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中学官本位体制和粗放型教育工作模式亟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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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教育、心理学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的付诸实践，必然与公办中学现行的官本位体制之间发生不可能调和的矛盾与冲突的问题；中学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整体低劣的现状与社会对其工作质量较高标准要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并由这种差距而产生的严重社会消极后果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的时候了。当代先进教育、心理学科学理论极其方法论体系犹如“毛”，学校体制犹如“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亟待改革的首先应是官本位体制；还有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以“应试教育”这块幕布掩盖其后面存在着的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违背科学精神。  
文章作者以独到的视角披露了公办中学官本位体制和粗放型教育工作模式下存在的大量消极现象、严重弊端及后果，提出了中学学校教育改革的独特思路。  
1、首先应改革公办中学现行的官本位体制。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校长等负责人与国家干部身份脱钩；打破教师“铁饭碗”，校长、教师等人员采用公开、公平、公正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招聘，能进能出，留优汰劣。“一长制”与当代学校教育的属性特别是民主和大生产属性；与公办学校的所有制属性等相悖离，因此应建立公办中学内部的民主管理体制，并法制化。  
2、改革现行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本文中“政府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局”和“教委”意思相同）。与直属中学的“婆媳关系”，即对现行的教育局与直属中学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进行“革命性”调整：把教育局对学校工作的直接指挥和管理转变为主要行使教育执法范畴内的督导、检查、评估和处罚的工作方面来（改变教育行政处罚只针对私立学校的现状）；解除教育局与学校之间功利、荣辱的“捆绑”关系。让公办中学脱离“准教育行政部门”的属性，成为除了对政府负责外；还要对法律和法规；对学生及家长三方面都直接负责的社会公益机构。  
3、由国家制订“普通中学学校教育质量法规”，统一规范中学学校教育工作和服务工作质量标准，改革现行的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以立法手段保障学生享有学校优质教育和服务的权利。  
同时建立以学生家长（组织）为主的社会监督机制，依法监督学校工作，切实维护学生合法利益。  
4、建立私立中小学和公办中小学之间公平竞争的机制。改变中学教育行业由公办中学独家垄断的现状。  
5、建立公办中学行业内部非重点学校和重点学校之间公平竞争的机制。改变重点中学长期来对优良教育资源的垄断权。  
关键词：改革；中学；官本位；体制；粗放型；模式；  

  

一、普通中学（含中等职业学校——下同）的“官本位”体制亟待改革

1、我国现行公办中学体制是套用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管理模式。高完中行政级别相似县级，单设初中相似科级，学校党政工团负责人也套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管理办法，并享受对应的行政干部级别待遇。学校内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也象同一行政级别的政权机关。机构小而全，因人设事，人浮于事。干部职务终身制，能上不能下，书记、校长等免职后仍享受原职级待遇。长期来，在学校校长等干部的选拨、任用工作中，腐败现象也非个别，中学校早已不是“清水衙门”。学校内部的整个运作机制，管理方式，工作方法及作风等基本上都是党政机关那一套。除了不再抓阶级斗争和在管理方法上主要增加了教师工作的质量和经济利益挂钩外，实质上大都没有新的东西在运作。  

2、这些年实行的校长负责制，与原来实行的学校党支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副校长）分工负责制相比，实质上只是权力在不同职务官员之间的一种转移。非但未触动官本位体制，反而连原学校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下凡重要事项由支委会讨论决定的民主形式都废止了。校长一人说了算，决策缺乏民主，权力失去监督，问题更多，类似国有企业让个人承包。“市场经济”的法则，早以渗透进了公办中学的管理运作的全过程中。如买官卖官（象校长、书记等一类官职）（注释1）；教师人事调动（如农村学校调进城内学校）得送钱送礼（行贿）；提干、职务升迁、调资晋级、评定技术职称等都要讲关系走后门。社会各种腐败现象在公办中学里大都不难看到，这些问题多年来都是公开的秘密。社会对教育行业腐败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主要着眼于一般性的行业不正之风方面，而对象2000年湖南隆回县、禾嘉县和广东电白县的高考舞弊大案的揭露；象对由电白县高考舞弊案深入查处过程中又深挖出来的电白县教育局主要负责人为首并牵涉中学负责人在内的贪污受贿犯罪窝案的揭露，还是很艰难的（注2）。公办中学行业内部腐败问题牵涉的面广，不少问题性质也严重，但由于揭露少，查处难，因此给局外人以“清水衙门”的假象。教育行业内部一些负责人的腐败行为又直接助长了教育行业的行风、学校的校风和教师的教风的败坏（注3）。班主任教师索要或收受学生家长钱物的情况普遍存在，更有甚者以各种方式“整治”、刁难学生（特别是差生）以达到迫使家长送礼的。在福建莆田县还发生由班主任教师主谋绑架学生向家长勒索钱财的恶性案件。（注4）。  

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学校干部选拔、培养、任用方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治，把校长人选的优劣与否押在上级领导者个人（或几个人）具有任人唯贤的品格和慧眼识才的技术能力上，这种对学校校长人选的传统选拔模式，难以从源头上堵住学校干部人事任用工作上的腐败现象。以这种模式选拔任用学校校长等负责人，形成中学校长整体素质并不高于教师整体素质的现状。不少素质平庸、低下；甚至品格卑劣的人被任用在中学校长（含副职）职位上，误人子弟的局面长时期无法改变。这种干部制度，在当今大社会办大教育办优质教育的形势下，根本不可能满足和达到广大中学生家长（特别在城市）和学生本人（特别是高中生）普遍地对校长人选的较高素质的期盼和要求。  

不少中学副校级以上干部人数超过编制的1倍、2倍甚至还有3倍的，派发“官帽”不计成本（注5）。  
还有把根据统战政策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权机构中某些官职的干部政策也照搬到中学校校长（含副职）人选的选拔任用工作中来。付与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学校去担负“统战任务”。这又让某些人在学校干部岗位的人选安排工作中投机钻营或者安插私人。  

再还有把党政机关选拔任用领导干部以年龄划线的政策规定照搬到学校校长、主任等人选的选拔任用工作中，不知或者无视现代学校教育要求中学校的校长同时在理论水平、工作能力、经验积累、道德修养、人格魅力等多方面都同时应该是一个出类拔萃者，对于名牌学校校长还应要求德高望重。并以此作为对整个学校工作指挥的功底，同时也成为凝聚全体教职员的力量，即“以德治校”。在现行公办中学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下，一般是不可能“培养”或者“造就”出接近这一层次的中学校长来的。  

3、在这种官本位学校体制下，教育思想陈旧，管理水平低下，教育工作质量和效率整体低劣。工作不思进取，不负责任，缺乏活力。徇私舞弊，弄虚做假，形式主义等很普遍。各种违犯教育法规的现象屡禁不止。当代中学学校教育工作本身应该包含的普遍的科学性，深邃的学术性，各项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工作程序的规范性，严密的方法和求实的态度等大都只表现成为一种教职员（含校长在内）的简单的重复劳动。“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这种无生气，无活力，无创新的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状况的形象化写照（高校优秀毕业生大都因此不愿到中学任教）。以农业社会的观念，手工业时代的运作方式和铁饭碗体制下的心态来操作，是现在中学学校教育工作整体质量低劣，让家长普遍不放心，社会普遍不满意的现状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  

因此，应尽快改革现行学校体制。（1）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 （2）摒弃“一长制”，建立有效的法定的学校内部民主管理体制。 （3）应寻求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形式，使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不拘一格面向社会招聘校长和其他负责人。 （4）校长和国家干部身份完全脱钩。  

