考虑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好奇心，并且使一个人拒绝理性。第四，科学是人类学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名学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独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

(二) 当代中国学者的个人素质

那么，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学者的素质呢？应该说，面对着全面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我们很难找到合乎标准的中国学者。其实，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更象一个官场，权势、地位、金钱、交易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真理或学术。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找到了评价中国学者素质的切入点：通过分析中国学术界头面人物的素质来概括中国学者的总体素质。

1.没有自知之明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003年底，中科院的一位副院长在为了祝贺中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向该所赠送了一首自己填写的《沁园春》。这个因为毛**的名著《雪》而在**中尽人皆知的词牌，到了这位院士的手中，却被糟蹋得令人惨不忍睹：不仅有白字，而且有缺句，“最要命的问题是作者根本不懂平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两个句读能连着读下来而不错平仄的。”(转烛：居然敢叫“沁园春”)。更为可怕的是，这首词通篇都流露出了作者的狂妄。(陈诗余：陈竺院士《沁园春》赏析)。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敢给属下题字的领导人很多，但敢给属下赋诗填词的却极为少见，而敢於把自己如此拙劣的作品赠给属下的更是闻所未闻。谁都知道，孔雀在开屏时，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正面朝向观众，以展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被《自然》杂志披露将担任中国科技部长的院士却毫无顾忌、毫不羞怯地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亮了出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曾就此事私下向一位颇有名望的老者请教。老者长吁了一口气，嘴中迸出四个字：素质太差！

2.不懂得自尊自重的北京大学校长

素质太差的并不只是这一个院士。2003年，正值非典爆发，全国大学几乎全部“封校”。可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却在此时率领一个院士代表团到美国访问，要向美国人学习如何搞“科学道德建设”。结果，哈佛大学校长以他们来自SARS疫区为由而拒绝接见。(亦明：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面对这桩百余年来中外交往史上罕见的丑闻，这位校长院士却能够面不改色地继续当他的校长。遥想当年，蔡元培先生曾经因为一个学生当面顶撞了自己而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究其根源，无非是以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可现在的北大校长，不仅自取其辱，还连带了国人，但辞职的念头好像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同是北大的校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用请教老者，我自己就知道答案：素质太差！

3.丧失了羞耻感的院士

其实，不懂得利用辞职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学术界的荣誉的校长、院士何止这一位。东南大学校长抄袭案铁证如山，可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面对校友的指责和学生的批评，这位校长既不道歉，也不检讨，更不要提什么辞职了。同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洪涛院士，尽管在2003年的非典研究中犯下了那么低级的学术错误，尽管他已经年逾古稀，但辞职谢罪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还有。中国的双料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在五十年代积极支持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马。这个工程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间对黄河上游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张院士为了洗清自己的责任，在中央电视台上说，他曾经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这些人的脸皮怎么能够厚到这个程度呢？素质太差！

4.缺乏常识的高教精英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余秋雨是一位享誉整个华语世界的学者。这位“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在别人指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犯下的上百个学术错误(其实很多是常识性错误)之后，不仅不向批评者表示感谢，向读者表示歉意，反倒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拒不认错，并且用“旁敲侧击、隐射暗示” 的卑鄙手法攻击批评者。(余秋雨：被“咬”者的回答；金文明：我答余秋雨)。早在两千多年的春秋时代，以学问大家闻名于世的孔子就敢於“不耻下问”。到了战国末年，贵为秦王“仲父”的吕不韦还曾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市，以一字千金的赏格来征求批评意见。余秋雨者，一介书生而已，尽管名满天下，但其“文笔不如秦牧十分之一，学问不如钱钟书百分之一，见识不如鲁迅千分之一”，怎么竟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呢？这位曾经告诫中小学生“知识和技能不等于素质”的大师(余秋雨：知识和技能不等于素质)，好像并不知道名气和头衔也不等於素质。