4、改革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直属中学的“婆媳关系”——即调整现行的教育局和直属中学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地方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对直属中学的领导管理体制类似一种“婆媳关系”。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公办中学的官本位体制特征。在我国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办中学实质上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延伸，或称为准教育行政部门，这也是我国事业单位体制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不仅负有对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指挥，人财物管理等职权；而且社会功利和经济利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体制本身，决定了基层教育行政部门不可能对学校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查处，这是学校各种违规、违纪和违法行为禁而不止，屡禁不止的体制上的根本原因，这并非仅靠“转变职能”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应该从行政法律关系上进行调整和改革。否则，地方基层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基本上只是一句空话。地方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隶属的中学的直接的全面的行政管理制度应该转变为主要依法行使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各种规划、计划、安排和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检查、评估及处罚等职权上来。改变教育行政处罚只针对民办学校的现状，因为作为“老子”的教育局不可能铁面无私地去依法处罚作为“儿子”的公办学校。改革现行的地方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直属中学之间的“婆媳关系”，是否可以参考国营企业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让政府对学校的所有权和学校办学权分离，即所谓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可以考虑学校的产权直接由政府财政部门（或者属下机构）管理、经费也由财政部门直接发放。改变中学的财务收支、经济利益还有其它的各种功利与地方教委（教育局）捆绑在一起的现状。让地方教委（教育局）与学校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监管关系。让学校成为一个直接对法律和法规、对政府和对家长（含学生）三方面都负责的社会公益机构。这种体制表面上好象削弱了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但只要法规配套，实际上是强化了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全心全意代表人民对学校进行管理。  

多年来，一谈到体制改革，很多人就习惯搬出“招标”、“承包”、“租赁”、“买断”等这一类方案。对19世纪下半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改革模式表现出专注的兴趣。【当年明治维新那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由于没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性的资产阶级文化（人文主义文化）启蒙（教育）运动，没有一个政治上的民主法制相配套，于是在改革过程中主要受惠的还是那些官僚和新、老财阀（特别是和政府及官员有各种关系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革告一段落后，政治体制上只是以天皇专制取代了幕府政治。此后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具体表现为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扩张、与欧美列强争霸等），给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包括亚洲其它国家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现行教科书在肯定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民族独立，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这场改革中及改革后，日本中下层人民和后来中国人民（包括亚洲其它国家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即通常说的改革的综合成本、后遗症等。】透过这种社会现象，不难看出在一些人的意识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的沉淀是多么深厚。带有封建把头性质的管理方式与现代学校教育的属性风马牛不相及。一些由政府包办而没办好，也很难办好的事情，再由政府指定（包括委托）或变相指定人选来办，肯定也难办好。建立一个科学的制度比选用一个能人更靠得住。经济理论界人士认为民营企业都应摈弃家族式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公办学校为何不能摈弃“一长制”，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如一些地方政府宁愿把“办得不好”（本是政府自己在办）的学校卖（或租赁承包）给个人，也考虑不到实行民主办学民主管理这一改革方向。“宁左勿右”是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干部们的普遍工作作风；这些年一些官员的改革思路和模式，为何从左的极端又滑向了右的极端？多数都是有各种利益驱动的（注6）。  

5、建立以学生家长为主的学校教育工作质量外部监督机制  

（1）把择师权部分下放给家长或者学生。由于现行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退），且进入时实行行政派遣、安排、调动等制度，进入后又没有公平合理的择优汰劣机制，加上进人和用人问题上普遍存在的各种人缘关系，造成现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低，已经不适应社会（特别是家长群体）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已经担负不起和完成不了当今社会赋予的职责和任务。  

在国家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正式改革之前，局部地方或学校搞的“教师招聘制”并无多大的实质性意义。是否能把教师的聘用权，上岗权等部份“下放”给学生家长（高中可“下放”给学生），特别是班主任教师的人选更应实行“差额候选”，使学生家长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高中学生可自行选择），在校内使家长和部分学生择师、择班、转班等“合法化”。将此做为教师人事制度正式改革前的一种过渡形式。  

在现行背景下，公办中学教师的任用不论是传统的安排方式或者现在时兴的招聘方式，都很难摆脱纷繁的人情关系，优化教师队伍的工作很难。如某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有时候写几十个字的应用文都不通顺，理科教师中这种问题就更多。还有的高级教师，在会上读文件，把“溺爱”（ni ai）读成“弱爱”(ruo ai)。评价教师整体素质优劣，现在的标准多是从学历文凭等级来看；忽视了本人的包括教育观念在内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状况、职业心理适宜程度、具体教书育人能力等这种和学历文凭同等重要的教师职业岗位人选的标准。若以后一种标准考核和衡量中学教师队伍现状，结论是非常悲观的。除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现行中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低外；多年来，相关权势者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安插和接纳“关系户”进学校内当教师；在教师中任人唯亲等问题，也是造成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低劣的很重要的原因（注释7）。以法规形式给与家长和学生择师权，即把教师上岗下岗的决定权部分交给家长或学生，并规范化制度化，很多矛盾可得到化解，可减少政府很大的麻烦，也使优化教师队伍的工作方便易行，降低公办中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综合成本。  

（2）多年来以牺牲学生享受优良学校教育质量为代价的教师（包括校长）“在岗学历函授”或者“岗上能力培养”等培训模式废止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岗教师学历教育（函授或者其它形式）；校长在岗培训等提高教师、校长素质的培训模式是在以“铁饭碗”为核心内容的事业单位人事体制下；并在若干年前的高学历人才非常缺乏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制定的一种提高在职教师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一种政策（措施），但这种措施是以牺牲在读学生的利益——未享受合格的（或者良好的）学校教育质量为代价的。教师在岗学历函授，一是说明学历未达标，不具备任职资格；二是在岗学历教育不可能不直接影响所承担的教育教学工作。这种特定时期特定国情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现在还在继续贯彻执行，成为严重制约改善现行教师队伍文化结构（不是单指学历），优化教师队伍人员构成，提高学校教育工作质量的一种弊端。  

现在有名牌大学在办校长研修班，试图以此提高在岗校长的素质和培养后备校长（党政机关叫培养后备干部），但又有不同意见认为：“高素质的校长是通过培训班能培养得出来的吗？”笔者认为，这种培训模式的要害环节，还在于如何确定进培训班接受培训人选的资格？搞不好，有人又会把自己手中掌握的人选的推荐、决定权力待价而沽，成为一个新的腐败点。象马向东，就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几次偷跑到澳门去豪赌的。  

教育心理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中学学校学生教育工作，类似临床医学，而中小学生心理发展变化的差异性；复杂性；多样性等实际上远比人的生理疾病更难把握；文化课程涵盖了广泛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学生的家庭文化背景千差万别。照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培养模式选拔培养“应该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中学校长”，那培训出来的角色形象肯定更象党政干部而不是“校长”。这种校长（干部）培训模式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黄埔军校和“抗大”，并后延直到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现在全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数量完全能够满足中学教师（含校长）人事制度改革——打破教师“铁饭碗”，实行面向社会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教师（含校长）的人才选拔储备的数量基础。  

（3）把教师上岗的决定权部分交给家长或者学生对改善和提高学校教育质量非常重要。有一个例子：某重点高中一女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和教学工作都很差，学生、家长都要求撤换，但校领导要“扶持”这位教师，硬让其当班主任三年到学生高中毕业，结果原班上60名学生被迫转学辍学的达20多人，毕业时只剩下30几名了，与同年级其它超级大班比“升学率”，由于“分母”小，“升学率”还不低，不知情者都称赞其人的工作。接着这位素质很低的教师又任新的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工作质量仍然低劣。笔者曾经作为家长，先后参加两个孩子的家长会从小学到高中，发现不少教师主持会议的水平还完全不及一些农村的村长。前面提及的重点高中女教师，作为班主任在家长会上讲了个多小时，竟听不出她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话是家长会后在回家的路上一名不相识的女家长发的感慨。另一方面，校长对她工作质量差并非不了解，反以该教师的孩子小，家中忙不过来当理由为其开脱，搪塞提意见的家长。事关五、六十个家庭读高中的孩子们的前途的班主任的工作质量问题倒还没有该班主任需要照顾其小孩的家务活忙的问题重要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学生多成了牺牲品。强迫学生接纳素质低劣的教师本质上与强迫消费者接受低劣的服务质量是一回事。在“人民教育事业”的大政治背景下学生竟不能“择善而从之”？对决定这种体制的观念更应该进行反思。据相关资料：西方发达国家把教育行业是列入服务行业的；而我们把教育行业划为“上层建筑”，校方高高在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公办中学中，当班主任的教师多是“老子”，校长反而是“儿子”的不正常的工作关系已存在好多年了，校长多半是求着教师当班主任的，这能有多少称职的班主任？能不发生班主任让学生用小刀自己刮脸的事（注8）？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和管理模式完全是建立在事业单位“铁饭碗”人事制度之上的（此问题在本文第二部分还将进一步阐述）。  

现在高喊创新教育；其实先行的应该是教育的创新，包括观念和体制。例如观念，现在家长要求学校工作应以学生为中心，这一要求作为一种特定的观念，有它独特的全新的内涵，即教育是一种服务。这完全超越了教育学经典著作中争论的关于“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概念的范畴。如要求公办中学在这一观念上转弯，无疑类似一场“凤凰涅槃”式的革命。  

还有一个例子：某中学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总务主任为了评上中学一级（中级）教师技术职称，校长特临时安排其去上职业高中政治课，徇私情不惜误人子弟。  

类似上面这一些由校方搞的误人子弟的事情，在现行体制下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家长和学生处于事实上的弱者地位，在校方面前。  

因此，建立以家长为主的学校教育工作质量外部监督机制，并法制化，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所组建的家长监督机构不能受制于教育机构，要能切实代表和维护家长和学生利益。并设立专职办事机构（人员），依法维护学生权益及监督、评价教育机构的工作。  

6、应该逐步建立民办中学和公办中学之间；公办中学行业内部各学校之间能够公平“竞争”的机制，探索社会教育资源“整体优化”新思路。  

凡垄断性行业都难于提高质量和效率，这点已被改革20年的实践所证明。基础教育行业由公办校一家垄断的实际现状也是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服务工作质量整体不高，甚至某些方面工作质量很低劣的又一原因。仅把民办教育作为为政府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思路有失片面。应该逐步建立民办中学和公办中学之间；公办中学各校之间能够公平“竞争”的机制，以提高所有学校教育工作质量。  

基础教育这个行业能否引进竞争机制，如象电信行业、医疗卫生行业那样呢？笔者认为在原则上是完全应该而且可行的。  

（1）从教育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前，私学与官学并存在中国已延续了二千几百年历史（除秦朝外），在封建社会，私学一直是国家基础教育事业的主体；官学在数量和学生人数上都远低于私学。不少私学在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还超过官学。不存在官学一家垄断教育行业的问题。清末民初，西方学制引进中国，政府办学数量比例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基础教育任务仍然由民办学校和官办学校共同担负，民办教育仍然是国民教育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试想，不是孔子首创的私学的兴起，会有春秋战国时期（包括以后的一些朝代）文化学术的繁荣？不是世俗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会有近代（包括现代）西方的科学文明？办学体制和运作方式的二元化对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现行中小学校管理体制，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政府办学。建国后，才实行由政府包办教育的模式，不论大中小学都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投入），特别是80年代以前又严重不足（现在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仍只占GDP的2.5%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中国青年报》2002-03-13-1版）；办学体制单一（严格说是唯一）。由此，造成整个社会连基础教育资源都非常短缺，使教育发展长期滞后。一般老百姓子女能上学识字就算幸事，因此，中学学校教育水平和质量高低与否在80年代以前不可能会象现在这样成其为一个社会问题（学校教育工作的水平和质量高低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动态的标准）。这些年中小学学校教育工作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积重难返。办学体制单一；行业的垄断性等原因，也是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2）现在为数很少的民办中学根本不具备打破垄断，和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基本条件。应建立民办中学与公办中学之间公平“竞争”的机制。如让够条件的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一样，依法享有从政府方面获得承办“指令性计划”办学任务的同等权利，其中包括享受政府相应的财政拨款等（注9）。  

（3）公办中学系统内部，应建立非重点中学与重点中学之间公平竞争的机制。重点中学教育工作质量在整体上能够绝对压倒非重点中学的主要筹码，一是在于其生源质量优势；二是资源配置优势。都是政府政策长期倾斜的结果，属于政府行为。因此这两类学校之间无公平意义上的可比性。重点中学在教育观念、管理体制、教育工作模式上与非重点中学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由于行政级别比非重点中学高，往往官府衙门派头更甚，在重点中学内部如歧视、排斥、打击、赶走差生的违规、违法行为长期被掩盖，“一好（升学率）遮百丑”（注10）。严格细算重点中学的投入产出比，不会比非重点中学高到哪去。（教育投入还应把家长的投入计算进去，重点校学生家长的财力和精力的投入是很高的）。所谓“薄弱学校”，就是政府在所属的学校之间厚此薄彼，并且还把待遇菲薄的学校“手脚捆绑”住而最终形成的。同一地方各中学分为三、六、九等的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一是造成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二是让下一级学校搞应试教育有了现实基础；三是为行业“创收”和相关权势者搞特权建立了一个机制——垄断性的（包括行业垄断和行业内部重点中学对优良资源的垄断两个层次）。所以，多年来的择校风，反映了两个本质问题：一是我们社会整个中学学校教育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与社会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和矛盾；二是这种差距和矛盾的形成是人为的。那么，摆在政府面前的是对待矛盾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社会需求或要求（主要体现为家长的愿望和要求）强行纳入政府的模式？（如强行划片招生，同时又允许或者默许重点中小学向择校生收高额择校费等）。还是改革观念和体制，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发展对中学学校教育质量的需求？（如建立非重点中学和重点中学之间公平、合理地进行“竞争”的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所有学校教育工作质量等。）  

（4）打破“行业垄断机制”和建立“校际之间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将触犯行业或者单位（包括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各种既得利益。仅从经济“利益”看，2000年全国教育系统查出中小学违规收费4亿多元（见2001/1/19/《中国青年报》8版。）。北京重点中学择校新生挤破校门，象2000年北京二中初一只招160人，前往咨询报名的家长超过万人。5中招生咨询表格买30元一张，“赞助生”须交“赞助费”最高达10万元，还是上分校。一般学校赞助费标准是3—5万，“公办民助校”比一类校收5万的标准还多2—3万（《中国青年报》2000.7.17）。在较贫困的西部地区，择校费标准也不比北京低，《重庆晚报》2000年8月3日3版报道：重庆一些重点中学仅7月下旬进帐的“捐资助学费”就超千万元。重庆《现代工人报》2000年6月21日报道：重庆41中，初中择校生3万元/1年，400个择校生名额，收了1千3百万元。在重庆市下辖的三峡库区的贫困区县，重点中学初中择校生也得交纳1—2万元择校费。如此惊人的暴利！作为城市中小学，收取高额“择校费”早已成为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施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还有校长们公款请客送礼、公款旅游（当然假以各种公事）、铺张浪费等开支也多从这笔收入中报销，即搞腐败的经费也是算在教育成本之中，分摊在学生头上的。基层政府教育部门和物价部门也从学校的这笔高收费总额中按比例提成（政府教育部门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提成、物价局以收“年审费”按学校的收费总额的比例提成）。在此问题上，基层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学校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上学读书问题上也享有特权（如不受划片限制，享受择校费优惠或者根本不交择校费等），在这个群众为难的问题上他们并无近忧。因此，真要让政府主管部门放权；叫这些学校让利；使教育行业这支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放弃“铁饭碗”；希望传统教育管理学理论和管理模式转弯，谈何容易？传统的教育及教育管理学理论已不能解决当前社会对中学学校教育优质化的需求与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整体低劣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理论构架的基础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官本位体制作为立足点的（立足点的第一个方面前面已经谈过了）。因此长期困扰广大家长的划片招生问题、择校问题；学校乱收费、多收费和向择校生收取高额择校费等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教育体制问题。（其实，学校教育工作的低质量比乱收费问题危害性更大，对此，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阐述。）  