5.人格畸形的流氓教授

有这些素质太差的领袖作榜样，中国学者的整体素质就可想而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朱大海能够在众多学生面前，一边用手指头抠鼻屎，一边大骂自己的研究生“你脑袋灌水了？”(biosys：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永成，在被自己的学生“炒”了之后，竟然反告自己的学生是窃贼，并且毫无愧色地写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张贴在了网上。(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定宇因涉嫌强奸自己的学生而被捕，然后又以“顺奸” 的名义被取保假释。“白天是教授，夜间是禽兽”，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是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怎么了？素质太差！

6. 天良泯灭的“中国杰出青年”

不仅欺侮、坑害自己的学生和读者，中国的教授还要坑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在去年非典爆发之际，中国的学术界又冒出了一颗明星。这就是自诩为“干扰素之母”，并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2003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的陈薇。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胆大妄为到用自己年仅四岁的孩子当试验品来验证自己的新药。(央视国际：阻击SARS的女科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陈薇；佚名：陈薇：在偶然中找寻必然)。在欧美，这是犯罪行为，罪犯不仅要坐牢，最终还会丧失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可在中国，这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反倒能够依靠这种犯罪行为飞黄腾达。一般来说，药物筛选的途径都要通过细胞学、病理学试验，然后在动物模型上检验毒性和疗效，最后才可以用人来做试验，并且一般要用成ren为试验材料。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药物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必须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在非典防治研究方面，世界上首例利用干扰素在灵长类动物上作试验的报告发表于2004年春天。(Haagmans et al., 2004)。而陈薇的实验室在既没有细胞学和动物试验结果、更没有国家批准的情况下，却直接利用幼童当实验室白鼠，其无知无畏可以说天下无双。陈薇事件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她学术素质差，简直是连作为母亲的天性都不具备。

7.出卖色相的“美男”教授

与黄定宇偷偷摸摸玩女学生、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相比，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葛红兵要幸运得多。他不仅没有在中国坐班房，反倒一会儿新加坡、一会儿英国剑桥地满世界跑。这位坚信“性比爱情要纯洁一百倍”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美男作家”，立志要做“卓越的情色写手”，他给自己的一本小说起了一个“既暧味又有暗示意味的名字”──《沙床》。《沙床》暗示什么呢？“上床”！葛教授一面在这本“半自传体”的书中极力渲染一个年青的教授与几位学生的缠绵情爱，一面又对记者询问“你是不是真的与自己的学生上过床”嗲声嗲气地佯嗔：“你的问题太尖锐了吧？我拒绝回答。”怪不得朱大可骂他：“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朱大可、拉拉：木子美·葛红兵现象意味着什么？)。

不捂“羞处”而捂着“脸蛋”叫春，正是这位著名学者的独特之处：靠这个一露、一捂、一叫，《沙床》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卖出了10万余册，并且还要出繁体中文版和法文版。名义上，这是他卖脸蛋子的所得，但实际上，这是卖“羞处”的价钱，只不过这位学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羞处”，所以应该直截了当地称它为“生殖器”。也许是看到这本书叫座不叫好，葛教授在拍卖完了自己的脸蛋子和生殖器之后，还要继续叫卖。首先，他卖自己的才：“我的文笔比长相好。”(黄莺：葛红兵：痛恨美男说法)。其次，他卖自己的思：“在书中我对命运发出了追问，钱钟书有吗？他没有大超越的理想。”再其次，他卖自己的隐私：“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三万港元，等明年到了剑桥还会多”，“我的科幻小说卖得非常好，每个月都有几万元给我”，“在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就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最后，他卖自己的身份：“我为自己的教授和作家身份感到可耻”。(李冰：葛红兵开口为《沙床》辩白)。在把自己卖了个精光之后，他还卖自己的兄弟和老爸：“书中写到哥哥得了肝癌，事实上我的哥哥就正在受这种病的折磨。我父亲与我也都有肝的毛病。”对这位教授来说，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卖吗？没有。任何东西到了这位名教授的手中都能卖。怪不得中国的学者们一个个都拼老命要出名呢。有了名，管它是美名还是恶名，什么烂货就都能卖出个好价钱。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葛教授大概不知道，金钱和名气不仅能够显示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它也能暴露出一个人的素质。这位“美男”教授在金钱和名气之下暴露出的，就是自己一脸洗不净的穷酸相和一身换不掉的贱骨头。