（5）在此，还得警惕一些公办中学假（借）体制改革的旗号“圈钱”。如重庆涪陵某公办中学，就以学校体制改革，实行“公办民助”为借口，向就读学生收取高额学费（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际上该校的体制无任何变动，教育资源配置也并不比其它学校优越。  

在所有关于进行教育及体制改革，以推动中学学校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话题中，往往回避现行中学官本位体制的问题。其原因不知是中学官本位体制对教育发展的制约和阻碍作用还为人们认识不够？还是人为地回避这个敏感的课题？国有电信、医疗等行业的改革可以向行业垄断体制开刀，基础教育行业为何忌讳莫深？  

中学学校体制改革和其它行业的体制改革一样，也是充满痛苦和矛盾的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和完成的时间越早，对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的积极作用越大。反之，整个社会将继续为此付出更多更沉重的代价。  

  
二、由国家制定《普通中学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法》和《中学校学生权益保护法》等专项教育法规，规范中学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标准和服务工作质量标准；尽快改革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建立优质、高效的学校教育工作模式。（为便于表述，本部分包括的两个问题，即学校教育质量立法和改革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在论述方法和文章结构中，两个内容是相互融合，或者交叉论述的。这也是笔者的表达方式的个性特征，如不合乎您的阅读习惯，请谅解。）  

1、关于学校教育工作质量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多年来，中学学校教育工作和服务工作质量整体很低；中学校方各种各样损害学生合法权利、权益的现象禁而不止。这不仅是官本位体制造成的，还和学校教育工作、服务工作质量未立法，学生在校内的权益无有效的法律保障有很大关系。  

（1）中学学校教育质量立法是调整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需要。 应该承认中（小）学教育行业及从业人员群体和社会其它行业及从业人员群体一样，都追求本行业及本群体（以学校为单元）利益并希望把它最大化，从很多学校暴露出来的现象看，校方都尽其所能地向学生多收费；同时也尽可能在学生身上少开支，即尽量减少有效投入，赚取尽可能大的顺差。如学校收取微机培训费，而按学生实际上机时间计算，培训价格并不比商业性培训机构价格低。就连统一定制校服、学生在学校食堂搭伙，学校都不会放过赚取学生利润的机会。中学校内的小卖部暗地里卖香烟给学生局外人可能不可理解。笔者还曾发现有政府卫生防疫站人员和校医联手，以打防疫针的名义骗取家长交钱给学生集体注射人血制品的，前者为牟利后者为回扣竟无视注射人血制品可能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很多严重疾病的后果。重庆丰都县农村某小学生因考试成绩差，班主任教师奖金被学校降了等级，该班主任竟多收该生50元学费方才让该学生上学，理由是弥补被扣的奖金，家长反映到教育局但不了了之。现在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奖金都是靠多收课本费一类代管费来发放的。事实上“教育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也存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制定“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法规”和“学生权益保护法规”，以法律形式调整学校（服务机构）和家长、学生（消费者）两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规范“教育市场”等很有必要。  

（2）是改革落后的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建立全新的优质学校教育工作模式的需要。  

A、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直接造成教育质量低劣和效率低下。 现行中学学校教育工作是一种“粗放型”模式，只适应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交通、文化闭塞，国民教育总体程度极低时期完成普及教育任务的要求。在上述情况已经根本改善，即中等教育已经实现大众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且社会文化呈多元化的当前大环境下，“粗放型”模式完全不能满足社会普遍对中学学校教育工作较高质量的要求和需求。并造成很多社会性问题。  

有专家在报纸上撰文，估计全国近3亿中、小学生中有5，000万差生，约占中、小学生总人数的17%。而差生在初中占的比例更高，据笔者调查，长期以来，初中三年学习过程中，有1/3的学生逐步变成“差生”，即占33%。在一些重点高中有10-20%的学生变成“差生”，在非重点高中的高二、高三年级，有的班连维持正常教学秩序都很困难，如重庆某城市一中学，高99级注册新生40多人，而平时上课的不到20人，毕业统考取得毕业证书的只有两人，毕业合格率不到5%。某农村中学，高99级注册新生160多人，两年间陆续流失约60人，后来到高三毕业考试前只剩下80余人，学生流失率近50%；毕业统考取得毕业证书的就约40人，毕业合格率约为25%。包括重点中学在内，排斥“差生”甚至以各种手段将其赶出学校的现象长期存在。公然赶走学生谁也知道违法，校方实际采用的是逼走学生的方法：教育质量差导致学生成绩差；管理不好导致学生违反校规校纪多。这种情况只需半年，一名本来表现还好的学生或者完全可以教育好的学生很快变成了“问题学生”，“问题学生”们（单差生、双差生）在校方的歧视、排斥、刁难及“整治”（打击）下，最后导致本人和家长丧失了信心，往往是不赶自走的情况居多，公然逼走的也有。新闻媒体多年来老是炒作贫困生失学问题；而由校方教育观念错误，态度作风错误，方法行为错误——即教育工作质量的低水平原因和违反教育法规而直接或者间接造成的差生问题；学生旷课逃学问题；辍学、失学问题；择校问题；学生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等，比贫困造成学生入学，求学困难的问题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面大得多，性质及后果严重得多，解决难度大得多。媒体对矛盾的次要方面的热炒掩盖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还误导对中等学校教育改革问题研究的方向。  

例如：重庆涪陵某小学教师费尽周折把孩子由农村转到城里读初中，以为城里学校比农村教育质量高，结果孩子学坏，一气之下，该教师跳楼自杀（未死）。涪陵同乐乡一农民把初中毕业的儿子送进城读职业高中不到一个月，即因在校外参与抢劫被公安机关拘留，交了3，000元保释金后乘车回乡翻车死亡，本来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初中、高中在校学生杀人（甚至杀害父母、老师）、强奸等重大犯罪案件数量也年年增加；还有初中生吸毒并在校园里引诱胁迫同学注射毒品的。（注11）  

由于中等学校在校学生违纪，违法，犯罪现象严重，农村家长普遍担心孩子进城读中等学校过程中变坏或者受侵害。这一因素和学校高收费问题一样，挫伤了农村家长投资子女初中后教育的积极性。初中毕业后不再读高中（含中职学校）的占当年初中毕业生总人数的30%以上，占同龄人的50%以上（因各种原因，初中学生在毕业前就辍学的比例最高达30%—《中国青年报》2002-03-13-1版）。象重庆市，生源严重不足使半数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面临倒闭；普通高中（非重点）招生也很难。一边是高中阶段部分教育资源闲置；另一边是大量初中毕业生和同龄人辍学，这很有讽刺性。重庆市的九龙坡、涪陵、万州等区县教委所属的“职高”为了和教委系统以外的中等职业学校争夺生源，竟然和普通中学联手，动员只读了5学期初中的在校初三学生（差生）中断初中学业，直接去读“职高”，置国家《义务教育法》不顾（消息见《重庆晚报》2001/5/10/3版）。这种生源不足反倒还成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障碍的现象（假象），反映了政府方教育投资的效率和家长（含学生）方投资教育的回报，都相对较低的问题（注12）。老是单方面盯住并批评政府的教育投资经费不足而不知道或者忽视这种投资的效益（效率）也较低的问题，是我们调研工作的一项失误。单靠多花钱是买不到学校教育质量的。在提前完成了“普九”目标的重庆涪陵、垫江等区县，农村初中学生流失率仍然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学生本人厌学，笔者在调查中还未发现生活贫苦的家长在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苦了孩子”的。相反，倒是校方动员差生辍学，还允许其到时候回校参加毕业考试混取一张《初中毕业证书》或者《高中毕业证书》的做法较普遍，条件是学杂费照交（注13）。中学校中年年产生的这一大批差生作为人材资源的早期浪费，其对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带来的消极影响之大，是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的专家，多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如把发展教育作为增加居民消费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概念，但忽视了社会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即效率问题的研究，效率的计算方法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的乘积。现在对“教育资源”的定义是很片面的，只界定于国家教育机构所拥有的资源，而把家长在纳税（含纳费）之外投入的教育费用（包括正常的学杂费用、学校乱收多收费用、择校费用、家教费用、补习费用、为孩子读书送礼的费用及给子女教育方面的其它投入）未计算在内。在城市，多数家长这一笔投资数额远高于政府对中小学生教育经费的人均拨款数额（注14）。  