8.具有黑帮政客特点的中国新生代学者

葛红兵是1998年刚刚出炉的南京大学博士，他实际上属於中国“新生代”学者，虽然这一代学者中没有几个人有他那么“幸运”和敢於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脱得如此光光。那么，普通的“新生代”学者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些人迟早是要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力的，了解他们，也就可以预测中国学术界的将来。

在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论坛叫做“虹桥科教论坛”。“虹桥科教论坛”的核心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博士，目前在美国的华盛顿州立大学作博士后(Research Associate)研究工作，对国内自称是“资深研究员”，笔名离乡客。另一位是复旦大学的医学博士，目前在复旦大学医学院任教，笔名柯华。离乡客曾因发表了多篇SCI论文而被手下吹捧为“南大高人”。但自从他的一个本科小师弟在不到两年间就发表了八篇SCI论文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这个“南大高人”和他的喽啰们就再也不提这个话茬了。

“虹桥科教论坛”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具有中国新生代学者的一些非常典型的恶劣特性：

第一，“虹桥科教论坛”具有黑道性质。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用网友们的话说就是“对自己的所谓虹桥成员是又吹又捧，对不同意见的新人是又贬又压，随时‘愤青’挂在嘴上，说这个词的恶毒劲远远超过方说‘弱智’。知识分子的文人相轻全在那体现出来了。”因此这个自诩为“全世界坛员水平最高的论坛”被网友们称为全世界“最霸道的论坛”。(见万维读者论坛-教育与学术2003年7月3日)。当然，光是霸道还算不上“黑道”。“虹桥科教论坛”的黑道性质表现在，这个论坛虽然是面对公众的，但实际上，操纵这个论坛的少数人还有他们自己的内部组织，内部章程，和内部论坛。因此，对重大问题，他们的操作程序是先由内部论坛统一口径，然后分别以个人身份在“虹桥科教论坛”上公开发表言论。对“外人”的不同意见，他们一般首先采用群起而攻之的手段，使对方知难而退。如果这一招不灵，他们就使出杀手锏━删贴。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决策层。比如，他们关于北大人事改革的言论，就被他们自己编辑整理之后，由他们的内线转贴到北大的未名站。

第二，“虹桥科教论坛”成员的政治手腕非常圆熟、高超、老到，使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的本领是天生的呢，还是来自师传？比如，离乡客与柯华在去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闹翻了，结果这位“南大高人”兵不血刃地就把柯华赶出了所谓的“坛中央”。上面说的那些虹桥黑幕，就是柯华在被赶下台之后揭露的。还有就是，在这次政变之后不久，离乡客等人为了掩盖劣迹，搞了一个虚张声势的假选举，结果是扶持了一个傀儡版主上台。不言而喻，这个版主要看以离乡客为核心的“坛中央”脸色行事。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这些人的心狠手辣和虚伪狡诈。用柯华的话说就是，“就算我说谎，也只是说谎，你一个说谎者＋犹大不比我高尚到那里去。你越来越像某网络名人，查网友IP，追查网友身份，干得都上瘾了。辱没佛祖！”“自己说谎都习以为常了，都记不得了，还在那里指责别人说谎。首先批评他拉帮结派的不是我，这次他如此high的动机，实际上就是触动了他的帮派体系。”(虹桥科教论坛2003 年8月7日)。