孩子在学校读书学习，结果越学越坏。造成这种尴尴局面的原因，根本在于我们中学里的校园文化也是一个良莠并杂的多元文化，校园文化俗称校风。校园中积极的文化观念和健康的行为作风与消极的文化观念和不良的行为作风两者同时对在校学生发生影响，其导向作用是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学校园既是‘摇篮’也是‘染缸’”，“孩子是在学校学坏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很容易受校园中各式各样的消极，不良的文化感染甚至违法犯罪意识的毒害，引诱。在校园内，学生也面对被谁改造的严峻问题。笔者作为中学教师也是先后培养过两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家长，发现普遍是坏学生改造了好学生，象滚雪球一样；反之，好学生改造了坏学生的例子罕见。产生这一问题的关键点，是学校中普遍缺乏一个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有效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文化氛围。例如重点中学，社会普遍以为其生源质量好，校风、班风肯定也好。其实未必然。重点中学每年招收的择校生中很多是差生，一、两个差生往往就会影响一批学生，差生多数都是在中途被“淘汰”出学校了的，同时还“带走”、改造了某些原属于正式录取的学生。校方并不会为流失了学生而内疚自责——因为招收择校生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圈钱”；让“学习成绩掉队的学生”退学，能减轻学校的工作负担。长期来，重点中学里，学生学坏了的也不少。  

文化课教育质量方面的低水平，低效率问题。初中毕业生中的差生，写作文还完全不如小学中年级的优生。重庆涪陵一名初中毕业后又读了一年职高的学生，竟然在历史考试时把“朱德”写成“猪德”，结合该生试券分析，不是故意调皮所为。数理化学科教育质量问题更大。象这类上了9年学接受了9年国家义务教育的初中毕业生，实际只是个半文盲，这约占初中毕业生中的8—10%；差生们很少或者根本不做作业，要么抄袭，这部分学生感到坐在课堂上就是沉重的负担。接受了9年学校教育直至初中毕业，仍未对学习产生多大的兴趣，仍未养成初步的学习习惯，仍未掌握较正确的学习方法的学生很普遍，特别在非重点中学中（注15）。沉重的课业负担只是对部分老实的学生而言，差生们还有人连课本文具都不带的。教育专家学者们学生时代大多是优生（他们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没有当差生的感性认识；工作又不在中学教书育人第一线，闭门造车设计出的一些教育理论往往和实际脱离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官员，不论自己是学的哪门专业，或者在教育科学领域里的专业学问的层次是高还是低，都可以对教育工作“运筹于帷幄”，“下车就伊始”。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还有研究物理的著名科学家发表文章，论证亩产粮食可以上万斤，为浮夸风火上加油（不知当时农业专家袁隆平是何想法）。  

B、学校教育工作质量立法，是规范和优化学校教育工作的整个过程和所有环节的需要。 粗放型模式在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具体表现为教师工作过程、环节和方法上的非理性；低水平和低效率。在行为特征上，教师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任意性和随意性非常大，合理与非理，科学与蛮干，自觉与盲目，循规与违规，合法与违法，细致与粗糙等事物的两极情况相混杂。还有懒惰。  
例如：（a）学校内部机构和工作人员职能错位。象学校保卫科的职能，本来主要是保护学生安全不受校外非法人、事侵害的，但事实上校方主要利用保卫科的牌子和人员代替教师的教育工作，“管理”学生。“违纪学生”往往由“保卫科”负责“修理”，甚至还发生校方保卫科打死无辜学生的犯罪事件（四川剑阁县师范校高中部/见《华西都市报》1999.11.29-30）。另一教师打死学生的最新案例见《中国青年报》2002.2.1）。象以罚代教的问题，至今不少学校的保卫科、个别班主任仍在校内公开对违纪学生搞罚款；体罚等问题仍很严重。还有个别保卫科人员威胁某些违纪学生，以达到让其送礼的目的。笔者曾经亲临某知名度很高的一所重点中学，在保卫科旁观了保卫干部（职员）“审理”批评一名初中生达一个上午（行课期间），错误只是某天午餐时，“偷”了别人的碗筷去打饭。该生只承认“偷”了这一次，但学生碗筷的丢失率非常高。  

（b）随意处分“违纪学生”的问题。《教育法》中规定学校有处分学生的权力，学生有申诉的权利，但仅仅两句原则性的句子。由于国家（含政府）未制定和颁布“中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使得学校方在处分“违纪学生”一事上随心所欲，“政出多门”。各个学校自行制定的条款和办法，尺度差异非常大。对某个具体的学生，在处分不处分，从轻从重，多由班主任教师主观量裁，情绪化倾向非常普遍。中学校处分“违纪学生”一事，从观念到程序至今都还是搞“人治”，轻错重处、重错轻处或者不处、还有搞“冤假错案”等；也无一个规范性的调查审查和让学生方申辩的程序；还有处分学生根本不通知家长的。社会法制建设搞了20多年，但直到现在，我们的中学校在处分学生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上还搞人治，人为地不惜损害学生人格尊严为代价，以达到一种维护师道尊严的技术效果；把处分一个“典型”当做教育“一大片”的手段（俗话叫杀鸡给猴看）。还把处分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的《排告》上墙、印成红头文件在学校大量散发（注16），须知教育行政部门处分教师也没有把文件贴上墙的。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的许多权利在学校内往往得不到保护——中学校园在一个方面成了法制的盲区。把学生推向对立面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最终导致其形成****心态。  

（c）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普遍较低。象普遍存在的课堂秩序混乱、学生不做作业或者作业马虎了事、迟到早退旷课、在校吸烟、打架、偷东西、谈情说爱、言谈举止不文明等许许多多问题的发生的直接原因，大都是由于教师们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不到位或者无法到位；方法上的简单，粗造，粗暴和陈旧。 教师中间，每个人的基本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质量差异太大；同一学校内，教师之间的人生价值观念和对工作的勤懒态度差异也很悬殊。象湖南一中学教师把“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漂亮媳妇”作为主题之一写进自编的《学生入学思想教育》教材并宣讲（注17），目的是为学生刻苦学习注入一种动力，真是用心良苦。从“作为”与“不作为”的角度来评判，其总比众多的成天不学无术、打牌赌博，放任学生自流的教师受家长欢迎。  

（d）现行的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在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上（包括书面条例和具体监督）的疏漏，至今仍然让极少数教师利用“个别辅导”一类机会，猥亵、奸污女学生（注18）。政府应制定教师教育工作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铲除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合法”机会。同时处罚负有失察责任的校长。  

(e)学校粗放型教育工作模式，往往以“不作为”；“难作为”或“无作为”一类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发现不了问题，发现了问题不解决问题或解决不了问题。正是这种学校教育和管理工作上的“不作为”和“难作为”模式，让部分学生逐渐变成差生，还让人难以找到学生（孩子）变差变坏这一问题中，校方应负的责任所在。“不作为”和“难作为”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学校官本位体制本身派生出来的。人们习惯于把学校教育和管理水平的低下归结为教师责任心问题，这是非常片面的。当事人（教师）主观上不负责任和客观上担负不起责任是两回事。现在是家长拿着钱也很难“买”到优良的学校教育质量，为此，家长在几年中为子女换几所中学读书的情况不少，虽然不惜交高额择校费，但多数没有好的结果。  