第三，“虹桥科教论坛”的核心论题之一就是为国内的学术界大唱赞歌，反对别人批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批评学术腐败的文章在那里可以说是被斩尽杀绝，而张贴这类文章，或赞同这类文章的网友，则一定要被他们骂个狗血喷头。虽然他们标榜自己不说脏话，但那是对自己人而言。对于异己，他们说的脏话足以使坊间里巷的泼妇脸红。比如，有一位笔名“野狐禅话”的恶棍，遇到谁提学术腐败，就一定破口大骂，并且在骂人时一定要拿对方父母的生殖器当靶子，而“坛中央”成员却在一旁袖手旁观看热闹，版主也不删他的贴。这些人为什么对学术腐败这么热爱呢？这是因为，腐败环境对他们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因此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并且，他们还要在那个环境下继续繁衍孳孽。清除学术腐败，就象是掘他们的祖坟，所以他们才要不遗余力地誓死捍卫。那个离乡客在评论我的一篇批评中国院士骗取钱财的文章时，就明目张胆地说，“关起门瓜分基金的时候，怎么红脸都可以。把矛盾和内斗弄到网上来，甚至借网络、媒体搞臭竞争对手，这就是超限战的干活了。”(虹桥科教论坛2003年5月2日)。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在骗取国家资金的时候，大家都要闷着头骗，出现了矛盾，要内部解决，谁也不许把矛盾公布出来。否则，如果骗局被揭穿，那就谁都骗不成了。实际上，这个打着美国“资深研究员”招牌的离乡客，确实是要在国内学术界捞一杯羹，据说他正被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物理研究所推荐，角逐上海的一个什么“白玉兰科技人才基金”。(上海技物所：中美科学家合作研究金属和半导体纳米线)。

可以说，中国新生代学者的上述三个特点是中国学术界全面腐败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中国学术界将继续腐败下去的坚实社会基础。对这些人来说，搞学术只是手段，而利用这个手段来攫取钱权名利才是目的。可想而知，有朝一日这些人掌管了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的学术腐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总之，中国学者的素质问题远不止于上面的几个例子，也不仅仅限於道德和文化素质。实际上，中国学者的学术素质更要低下。这一点，看一看铺天盖地的抄袭剽窃之风就一目了然了：如果自己有东西，干吗要偷别人的呢？

(三)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整体素质

中国政府施行“科教兴国”战略是在1995年。在这之后，中国学术界的两大系统，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开始了从中央政府那里抢夺金钱的竞争。先是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初向中央提出了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当时的**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上面批示道：“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知识创新工程”的起点。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为了实现现化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紧接着，以陈至立为首的教育部决定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即211工程)中，重点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就是所谓的“985工程”。(焦新：“985”工程　向着世界一流大学挺进)。

“知识创新工程”和“985工程”都是中央政府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工程。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程理应经过严密、认真的科学论证，甚至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但实际上，这两个跨世纪的学术工程的上马却极不科学。下面，笔者就深入分析一下中国学术界的这两个跨世纪工程。

1.不伦不类的“知识创新工程”

从字面上看，“知识创新”这个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这里，“知识”和“创新”是什么关系呢？是要把知识创新，还是要利用知识搞创新？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是学理不通。如果是后者，则又不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知识可以增加，可以创造，但却不可以创新。其次，这个“创新”的涵义是什么？是指原创性的科学发现？还是指具有新意的技术发明？可以说，这两种“创新”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后者叫做invention。
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现象和规律，即“增加知识”或“创造知识”，而invention则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据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识创新”这个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 Innovation”，而西方国家很少有人把这两个单词直接连接在一起使用，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识的创新)。所以说，“知识创新”应该是一个技术学概念，是指知识的应用，应该叫“技术创新”。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给这个项目起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呢？显然，这是为了迎合江总书记的那个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国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一个国家的“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为了迎合“上意”，竟然不惜胡编乱造名词概念，可见他们的素质处在什么水平。

其次，“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概念不清，而且名实不符。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解释，“‘知识创新工程’的总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形成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环境，为使我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力争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科学论文总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世界前10名、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10名做出贡献。” (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知识创新”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但很显然，它包括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际上，“中科院在国家研究与开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中的份额已占到96.7％。中科院基础研究经费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根据前面的分析，基础研究显然不应该包含在“知识创新工程”之内的。所以，“知识创新工程”是中国科学院搞的“偷梁换柱”之计。

第三，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第六条，“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的作用就是搞“知识创新”，“知识创新”是它的本职工作。既然如此，它搞这么个“知识创新工程”就显得师出无名了。这就好象是说，国家开办科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搞科学研究，而这个科学院却提出了一个“科学研究工程”一样那么荒唐可笑。难道中国的工人也应该搞一个“打工工程” 、农民搞一个“打粮工程” 、军人搞一个“打仗工程” 不成？

其实，“知识创新工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中央政府要钱，要一大笔钱。果然，仅仅是这个工程的三年试点期间，朱镕基总理就拨给中科院50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国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23.5亿元，比上年增加近50%。这笔钱，主要是通过这个“工程”得到的。(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在“十五”期间，这个工程又为中科院钓到了100亿元人民币。2001年，中科院的“科技人员”总数不到两万五千人，这相当于每人平均“创新”经费超过40万元人民币，而一些大人物手中控制的经费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那么，六年之后，“知识创新工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200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评价中科院某所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体制改革情况。该文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A 所没有触及科技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而沿用了官僚化、拖延难点、回避矛盾和敷衍搪塞的策略。……道德化甚至政治化的表达试图掩盖的是改革中必然的冲突，同时失去了科学家职业伦理重建的机遇。改革为了创新，而改革的方式恰恰是传统的、没有充分民主的、官僚化的、当权者利益第一的。由此引发的科研组织结构性错乱、人员行为失范、利益主体驱动、道德弱化、官僚强制，并不能带来美国式的科研组织，相反它承担较大的改革风险，所以会发生不断改革的现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中国科学院越变越糟。

上面那个中科院“A所”并不是一个孤例。1994年，中科院开始实施所谓的“百人计划”，其内容是“到20世纪末从国内外吸引百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可是，随着“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这个“百人计划”几乎变成了“千人计划”，目前入选人数已经超过八百人。中科院先是在1998年，也就是“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阶段，把“百人计划”的规模扩大成“在3年内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杰出人才”。2001年，由於“知识创新工程”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再次调整，“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从国外引进100名、国内引进30名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简介)。他们为什么要大批从国外引进“人才”呢？因为靠他们自身的力量，中国科学院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设定的三个“前十名”目标。引进人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他们发SCI文章，好对这个工程有个交代。但是，就象中国院士的平均水平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大幅度下降一样，“百人计划”也随着“扩招”很快就变了味，很多学术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履行“百人计划”中所规定的义务，但却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资源。这导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发。(李虎军：“公开信”拔出萝卜带出泥海外学者瞒天过海遭非议)。

面对“百人计划”的彻底失败，中国科学院并不在乎。反正他们有花不光的金钱，用不完的时间，和使不尽的花样，而他们根本就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这不，就在2004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爱因斯坦计划”：要培养“科技将帅人才”。(孙自法：培养大师级科学家中科院启动“爱因斯坦计划”)。这就象武大郎在突然中了彩之后，宣布要在自己的炊饼铺培养世界一流饭店管理大师一样招笑。

总之，“知识创新工程”自始至终都反映出了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素质问题：知识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学术素质都低得到了惊人的程度。用荒谬的理由来争取政府拨款，这是中国学术界整体素质低下的最明显标志。而“百人计划”在“知识创新工程”中的变质又充分说明了学术腐败与学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太差，所以他们要花钱请“外人”给他们打工。实际上，我完全可以说，“知识创新工程”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它反而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知识创新工程”的唯一创新之处就是，它把中国的学术腐败传播到了海外华人学术界。

2. 莫明其妙的“985工程”

如果说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不伦不类的话，那么教育部主持的“985工程”就实在是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知识创新工程”的名称虽然荒谬，但在这个名称的下面还是有些内容的。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工程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说明他们多少还是有些“创意”的。可“985工程”上马的唯一根据就是**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句话：“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一流大学。”於是乎，中国的“若干所”大学，就象是在昏睡中的老狗突然被人踢了一脚一样，迷迷登登地拔腿就开始了“向着世界一流”的迅跑。在跑了一段路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追赶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看得见，但摸不着。也就是说，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口出狂言：北大和清华先后宣布要在“985工程”实施后15-18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够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研究了“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归纳出了九个基本特征。根据对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他们认为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高校中的位置在200-300名之间，“预计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刘念才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