在物质产品（商品）生产行业，产品（商品）质量的提高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制订了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强制推行（同时还有企业间公平的市场竞争）。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中学教育行业，中学学校教育质量立法，可以使中学校及其从业人员（教职员工）的工作行为和过程环节科学化、规范化，达到强制推行和普及优质教育的目的。（其意义不亚于工业革命）  

2、学校教育质量立法可以推动学校官本位体制改革。  

（1）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是官本位体制的附生物。 所谓“粗放型”学校教育工作模式，是从工农业等生产部门经营管理模式概念中借用过来的一个词汇。
  
其在学校教育工作中，一是表现在观念上，校方与学生（含家长）方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被倒置为“官民关系”，这是对现代教育民主属性的一种异化。校方其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多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想家长所想，急家长所急。这是粗放型工作模式的观念基础。（实际上，使用“倒置”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关系本身是被倒置的，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仍是这种关系，只是变换了阶级属性而已。）  

二是表现在学校内部运作机制和工作作风上，所有官场作派在学校中都能看到，并早已形成了一种定式。如国家县以上政权结构通称“四大班子”。在中学校，各级（包括政府）负责人们把学校权利结构称作“三大班子”（即党政工）。连工会主席行政级别也定副校级，由上级指定候选人后交教职工选举。校长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会，叫“行政会议”。干部、职员叫“行政人员”，其工作叫“行政工作”。校长们还喜欢凡事发红头文件；喜好给自己头上戴上诸如：学校“精神文明办主任”、“综治办主任”、“爱卫会主任”等等编外的虚拟机构头衔（也有和上级党政部门机构设置接轨的意思）。指挥一个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本身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技术性工作，但一般而言，校长们更感兴趣的是学校的人事调入、调资晋级、评职、教师提干工作等；还有与财务收、支有关联的如基建、物品购置、招生及收费、校办企业等工作。对上述“行政工作”的兴趣和热情远远大于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研究、指挥和管理的兴趣。“权力寻租”在公办中学负责人的“公务活动”中普遍存在。总之，公办中学校长在岗位上扮演的仍然主要是行政官员的角色。所以说，官本位体制是粗放型工作模式的体制基础；粗放型工作模式是官本位体制的附生物。  

现行中学的官本位体制，当然是在一种观念指导下构建形成的，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是对旧的观念的变革。体制改革本身就包含了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阻力是可以想象的。  

（2）教育质量立法对学校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代先进的教育、心理学科学理论极其方法论体系犹如“毛”，学校体制犹如“皮”。前者是很难附着在中学现行的官本位体制这张皮上的。没有一场真正当代意义上的学校体制改革，中学学校教育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系统工程要想付诸中学学校教育工作实践中去，是不可能的。为说明问题，举一个例子：就是20年前安徽凤阳几十户农民分田到户搞单干，当年就吃饱饭，这一办法解决了困扰新中国近30年的粮荒问题。尽管前30年中，国家在农业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资源。但始终未能解决这个事关国计民生大事的头等社会问题。吃饭问题的重要性不在教育之后吧？“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的基本道理“园丁”们谁不懂？学校教育活动领域也有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置问题。以立法形式自上而下地规范学校教育工作质量和服务工作质量，将与来自广大家长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形成合力，推动学校官本位体制的改革，因为学校不改革体制，其工作质量就不能达到“教育质量法规”所强制规定的学校教育工作质量标准，在此背景下，不改革还行吗？教育质量立法及学校体制改革还会对社会其它行业的改革和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发生积极的影响。  

（3）教育质量立法可以促使学校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现行中学的官本位体制加上粗放型模式，根本就不可能做到“面向全体学生”。象本文前述的涪陵某农村中学，为了保住每年10名高考上线人数的硬指标（包括复读生考生在内），根本不考虑采取有效措施整体改善和提高学校低劣的教育工作质量和水平，以降低很高的学生“流失率”；提高很低的毕业合格率。每年用免学费，补助生活费等为“诱饵”，招徕几名高考升学有望的高三毕业的复读学生，以完成高考升学人数指标。所有学校都把“转变差生”作为教师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殊不知差生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大多是学校教育和管理工作的过程的质量发生了问题造成。这两个过程实质上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因一果。为何不去研究产生差生的原因；追究产生差生的责任？中学教师们作为一个社会知识群体（社会阶层），思想观念上的僵化，认识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工作上的因循守旧是很普遍的事。按照阶级论，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不论把教师划为“臭老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象革命文艺作品里的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这都是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思维方式。不敢正视和公开承认庞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品格高尚的人也有品格卑劣的人；既有人才也有庸才；既有好人也有坏人的实际状况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人提出要让中学教师学者化，即从“教书匠”到“教育家”的转变。其完成这一转变任务的方式，有“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两条路子可走，教育质量立法和体制改革这一条路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中学校的官本位体制作为一种校园文化（属于广义的校园文化范畴——相对于校风而言），不仅是如本文前面所述，只表现在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上；同时还被自觉不自觉地融汇贯穿到外部工作板块，即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去。例如“学生‘干部’”的“终身制”模式就是学校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折射”；象校长、教师给学生讲话时普遍使用的“官腔”语体、对一般家长的傲慢或者冷漠态度一类现象，也还是官本位体制下官僚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教育行业和学校内部管理工作中的腐败问题对教师们的思想，情绪发生影响后，也肯定在他们的教书育人的行为过程中以直接的或者扭曲变形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届届学生耳濡目染，直接造成社会公民整体的民主法制意识的薄弱、创新精神的缺乏。  

长期来，对学校工作的批评和投诉是社会舆论的一个热点，中学校本应该成为所在的区域（社区）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导向这一作用和功能的丧失，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出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放心不信任和无奈，现在已有个别知识分子家长开始尝试放弃子女的学校教育，转而选择家庭教育方式完成孩子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任务（注19）。  

综上所述，中学教育行业在社会的所有生产、服务行业中（如同意把其看成服务行业的话），是质量最糟糕的行业之一。学校教育的低质量，是整个社会资源中一项非常严重的巨大的浪费。（毛**称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因此，由国家制定“中学学校教育质量法规”非常必要。既给学校一个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达标的标准，也给予社会一个具体的评价和监督学校工作的标准。也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所必需的。  

  
三、检讨，评价学校教育工作时先贴“政治标签”，再划分是与非、功与过之间的比例（如功与过“七三开”），对这种评价模式本身也是该检讨的时候了。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习惯于以一个口号，一个概念来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存在的本身就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作概括，下判断，做结论。现在在中（小）学学校教育问题上，把板子都打在“应试教育”的“屁股”上，掩盖“应试教育”这块幕布后面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注20），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违背科学精神。  

还有教育评价的主体问题。现行的教育评价主客体双方实际上是一方，政府既是办学人又是评价人，自拉自唱在所难免，评价过程多流于形式，判断结论的客观公正占多少分？现在多批判并呼吁改革教育评价标准，是否忽略了这一评价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本文所阐述的关于中学学校教育改革的两大论题及相关的各个论点或者分论点，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系统，其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对相关问题性质的划分和材料的归类上，多有交叉。内容结构的安排也多从便于表达观点、展开论点、强调重点等技术性方面考虑。笔者也力求从多角度和多层面探讨，剖析问题。中学学校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的核心在于官本位体制的改革，这具有引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  
【本文重在策论，希望另有机会和同行们重点从理念上讨论中学学校教育改革这一课题。】  
（1999年底—2001年11月4日，后至2002年11月又有修订）  