其实，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念才等人自己实际就把那些排在100名之前的大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20所“世界顶尖大学”，其余80所才是“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说，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应该叫做“世界二流大学”。即使按照刘念才等人的说法，100所学校算一个等级，北大和清华目前在世界上也只是三流大学，他们凭什么能够在不到20年的时间超过目前在他们前面的100多所大学，进入前100名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别人止步不前，或者倒退；第二，自己比别人发展得快。显然，指望别人倒退不仅没有出息，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大学想要进入一流，就必须自己有比别人发展得快的绝活儿。可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是一无所有。刘念才等人做出那个“预计”的主要依据就是，“国家对大学的直接投入和竞争性的基金投入将不断提高”。而金钱对大学发展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确定的，在中国，可以说它的坏处比好处要大得多。前面讨论到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学”研究虽然幼稚，但其作学问的态度还算是认真的。如果与北大清华的校长和书记们拍胸脯打保票似的豪言壮语相比，还可以说有相当浓郁的学术气息。看看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院士是如何打算把清华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关系；师资队伍建设中处理好尖子人才与团队关系；以及学校管理体制上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等等。总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问题，那种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与办学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左春明、周月红：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学跨越)。我曾评论说，“这哪是在办世界一流大学，倒象是在办中国一流党校。”(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也许是愚昧，但“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怎么就行不通呢？有什么不合适呢？如果行不通，如何才能建成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呢？王院士难道没有发现其中逻辑的荒谬吗？所以，清华大学心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完全是自制的，因此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标准。

与清华大学的“中国特色”相比，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你甚至可以说它是土得掉渣儿。根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世界一流大学”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能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国家集中的、高强度的支持下，采取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把8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推进到世界前沿，那就应基本实现了目标。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卡耐基·梅隆也好，芝加哥也好，普林斯顿也好，也不是什么学科都好，而都是有若干学科是居于世界一流的。……这就是我们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核心”。(闵维方：在2003年北京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不知道北京大学总共有多少个学科，也不知道闵书记所谓的“世界前沿”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是谁把卡耐基·梅隆大学封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我知道，这样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是庸俗的，愚蠢的。实际上，这样的“办学思想”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思想”，这样的“办学理念”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理念”。(关于大学理念，下面有详细讨论)。

也许是对中国高教界“创建一流”的愚昧、混乱局面不满，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先生在2002年提出了“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的说法。“大楼”、“大师”之说，早已有之，它们来自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而“大爱”之说，据称是杨院士的首创。那么，什么是“大爱”呢？“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这就是大爱”。为了具体说明“大爱”的含义，杨院士还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美国数学家纳什(John Nash)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师”级的学者了。“纳什的精神出了毛病后，普林斯顿的宽容使他在这个环境中生活了30年，同事们给予他巨大的爱护。”最后，纳什恢复了健康，并且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超级大师。(邓琮琮：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

杨院士的“大爱”说甫一问世，就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许多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纷纷表态，要用“大爱”培养大师，通过培养大师建造世界一流大学。有人高兴地说，“如果有了大楼、大师、大爱，那么我们心仪已久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流大学，也许就‘蓦然回首’，‘正在灯火阑珊处’了。”(陈鲁民：教师节随想：大楼·大师·大爱)。

建立一流大学有这么容易吗？这个从大爱到大师到一流大学的道路是可行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在一流大学集中的美国没有人总结出这条规律？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二流、三流大学，甚至四流、五流大学？实际上，在美国的高教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大爱”。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目前所享受的优渥条件，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争取来的。而对那些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大学教师来说，他们面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 perish)是他们必须遵守的竞争规律。再者说，“大爱”说实际上是把大学教师放在了需要受学校行政当局眷顾的位置，这也与美国大学的治校原则不符。“大学教授就是大学本身”，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莱比(I. I. Rabi)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更何况，即使是在美国学术界，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学术水平如此低下的中国，国家要付出多少“大爱”才能够换来些许几个大师呢？退一万步说，仅仅是希冀自己的教师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大师而让他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爱”，而恰恰是怀有极大私心的风险投资。古人云，“为善而欲自高胜人，施恩而欲要名结好，修业而欲惊世骇俗，植节而欲标异见奇，此皆是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夹带，最难拔除者也。”(洪应明：《菜根谭》)。由此可见，杨院士的“大爱”说仍旧是在中国世俗文化的酱缸中打转。