注释:  
（1）用钱买校长职位的案例见《文摘周报》（四川日报报业集团）2002-10-14《“官帽批发”大揭底》（据《齐鲁晚报》）：据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称，在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受贿案中，向杜行贿买官的近百人中，就有该县公办中学的一名副校长，给杜行贿一万元，杜即把他提拔为校长（正科级）。  
（2）电白县法院已于2001年6月6日对该县2000年高考舞弊案中的6名人员作出一审判决：原电白县教育局副局长陈作达等6人有罪，并分别判处有期徒刑（见《中国青年报》2001/6/7/1版）。  
另一疑犯，原电白县教育局局长、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陈建明，因涉嫌玩忽职守、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3项罪名，2001年8月24日在电白县法院出庭受审。陈建明今年49岁，电白县人，研究生学历。去年电白高考舞弊案案发时，陈任2000年电白县高考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据查明，至2000年7月止，陈建明共拥有银行存款512．2万元、集资款2万元和造价18．9万元的楼房一幢，财产总值533．1万元，其中有112．9万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检察机关起诉称：2000年电白高考前夕，陈建明在收到群众举报有考生准备在高考中利用传呼机接收答案进行作弊的信件后，未引起重视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反指群众告其“黑状”，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查对举报信的笔迹，追查举报人，使电白高考工作重心发生严重偏差。起诉书还指陈建明与人合谋伪造借据私分利息、私挪公款集资分息，并收受教材“回扣费”共23万元等（《长江日报》8月26日）——据新华网2001.08.26消息。  
关于湖南禾嘉和隆回两县2000年高考舞弊问题，《中国青年报》2001/6/25/1版又有报道。  
（3）关于师德师风方面的严重问题如：  
重庆地区很多中小学校内教师赌博成风已经多年，校长和教师一起赌也不少见。还发生一中学优秀教师为还10万元赌债而绑架小学生向家长勒索赎金的案件（注释21）。某校工会组织活动大都是搞打麻将赌博，还被上报“全总”评为“先进基层工会组织”。  
在四川省广汉市，还发生了校长挪用40万公款赌博，致使1700名学生无钱买书的案子：“黄昌模，现年38岁，原系广汉市金轮镇中心小学校长，曾兼任金轮镇教委常务副主任。挪用40万公款赌博，致使1700名学生无钱买书,元旦前夕被四川广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从浙江押解回广汉。（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2年1月24日13:50/中国新闻网 2002年1月24日）。  
在山东荷泽，一教育学院院长吃喝欠帐竟达80多万元：“山东省荷泽市教育学院院长李锡林吃喝欠帐竟达80多万（还不计该院报销入账的40多万元）。同时，这所学校经费十分紧张，学生没有食堂，班主任津贴费多年未发，图书馆多年没进一本新书。但此前，李已经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据一位有关负责人提供，仅2000年，采写李锡林和教育学院的通讯、报告文学等，用于宣传费的支出达28万多元。在《东方讯报》、《大众日报》等多家报纸的广告版上，赫然登着李锡林与菏泽教育学院的先进事迹。（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2年1月21日08:17/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21日/。  
在重庆一些贫困山区，单设初中每年招待费也在万元以上；城内中学一年公款招待费有上10万元的。日常工作中几乎找不到不搞弄虚作假的事情。  
（4）A、关于教师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礼品的例子：期末考试刚一结束，安徽六安市一知名学校三年级女学生，哭闹着叫父母准备礼品给老师送去。该女生学习成绩优秀，各项表现也不错，但家庭生活困难，疏忽了对老师的“表示”，这使班主任的“照顾”也离这名学生遥不可及。据此间江淮晨报报道，在六安市的许多中小学校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个别老师以学生家长职业、地位或节日“进贡”多少的标准，对学生或褒或贬，而不是一视同仁，这使学生感到十分苦恼。据了解，为了达到一己私利，一些老师甚至拿“学生官”、“三好学生”做人情交易要好处。为了孩子在学校得到老师的宠爱，家长们绞尽脑汁，从几十元的生活日用品到几百元的酒席，以各种名目、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敬意”。(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2年1月29日14:05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2年1月29日 )  
B、福建莆田教师绑架学生勒索家长的犯罪案件，见《中国青年报》2001年6月15日7版。  
（5）在重庆涪陵区有该种情况。甚至于学校工会主席“下课”后还保留原职级待遇。  
（6）湖南岳阳把一所公办中学卖给私人，见《中国青年报》2001年1月17日《岳阳君山：部分中小学“公转民”》。在浙江省，也有把公办中学卖给私人的。  
（新华社北京2002年2月27日电（记者吴晶）记者今天获悉，中国教育部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不得将公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以出售、拍卖等方式进行转让。已经转让并造成公有资产流失、减损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人民网 >> 科教 >> 教育动态 2002年2月27日17:56）  
（7）在安徽省肥东县，还发生教委主任（丈夫）为妻编造假文凭，文盲村妇（妻子）竟当“高级教师”的案例。据《中国妇女报》报道，安徽省肥东县一文盲村妇竟成为小学高级教师。农妇周玉芳曾在肥东县撮镇马桥小学当过勤杂工，其夫吴世俊利用担任撮镇教委主任的职权，编造假档案，搞假文凭，把周玉芳转为公办教师，并评上小学高级教师。有关部门日前查处了这一造假丑闻（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1年10月26日09:22）。  
在山东省枣庄市，还发生记者和教师联手揭发教委主任腐败，记者竟被劳教，教师受“停职检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的事。“据了解，仅1997年到1998年两年时间，枣庄市薛城区原教委主任种法振利用教委主任的职权，擅自将其女婿、妹夫、姑夫等亲属以及各种关系人的亲属近50人安排进教育系统，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总务主任、财会出纳等职。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由于种法振安排大批文盲进入教育系统，使教职工队伍人满为患，如一个学校的图书室只有两千多套书籍，管理员却多达8人，还有一个学校的财会人员竟多达4个。（人民网 >> 科教 2002年1月18日10:34/ 《法制日报》 2002年1月18日/ ）  
（8）关于教师强迫学生用小刀刮脸的事：2000年12月27日下午，安徽淮南市淮南矿业集团新庄孜矿第三小学,在会议室举办演讲比赛时，石雅云等许多学生围在门外观看，因为拥挤，部分学生被挤入会场。次日上午，班主任李蕴英指责在会议室外围观的同学“脸皮太厚”。当日下午第二节课，在李蕴英的监督下，石雅云等9名学生被迫站到讲台上，用小刀刮自己的脸，直至面部损伤出血。日前，淮南市中级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李蕴英在全校范围内向石雅云等6名学生（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矿三小赔偿6名原告精神抚慰金每人3000元。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1年12月26日02:57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2001年12月26日第二版)  
（9）浙江长兴县教委已实行给上私立学校小学、初中的学生发“教育券”，私立学校凭此券向教委领取政府教育经费。（《中国青年报》2001年5月21日5版）。  
（10）重点中学不仅仅歧视排斥差生，在搞徇私舞弊，违纪违法的事上同样普遍。2001年7月10日、11日、12日的《中国青年报》连续报道了山东曹县一中（重点中学）为了大幅度提高高考升学率，放纵替考、代考及让高二学生报考等违纪舞弊问题及查处情况；替考成风，多有教师参与组织。还有买卖录取通知书的。同月28日该报还报道了哈尔滨十一中（重点中学）中考，该校一负责人向考生递答案的舞弊事件。  
（11）杀父母、老师，见之于报端的案例很多，如浙江金华徐力轼母案；其它案子可见《中国青年报》2001年5月29日、12月29日；重庆《涪陵日报》2001年6月6日；《重庆法制报》2000年3月21日等。  
校园吸毒案例：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1年10月9日“校园毒针案”： 陈晓清曾是广州市广园中学的学生，1999年9月21日上午，当时上初三的他和同学梁某在校园内被同年级的赵勇叫住。赵勇称他中午可买到毒品，问陈晓清和梁某是否尝试注射。  
当天下午第一节课快上课时，陈晓清和梁某在操场边又被赵勇叫住了。 赵勇说：我带了那些东西（海洛因）回来，你要不要试一下。”虽然深知毒品的危害，但是在赵勇的带领下，他们四个人还是来到了学校操场边一个比较隐蔽的平台。赵勇便拿出了一支注射器和一包白色的粉末。他说这些海洛因是中午花了200多元钱才买到的。赵勇将海洛因渗进针管里，便催促他们二人尝试注射。为了达到让陈晓清和梁某尝试毒品的目的，赵勇还给旁边另一位同学注射了一支海洛因给他们做示范。那位同学注射完后不久便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赵勇叫梁某抓住陈晓清的手，然后用腿按住陈晓清的大腿就给陈打针了。  
学校的上课铃声响了。陈晓清注射完毒品后，竟然晕了过去。这下梁某和赵勇慌了，闻讯赶来的校医和老师立即将陈晓清送往医院。经过10多分钟的抢救陈晓清才苏醒过来。事后，经当地派出所调查赵勇已经有了1年多的吸毒经历。而陈晓清在医院继续治疗一个礼拜后才出院，此后他的身体便十分虚弱。  
陈晓清的母亲至今难以接受这个现实。2000年6月，陈晓清以学校监护不利以至于自己被强迫注射毒品为由，将广园中学、赵勇及其父母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后续医疗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30万元。  
（12）以重庆市为例，中等职业学校中的中专和技校多年来都是高收费，年收费标准甚至高于重庆主城区内的高校收费标准（并轨后的标准）。某中职学校（2年制）竟收学杂费共计近8，000元/每生，还不计生活费用，给宣传招生的“托儿们”回扣是500元——1，000元/每生，就读的全是贫困的农家子弟，而该市涪陵区2000年农村人平均收入为1，850元。中职毕业生在人才交流中心根本无人问津，学校在学生毕业时为学生联系打工，普遍还要另收“推荐费”，最高的上1，000元；学校在招生时普遍以包安排就业相欺骗。普通教育，重点中学中的择校生，虽然交了高额学费，但未读毕业就被校方以各种借口赶出学校的也很普遍，费用不退。  
（13）根据涪陵区山窝乡初级中学2000级毕业生王敏、垫江县鹤游乡初级中学2000级毕业生周桂红等人的书面材料。  
（14）A、成都人投资子女教育户均9千：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等最近对31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我国大城市，每户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去年已达5900元，而成都人户均支出更高达8953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调查同时显示，31个大城市家庭中仅子女择校支出就大于成ren教育支出。发布时间：2002年02月23日 11:18 —“ 四川在线（虎新闻→文化教育）”。而国家1988年财政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拨款，小学为528.76元/生均；初中753.89元/生均；高中1527.07元/生均.  
B、根据《全国基础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00年初中生均事业费预算内支出为679.81元，初中生均公用经费预算内支出为74.08元，两项合计753.89元。  
（15）作者保存有涪陵区某职业高中一年级某班全班学生期末考试历史、语文等学科的试卷，可以反映其在初中阶段的教学质量低劣的状况。  
（16）中学校处分学生至今仍然实行人治，笔者有论文《从处分“违纪学生”不举行听证会，看中学校园里的法制盲区》（《法制日报》摘要发表2000/03/02/）；把处分学生的文件贴上墙的做法很普遍。可参见笔者《龙凤榜》（《涪陵日报》1999/11/07/）  
（17）见2001年4月3日、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18）A、教师借口补课蹂躏数十幼女，学校负有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的责任。今年1月19日中午，通州区永顺小学49岁的数学老师陈友海，因涉嫌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数十名幼女进行猥亵而被通州警方拘捕。从1999年开始，陈友海经常在上课时间把女生单独叫出去，拉到学校小卖部旁的一间小黑屋里对孩子进行猥亵。而当女生回来时，女学生都会向同学偷偷地打大家都知道的手势。如伸出手做抓捏的动作，那就是被猥亵了，手握成拳头状就表示没有得逞。曾经还出现过男生偷看的情况，陈友海发现后，打开门便对偷看的男生拳打脚踢。  
通州区教委办公室的胡主任表示，学校负有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的责任。据了解，通州区检察院近期将对陈友海提起公诉。《京华时报》(2002年3月13日第3版)—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2年3月13日10:55  
B、（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2月17日08:26 -〈北京青年报〉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奸淫8名女学生及一名学生家长，猥亵幼女27人次的教师陈兆忠被执行死刑。1995年秋至2001年4月间，陈兆忠在担任莱西市夏格庄镇程家庄小学及莱西市夏格庄镇西夏格庄村小学教师期间，先后在小学图书室、办公室、教室、值班室及校外村中、自己家中等处，奸淫8名女学生，强奸一名学生家长，共计作案11次。1997年至2001年4月期间，陈兆忠还对13名幼女实施猥亵，猥亵幼女达27人次。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陈兆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陈兆忠不服，提出上诉。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已被执行。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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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中国青年报》文章介绍，该家长是心理学研究生学历，对孩子所读初中学校的教育质量状况差非常不满，被迫采取的办法。  
(20)如不少人把学校在节假日补课、在平常增加课时数（包括增加学生自习课）看作是单纯的“应试教育”行为，而不知其后面掩藏的个人利益：有业内人士指出，学校巧立名目补课，最主要的“驱动力”是能迅速增加学校和教师的额外收入。在一些学校，外语、数学等主干课程教师的月收入早已高达四五千元，教师们像演员走穴一样在好几个地方补课。但补课的负面效应却是多方面的。许多教师因为补课分散了太多精力，无法尽心完成本职教学任务，在一些学校，教师补课的课时量已超过了平时正规教学课时量，却依然乐此不疲；许多学生反映，一些老师在补课时效果明显比平时上课时好，教的内容也多些，让人很奇怪。一位专家指出，恶性延长教学时间的补课，除了制造学习的紧张气氛，对孩子们身心健康的影响外，更主要的危害还有对“懒汉”教师的保护。对教育行业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如何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率，一直是教改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对于尽职尽责的教师来说，只要认真备课，在国家规定的学时内完成教学任务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精力分散、整天忙于其他事务，备课功夫不到、业务钻研不深的教师来说，补课正好是遮掩其正常课堂教学效率低下的最好手段。尽管许多家长、特别是农村家长对补课收费一掏几百元感觉压力很大，但拗不过学校，也有的怕稍有不从得罪了老师，会让孩子“穿小鞋”。一些家长向记者透露，看到几个孩子在一起盘算着“某某老师这一节课又可以挣多少钱”的时候，内心很复杂，很困惑，真不知跟孩子说什么好！(人民网 >> 科教 >> 校园内外 2002年1月29日08:38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2年1月29日  
注释21：中青在线2003-01-16  
http://www.cyol.net/news/gb/news/2003-01/16/content_598385.htm  
重庆一优秀教师绑架学生勒索10万还赌债2003年01月16日 09:21  
本报讯 赌博毁了一个好教师。綦江县一名中学教师为还赌债竟绑架小学生，被警方捉获。1月9日下午6时许，綦江某中学41岁教师张某下班后，到陵园小学骗走年仅6岁的一年级学生俞波(化名)。张某把俞波带到招待所房间，用事先准备的安眠药骗俞波服下，向俞波家长打电话，勒索赎金10万元。綦江警方立即调集西城派出所和县刑警大队全城搜捕。10时30分左右，警方将正和家长讨价还价的张某抓获，并解救出仍在昏迷中的俞波。张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记者获悉，张某在校表现不错，是年级政治组长，但喜欢打麻将。警方透露，张某曾在几次抓赌行动中翻窗逃脱，欠赌债好几万元。因债主上门逼债，张某狗急跳墙，竟用绑架熟人小孩的方式勒索10万元来还债。据悉，张某已被刑拘。(记者许泉 牟勇) 原载重庆晚报  
  
说明： 压缩稿（12000字）发表于西南师大《西南教育论丛》2002年第三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8月9日