事实是，普林斯顿大学根本就没有给纳什什么“大爱”。1964年，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纳什病情出现了转机、他并且开始重新进行研究工作之际，给了他一年的客座研究员(Research Mathematician)的位置。这里面，纳什的朋友从校园内外施加的影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迟至1989年，当瑞典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派人与纳什面谈，要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俱乐部坐坐时，纳什还问来人：“我能进去吗？我不是教授。”这使那位瑞典教授感到纳什在普林斯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94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决定纳什为获奖人之一时，纳什的“悲惨人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得到获奖的消息当天，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举行的小型庆祝会上说了三句话，其中两句是：他希望获得这个奖项能够使他的信用等级上升，从而得到信用卡；另外，一般获奖者应该说他很高兴能够与别人分享这份奖励，但他却想要独得这份奖金，因为他太需要钱了。(Nasar, S. A Beautiful
Mind: The Life of Mathematical Genius and Nobel Laureate John Nash)。一个在“大爱”中生活的人难道能够这么悲惨吗？当然不会。实际上，纳什在获奖时连普林斯顿大学的正式教职都没有，只是一名“客座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高教界对“大爱”理论的热烈反响从侧面说明，目前国内高教界是如何的幼稚。那些未来“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们对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本就不了解，而对自己应该如何发展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思路。尽管他们在媒体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从根儿上讲，他们的中心思想，或者叫做“办学理念”，就是要国家多多地出钱。有了钱，他们可以盖大楼，可以聘名师，可以多发表SCI论文，然后学校就由“知名”到“著名”，最后就成为“世界一流”了。但是，让我们假设北大和清华可以有无限的资源，假设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师资全部换成哈佛大学的教授，那么，这样的北大清华就算是世界一流了吗？当然不会。因为只要目前官本位的高教体制、高教政策不变，只要劣胜优败的选择机制不变，只要虚伪狡诈的人文环境不变，只要大学校长继续拿着校长职务当官做，绝大多数有创造性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内都将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任何头脑清醒的学者都应该明白，也不需要我来证明。

所以说，中国目前这个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985工程”是一个莫明其妙的糊涂工程：甲方没有明确目标和指标，乙方没有明确资格和手段，双方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事实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总之，中国学术界的两个跨世纪工程，“知识创新工程”和“985工程”，从上马到实施，都充分暴露了中国学术界骇人听闻的低素质：丧失人格地奉迎“上意”，恬不知耻地骗取钱财，不懂装懂地玩弄学问。这两个工程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支援国家建设，相反，却消耗了国力，加重了学术腐败，不仅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使中国目前的学术水平与几十年前也无法相比。(黄俊伟：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杨振寅等：反思当今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六、中国学术界的出路何在？

综上所述，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实际是面临三大问题：全面深入的学术腐败；不可思议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骇人听闻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而本文的前半部分还证明，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导致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学术界整体水平低下导致学术腐败。那么，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的学术界还有救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它们的当权派来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是高还是低，学术腐败是深还是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这些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从政府那里连续不断地搞到大钱。这就象是一个重病在身并且染有毒瘾的人，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搞到毒品，能够连续不断地过瘾。所以说，靠学术界自身，它根本就没有救。

不过，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其它阶层、团体和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即使从法理上讲，中国的整个学术界都是政府部门，因此都应该受到政府的管辖。目前政府对学术界的放任，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界的放任，其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出於对**前二十余年干涉过多的忏悔和矫枉，但更多的可能是对它们的依赖和希望。一旦这个梦幻般的希望破灭，依赖感也就会消失。而中国学术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蚀、破坏，也定会激起天怒人怨。所以说，尽管中国学术界忌病讳医，但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接受强迫治疗。

问题是，不论谁来治理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他们都面临着举世罕见的疑难病症。不仅疑难，而且它已经到了晚期，进入了垂死的阶段。想要妙手回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笔者试着开出三个治疗方案，分别为下策、中策、和上策。下策针对学术腐败，它的目的就是要割除这个癌肿，使中国的学术界不至于腐烂到灭亡；中策针对学术水平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的学术界能够自食其力，甚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上策针对学者素质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学术界达到与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相应的水平。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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